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疾病观与长安城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长安城论文,疾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有关唐代城市演变的研究中，应以陈寅恪所倡导之“了解之同情”为手段，充分顾及唐人思维模式的影响力。唐人有什么样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对他们的建筑规划有怎样的影响？以往与此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以宅经为载体的风水思想的研究之上，唐人疾病观的影响力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疾病观，这其中包括对于疾病的认识以及一系列避疾观念，除了医学本身之外，还涉及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等各个方面。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将看到，唐人疾病观是如何影响唐代城市选址、布局的，唐长安城是如何在礼仪功能与居住功能之间摇摆的，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管窥当时社会思维模式之一斑。
隋唐长安城的建制规划历来被视为古代城市规划的经典，但是长安城的布局并非毫无瑕疵，尤其在偏重礼制的情况下，长安城的适居性一定程度上遭到忽视，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又对这种偏失加以修正，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出当时人思维模式的特点。
中国的都城一般来讲同时具备居住、防御、礼制功能，不过在隋唐以前，“礼制功能”并不是城市布局首先考虑的要素，其影响仅仅体现在某些礼制建筑的设置上，例如宗庙、明堂、辟雍、灵台等等。城市建设主要考虑到的还是居住和防御功能，因此布局多因地制宜，不追求整齐划一，《管子·乘马篇》：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周礼·考工记》所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① 的城市形态只是一个礼制上的理想而已。无论是战国各国都城还是秦代咸阳城、西汉长安城都没有体现出这种理想化的整齐布局，相反，秦咸阳城与西汉长安都是宫殿坊里相参，布局较为混乱，设计者可能考虑得更多的是宫殿建筑个体选址的恰当，而非整个城市的整齐划一。那种凸现皇权，以宫城、皇城为中轴线、附会礼制、整齐划一的形态的出现是稍晚的事情，那波利贞《支那首都計晝史上より考察しなゐ唐の長安城》②、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礼仪附都城建筑》均指出邺城形制是后世都城布局的滥觞，近年来牛润珍根据日渐丰富的考古资料对这种建筑布局进行了详尽描述：“（东汉洛阳城制）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邺城“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③。邺城开辟了中国都城布局注重礼制的先河。隋代大兴城的设计延续了礼制功能日益强化的发展道路，城市基本呈严整的长方体，宫城、皇城位于中轴线上，居民区分割为棋盘状，而且根据其地理特点作了礼制上的进一步发挥：
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门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④
可以说，礼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宇文恺等设计师的头脑。这种布局使得首都具备了“顺天应人”的恢宏气度，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适居性的缺失，尤其是六条高坡的存在，使得这个问题在宫廷和居民坊中都有体现，城市布局和人口分布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要理解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首先需要谈一谈唐人观念中疾病与建筑和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
古代有关房屋功能的认识原本是比较朴素的，《左传》：“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⑤《管子·法法篇》：“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⑥《荀子·富国篇》：“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汉代《淮南鸿烈》卷九《主术训》：“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⑦ 这里涉及的“燥湿寒暑”应该是很单纯的对气候物理特性的描述，但是自从汉代《黄帝内经》确立“六淫”理论之后，“燥湿寒暑”就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内经》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本为自然界之六气，但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化为致病的“六淫”，“一是气候的变化与其相应季节的不同步变更，即所谓反季节气候，也称之为‘有其时，非其气’；二是气候的变化虽然与相应季节的变更同步，但其变化太剧烈，超过患病人体的适应能力；三是因患病人体的适应能力因某种因素的影响而降低，即或气候的变化是正常的也会引起发病。《内经》将这种‘六气’演变成为致病的‘六淫’邪气的规律概括为‘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⑧。
自《内经》时代以来，风、寒、暑、湿、燥、火被称为“六淫”，是一种抽象的外感病因的描述，但是在古人思维中没有将它们与自然界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加以区别。这样，原本含义单纯的“阖庐以辟燥湿寒暑”就会被赋以新的内容，这是语言演变过程中常见的含义转换。有关“六淫”的问题，全面探讨为篇幅所不允许，本文所关注的是古人对于“卑湿”的恐惧。这种意念直接影响到了古代城市建设布局和建筑个体。
现根据《素问》将五行、方位、脏腑、气候、季节等匹配关系列简表如表1：
