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结构性论文,矛盾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经济群体性的相继高速发展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东亚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地位，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东亚经济逐步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即由技术经济决定的微观经济规模与实际地理疆域决定的宏观经济规模之间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大微观与小宏观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东亚今后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
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早期显现
东亚地区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体都处于恢复经济或完善经济结构的阶段，其主要途径或手段是重点发展工业。根据当时流行的理论，东亚国家或地区大体都走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对外国产品的严重依赖，从而逐步达到经济上的独立，同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由于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所以实际上能够发展的只是部分消费品生产，重要的生产资料仍需进口。
但是在6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局限开始越来越明显。由于当时东亚多数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很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因而进口替代产业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遇到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瓶颈，开始出现停顿，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为克服内部市场的局限，东亚开始逐步向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转变。
东亚地区这一时期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中已显现出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方向的雏形。一方面，当时东亚主要采取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这些进口替代型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其市场主要靠各经济体本地市场的支撑。另一方面，当时东亚大多数经济体市场规模较小，这既是由地理疆域所决定的，也是由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较低收入水平所决定的。于是，规模扩张较慢的本地市场最终抑制了规模扩张较快的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当时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两个基本对立面和它们之间的首次冲突。
从上述矛盾的产生过程看，首先引发冲突的是当时进口替代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解决矛盾的途径一是变换主导产业，二是利用更为宽广的外部市场求得生产与市场的平衡。由此，东亚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特征是迅速发展的主导产业和相对狭小的本地市场构成基本对立面，它们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成为其后贯穿东亚长期经济发展历程的主导因素，因而本文称此矛盾为东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东亚倾斜的产业结构是产生结构性矛盾的主导因素
（一）东亚狭窄的产业选择范围
1.资源对东亚产业选择范围的制约
工业的发展是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工业中能够作为主导力量的产业部门的选择必须与本地的基本资源相匹配。在东亚地区，人口众多和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是各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因而它们在发展中对工业部门的选择必须与其资源特点相适应。虽然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经济体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赋存，但这些自然资源相对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经济结构所需的资源而言仍是过于单一或严重不足。例如，马来西亚是东亚各经济体中人均资源较多的国家，但这些资源基本上是能源和部分热带农林产品，最重要的矿产品曾是锡，但其工业价值逐步下降并受到周边产锡国的强力竞争，生产已基本萎缩。因此，马来西亚的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尚不能以此为基础建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事实上，东亚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均资源匮乏，即便像中国这样地大物博，依然会被众多人口所拖累，成为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而劳动力极为丰富的国家。
在上述资源结构基础上，东亚工业的发展和产业部门的选择就只有遵循充分开发其人力资源以补自然资源不足的原则。在工业化的初期，东亚多数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规模小或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它们的可分配经济资源有限，只有利用政府的权威性力量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工业。如前所述，在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遭受严重挫折后，东亚的工业化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在这一过程中，外资在解决东亚地区可分配资源不足、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这同时也使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结合日益紧密，成为国际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工业的主导产业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大致循着轻纺、机械、电器、电子等产业部门的顺序渐次升级（注：参见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6页。）。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既有流入东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受东亚自身资源条件的制约。因为除资本要素外，这些产业大部分是需要较多人力资源而对自然资源需求较少的产业。正是这种内外结构的正确楔合，使东亚的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自然资源劣势则被适当规避。
2.制造业的相对下降进一步缩小了产业选择范围
