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两岸在港关系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论文,年代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岸关系的研究，关涉中国统一大业，所以多为史家所重。然而现有的成果，在祖国统一的整体思维取向下，多着眼于台海两岸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两岸在第三地香港的互动。事实上，香港与两岸素有渊源，在国家处于分裂的现实背景下，较之台海间单一的、表层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抗，两岸在港关系更具深层利益角逐、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诸特征，应视作两岸关系史的主体内容之一，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文即拟从历史角度，选取50年代两岸政权建立或重组后各自寻求稳定、巩固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段，对两岸在港关系互动作一初步探讨，以期立足香港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或有裨益。
一、50年代前半期：物资与人心的争夺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建政大陆。两岸分离，两岸关系遂为发端。香港因其与两岸关系久远而介入其间，成为早期两岸斗争的主战场。触发50年代两岸在港争夺的关键，固有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内在动因，更直接的则是对前国民政府在港遗产的继承权之争。国民党主政大陆时期，曾在香港多设政府经济金融机构和物业代理部门。据统计，到1949年底，计有航空、航运、银行、交通、外贸等机构29个，资产净值在2.43亿港元。其中最重要者为垄断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包括83架飞机及大量重要器材。其中仅中国航空公司资产净值达9.9千万港元。其他较为重要的还有招商局轮船公司香港分公司，资产净值1.28千万港元；交通部港九材料购运处，资产净值9百万港元；资源委员会贸易处事务所，资产净值3.26千万港元；中国纺织公司贸易处，资产净值4.54千万港元。（注：《接收港九台湾当局机构工作总结》（草稿），转引自刘晶芳：《接收香港台湾当局机构和资产述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另据1950年原国民政府驻港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披露，国民党在退台前夕，曾将大量的物资抢运到香港，仅交通部物资，总价值就在4千万港元以上。（注：《中央日报》（台湾），1950年1月8日。）
如此之多的物资对于两党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共产党建国之初，为了振兴经济，打破国际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与军事威胁，确立其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恢复经济生产。因此，接收旧政权遗产，集中现有物资，使之为我所用，显得尤为迫切。与此同时，国民党也需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迅速建立台湾经济基础，以对抗共产党“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政治军事威胁，加强自保战略。因此，香港滞留的大量物资成为两岸恢复和重建经济基础的急切之需。围绕在港物资的争夺，遂首当其冲地成为初期两岸在港关系的重要内容。
50年代前期两岸在港物资争夺大致有如下几次：1949年11月—1952年10月对“两航”资产的争夺；1950年1月对招商局13艘起义轮船的争夺；1950年6月—1952年6月对原广东省水产局5艘渔船的争夺；1951年2-4月对万吨级油轮“永灏号”的争夺；等等。其中尤以两岸对“两航”资产的争夺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最能反映两岸在港资产争夺的全貌。
1949年11月9日，“两航”员工4000余人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宣布起义，驾机12架飞回大陆，是为两航资产争夺的导因。国民党原为不使飞机落入共产党手中，才将其运抵香港，借助港英庇护。但未料会产生此种变故。是以消息传出，令国民党大为震惊。当局检讨策略，不但深感“正当政府处境极端困难，交通工具极端缺乏之际，十余架飞机损失，固然是一件极为痛心的事”，同时也幡然意识到在港资产受到“共党勾引”的危险所在。（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1月14日。）因此，次日，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应变，一面指示“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谒见港督提请协助，一面又派“外交部长”叶公超、“交通部长”端木杰赶赴香港，“尽可能争取‘两航’在港员工、飞机和设备，使其短期内继续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1月14日。）。与此同时，大陆获益匪浅，也意识到利益攸关，遂于12日正式接受起义，并宣告原属国民党资本的“两航”资产，现已正式成为中国人民的资产，呼吁“鉴于香港环境特殊，‘两航’员工应即负起保护人民财产的神圣任务”（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5页。）。两航资产争夺拉开序幕。
与中共相比，台湾当局采取的措施更积极、主动和直接。叶公超与端木杰抵港后，迅速取得港督葛量洪冻结“两航”资产的承诺。16日，“两航”亲国民党人士沈德燮、戴安国两人出面重组“两航”公司，甄审“两航”员工，取消“两航”在港注册证，并加紧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飞机合法起飞，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况下，“两航”起义员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我驻港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成立了“护产”非常委员会，加强保护飞机及其他资产，同时聘请香港大律师陈丕士代表中央政府向港英政府提出法律诉讼。11月24日，双方同时取得“临时禁制令”，“两航”资产各方均不能移动。资产争夺进入法律启动阶段。
“两航”资产的冻结，使两岸争夺出现僵持局面。国民党担心英国政府为保留在华立足点而将“两航”资产判归中共，遂于12月12日将“两航”资产转卖给持有“两航”股份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企图通过美国的参与“对想在法律上控制该公司财产的共产党政府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20日。）。12月19日，民航陈纳德受委托向港英当局提出“两航”产权申请，称其“以美侨私人身份负起接管‘两航’资产并将努力利用这些资产为自由人民谋最佳之利益，确保不使财产落入共产党手中”，要求英、美、港对“两航”资产予以保护和发还，以便使“两公司财产尽量为自由中国人民利用”（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20日。）。国民党出卖“两航”资产，使得两岸资产争夺变成为共产党中国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实力较量，标志着“两航”资产争夺国际化。中共早就预计到台湾当局会孤注一掷。陈丕士大律师曾于11月向港英政府提出过警告，指称台湾当局有出卖“两航”资产的阴谋。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就“两航”资产问题发表声明，指出我中央政府对“两航”在港资产享有继承权和处置权，如“两航”资产被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5页。）此前，他的另一份声明还表示，如不把“两航”资产移交中央人民政府，中共则将以在华英人资产作为抵押。（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7日。）
