爷爷郭松龄与张学良的交往
□ 郭泰来
郭松龄将军戎装照
2001年的10月15日，在万里之遥的檀香山，度过101个春秋、饱经岁月沧桑的张学良默然故去。这个消息使我陷入无限的深思。张学良这个名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曾无数次地被人们提起，因为他总是和“震惊中外”这四个字紧紧地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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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他和吴天成之间心照不宣地开始“游戏”，他们互相称对方老林，“老林”一开口，这边就一声不吭地听着，有一次，吴天成老林老林地叫着，许振平就把电话搁在阳台扶手上，替小涵浇起花来。小涵晚上应酬去了。几分钟以后只管收起电话就行。吴天成不一样，吴天成在电话里就嘎嘎地坏笑。
在怀念之时，我的思绪回到了2001年8月26日，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我终于实现我家三代人的夙愿，在檀香山见到了久仰的张学良老人，并合影留念。这很有可能就是张学良生前与大陆来人的最后合影。
我的爷爷郭松龄，字茂宸，比张学良大十八岁，是张学良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老师。大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在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仍认为郭松龄是“影响我一生”的几个人之一。
林长民是福建闽侯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民国耆宿，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众两院秘书长，由于痛恨军阀混战，毅然参加了反奉战争。他的长女林徽因当时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得知父亲遇难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执意要立即回国，经梁启超先生苦苦劝说才留下继续学业。
爷爷奶奶殉难后，全国各地民众和中国留日学生曾先后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示哀悼，李大钊主办的《政治生活》杂志亦发表纪念文章，称颂爷爷是“反奉战争亦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一名勇敢战士”。1926年1月27日，北京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大会。公园门前树立起了素彩牌楼，横写“北京国民追悼郭松龄将军大会”，左右书“扩大反奉战线，继续抗日精神”的长幅。追悼会场在社稷坛大殿外，灵台正中安放着我爷爷的遗像，两旁高悬各界挽联一千余幅。大会主席原定由李大钊担任，他因病未能到会，改由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徐谦任临时主席主持大会。宣读祭文后，各界代表纷纷登台讲话，大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会后，组织了游行示威，并散发了十万份《告国民书》。此后，张学良在给友人的信中以哀惋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张学良就感叹道：“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七七事变后，冯玉祥在泰山修建了“五贤祠”，他在爷爷的碑文上写道：“郭松龄将军为吾辈军人树立了楷模，为举国抗日播下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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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由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底，张作霖建立东三省巡阅使署，调张作相组建卫队旅并担任旅长，任命张学良为卫队旅营长。1919年1月，张学良离开卫队旅，入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我爷爷于讲武堂开学之时，调到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因教学关系与张学良结识以后，志同道合，情同骨肉。张学良很钦佩爷爷的为人和作风，而爷爷因他是一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所以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改造奉军之夙愿。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爷爷于1918年秋重返奉天，他“见张氏之不仁，始有改革奉天之志”。于是，爷爷决定参加奉军，以谋取兵权，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倒戈反张，改革东北政治。
1925年11月23日，我爷爷召开军事会议，将所部改编为“东北国民军”，号称精兵十万，向关外开进，并通电奉军各部，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总司令。要让张学良反对自己的父亲，他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他一度十分苦恼，几乎要投海自杀。东北国民军的节节胜利使日本方面惶恐不安，为了维护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派出了谈判代表向爷爷提出，只要能满足日方的条件，听从日本的命令，日本就支持他取代张作霖，否则就要进行武力干涉。爷爷拍案痛斥日方代表，来人自知无望，怏怏而归。由于日本的出兵干涉，东北国民军三面受敌。12月24日上午，爷爷率卫队二百余人突围出走，他的幕僚长林长民则中流弹身亡。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一所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军校。