可以看出来，医学理论中有关地理的描述与现实地理状况有一些差异，这是因为五行、地理方位、脏腑、季节、色、性等要互相匹配，为了理论构架的完整，往往要做出一些“调整”，例如四时与五脏不配，则在春、夏、秋、冬之外另造出一个“长夏”，同样的，五脏匹配五方（东、西、南、北、中央）时的描述也与现实状况有所差异，“湿”的问题就是这样，《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⑨
《内经》所说的东西南北中与地理学意义上的东西南北中是一致的⑩，按《内经》成书年代，所谓“中央”一词涵盖区域大约不出黄河中游。以这一带为“湿”，显然与中国地理环境实际状况是有差异的，也与古人地理观念不符，《尚书·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厥土涂泥”，《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江南卑湿”(11)，《汉书》卷六四《严助传》云“南方暑湿”(12)，均以南方为潮湿之地，但是医学理论与此不同，因为在五行思想框架中南方属火属热，不能属湿。上揭《异法方宜论篇》强调了南方环境之“下”，又云“雾露之所聚”，仅仅是暗含着“卑湿”的描述而已，《内经》理论认为，中央属脾，而脾脏属土，土性润，故以中央为“湿”，这与“长夏”一样是为了保障五行理论完整性而做出的“调整”，自然会与现实有一定差异。
唐代孙思邈已经开始将这种医理描述与现实加以区别，《备急千金要方》卷一《治病略例》云：“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里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里闭塞，用药重复。”(13) 这里将暑湿归于南方，将关中、河北描述为“土地刚燥”，无疑更接近现实。但是，北方地区的唐人却总是怀有对卑湿环境的忧虑。造成这种“现实”与“疾病观”差异的原因究竟何在？笔者推测大约有二：
一、《内经》等医书有关“中央属湿”的描述对于社会疾病观念影响深远，医学理论并没有将六淫之“风、寒、暑、湿、燥、火”与现实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加以区别，那么普通民众更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尽管孙思邈对于“中央属湿”已经有部分修正，但是“中央属湿”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轻易不可动摇。笔者曾经指出，受到时代局限性影响，孙思邈、王焘等人的著作和学说在唐代民间的影响力比较有限，某种程度上还比不上先唐医学著作(14)。应该说当时对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内经》的理论体系，时人“中央生湿”的观念依旧稳固。
二、现实生活中与“湿”密切相关的疾病的影响。指的是疟疾和其他与潮湿环境有关的疾病。疟疾是先秦至汉唐影响最大的疾病之一，它由疟原虫经按蚊叮咬传播，分为恶性疟疾、间日疟、三日疟等，有较高的死亡率。该病在中国由来已久，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指出：“疟疾是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流行病之一……该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最大，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15) 东汉末期疫气流行，其状惨烈，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217），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次灾难中，有名的建安七子里“徐、陈、应、刘一时俱逝”(16)，有学者认为这场著名的瘟疫就是疟疾(17)。范家伟《汉唐时期疟病与疟鬼》(18) 不仅指出了疟疾对汉唐时期人们身体健康的危害，同时也指出了疟疾对于社会思想乃至宗教理论的影响，论述精辟，可资参看。笔者曾经通过对百余份唐武则天时期至北宋初年的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疟疾是各种传染病中最能引起唐人恐惧的一种，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唐代疟疾的猖獗。而且通过对经文中遣词用句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写本主要流行在北方地区，换句话来说它反映出来的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疾病种类(19)。疟疾通过按蚊叮咬人体传播，按蚊生长离不开水环境，尤其是较浅而又流速缓慢的水面，而唐代长安城内有利于孑孓成长的水环境是很丰富的，当时每条大街两侧或者一侧都有排水沟，一般坊市也有自己的排水沟，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发掘队的探查：“在大部分街道的两侧或一侧探得有沟……沟的宽度均在2.5米以上……在文献中也常常提到长安城各街有桥之事……在我们的勘查中虽尚未发现桥的遗迹，但从街两侧各沟之宽的情况看，往来通行是很难穿过的。”(20) 既然有桥，就可以说明这些排水沟都是明沟。明沟是孑孓孳生的温床，这样就为疟疾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有关长安城居者患疟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咸亨四年（673）高宗曾经患疟(21)，唐肃宗时期高力士曾经“逃疟功臣阁下”(22)，《全唐诗》中有关居于长安而患疟的记载也有很多，兹不赘举。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吏部员外郎崔莅谏止盛暑动工为金仙、玉真二公主修建道观时曾云：“天地郁蒸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为痁疠，则必多夭枉。”(23) 按“痁”即为疟疾之别称。以此段话来看，长安地区疟疾流行规律（季节、人群、预后）大约已被唐人所熟知，故能发此警语。这些都是长安城内常有疟疾流行的证据。古人虽然不知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是疟疾病源，但是却能凭直觉意识到潮湿地界多疟疾，从而保持对“卑湿”环境的警觉，《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景宁寺》：“地多湿蛰，攒育虫蚁，疆土瘴厉。”(24)《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疟方》引《备急》云：“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25) 也就是说此处实际上已经把疟疾与“地多湿蛰，攒育虫蚁”联系了起来。再例如宋代许洞撰《虎铃经》卷一○《疫气统论》：“结营须相山川卑湿之地。其湿燉毒气袭人口鼻者，则山瘴之疟疠生焉。”(26) 这里将“疟疠”的病源归结为“湿燉毒气袭人口鼻”，并且明确提出了规避“卑湿之地”的必要性。
