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正确指导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列宁批判了以马尔丁诺夫、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两个派别的错误观点，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渡阶段政权组织形式，其主要阶级成分由无产阶级与农民构成，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其唯一实现方式，实施“走向社会主义步骤”是其主要历史任务。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是正确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直接思想源头。
关键词：列宁；工农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既是当时俄国内外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制定革命战略策略的成就。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其中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研究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俄国革命的战略进程和十月革命的多维属性，而且有助于厘清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列宁主义的紧密内在关联，彰显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继承关系。
一、列宁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提出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推进到电气化新时代时，俄国仍然是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落后的农业国。尽管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使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许多部门中得以确立，但由于这次改革极不彻底，封建的土地关系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宗法关系和封建义务还在统治着一般农民，沙皇俄国的近代化步伐依然沉重而缓慢。实现社会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渝的目标追求，而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封建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却是当时俄国的现实国情。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于指导俄国的革命运动，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科学的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纲领，成为摆在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其次，英语教师教学方法不科学。许多初中英语教师机械地采用背诵英语单词，朗读英语文章的方式来进行阅读教学，过于关注英语阅读的语言，阅读教学过程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不够合理，很多学生对英语词汇的使用，并不能良好地进行把握。另外，学生的学习能力存在着差异性，每一名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以及阅读的速度方面都不相同，一些英语教师会采用全新的词汇来进行孤立教学，很多初中生就不能够理解阅读内容，会对英语阅读失去信心。
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337-338在俄国革命尚处于初步兴起阶段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俄国革命的认识自然十分有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最低纲领，在论及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的政治目标时，仅仅粗略地将其表述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对于民主共和国政权中各个阶级的关系和地位等问题并未给予详细明确的交代。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败成为激发俄国国内矛盾的导火索，俄国的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工人罢工迅速增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一时间席卷了整个俄国。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首先就是国家政权问题。面对如此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对革命政权问题作出积极回应。为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一年应时召开，起义成功后如何对待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成为各派会上争论的焦点。
以马尔丁诺夫为代表的新火星报派，以俄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为由，主张革命不能产生违背资产阶级意志的政治形式，革命胜利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主人只能是资产阶级。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应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只能作为临时革命政府之外的忠实反对派，通过施加压力迫使资产阶级将俄国民主革命引向深入。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党如果参加临时政府就等于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尔丁诺夫等人相反，以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为代表的“不断革命”派，则积极主张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但前提是这个政府必须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尽管可能存在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力量，但担负统治和领导角色的只能是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等之所以作出如此安排，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认定农民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能建立一个自己阶级的强大政党独立发挥作用。为批判以上两个派别的错误观点，列宁相继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一系列重要历史文献，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
二、列宁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将工兵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实现形式并非偶然的随机选择，而是他在对比研究苏维埃民主与议会民主基础上作出的深思熟虑的考量。对于俄国革命中出现的这一政权形式，列宁以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为对比参照，反复论证了其充分的民主内涵，凸显了其迥异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独特优势[6]。其一，就权力来源看，在议会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以承认和遵循现存的法律和秩序为条件；而苏维埃则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7]237。其二，就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在议会制下，人民选举代表治理国家；而“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8]54-55。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具体表现在：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常备军和警察；官吏或者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其三，就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来看，在议会制下时常会出现议而不决、相互扯皮的现象；而苏维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8]297。其四，就实现民主的真实性来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更多地注重民主的形式；而苏维埃民主则首先关注人民实际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正是通过以上与议会制民主的全面对比，列宁不但在思想上得出了“苏维埃是一种比立宪会议高得多、完善得多、适宜得多的民主形式”的结论，而且在行动上果断将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一)工农民主专政的历史方位
所谓历史方位，亦即工农民主专政存在的历史空域，就是指在工农民主专政的起点与归宿。在列宁的思想上，工农民主专政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取代沙皇专制的新型国家形式，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指出：“要把俄国民主向尽可能彻底的方向推进，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广大具有民主革命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而将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2]562这里，列宁将工农民主专政视为反对沙皇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标志性成果，实际上这也就对该政权的产生源头作出了交代。任何政权都表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既有其产生的历史开端，又有其发展的未来归宿。如果说这一论断仅对该政权的产生给予了说明，那么以下论断则对其开始与结束的两端都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界定。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2]591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斗争结束后，“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2]593。以上，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视域全面审视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演进历程，既指明了其反对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缘起，又预见了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归途，正确阐述了这一政权形式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进而明确了其在俄国革命整体进程中的特定历史方位。
