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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01)04-0084-06
Frank Lentricchia和Thomas McLanghlin编写的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2]一书在今天西方文论界有较大的影响，但中国目前还没有译本。该书的编写者也大都是当前活跃在学术界的新锐学者。书中较为学理化地将近十几年来最新的批评术语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值得注意的是，诸如Writing（书写）、Author（作者）、Representation（再现）等等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概念，竟然也会在这本书中出现。一种新的描述和概括使这些似乎本应退役的词儿又获得了理论运作的冲击力。著名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所写的Writing一文则是其中的代表。[3]
在这篇文章里，芭芭拉比较关注这样三个问题：“书写”如何成为了一个概念？在诸如巴尔特、拉康及德里达等人理论的洞照下，“书写”是否还是一种明澈的意义载体？“书写”这一概念的产生对文学阅读与阐释有什么样的意义？芭芭拉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提供极有趣味的话题。而在我看来，“书写”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倍受关注的文论范畴，确实和6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论美学的兴衰历程有着紧密联系。书写及其相关理论的衍生，也已经走向关注文本修辞的阐释思路。但是，如果不能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烛照这种阐释，它就只能陷入无穷无尽的文字游戏式的阐释循环之中。
从作品到文本：对差异的寻求
在英语中，"writing"这个词有多个义项，其中常用的则是记录和写作两种含义。在《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图提献宝的故事。国王塔姆斯接受了图提呈上的数字、算术、几何、天文等许多东西，惟独拒绝了所谓可以医治教育和记忆的良药“文字”。苏格拉底说：“借助文字的帮助，他们无需教练就可以吞下无数知识，好像无所不知，实际上一无所知。”[4](PP.168-169)这样，书写活动就被仅仅看作是匮乏自我意识而主体缺席的文字记录。虽然苏格拉底同时承认，当文字成为心灵中真善美的铭刻记录时，它才是一付良药，但是，文字作为写作的自组织性和主体性仍旧被遮蔽了。
从这个背景来看芭芭拉的论述，就不难理解她对巴尔特写作理论贡献的认可。在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一书中，巴尔特探讨了文学写作(literature)理论的发展与对语言写作能力的怀疑之间的矛盾性关系。在巴尔特的理论中，“作品”(work)和“文本”(text)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对“作者”的发现，这使得“作品”成为一种被某种权威力量笼罩了的“完成物”。于是，“作品”就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可信的再现性客体；与之相对的“文本”则是开放的、非限定性的，同时具有生产性和颠覆性的。因此，芭芭拉指出，“‘作品’和‘文本’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客体对象，而是两种看待所写下的文字的不同方式(two 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the writen word)。”[3]作品被看作是作者的产物，这仍然没有脱离苏格拉底视书写为思想的记录的笼罩。文本则是“作者死亡”之后的产物，其异质性、未完成性，使之充满了意义的裂缝，并超越了单一意向的统治。这就是说，巴尔特对“书写”形式序列的存在方式的强调使“书写”成为一种摆脱了附属地位的自由和自主的写作。[5]
事实上，以自由的创作或者文本的游戏来定义和理解“书写”，这显然感受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依德主义的影响。但在芭芭拉看来，《如实》撰稿人（这包括巴尔特、德里达、福科、克里斯蒂娃等）的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的理论视野，明显受到了语言学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书写”获得了独特的内涵。