除了携带疟原虫的蚊子之外，卑湿环境中大量的腐烂有机物还可能成为蛆虫的温床，导致苍蝇泛滥，笔者在研究《新菩萨经》、《劝善经》的时候，发现除了疟疾之外，“赤白痢”、“水痢”等消化系统疾病也对唐人构成了巨大威胁(27)，而这些疾病与苍蝇等传播媒介密切相关。长安城内的苍蝇大概是很多的，《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七云：“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28) 韩愈曾表露过他对于长安城多蚊蝇的厌恶，《杂诗四首》云：“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29) 在《秋怀诗》第四首里他期盼清秋的寒气能驱走苍蝇：“秋气日恻恻，秋空日凌凌。上无枝上蜩，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30) 所以说，无论是当时的医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疾病层面，长安的居民都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卑湿环境对于健康的威胁。以孙思邈《千金要方》为例，此类警告比比皆是，而且包含的疾病种类也很丰富，如以“不避风湿”为“暴竭精液”之源：“世有少盛之人，不避风湿，触犯禁忌，暴竭精液。”(31) 或者告诫孕妇：“（妊娠）九月之时，儿脉续缕皆成，无处湿冷，无著炙衣。”(32) 或云湿寒可以导致无子：“带下无子，皆是冷风寒气，或产后未满百日，胞胳恶血未尽，便利于悬圊上，及久坐，湿寒入胞里结在小腹。”(33) 或云暑寒风湿可作蒸气害人：“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当履之，所以风毒之中人也，必先中脚。”(34) 或云“诸痹由风、寒、湿三气”(35)，或告诫“腰背痛者皆是肾气虚弱，卧冷湿当风所得也”(36)。或云“扁病也，发于肾喜著腋下，皆由久劳，热气盛为湿凉所折，气结筋中成此病也”(37)。或云痔疮中的“气痔”也与卑湿有关：“又五痔有气痔，寒温劳湿即发。”(38) 在现存另外两部隋唐医学巨著《诸病源候论》和《外台秘要》中也存在类似的大量有关六淫、卑湿的论述，这些论述一般都在临床经验基础上，秉承《内经》理论，并借鉴、引用了大量东汉魏晋以来医学家的论述，涉及张仲景、皇甫谧、陶弘景、葛洪、陈延之等等。甚至可以说，在医学理论的影响之下，唐代医学家和普通民众对于卑湿的恐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现实避疫的需求。
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唐人建筑理念，唐人普遍重高厚，厌卑湿。贞观时期宰相岑文本住宅卑湿，曾有人就此劝其“营产业”：“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39) 白居易在诗文中曾以落魄者的口吻流露出能够规避“湫隘”与“嚣尘”的住宅是可望不可求的理想住宅：“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40)《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一一○号《段师志》：“筑室荒郊，不以高卑在虑。杜门荒径，岂以宠辱惊心。”(41) 以“不以高卑在虑”一句与“岂以宠辱惊心”对仗，可见唐人筑宅普遍在意地形高卑，故“段师”对此的不以为意可彰显隐士超然物外的风范。在唐人撰写的众多“壁记”中我们可看到唐人对于高爽的喜爱，例如《武功县丞厅壁记》：“（武功县）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坟衍之大；其植物丰畅茂遂，有秬秠霍菽之宜。”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吴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无疾，人斯永年。”(42) 皇甫湜《朝阳楼记》：“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其地高，其气清。”(43) 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江州）土高气清，富有佳境。”(44) 唐人对高爽的喜爱在各种宅经中亦有所体现，高国藩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人写本宅经指出，这些宅经中提到的建筑原则包括房屋应该向阳，其次避湿，其三居高，“建屋应在地势高、水流方便之处”(45)。众所周知，宅经多言风水吉凶，但是却不可简单以“迷信”看待，其中含有不少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利于居住者健康安全的实践经验，可以说宅经中的建筑理念基本就是社会普遍理念。
这种观念不仅表现在建筑选址方面，甚至也影响到建筑个体风格。唐人认为地基高崇的建筑有避疫功能，前文提到高力士曾经为了避疟住到了功臣阁内，在此避疟所凭借的大约是其高耸。虽然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如果蚊虫孳生的水环境不得到有效治理，仅仅凭古代建筑个体的所谓高大是无法躲避疟疾侵扰的，但在古人观念中，“居高”就可避疟疾和其他与六淫之“湿”有关的疾病，故选择建筑地形也好，增高建筑个体高度也好，均是可行之法。
三
这种构筑在疾病观之上的建筑观念对长安城布局和居民分布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里笔者想谈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大明宫的问题，二是朱雀街东西住宅分布和兴善寺以南的问题。
一、大明宫：唐建国时以太极宫为大内，整个长安城布局基本上是严整的长方体，但是到了贞观年间营建起了新宫大明宫，城市东北部明显凸出，高宗时期，统治中枢由太极宫迁移到了这里，宇文恺时期所确立的设计原则被打破：