承上所述，工农民主专政是俄国革命整体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连接传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自身所处的独特历史方位，使其肩负的历史使命自然也不同寻常。那么，这一专政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应该说，列宁的下述论断已从宏观上给出了答案。他这样说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跃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4]70显而易见，在列宁的视域中，工农民主专政并不是要直接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更高阶段，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实现民主的最大化，以便为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充分的准备。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列宁将工农民主专政所要采取的各项任务措施统称为“实施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综观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系列文献，列宁“实施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主要包括把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政府手中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实现土地国有化、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并将其收归国有、强迫企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工人监督等。对于上述任务与措施，学界同仁可谓是已相当熟悉。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学界相当一部分人囿于传统的认知，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列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佐证。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一认识是有悖于列宁当时的真实思想状态的。二月革命以来至十月革命前后，应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列宁并未有急速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意图。他在同加米涅夫、普列汉诺夫等人关于《四月提纲》的争论中，对“实施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任务与措施的非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了详尽阐发。
(二)工农民主专政的成分构成
在列宁看来，国有化措施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国有化是公有制建立的重要举措。囿于这一传统认知，加米涅夫、普列汉诺夫等人将列宁《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国有化措施理解为将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对此，列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辩解。一是国有化是与资本主义相容的措施。就历史事实来看，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许多资产阶级国家都采取过这种措施。银行国有化和辛迪加国有化，也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创造。十月革命胜利以前，许多资产阶级国家都已采取过这种措施。列宁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呢？不是。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土地国有化是一种可以同资本主义相容的措施。”[9]300他认为，把所有的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将其收为国有或对其实施工人监督，将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等，“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呢？不是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9]301。二是国有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如果将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措施，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则必然是国有化的根本目的。然而，但就这一历史时期列宁思想发展的主导线索来看，尚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10]。既然如此，那么此时列宁主张采取国有化措施的动因和目的究竟为何呢？列宁在论及国有化问题的小册子中不但指出“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而且同时明确强调“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9]166。在《关于修改党纲的草案》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引起一种普遍的要求，即对最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这就促使党提出把银行、辛迪加(托拉斯)等等收归国有的要求。”[9]488这里，列宁清楚交代了其国有化主张直接源于俄国当时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其根本目的是要服务于对生产和分配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而并非要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在列宁看来，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政府手中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二月革命结束后，俄国沙皇专制被彻底推翻，俄国政权转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之手。为此，列宁提出俄国革命下一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政府手中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在列宁看来，这项任务仍未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并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他说：“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9]142意思是说，工农民主专政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其政权不是由无产阶级单独掌握，而是由工人、农民和士兵共同占有。而若从阶级属性上看，农民和士兵都隶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并且在这一政权的主体构成中占据绝对优势。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往往是判断革命性质的重要标志，列宁正是通过对掌控政权主体构成的分析，回应了对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误解。
列宁还通过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力量的对比分析，论证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列宁认为，革命政府的力量构成是社会阶级结构状况的客观反映。“可能的和所希望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这种构成，当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构成上，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3]16。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3]16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列宁在对帕尔乌斯的上述观点进行批判时指出：“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下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当然不是绝对巩固，而是相对巩固)的专政。”[3]16所以，列宁认为，若从政权巩固的角度来看，帕尔乌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完整的政府”是不切合实际的，在这个问题上抱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
(三)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形式
覆土的薄厚程度，是种植花生的关键和基础。在桃林山区，选种时选择特性优良（例如：抗旱、早熟等）的种子，假设种植出的花生用于食品加工，就一定要选择“口味”好的品种。，在花生的整个生长过程中，每个生长阶段对水分的要求都不同，例如：开花期、结荚期，需要大量的水分，假设水分不足，会使花生的产量大受影响。从花生的播种，一直到出芽，都需要充足的水分，所以，必要时一定要人工进行浇水，以保证花生的总产量。与此同时，花生的品种不一样，在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以及水分需要的生长期也不同，因此，在补充水分时，一定要根据花生的品种进行科学灌溉。
自俄国1905年革命至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一直是列宁力主实现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伴随俄国革命实践的不断推进，列宁对工农民主专政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
(四)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任务
本课程以16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班中45名学生为教学试点对象实施了本课程改革方案，对每章知识点通过项目实现、当小老师，课堂考核、实验和期末考试等多种考核方式，以每项100分、计算出每名学生本知识点各项的平均分数，最后再计算出45名学生的平均值。最后得到本知识点学生的达成度，例如85分，达成度表示为85%，并根据结果提出改进措施，如表2所示部分知识点的教学效果评价及改进措施。