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创了产生上述影响的现代语言学，在书中，索绪尔从共时性角度（而非传统的历时性角度）用差异原则（二项对立）来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符号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有了产生意义的条件。芭芭拉使用了著名的“走马规则”比喻来说明这一思想。即棋子的意义来自于棋类游戏的规则系统对棋子角色功能的认定，并非棋子本身而是“黑与白”决定了棋子的存在。（注：我们可以用“功能”和“角色”这两个概念来进一步说明它。棋子的意义显然来自于它所承担的游戏功能。这种功能必须由双方角色的划分来实现。但是在文学作品中，角色的划分非常复杂，有时角色纷繁，但是各个角色的功能却非常单一。芭芭拉简单地说“黑与白”决定了棋子的意义，显然忽视了“角色不同而功能相似”的这种叙事现象。另外参见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罗钢《叙事学导论》、叶舒宪《结构主义神话学》以及《罗兰·巴（尔）特随笔选》等著作。）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将符号分成了能指和所指(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两个层面。一方面，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一旦结成，就交由语言系统来控制，说话人不能随便改变。这样，索绪尔就把人们的眼光由书写活动的历史和现实层面引到了书写活动的符号系统内部不同的关系层面。这似乎为后来巴尔特将书写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意指系统和编码活动、呼吁人们将阅读的注意力转向能指的思想开了先河。更为重要的是，索绪尔注重了符号间差异关系对符号意指的内在规定性，从而使“差异”成为搜寻意义生成的引领性概念。
能指的解放：从延异到补充
但是，后来研究书写的理论家和索绪尔有所不同，他们更明确地看到了能指／所指以及物质性／观念性之间的连接。一种在我们看来比较奇特的理论是，将能指从各种观念性压力和秩序性要求中解放出来，就可能形成对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具有拆解性质的力量。这一点在巴尔特提倡的“文本的极乐”理论中有着一定意义的体现。尽管如此，关注书写的内在编码关系，分析文本的活动组织，恰好是打开书写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种力量复杂勾联关系的一个通途。
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康责难索绪尔“一纸之两面”的能指／所指关系倒有助于我们发现书写与现实历史的上述微妙关系。芭芭拉则从“能指的解放”开始，介绍了拉康的独特贡献。
1966年，拉康出版了《书写》一书，试图重新解读弗洛依德。他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弗洛依德书写的认识：“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的被结构化的东西”，即一种以置换形式置身于明晰的、具有层次性的系统之中的东西。梦境、失语、怪异行为、歇斯底里等症候，对拉康来说，构成了一条“能指链”，这种“能指链”非常像一种无意识“外来语”，使我们不能在一种意识层面上来理解它。意义或者说所指，只能在它沿着这条“能指链”的滑动中才能寻找。在这里，能指与所指并非意义对应的关系，所指的效应只能在这个能指向另外一个能指的运动中产生。按照我的理解，梦的分析，不可能是一种综合性的梦境阐释或象征性的寓言阐释。只有在沿着梦的联想链不断往复地寻求时，才会洞察意义所在。舒婷的一句诗说：“我简单而又丰富，所以我深刻”。“我”被设定为所指，那么只有在“简单、丰富、深刻”等几个词的关系运转中寻求其意义；但“简单”又是什么？“丰富”又是什么？这显然又使“深刻”被设定为所指；那么为什么“简单而又丰富”就必然走向深刻？于是这句诗成为一个能指，其所指布满整个产生诗句的历史文化空间。芭芭拉则举了谜语诗或谶语诗为例来说明，在表层能指中又隐藏了一个能指层。《失窃的信》同样说明了这种意义不断延迟到来的状况：人物行动被信的移动所制约，所指的意义被能指的滑动所决定。
拉康的理论显然在文本的意指功能上撕开了一条巨大而又无法弥合的裂缝。德里达从文字与言说的关系这个角度，以对抗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指归，将书写的条条裂缝解读成某种充满历史意味的地形图。
1967年，德里达连续出版了《论文字学》、《语言与现象》、《书写与差异》等三部成名作，从此他开始了对西方哲学二元论模式的质问。他发现，苏格拉底式的重视言说而轻视文字的传统，是一种典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语言是一种表音系统，这和后来德里达大加赞赏的汉语不同，这种语言本身就具有“以语音为中心”的倾向。所以，言说，就被看成是直接的、真理在场的、活生生的和完整统一的；书写（表音文字）则只是对言说（语音）的记录，必然是间接的、真理缺席的、死气沉沉和分离的。德里达认为，言说的直接性等其实只是一种幻象，因为，言说从来就不是直接从一个人的心灵进入另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并不是用言说的方式来组织意义，恰恰相反，我们是用“书写”的方式来组织意义。因此，抛开发生学的意义，文字才是语言的本源或说原型。[6](PP.22-24)德里达的分析揭示了言说与书写的共同基础：“延异”(difference)。换言之，语言结构的基础就是距离和异质，言说与书写都是这种结构中的存在物。