贞观八年（634）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公卿百僚争以私财助役。至龙朔二年（662），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爽垲……四月二十二日，移仗就蓬莱宫新作含元殿。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听政。百僚奉贺，新宫成也。(46)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高宗染风痹，故而迁居地势较高的大明宫。但是现代治史者似乎总是不相信原因有如此单纯，例如宿白先生认为，迁居大明宫除了高宗病风痹，嫌太极宫潮湿外，还有“太极宫地势低，不利防变，大明宫高据岗阜……既适于警卫宫廷内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总之，朝会移至大明宫，最值得重视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求”(47)。马正林《隋唐长安城》说：“唐代的皇宫所以转向城东，主要是大明宫突兀龙首原上，地势优越，而且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同时大明宫距灞、浐较近，位于通往东方的大道上，皇帝多居这里，也可能和东出交通便利有一定关系。”(48) 宿白先生将大明宫取代太极宫的主要原因解释为安全原因，马正林先生则将此归结为“交通便利”。按，宫廷安全由宫墙和禁军保障，长安城总的来说是比较平坦的，地势因素在宫廷安全保卫方面似乎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大明宫虽然比太极宫略高，但绝无天壤之别，瞭望全城自可依靠门楼、瞭望塔等，不必非以迁宫为手段。至于交通问题，对銮舆而言，东出之路减少太极宫到大明宫这段短短的距离应该没什么意义。至于“从大明、兴庆顺着夹城去曲江池也比较安全便捷”更不可视为高宗迁居大明宫的原因，因为夹城建于开元二十年（732）(49)，与高宗无涉。
笔者寡陋，所见有关迁居大明宫原因的今人论述很多与此类似，基本都是在疾病之外为大明宫取代太极宫寻找更“深层”的原因，究其根本，这是现代史学研究者对于历史上疾病、医疗观念对历史进程影响不够重视的体现。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相信原始史料，相信迁居大明宫确实是出于对高宗健康的顾虑。通过后面的论述我们将看到，迁徙或者改造建筑个体是常见的唐人避疫行为，这种改造的原则往往就是“居高避湿”，这种改造的成效虽然值得怀疑，但是它确实是唐人思维模式的产物，自不必以今人观点摒弃之。
那么高宗所患的“风痹”与迁居大明宫究竟有何关系？“当初宇文恺设计建造大兴城的时候，虽然对长安城附近的地势有过精心的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都城结构的整齐划一，又局限于《周易》乾卦之象的影响，迁就自北而南的六条高坡，使得大兴殿的位置正位于龙首山南麓和第一条高坡之间的低洼之地，对照今天的等高线地图来看，它正位于大兴城的最低处。”(50) 地势的低洼使得大内成为“卑湿之地”。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有过建筑高阁以避卑湿的建议，《贞观政要》卷六《检约》：“贞观二年（628），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51) 太宗所患乃是“气疾”，这在传统医学体系里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具体何指需要分析，《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引《定命录》：“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荜拨而服，其疾便愈。”(52) 而《证类本草》卷九记载同一件事时病名更加具体：“按《唐太宗实录》云：贞观中，上以气痢久未痊，服它名医药不应，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曾有云：“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53) 按《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记载，此事发生在贞观七年（633），故可知太宗以乳煎荜茇方治愈气痢必在贞观七年之后，那么贞观二年群臣劝筑阁避湿时，太宗所患的常年不愈的“气疾”极可能就是指“气痢”，前揭《定命录》正是将太宗之气痢称为“气疾”，可资佐证。气痢有实证和虚证之分。实证为粪便如蟹沫稠粘，有里急后重感，腹胀，大便时排气多，其气臭秽。或兼肠鸣、小便不利等。是由于湿热郁滞，气机不得宣畅所致。虚证为腹胀排气时大便即随之而下，是由于中气下陷，肠虚不固所致。正因为此病出于“湿热郁滞”，故前揭《旧唐书·姚思廉传》中唐太宗云“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前揭《贞观政要》中太宗又云“朕有气疾，岂宜下湿”，湿、热两端均是太宗病因，故有建阁避病之议。
自从太宗气痢被“乳煎荜茇方”治愈之后，终贞观一朝未再见建阁之议。而高宗时期由于皇帝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所以终于有了更大手笔的动作。高宗所患乃是“风痹”，《灵枢·厥病》：“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请注意，《灵枢》把风痹列为“厥病”，而在前揭《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有“厥”类疾病的描述：“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此处已经将风痹与“湿”挂钩了。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一《风痹》：“痹者，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明言“风痹”致病原因中包含有“风”、“寒”、“湿”，按，以大内建筑水平和皇帝起居之高标准，“风”、“寒”二邪均可有效规避，唯独“湿”难以避免，惟有迁居高爽之地，方可起釜底抽薪之作用。
以现代观点来看，无论是唐太宗的“气疾”还是高宗的“风痹”都与潮湿环境没有必然的关系，故太宗治愈“气疾”靠的是“乳煎荜茇方”，高宗搬离太极宫也没有遏制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唐人医学观念中这些病恰恰与“卑湿”有直接关系，故才有了迁居大明宫之举，这是时代思维模式使然。