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后，基本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它们先后进入了制造业相对下降的过程，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从巅峰回落。实际上，北美和西欧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在60年代即已开始制造业的相对下降过程，大致持续了20多年，到90年代中后期，美欧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就基本降到了20%以下，国民经济的重心逐步转向服务业。东亚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重要特点是日本和“四小龙”制造业明显下降的时间相对集中，尽管它们的起步时间并不相同，但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它们先后处于制造业相对明显下降的过程中。
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重要相关指标是人均GDP的持续上升，当上升到一定区间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便出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认为，制造业的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工业化过程中人力成本的相对上升。受相对下降影响而减少的制造业部门主要是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这一过程在东亚地区集中出现，自然会对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结构性的重大影响。其中对产业选择的影响，就是所能选择的产业范围持续缩小。
（二）东亚产业发展的规模要求
1.外部竞争压力迫使企业扩大规模
东亚倾斜型产业结构是以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或行业部门为基础的，而企业或行业部门的规模则是由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东亚基本是以发展外向型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东亚经济开放程度很高，国外大企业可以进入东亚市场，它们的企业规模就成了东亚企业规模的标准参照系，东亚企业的规模只能向国外靠拢，越来越大，否则就无法参与国际和国内竞争。当东亚加快发展工业时，工业部门的规模效应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迅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已主导了国际经济的大部分领域。绝大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等经济活动都与跨国公司相关（注：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东亚在这种环境下参与国际竞争，必然也要使其企业或产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否则将无法在国际市场立足。
图1 东亚部分经济体制造业的相对下降（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发展中成员主要指标》；韩国统计厅；日本统计局。
表1 东亚制造业中小企业与宏观经济规模的关系
90年代中小企业占1995年GDP
制造业比例(%)（10亿美元）
日本 52 5290.2
韩国 44 489.6
台湾省39 265.0
印尼 30 202.1
新加坡19 83.4
菲律宾27 74.1
资料来源：《APEC的中小企业问题及资料》（1999～2000年版）(Profile of SMEs and SME Issues in APEC1999-2000）。
2.东亚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微观规模低限
企业微观规模与国家宏观规模之间的关系就目前而言仍缺乏详细的统计数据予以证明，但从东亚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小的宏观经济规模并不足以降低微观经济规模水平。也就是说，较大微观经济规模已基本形成并被确定下来。表1明确显示了当宏观经济规模逐步增大时，东亚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比例也相应上升。与之相应，宏观经济规模越小，制造业中的大企业所占比例相对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在现有生产水平上，大企业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量级。
台湾省常被看作是东亚依赖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典型案例（注：参见〔韩国〕安忠荣：《现代东亚经济论》，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但实际上它的发展仍然没有摆脱企业规模逐步扩大的规律。台湾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迅速发展，逐步取代了劳动密集的轻纺产业。但是高技术产业所需投入迅速上升，企业规模也相应扩大，一大部分中小企业被淘汰，反映在制造业销售额中，中小企业份额从80年代的46%降到90年代的39%。这一转变也明显反映在出口中，台湾80年代初制成品出口中，中小企业产品约占73.5%，但到了1990年即下降为60.5%，1997年更降到了48.8%（注：文大宇：《东亚长期经济统计：台湾卷》，日本拓殖大学亚洲情报中心编，劲草书房2002年版，第16页。）。
（三）东亚产业结构的倾斜倾向
图2 东亚部分经济体与美国制造业的产业倾斜程度（注：
，S为制造业的产业分布的均匀程度，Xi制造业i部门产值，X为制造业各部门产值的均值。S值低表明制造业各部门的分布均匀，即产业分布倾斜程度低，反之则为倾斜度高。）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如前所述，在东亚经济的发展中，其主导产业的形成受到狭窄的选择范围和较大微观经济规模的双重影响。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可调动经济资源、外部资源的共同作用下，东亚形成了以轻纺、电子等为主导的倾斜型外向工业结构，它们发展很快，并且在不断地调整升级，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其结果是，经过了快速增长期后，东亚部分较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资源的配置越发集中，企业或产业部门的规模相对扩大，导致产业结构的倾斜程度转向提升。图2显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制造业部门分布的倾斜倾向十分明显，而经济发展水平高且经济规模大的美国则无此明显倾向。
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形成与解决
（一）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形成
东亚除中、日、韩之外的各经济体的经济规模都相对偏小，其原因或是地域狭小，或是人口总数偏小，或是人均收入较低，但最终表现是相同的，就是本地经济总规模偏小，亦即市场规模偏小。实际上，对中日韩来说，制造业的比重相当高，同样也隐含着某些相对巨大的单一产业部门的制造能力过大与本地市场需求不足并存的问题。