“延异”作为德里达的生造词，是deferment和difference的结合物。在德里达的观念中，当人们无法直接把握事物，言说在场；当在场无法直观自身，便可求之于文字。所以，语言变成了延宕了的在场。言说和书写都是这样，对自我的表达和对思想的表达都不能使“自我”与“思想”在场。这就有了“补充"(supplement)这个概念。德里达说：“言说成为对（实在、本质理念、存在等等的）直接在场的补充，文字成为对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在场之言语的补充，手淫成为对所谓的正常性经验的补充，文化补充自然，邪恶补充天真，历史补充本源，如此等等”。[6](P.105)“补充”这个词在法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添加”，一是“替代”。书写的逻辑于是成为一个“疑难逻辑”：“书写因为延异而成为补偿；同时，又因为是一种补偿而延异。”这种疑难逻辑也就是书写的“补充逻辑”。换言之，在书写中，添加与替代歧义共存——替代物本来就是补充物，但补充物终于又是替代物。芭芭拉以“A补充B”作为基本陈述，列举了一系列同义陈述，无论是“A是B的添加物”、“A因为B的缺乏而存在”的所谓正面性质的陈述，还是“A是B的威胁”、“A从未令B满意”等所谓负面性质的陈述，都可以使我们看到，书写"A"在成为思想"B"的补偿的同时，又替代了它而在场。[3](P.45)
通过视书写为一种“补充”，德里达轻易地抽空了他所讲的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所谓“逻各斯”的“终极所指”。“逻各斯中心主义”坚信在语言之外有一种宇宙精神，如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等，成为不为语言所玷污“超验所指”，它所具有的是一种支配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赋予书写以意义。对“超验所指”的认同，铸就了再现理论景观中书写的基本形态：语言是一个透明物，清澈地使意义浮现。在这里，德里达指出，书写永远不可能是单向、直接与和谐的，它更是一个含混、多义、常常复合了各种对立素质的活动。作为补偿出现的书写，总是在其单一的意义指向上被规定，从而成为本不存在的“超验所指”的替代。于是，德里达通过使书写变得深不可测而剔除了书写活动中所凝聚着的神秘性幻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芭芭拉才指出，书写可以除幻。[3](P.39)
“书写”：意味深长的批评概念
芭芭拉总结了书写概念在文学阐释活动中的意义。
书写这个概念，尤其是在德里达意义上说，表明了一种体验式或说感悟式批评的终结。这种批评往往将书写看作是一个虽然复杂却终究在其整合性的话语组织中“反映”“再现”或“投射”了特定意义的活动。书写理论则说明，意义不是在阅读的直感中自我呈现的，而是通过分析其内部复杂的关系网络被“推算”(work out)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图景、尤其是那些看似不经意地被作者使用的东西，往往能具有极其丰富的隐秘含义。芭芭拉举了德里达分析“药”一词的复义性的例子。药既有治病之良药，也有害人之毒药，一词双义。相似的例子在钱钟书的《谈艺录》中也存在。所谓“衣”有二义，一为“障”，一为“彰”。《红楼梦》中尤三姐戏贾蓉父子一节，二人见她只身穿一件“抹胸”，一方面挡住了他们的视线——此为“障”；一方面又撩拨了他们对其肉体的欲望——此为“彰”。一场意味含混的性游戏几乎颠覆了尤三姐节妇烈女的价值指归。
德里达的书写理论也由此指向一种注重对文本边缘材料的发现、并由边缘拆解中心的阐释思路。德里达尤其关注书写的所谓边缘、注解、裂隙、回声、离题、间断、碎片、悖义、含混等文本症侯，不仅是为了逃避逻各斯对文本的意义规定性，更是为了突出书写作为一种修辞性话语活动的自我解构力量。
芭芭拉指出，正是由于上述阐释思路的延展，书写理论打开了一处“语言的政治学”的更为辉煌的研究景观。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批评家，芭芭拉尤其关注书写理论在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问题上的意义。在这篇短文中，她列举了诸如苏珊、桑达、瑞奇、赛义德等理论家的探索，说明德里达对文本书写中潜在的压制性力量的追索，为上述批评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显然，芭芭拉对书写一词的描述，引人瞩目地关注了其中解构性的现实冲击力量。解构的展开，在芭芭拉看来，必然依据对文本修辞战略的译解和阐释。但是问题在于，关于书写的解构理论本身并不具有展开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历史视野。芭芭拉的论述显然跳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解构主义的批评是如何成为历史批评的？事实上，在德里达及其后继如德曼、米勒等人那里，同样存在一个阐释书写的“疑难逻辑”：如果德里达所指称的超验精神是在场的，那么，解构就成了痴人说梦；如果它不在场，解构就变成了文字游戏。任何所谓的“超验”的东西之所以能被设置入文本，并不仅仅因为某种“传统”在起作用，而是那种左右了“传统”之形成的东西，即历史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这种东西在匮乏历史批评意识的解构阐释中常常被遮掉了。仅仅从解构主义的书写理论出发，也就还不能应答当前诸如种族、身份、性别及全球化等等置身于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的文化格局内部的一系列问题。
修辞论批评与历史视野