龙朔年间正是武则天逐步开始掌权的时期，武氏好大兴土木，而高宗的疾病和大内的卑湿又给她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故能完成太宗时期不敢实施之举措。不过迁居之举对长安城礼制功能产生了破坏——天子不再居于首都中轴线上，那么宫廷会不会丧失顺天应人之象征？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高宗和武则天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扩建大明宫时东台侍郎张文瓘曾经有过劝谏，不过重点在于奉劝高宗珍惜民力，没有关于礼制布局的议论(54)。武则天去世后，中宗于神龙二年（706）十月自洛阳返回长安，居住在太极宫内。唐玄宗即位后则再次迁居大明宫，“（开元二年，714）六月……甲子，以太上皇避暑，徙御大明宫”(55)。此时国家多难，朝廷上下体验了对中宗的失望、经历了韦后乱政，又目睹了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人心不稳，李隆基欲向天下显示除旧布新的决心，改“先天”年号为“开元”，将中枢迁至大明宫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移居大明宫之后发布的《居大明宫德音》里，我们可以看到玄宗试图糅合长安城新布局适居功能与礼制功能的良苦用心：
黄门：朕闻养人者谓之司牧，非逸于人上；事天者谓之帝皇，盖御乎天下。故作为栋宇以避燥湿，居于台榭以顺高明。斯乃奉时令、布政教也。朕以不德，祗膺睿图，宝十家之产，爱兆人之力，未尝兴功于土木，役思于池御。冀之休乂，以致雍熙，自律应长赢。时方大暑，溽云屡起，温风且至，伏以太上皇宴居珍卫，涤虑清闲，迹不往于甘泉，心每期于汾水。朕侍于左右，以奉晨夕，助玄默之化，则亏于听理；当炎蒸之序，又渎以嚣烦。惕焉在怀，敢忘顺色。然大明创兆，先圣所营，即旧不加，因时而往。千门万户外虽谓于别宫，一日三朝中自连于复道。下所以宁问安之恳，上所以资习静之娱，实获我心，稗康政理。(56)
正因为迁居之举破坏了长安城的礼制布局，所以这份诏书高度强调迁宫在礼制方面的“依据”，所援引的经文包括《左传》中的“阖庐以辟燥湿寒暑”、《礼记·月令》中的“（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强调迁居大明宫是为了孝道与君道之结合，是为了太上皇的健康考虑。这份诏书的意义在于标志着唐代已经正式摒弃了隋代初建大兴城时对于城市礼制布局的整体规划，更加注重城市适居功能，并为此构建了新的礼法依据(57)。
二、朱雀街东西住宅分布和兴善寺以南四坊的问题。
有关长安城居民坊的形制特点和人口分布，瞿兑之(58)、足立喜六(59)、史念海(60)、辛德勇(61)、李健超(62)、杨鸿年(63)、宋素懿(64)、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65)、常腾蛟(66)、曹尔琴(67)、王社教(68)、王仲殊(69)、妹尾达彦(70)、梁江、孙晖(71) 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而本文要研究的是唐长安人口分布受到了“居高避湿”避疫观的影响。唐代长安城空地形成的原因不止一种，例如乐游原居民稀少是因为此地历来是游赏风景区(72)，曲江池周边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但是也有一些地区缺乏居民的原因有史料证明是地势卑下造成的，例如《长安志》卷七《崇义坊》：“西南隅太子左庶子驸马都尉苏勖宅，后为英王园，其地湫下无人居。”(73) 笔者认为，类似的情况在长安城还有不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长安城东部人口密度大于西部。这种现象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由注重礼制到注重实用的演变，辛德勇指出，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他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74)。到了唐代，这种现象也得到了“纠正”，曹尔琴指出，唐代长安居民更喜欢在东部居住，长安以东有地势较高的白鹿原，西部相对较低，曹先生说：“唐长安城的6条黄土原……各条原的走向都是东高西低，东西比降相差最少5米，最多约20米。这样的地貌影响了人们选择住宅。当时住宅选择在高爽地方是人们的一个共同认识……朱雀街东具有高爽条件……街东较高的地势，则是选宅的优势。”安家瑶《唐长安城——理想的地形辉煌的都市》(75) 也有类似的表述。曹、安二文已经敏锐意识到当时住宅追求高爽的风气以及这种风气所带来的长安人口分布形态，但是没有探讨促成这种风气的深层原因即具有“时代特色”的疾病观，本文前面的论述可以为曹、安二文加一个注脚。
2.兴善寺以南的问题。
《长安志》卷七：
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恳种植，阡陌相连。(76)
《长安志》说兴善寺以南“东西尽郭”人口稀少，泛指长安城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地区，据李建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考证，这一带并非全无居户（见图1）。《长安志》所谓“率无居人第宅”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这一带人口比起其他地段较为稀少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个自长安建成以来就存在的问题，隋文帝就曾经因为京城南面“阔远”而让诸子来这一带建宅“弹压”(77)。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京城规模过大，而官署、市场又都偏北、中部，所以百官、百姓均择北中部而居。但是有的地段居民寡少应该与“居高避湿”的观念有关。以《长安志》所强调的“兴善寺以南四坊”为例，兴善寺位于靖善坊，尽占其地。其南四坊分别是兰陵、开明、保宁、安义。根据图1可见，“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人口最为稀少的是东南角、西南角、明德门以北夹中轴线朱雀大街相对的八坊（东列兰陵、开明、保宁、安义，西列永达、道德、光行、延祚）。东南部固定居民较少的缘故应该是这里有曲江、乐游苑等风景名胜区。西南部人口稀少估计是因为在地广人稀的长安城南部，这里缺乏吸引居民的基本条件（距离市场、官署、风景名胜均较远），同时地势又低于东部。
图1 唐长安城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住宅分布图