教官多聘请北京陆大、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担任。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教官中多有逢迎纵容者，但唯有担任战术教官的爷爷对他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贷。张学良也很自爱，不以身份特殊而自异于同学侪辈，很受师友们的器重。张学良以学习炮兵为志愿，进入炮兵科学习。爷爷教授战术课程，由于炮兵的“射击原理”比较高深，非具有高中以上的数学、物理知识不易掌握。为此，爷爷除给张学良讲授战术课程外，还就炮兵的基础理论、操作方面的知识，予以辅导。张学良在军事训练课程及野外演习等科目中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一次，爷爷率张学良等赴开原、铁岭一带参观日本关东军的“实兵演习”，时值隆冬，地冻天寒，住在野外，张学良仅以一毯度此寒夜。爷爷感叹：“其忍苦耐劳的精神和其抱负之雄壮，实系大有可为。”
爷爷不仅要求张学良要学好学术各科课程，而且非常关心他在政治上的成长。并经过对张学良仔细观察，认为他虽然生长在大军阀家庭，但他的思想与其父张作霖截然不同。在爷爷的心目中，张学良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进取心的青年，很有培养前途，将来他若能承袭乃父的地位，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实现改造东三省之初衷，故“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矣”。1920年春，张学良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接任张作相兼任的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职务。张学良以二十岁少龄统带一旅，自感担子太重，同时他想改革旧军队，便倚重郭松龄，遂向乃父请求将爷爷调到他的身边担任军职，辅佐他治军。张作霖答应了他的请求，委任我爷爷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军中要务张学良多委托爷爷去办，对爷爷言听计从，连长的任命多由爷爷自行裁定，营长由爷爷与张学良商量后任命。张经常向人表示：“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爷爷身为奉军的高级将领，曾数次参与军阀混战，目睹兵连祸结，痛感“内战不可延长，战祸不可久结”。第一次直奉战后，即上书张作霖，恳请“罢兵息争，保境安民；闭关图治，改良内政；移兵开垦，巩固国防；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但是，渴望不断扩大自己地盘和实力，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目标的张作霖对此根本不予采纳。
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方胜利而告终，张作霖挥师大举入关，直下江南，进占蚌埠、南京、上海等地。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极力镇压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民众的游行、集会出版等自由被剥夺，工会等群众团体被取缔。中共的机关报《向导》曾载文，认定：“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军阀，也是第一反动军阀。”在中共领导下，从京、沪开始的反奉运动，迅速扩展到南京、开封、长沙、汉口及全国各地。李大钊以国共两党北方区负责人的身份，委派干部与爷爷秘密联系，策动他倒戈反奉。受国共合作的感召和民众力量的推动，为了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除战祸，爷爷和冯玉祥二人订立密约，共同反奉。
当天下午，爷爷和奶奶在途中被捕。张学良接到总司令部卫队团长高金山打给他的电报，说是要奉命前去押解郭氏夫妇。张学良马上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给高金山发电报，让高将郭氏夫妇解往他的军团司令部。张学良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要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还没等电报发出，高即来电说：“走到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学良看完电报后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奉军总司令部将郭松龄夫妇遗体照片送各部传示，当印刷品送到张学良面前，他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实不忍见此惨状。
液相色谱技术。高效液相色谱法主要用于检测挥发性差、极性和热不稳定的农药，有机磷农药常用的检测器是紫外吸收检测器。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常规的残留分析检测手段，成为定性及定量分析最得力的工具。Matt Hengel.P.Lee利用气相色谱、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仪和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仪检测空气中多种农药残留[10]。酶抑制法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对部分农残的速测技术，它适用于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免疫分析被列为世纪年代优先研究、开发和利用的农残分析技术，目前最常用的免疫分析法是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郭松龄之妻韩淑秀女士
