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与借鉴中创新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理论论文,中创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理论的创新，而比较和借鉴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当代，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潮、流派或思想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90年代以来其理论主张更加成熟。虽然其体系内部有矛盾、目标有空想色彩、有的观点具有片面性的缺陷，也并没有为解救全球生态危机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但它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正确地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针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我们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在价值取向上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对于我们创新社会主义理论，既坚持可持续发展又强调以人为本具有很大的启示。西方绿色运动有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征服统治大自然的技术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另一种主张生态中心主义。七八十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时，一般都采取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主张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社会需要，即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大多数人设想：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统治自然，这里的统治意味着人类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生产，以满足人类有限度的而又丰富多样的物质需求。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中心，大自然是人的可爱的家园，人与大自然形成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者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虽然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是利润至上，其后果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对大自然登峰造极的掠夺。因此，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统治与掠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欠下了生态方面的巨大债务。现在，发达国家一方面以低于资源价值的市场价格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资源，又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把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害环境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又极力将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打着环境的旗号把环境问题作为新的壁垒，从而抵消发展中国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限制发展中国家向其出口产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以保持其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1]。
再次，生态社会主义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高兹提出并论证了生态重建和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认为生态重建势在必行。他批评环境主义的绿色资本主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现代化才能彻底解救生态危机，因资本家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吞噬着它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2](P231)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讨更引人注目。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修改社会主义本质的方式来实现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模式不适合我国，但是其理论探索对我们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计划经济同义，与市场、私有制格格不入。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大多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联姻。真正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必须使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此外，巴德汉所设计的内部人监督体制、柯亨和罗格设计的一种联合民主制度，发挥民众、社团、法院等监督作用，对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诺夫和布鲁斯指出：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柱。社会所有制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私有的、合作的、公共的企业将相互竞争，直接的国家调节将受到严格限制[3]。市场社会主义者主张的社会所有有制，使每人获得数量相当的票证，通过共同基金等或其他形式参与资本股票市场，如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等使投资和决策分散化和市场化，促使企业以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由竞争，既达到社会主义公正又不失市场经济效率。这一理论设想虽未经验证，但对我国的所有制改革走向仍有启发。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公有制只是一种手段，平等、自由、民主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价值。罗默说：“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公有制体系，而应当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保证积累起来的利润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如果公有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便与社会主义相一致，但其他的产权形式或许能够更好地做到这一点。”[3]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平等、自由和民主，我们显然不能肯定，但也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经济是与自由、民主与平等相冲突的，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强调市场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效应主要是正向的。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具有平等的激励机制、可以促进自由、使民主得以保障。卢恰诺·佩利卡尼说：“市场是自由和合理经营的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市民社会。而没有市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5](P203-204)。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能促使经济高效的发展，更在于可以确保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根本原则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的充分实现，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这是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民主、平等、公正和更大共同体的认同，以及许多理论主张和建议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总之，市场社会主义者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当代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和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这对创新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正如戴维·施威卡特所说：“现今世界中最具活力的、包括十二亿人民在内的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应”[6](P4-6)。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这20多年发生奇迹般变化的根本原因。前世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甚至说，中国领导人应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当代世界发展的启示
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多次转变。首先，是发展客体论，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普遍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其主要理论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它将发展等同于增长，见物不见人，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全面发展指标，忽视主体人的发展，理论上片面而有害，实践上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与损失。
其次，是发展主体论，认为发展的本质与主题是人的现代化，而不仅仅是客体论所说的物质财富等客体的增长。离开人的现代化，客体财富的增长只会是一堆废铜烂铁。显然，从客体论到主体论，从重视物到重视人，是一大进步。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人们在肯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人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不仅要强调经济增长，更要强调人的发展。尽管还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问题，但它比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全面、成熟。
再次，是主客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发展中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联合国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现在的行为，主张实现在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与内涵根据《里约宣言》与《21世纪议程》可概括为：两重关系、三种公平和五项原则。两重关系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三种公平是对大自然的公平、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五项原则是公平性原则、全球整体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多维协调原则与需求性原则。
复次，认为发展是“以人为中心+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新发展观》，强调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重新提出了“以人为中心”，但含义仍不够明确[7]。
最后，我们党在借鉴“以人为中心+可持续发展”理论、特别是中外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明确指出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核心与目标，创新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也创新了当代世界发展理论。
总之，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要资本“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8](P33)，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9](P393-394)。可见，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应是我们积极主动全球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