那么为什么兴善寺以南紧邻朱雀大街的八坊人口特别稀少？这八坊紧邻朱雀大街，交通比较便利，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尤其不应该少于邻近各坊。笔者认为从八坊地貌特征来考察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正如大内卑湿是由于宫殿位于龙首山南麓和第一条高坡之间的低洼之地一样，八坊所处的地理位置可能导致唐人将其归为“卑湿之地”。八坊纵贯了九五高坡、九六高坡，总的特点是恰好处于九五、九六高坡的末端，这一带的东面比它高爽，西面比它平坦，而且地势的起伏必然造成不少地段成为洼地。如图1所示，其中兰陵坊由于尚在九五高坡范围内，故居民数量在八坊之中是最多的，到了它的南面开明坊，由于正好处在九五、九六两条坡之间，估计地势比较低洼，所以在图中只有一户居民。同样的原因，它对面的道德坊只有开元观。而保宁、光行二坊，由于处于九六高坡之南的北池头洼地内，故而居民也很少。至于安义、延祚二坊，处于北池头洼地和陕师大洼地之间，地势可能更低，《唐会要》卷四四《水灾》：“其年（元和八年，813）六月庚寅，京师大水。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者。水积于城南，深数丈余，入明德门，犹渐车辐。”(78) 所述正是这一带的状况，可见这里确实存在排水不畅现象。根据地势推测，这种现象应该在长安城南部经常出现，元和八年这一次被史家记录下来无非是因为规模更大而已。所以说，兴善寺以南正是一个唐人忌讳的“卑湿之地”。当然，长安卑湿之地并非仅存在于这一带，各坊居民多寡也不全由疾病观所决定，长安城南部人口密度本来就小，可选择空间大，兴善寺以南地区地势卑湿，那么这一带居民寡少就可以理解了，更何况居住者还有从众心理，综合以上，唐人不在这里建宅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长安之外，唐人“居高避湿”观念还影响到了其他许多城市的建设，尤其是南方城市选址、改建、建筑个体风格，都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左右。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有另文论述。
通过本文的叙述可以充分体会到一个时代的思维模式是如何影响城市建设的。长安城的面貌形态受到了时人“居高避湿”环境观的强力影响，而这种环境观以当时的疾病观为根基，有趣的是，这种疾病观与自然状况并不完全吻合，比如以“中央”为“湿”，明显与中国自然地理状况不符(79)，但这种观念有当时医学理论的支撑，也与当时社会疾病状况有一定吻合，故而深入人心。上至皇宫大内的迁址改造，下至平民的择宅寓身，无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力使得宇文恺时代的建筑理念受到了强烈冲击，长安城由注重礼制功能向着注重适居功能前进了一大步。
有关古代环境史的研究，一方面要注意自然要素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人”的感受与观念，这种感受与观念当然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是文化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巨大作用力，完全有可能使人的观念与自然实际状况产生一定偏差。对这种作用力的研究理应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收稿日期：2010-05-27
注释：
① 《周礼注疏》卷四一《冬官·考工记》，《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45－1346页。
② ［日］那波利贞：《支那首都計晝史上より考察しなゐ唐の長安城》，《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0年，第1203－1269页。
③ 牛润珍：《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④ （宋）王溥：《唐会要》卷五○《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26页。
⑤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十七年》，《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4页。
⑥ 《管子》卷六，《诸子集成》第五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⑦ （汉）刘安：《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主术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3页。
⑧ 张登本、孙理军、李翠娟：《〈黄帝内经〉六淫理论的发生及其意义》，《中医药学刊》2006年第11期。
⑨ 山东中医学院等：《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77页。
⑩ 《素问·异法方宜论》：“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第168－173页）按此地理环境与物产、气候之描述与中国现实地理状况并无大异，例如东方产鱼盐，西方多沙石，北方寒洌，南方雾露所聚等等。也就是说，《内经》中医学之“方位”与地理之“方位”基本等同。
(1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8页。
(12) （汉）班固：《汉书》卷六四《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781页。
(13)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2页。
(14) 于赓哲：《然非有力，不能尽写——中国医籍受众浅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15) 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6)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94页。
(17) 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18) 范家伟：《汉唐时期疟病与疟鬼》，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疾病的历史”研讨会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6月16－18日。