列宁通过对不同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对比分析，阐明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工农民主专政的必然性。在列宁看来，马尔丁诺夫之所以对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政府持反对态度，源于他一直存有社会民主党一旦加入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就会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规模的担心。其实他的这种担心是根本不必要的，也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4]81。而无产阶级始终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农民经过教育也“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此相近的民主革命精神自然使工农民主专政中最终“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与农民”。
当工农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时，还仅仅是对革命政权中无产阶级与农民两大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抽象表达。正如列宁所说：“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5]26这一革命专政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加以具体呈现，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验证。苏维埃的俄文本意为会议和代表会议，其历史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俄国的1905年革命。1905年5月，沃兹涅先斯基市的纺织工人掀起了第一次总罢工，苏维埃作为一种新型革命政权形式首次在俄国革命中出现。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列宁进行了认真观察并将其看作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1917年2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苏维埃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沙皇专制统治被推翻，形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国家政权不断由工兵代表苏维埃转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部分同志仍缺乏正确认识，不理解苏维埃政权的本质所在。为此，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列宁明确表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5]15在《论策略》一文中，列宁再次深刻指出：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5]26。实际生活已经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从公式世界导入现实世界，使它有血有肉具体化。至此，列宁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紧紧联系起来，最终完成了这一革命专政由理论概念向现实生活的彻底转化。
一个政权具有怎样的政治属性，首先取决于参与这一政权的阶级成分。作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阶段的政权组织形式，列宁积极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包含哪些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在政权结构中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们仍可在列宁对马尔丁诺夫的“尾巴主义”和托洛茨基、帕尔乌斯“不断革命”论的批判中，追寻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前所述，马尔丁诺夫囿于传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如果无产阶级用工农民主专政来恐吓资产阶级，就会把它逼到反革命的阵营，致使民主革命的任务难以完成。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尔丁诺夫最大的错误在于把推翻专制制度的临时革命政府和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了。他只是看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却没有注意到俄国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小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构成最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阶层。正因为民主主义变革还没有完成，所以在实现政治形式的问题上，这个巨大的阶层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比狭义上的真正‘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多得多。”[3]7这里，列宁从共同利益对比的角度，揭示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巨大利益关联，肯定了革命政权结构中两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
三、列宁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重要意义
作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农民主专政思想不仅直接指导了俄国革命的实践发展，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这一思想不仅是正确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思想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以药物不良反应这一节为例，该章节的重点在于掌握药物不良反应分类及发生机制，难点在于诊断药物不良反应的主要依据，在教学中教师需重点突出本章与医院临床药学实践紧密相结合的特点，争取将学生的思维引导到如何在实践中发现、判断ADR。笔者在该部分内容的教学设计中引入BOPPPS模式，具体设计见表1、表2。
(一)正确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理论基石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无论是国内国外还是官方学界，绝大多数人都毋庸置疑地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认定肯定也不无道理，因为有列宁大量相关论述作为依据支撑。但若固守单一视域，不从整体角度审视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不从多个维度理解把握列宁其他相关论述，对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认识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把握。列宁是将俄国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作为一个革命的两个阶段来看待的，然而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时间仅有八个月。而在这短暂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俄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内基本矛盾很难发生巨大的转变。沙皇专制制度的影响依然存在，临时政府还在依靠沙皇时期的旧军队坚持对外战争，农民的土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和平、土地、面包”仍停留在单纯口号的宣传和鼓动。在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前提下，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环境中，俄国十月革命不可能只呈现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单一色彩，必然表现为一幅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互交织的多彩画卷。正如列宁所说：“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4]68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作为连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间阶段，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阶段。这一革命专政的阶级成分和实施的革命措施，最能体现出十月革命多重属性交织渗透、转变发展动态进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是正确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性质的理论基石。
(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曾以宏大的历史视角，高度评价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1470-1471其中，十月革命炮声中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就有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涉及革命任务、革命性质、依靠力量与革命进程等多个方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开展革命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毛泽东依据列宁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中世纪残余的论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依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依据列宁关于农民在东方落后国家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依据列宁关于革命发展阶段的思想，论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二者在内容上具有密切的继承性，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源头。
盈利915万元！这是西达里亚油田今年前三季度的利润，对很多油田来说可能只是“九牛一毛”。但这个西北油田最老的油田居然能盈利，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蒲国良.列宁与苏维埃民主的最初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5).
[7]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9]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俞良早.关于列宁国有化思想的历史考察[J].东欧中亚研究,1999(2).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胡运锋.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理论关联[J].求实,2011(6).
收稿日期：2019-06-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的民主观及其当代发展研究”(编号：15BKS002)。
作者简介：司永海(1976—)，男，河南民权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列宁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9)11-0027-05
【责任编辑：薛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