这样，在倾斜发展的制造业部门与相对较小的宏观经济规模之间，就形成了明显的矛盾。生产的集中和产品的单一化是制造业倾斜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产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种单一，只是某一领域或类别的产品，而市场需求则是越来越多样、复杂。特别是东亚因资源匮乏而对国际资源市场依赖较大，在大量进口原材料和燃料等资源产品、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同时，也必须相应开放本地市场。因此，对东亚多数小规模经济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本地生产越来越单一，而需求却越来越多样。本地大量单一类别的产品无法满足本地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也不能在相对规模偏小的本地市场上实现全部价值，这就成了东亚面临的最基本的、或者是结构性的矛盾，即大的微观经济规模与小的宏观经济规模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是在东亚纷纷选择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就开始孕育了，其后尽管一些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已经历了几次产业升级，但结果只是将倾斜产业从一些部门升级到另一些部门，其微观规模并没有变小，反而可能越来越大，因此与宏观需求规模之间的矛盾没有因产业升级或转移而消失。而且，由于前述微观规模中存在的低限影响，宏观经济规模越小，大微观与小宏观的矛盾就可能越突出。
（二）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途径
解决东亚经济结构性的矛盾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考虑。
供给方面缩小规模，主要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缩小企业经济规模以适应相对偏小的宏观经济规模。这在东亚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因为微观规模是由技术经济规律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的微观规模将逐步趋向近似，个别的小经济体只有受其左右而不能改变这种规模要求。因此，缩小规模的企业将可能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弱于其他竞争对手而被淘汰。如果在经济封闭的条件下，企业缩小规模就会回到进口替代时的状态，企业受到宏观经济规模抑制而缺乏发展壮大的空间，既无力正常发展，又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这已被东亚经济的实际发展证明是不利的。
其二是进行产业转移，放弃已有规模较大的旧有生产部门，寻求新的小规模的制造业部门。东亚经济整体受资源条件制约，其主导产业的选择范围被限制在既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又能够保持较高国际竞争力的狭窄领域内，所以在现阶段可供选择的制造业部门并不多。东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加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这是符合地区资源禀赋的正确选择，也是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在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浪潮中，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已从体力范畴逐步转入脑力范畴，可供东亚制造业继续升级的高层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因此在制造业内进行产业部门间的转移和升级，对单个企业来说是可能的，但对东亚的整体经济结构来说，大范围进行制造业的部门重组并保持原有的规模将越来越困难。
显然，靠供给方面缩小规模是不可取的，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在需求方面。
对多数的东亚单个经济体来说，其宏观经济规模有限，即使经济处于较高发展水平，其总需求中对某些部类的产品需求仍然相对较小，根本不足以吸收其倾斜的制造业所生产出来的巨量单一类别产品。特例如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人口太少，地域太小，宏观经济规模难以达到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基本规模，因而其产业结构只能是倾斜的、企业规模以大型为主。即使经济规模大如日本，仍有一些产业部门的规模大于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因此，对多数东亚经济体来说，扩大当地市场的规模并不能真正解决经济结构中大微观与小宏观的结构性矛盾。
因此，只有面向外部市场，才能解决东亚多数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上述的几种排除，已将东亚的选择托出。这里应当明确指出的是，外部市场只是针对东亚单个经济体而言，并非特指东亚地区之外的市场，因此东亚本身的市场当然也在这个“外部市场”之列。
从解决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这个角度分析，东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正在向市场实现转移。靠投资推动的生产能力扩张虽然仍然对经济增长起着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决定因素的逐步上升，投资的作用正在相对下降。特别是从东亚整体看，日本和“四小龙”都已进入向外投资阶段，这说明它们目前并不缺乏投资，而是更需要稳定、增长的市场。由于它们在东亚经济中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因而从东亚整体的角度看，市场实现即贸易，已超过投资而成为东亚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决定因素或基本制约条件。
（三）东亚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进程
1.面向东亚区外市场寻求解决
东亚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一直是其经济发展的共生现象。70年代初，东亚多数经济体在经过了进口替代发展阶段后，纷纷转向出口导向发展道路。它们之间除了转型的时间十分接近之外，另一个共同点是发展水平都不高，各自的宏观经济规模都较小。这种发展道路选择的同步性与当时发展水平都较低的现实使它们很难利用相互之间的市场，惟有将各自的市场方向都定位于区外市场。美国市场是东亚多数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在经济起飞时最为倚重的外部市场，例如在1953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比重达到47%，到1970年时，这一比重仍达到31%。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东亚的“四小龙”经济开始进入起飞跑道，这一时期美国在“四小龙”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在香港出口中最高曾达到42.1%（1969年）、在韩国达51.7%（1968年）、在台湾省达43.6%（1972年）。在东亚经济起飞初期，庞大的美国市场对刚刚发展起来的东亚制造业来说简直是一个无限的大市场。因此当时东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也就是投资能力，而由此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基本上在外部市场就可以解决。
2.解决途径向区内市场转移
8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开始面临越来越明显的外部市场制约。首先，由于东亚制造业能力已膨胀到美国不堪忍受的规模，以1985年美国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为标志，美国开始逐步压缩东亚在美市场的份额。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实施后，更具有明显的对集团外国家的贸易排斥性，2002年北美内部出口比1992年增长了3520亿美元，占其同期总出口增量的73.6%，使内部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1992年的43.6%上升到2002年的56.5%；同期北美区内进口增长了3430亿美元，占其总进口增量的39.8%，区内进口比重从36%上升到38.1%。北美区内出口的快速增长，相应抑制了从区外的进口增长，使后者占总进口的比重从64%降到62%。由于东亚出口贸易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十分严重，北美贸易集团内贸的增长必然对东亚外贸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993年东亚对区外出口中，美国所占比重为44%，而2003年这一比重降为39.7%。在同一时期，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其排他性更甚于北美（注：张建雄：《欧洲联合进程的特点及前景》，载张蕴岭主编：《世界区域化的发展与模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并且在2004年纳入10个新的成员而完成了向东的扩张。