(19) 于赓哲：《〈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队：《唐长安城考古记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2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咸亨四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2)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七《高力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860页。
(23) （宋）王溥：《唐会要》卷五○《观》，第1022页。
(24) （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景宁寺》，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7－118页。
(25) （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疟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157页。瘴气的含义是多样的，所包含的疾病不止一种，但是疟疾肯定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种类。
(26) （宋）许洞：《虎铃经》卷一○《疫气统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9页。
(27) 于赓哲：《〈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
(28)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8页。
(29) （唐）韩愈：《韩愈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韩愈其时任右庶子，正在长安，故描述的是长安的状况。
(30) （唐）韩愈：《韩愈集》，第146页。
(31)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第1页。
(32)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第24页。。
(33)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四《妇人方》，第61页。
(34)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七《论风毒状》，第138页。
(35)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八《论杂风状》，第154页。
(36)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九《肾脏》，第348页。
(37)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二《瘭疽》，第407页。
(38)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三《五痔》，第421页。
(39)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检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0页。
(40)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九《卜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42页。
(41) 毛汉光：《唐代墓志汇编附考》第二册，台北：台湾史语所，1985年，第42页。
(42)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4233页。
(43)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一○，第4280页。
(44)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三《江州司马厅记》，第2733页。
(45) 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第136、143页。
(46)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大明宫》，第644页。
(47)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48) 马正林：《隋唐长安城》，《城市规划》1978年第1期。
(49)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页。
(50) 王社教：《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中国古都研究》第13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51)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检约》，第186页。
(52)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张冏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98页。
(5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第2593页。
(54)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大明宫》，第644页。
(5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玄宗纪》，第123页。
(56)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四四○，第2225页。该文又名《大明宫成放免囚徒制》，载《唐大诏令集》卷一○八。
(57) 开元十四年（726）兴庆宫朝堂落成，十六年（728）正月以后唐玄宗正式在此听政，兴庆宫成为唐朝实际上的政治中枢，与太极宫、大明宫并称“三内”。安史之乱中，唐肃宗收复长安之后还居大明宫，此后直至唐末昭宗被迫迁居汴梁之前，大明宫地位未有大的变动。有关兴庆宫的问题，请参看任士英：《长安宫城布局的变化与玄宗朝中枢政局》，《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184页。
(58) 瞿兑之：《以日本平安京证唐代西京之规制》，《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