在我看来，书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性的存在，它同时还是一种权力性的和文化性的存在。事实上，将writing一词译成写作，则近乎于马克思、萨特的传统；而译成书写，则近乎于巴尔特、德里达的传统。换言之，书写作为写作，正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所说的，写作是作者介入社会的带有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存在活动，它使人成为“自由人”来和读者交谈。从这个意义上看，芭芭拉使用“书写”这个概念显然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其中所具有的这种主体性色彩。但是，问题在于，仅仅强调书写活动中创作主体的控制行为，常常会忽视书写（文本）的自我生产性，而无法发现其间深藏的各种意识形态冲突力量。所以，将书写看作是一种文化语境的建构性力量与产物就是必要的了。
首先，书写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书写姿态问题，即主体如何将自身置入其中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书写姿态可以分成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两种。在一篇日记中，“意识的自我置入”使日记成为一种“独白”的声音，而“无意识的自我置入”则使日记分裂为两个“我”：一个在言说，一个在倾听；一个在目前，一个在未来；一个将自己看作是未完成物，一个将自己看作是已完成物。于是，日记成了一种奇妙的“对话”。拉康将这种书写的主体分成了“说话主体”(The speaking subject)和“被说主体”(The spoken subject)。任何一个“被说主体”可以是道德低下的、败坏的，但是“说话主体”则必然在政治、文化道德等各种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有利于己的想象位置。而如何看待主体置入书写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寻求书写了什么，而是要寻求书写如何完成了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文本的修辞战略，了解其中话语组织调整的效果，就不能离开对这种意识主体与无意识主体之间的置身方式和置身之处的研究。
其次，书写中主体的置入连同其修辞话语的格局，既是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产品，又是这种历史文化的建构性设置。这就要求我们超越文本的表面含义或表层意图，去把握不是由作者决定的，而是决定了作者的各种文化压力。依照德里达对言说和书写的研究，我们发现，德里达将书写活动与历史文化语境间的这种互动性关联视作为一种书写对意义生产的先天性的规定，这显然抽空了书写活动中的现实指涉功能。事实上，言传比书写确实更有现场效果。“我知道你会唱歌”这句话，不同的言说重音，就产生不同的意义：
我知道你会唱歌（别人可能不知道）；我知道你会唱歌（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会唱歌（我不了解别人会不会）；我知道你会唱歌（你还说你不会）；我知道你会唱歌（我不知道你是否会跳舞）。
这种现场效果尽管细微，但主要在交谈双方信息交流的层面上展开。而书写作为话语交流，则在深层的文化语境中展开，它所具有的是一种“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现实效果”。如一对农村老妇的对话：
“你家儿媳生了吗？”“生了，一个男孩！”“可好！”“你家儿媳生了一什么？”“生一女孩”“呵，也好！”
如果这段话没有被书写，它的现场效果只会止于一种农村妇女的人际交往效果；若对其书写，则发现“可”和“也”两个虚词不仅仅会产生情感色彩，而且这种情感色彩就会在一种更加深广的，例如男尊女卑的文化历史等意义上来理解。
事实上，强调书写的话语组织形式的阐释，与强调书写活动的主体置入形式和历史语境建构，正是吁求一种审美批评与历史批评相契合的修辞论阐释视野。解构主义在其发展后期也开始了对如叙事与历史等问题的探讨，呈现出走向修辞批评的战略。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战略只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的理论才可能完成阐释的使命。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视野，总在关注话语修辞之中来理解为什么会历史地产生这种话语修辞及其效果。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保罗·德曼对卢梭《忏悔录》的解读。在《辩解——论〈忏悔录〉》一文中，德曼惊人地揭示了《忏悔录》在“真诚”的书写背后的“伪善”的辩解色彩。[7](PP.264-265)这种解构的逻辑所具有的强有力的质疑色彩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带有政治性的现实冲击力量。但是如何使这种冲击性力量成为一种自觉的和学理的呢？就德曼而言，揭示了卢梭的所谓“伪善”，却无法实现像马克思在批判欧仁·苏《巴黎的秘密》时对“一般伪善”的理解。[8](PP.207-266)事实上，卢梭是真诚的，但怎样理解这种“真诚”？忏悔作为辩解，又是如何赢得读者的强烈认同的呢？德曼遗留的这些问题只有历史批评才能解决。就是说，只有恢复《忏悔录》里中产阶级的历史与书写的互动性关联，才能令我们进一步认清文本内部那些复杂微妙的各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