东亚面对日益紧迫的欧美市场，不得不寻求替代市场。此时东亚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区内市场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因而掉头扩展东亚区内市场就成了解决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东亚区内贸易（注：此处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区，东盟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比重迅速上升，从1/3强上升到一半，无论内贸比例和内贸数额都已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当时居欧洲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曾对东亚区内贸易的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但其后几年的恢复又使区内贸易基本达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东亚区内贸易发展很快，但其真正的终极市场有很大部分仍在区外。从多边贸易关系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对“四小龙”有大量贸易顺差，而“四小龙”则对美国保持大量顺差，这种贸易上的三角关系在90年代后期有所变化，即“四小龙”对中国有较大顺差，而中国对美国的须差则越来越大。上述贸易流向的变化只是日本、东亚其他经济体、美国这样的基本三角贸易关系的变形，表明东亚区内贸易中有一大部分是生产转移形成的，并没有生产与终极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这种对区外市场具有严重依赖性的贸易结构不能为解决上述东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提供稳定的基本市场环境。
（四）建立稳定的制度环境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1.产业转移将固化产业结构的单一性
从东亚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和进程看，日本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的制造业仍将继续保持逐步的相对下降。同时受规模经济的制约，能够逐步升级和继续留在本地的产业部门依然要有较大的规模，因此，这一发展趋势将使东亚地区多数经济体产业结构单一性的倾向固定化，从而使区内结构性的矛盾继续存在。由于它们仍将以外部市场为重要的市场选择方向，因而产业结构越单一，对外部市场稳定性的要求就越高、越迫切。
对东亚地区而言，目前区外市场对东亚的制约日趋严厉，建设具有较高稳定性的区域市场就成了东亚地区产业转移能够继续顺利进行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也因此成为今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在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保障下，东亚的产业转移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在转移过程中逐步形成新的、而且是比较稳定的区域分工体系，从而使区域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
2.东亚区域性经济制度体系的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各经济体间贸易关系主要由资源互补关系或技术资金互补关系决定，其制度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双边关系上的，双方是不对等的、甚至是单方主导的，区域中的其他经济体大致都不涉及、或无从介入这种双边关系。所以区域市场是无序的，没有整体的制度体系约束或保障区内各方的经济利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东亚区域统一市场及区域经济利益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东亚地区的贸易制度体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总的趋势是与地区市场逐步开放相适应，对区内贸易与对区外贸易的相关制度体系趋向融合，特别是区内经济体己开始合作寻求建立区内贸易的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具体说就是正在将四个层面上的贸易制度体系建立、完善并衔接起来，从而改善地区的贸易制度体系，为地区经济利益的实现提供一个较好的区域制度环境。第一是世界贸易组织为整个东亚建立区域贸易制度体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背景框架。第二是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进展，为东亚与区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贸易制度关系开辟了另一通道。第三是对东亚区内建立各种多边贸易制度体系的努力。其中最早建立起来的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过一再加速，东盟老成员已在2002年基本达到了其初始目标。而后开始操作的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它的推动下，日本与东盟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进入论证阶段。与此同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也作为给东亚领导人会议的建议由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第四，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多种双边贸易协定纷纷进入议程（注：陆建人：《亚太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影响》，载张蕴岭、赵江林主编：《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在上述四个层面中，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制度体系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区域经济制度环境的最基础建设，它可以真正为相关经济体提供较为稳定的区域市场体系，保障它们的制造业在相对下降和集中的过程中有较为稳定的外部市场。因为双边的贸易协定不能解决区域性的产业分工，而世界性的贸易安排在已有的其他区域经济组织的影响下也不能真正解决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分工。
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仅将为东亚各经济体带来直接的贸易或投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规范的区内贸易制度体系将有利于区内产业转移的持续进行，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区域分工体系，为解决东亚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提供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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