(59) ［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60) 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61)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2)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63) 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64) 宋素懿：《唐代长安之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年。
(65) ［日］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66) 常腾蛟等：《唐长安里坊建筑遗址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67) 曹尔琴：《唐长安住宅分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
(68) 王社教：《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中国古都研究》（1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44页。
(69) 王仲殊：《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考古》2002年第11期。
(70) （日）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第35－74页；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计画》，东京：讲谈社，2001年；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中国古都研究》（1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9－189页；妹尾达彦：《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唐研究》第11卷，第485－524页。
(71) 梁江、孙晖：《唐长安城市布局与坊里形态的新解》，《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
(72) 简锦松：《长安唐诗与乐游原现地研究》，《台大文史哲学报》第60期，2004年。
(73)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崇义坊》，收于《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页。
(74) 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75) 安家瑶：《唐长安城——理想的地形 辉煌的都市》，《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6期。
(76)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开明坊》，第110－111页。
(77)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归义坊》。
(78)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四《水灾》，第918页。
(79) 关于古代气候问题，史学界多征引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竺可桢先生认为7世纪中期到10世纪，中国气候处于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例如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主编：《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对竺可桢先生所依据的一些材料提出异议，认为“以百年尺度而论，有唐一代300年中，气候冷暖可划分为二期，其中以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他认为唐朝前150年“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并不特别温暖，后150年则转向寒冷。而牟重行《中国历史气候变迁与史实》则通过对竺文所用史料的分析以及现代物候学材料与古代物候记录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五千年气候》论似深而失谨，体欲大而疏漏，显然，由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是难以置信的”，（分五部分刊载于《贵州气象》。1992年第1－5期）。而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则倾向支持唐代气候温暖潮湿说。2007年英国《自然》（Nature）上刊登了德国豪格（Haug GH）等探讨唐代东亚气候的文章（Yancheva G,Nowaczyk NR,Mingram J,Dulski P,Schettler G,Negendank JF,Liu J,Sigman DM,Peterson LC,Haug GH,“Influence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n the East Asian Monsoon”,Nature,Vol.445,Jan 2007），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文章（Zhang D,Lu L,“Anti－correlatioll of Summer/Winter Monsoons?”,Nature,Vol.450,Nov.2007; Zhou H,Guan H,Chi B,“Record of Winter Monsoon Strength”,Nature,Vol 450,Nov.2007）。德国学者认为公元700－900年东亚气候转向干旱、寒冷，并由此引发唐王朝覆灭。批评者则指出他们所采取的岩芯分析法对于判断远古气候有帮助，而对近千年来的气候研究则不够精确。作者针对雷州半岛的研究也被认为缺乏代表性。作者缺乏汉学功底，对于中国古代大量的物候资料缺乏了解，也是一种遗憾。可以说，有关唐代气候特性的讨论并没有定论。但不论如何，中国自古北方不如南方潮湿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