爷爷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他目睹了日俄战争中侵略者残酷迫害东北人民的暴行，毅然选择了从军救国的道路。1906年，随朱庆澜驻防成都，经方声涛、叶荃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参与新军起义，后辞去军职潜回奉天（今沈阳市），设立秘密机关于奉天韩淑秀（郭松龄夫人）家中，策划发动武装起事，不料事发，被张作霖逮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在建立民国后才获得自由。1917年，爷爷只身南下，投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曾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韶关讲武堂教官等职。他在晋谒孙中山先生时表示：“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中山先生对他的见解十分赞许。
“双向择岗”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显示一个站(办)所的人心向背。一般来说，等量资源、同等条件下人员变动率低的部门应当更为融洽、更能拧成一股绳。除党政办、党建站变动率比较高之外，爱卫办、民政所、卫生执法所(按之前的卫计所数据统计)人员变动率均高于30%，表明这些部门内部人员还不够团结，凝聚力和吸引力不足。
常州的竹炉山房位居41处被写仿的江南景观榜首，西苑北海北岸、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盘山静寄山庄、清漪园、避暑山庄和紫禁城建福宫等7座皇家园林对其进行了仿建。清漪园的清可轩、玉泉山静明园的竹炉山房、香山静宜园的竹炉精舍和避暑山庄千尺雪的茶舍均建于乾隆十六年，盘山静寄山庄千尺雪的茶舍建于乾隆十七年春，或于室内置有竹茶炉，或名称源自竹炉山房。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在《汲惠泉烹竹炉歌叠旧作韵》诗中还写道，“玉泉山房颇仿效，以彼近恒此远灌。”⑯
驻防天津的郭松龄所部
反奉的事态平息以后，张学良来到爷爷的家中，给我年迈的曾祖父母跪下，流着泪哽咽着说：“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郭大哥。”曾祖父母共有三子：郭松龄、郭任生、郭大鸣。郭松龄曾经有一个小女儿，但不幸因病夭折了。张学良看到郭松龄一世英名，却身后乏嗣，就和我家商量，并亲自主持将郭任生六岁的长子郭鸿志（我的父亲）过继给了郭松龄。
后来，我父亲几经辗转，来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在校期间秘密地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父亲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解放后，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加入了民革，并一直在民革北京市委机关工作。多年来，父亲一直千方百计地想和张学良取得联系，但由于张学良长期在台湾被幽禁，始终没能联系上，这个愿望直到父亲1990年因病去世，最终还是没能实现。但父亲的临终意愿我一直牢记在心，那就是在张学良90寿辰的时候，父亲想送他一面铜镜，即取“镜可鉴人”的寓意。因此，我于1993年买了一面铜镜，一直存放在家中。我想，总会有机会能见到张学良的，到时候我就要将父亲的这份心意转达给他。
2001年8月，我因一项商务活动去了美国，会客时与大家谈到了我家与张学良的这段历史渊源。夏威夷当地华侨组织负责人十分热心，26日恰逢星期日，他就带着我直奔张学良常做礼拜的教堂。然而，我们却扑了个空，教堂里并没有张学良的身影。据张学良的教友们说，原来经常可以见到张学良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教堂，一处是张学良夫妇俩经常去散步的海边。但自从赵四小姐去世后，张学良的身体与精神状况下降得厉害，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教堂做礼拜了，平时基本上也不见客。在不少热心人的指点与帮助下，我终于在一家养老院里见到了张学良。
从天津开拔的郭松龄所部
2001年8月26日，作者与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合影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看到张学良正坐在轮椅上打点滴。当时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一方面我希望他非常清醒，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担心，因为张学良是个性情中人，万一他激动起来，影响了他的健康，我不就该后悔死了吗?我轻步走上前，趴在张学良的右耳朵边说道：“我是郭松龄的孙子，向您问好，代表我们全家向您问好，祝您身体健康!”站在一旁的大夫提醒我说：他的右耳朵不行。我赶紧又换到张学良的左边，重复说了一遍。张学良没说话，但是点了点头。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没有交谈，但我觉得他是清醒的。或许只是我的感觉，但我看到他的眼神在闪动。他那时候的精神状态给人的感觉还是很精神，很安详。拍完照后告辞的时候，我对他说：下一次我还来看您……
可谁能想到，这一面竟是诀别。直到现在，那面铜镜依然存在家中，我非常后悔那次去美国没有带上铜镜，没有实现父亲的遗愿。
当张学良病重住院时，我正在福州开会，美国朋友打来电话告诉这个消息，我委托朋友替我送一只花篮。接着，新闻里又报道说，张学良拔掉氧气管后精神有所好转，我母亲和我通电话时就很担心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后来，就接到张学良逝世的消息。说实话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因为我去见他的时候，虽然知道他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但看他的精神状态总觉得应该还能再活好几年，没想到……也许，我就是从祖国大陆去探望他的人中的最后一批了。张学良的葬礼于2001年10月23日在檀香山的博思威克殡仪馆举行，此后举行了公祭活动。
由于多种原因，我还是没能赶到檀香山去参加葬礼仪式，但我和美国的友人约好，我同时在大洋的这一端，在张学良魂牵梦萦的土地上，开始悼念的仪式。由于北京和檀香山的时差大，檀香山是上午，北京已经是晚上了。我在窗前点燃了一根蜡烛，遥望星空，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摘自《老照片》第9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