中央政府的严正声明，给港英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英国政府在倾向于保护在华利益的现实考虑的同时，不拟在“两航”资产案上与中共构衅。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需要宣布正式承认中共政权。香港高等法院随即作出判决：“英国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在法律和事实上的政府”，大陆中共政权作为中国中央政府享有“央航”在港资产，此前台湾当局对“中航”的出售是无效的。（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7页。）港英当局的初步判决反映了台湾当局在香港的影响消退和在产权争夺中的先行失利。中共利用外交手段，加上现实环境，赢得了两岸资产争夺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初步判决作出后，台湾当局出于对英国政府的出卖和对共产党政权初步胜利的仇视与恼怒，公然炸毁7架“两航”在港飞机，并进一步串通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运动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涉使形势急转而下，并且很快奏效。
1950年4月3日，英国殖民大臣格里菲思在备忘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在过去的四个月里，英国政府不断地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要求采取措施，防止‘两航’飞机和其他资产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国务院明确警告英国驻美大使，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可能严重危及马歇尔计划和军援英国计划的继续实施。”（注：英国内阁档案Cab129/39,C.P(50)61，转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二十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美国政府掌握有制服英国的杀手锏，而脆弱的依靠美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战后英国政府，也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在长达一年的反复权衡、斟酌后，英国政府最终只得吞下两家在华企业被中共报复性征收（注：征收企业为上海英联造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的苦果，用修改法律的强制手段，将“两航”资产判给陈纳德。中国政府在美国的直接插手，和英国政府的骑墙政策下蒙受巨大的损失。台湾当局假手第三势力间接地取得“两航”资产争夺战中的最终胜利。表面上是两岸产权之争的“两航”资产争夺案，实质上反映了国共两党以及美中之间在香港事务中的首次较量。
除了物资之外，人心支持显然也是当时两岸在港角逐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旧秩序的崩溃，导致整个社会、政治失控和文化、心理失范。失败主义情绪充斥在旧政权的精英群体们内心深处。士绅阶层和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自我放逐，滞留香港，极力想从国民党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更多的人则在静观形势、等待尘埃落定。国民党退台初期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迫切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收集、整合和控制，以克服他们失败主义、投降主义、逃避主义的病态心理，树立“反攻复国”的信念。同时，共产党新政权因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建设的现实需求，也存在对滞港精英群体进行统战的必要性。
正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和现实考虑，国共两党对滞港精英群体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工作手段。共产党根据数十年的统战经验和对和平民主自由的诉求，确定了攻心为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主策略。滞港精英群体之所以逗留香港，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旧政权深感失望和对新政权心存偏见：一方面其对国民党自身的腐朽性及其现实崩溃有着深刻认识，心生厌弃和失望；另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数十年的恩怨，并因国民党长期肆意诋毁造成对中共的误解，以及自身的罪愆自悔，又使之对新政权心存疑惧和缺信。针对这种复杂心理，中共又确定了冰释前嫌、既往不咎和礼遇劝归的统战方针。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细致的统战工作在滞港高层精英中相继取得不小的成功，并相继争取到原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原国民政府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原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的先后归来。
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对人心的争夺占据有历史遗留的“人和”条件。它在人们心目中长期延存的“正统”形象，使之无需细致的心理浇释，而仅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具有更强的收集力。1950年1月4日，台湾当局下令一切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尽快赴台。（注：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1945年8月－1987年12月》，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32页。）不久又全面展开党员登记运动，给予一切滞留海外的党员予以开除党籍、取缔薪职的严重处分。同时，在港情治机构也频频利用恐吓、绑架和要挟等手段，逼迫滞港人员迁往台湾。台湾当局的恐吓利诱和行政强制，使得许多“高级难民”不得不弃明投暗，离港去台，但也使得一些既不愿继续为腐败的旧政权效力，又不愿投奔大陆充当“贰臣”的国民党忠贞元老们，最终选择了定居香港，颐养晚年，甘作“寓公”的生涯。
对普通民众的争取，也是两岸在港寻求人心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争取到民众就意味着政权基础的稳固和国祚形象的树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设立港澳工委驻香港工作组负责处理在港事务。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传媒力量，在港人心目中树立新政权形象，并由此向台湾及海外辐射，让全世界华人和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支持国内建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失去英国的外交承认，其代表中国的正统国祚地位在香港舞台上受到否定。因此它确立的对港工作方针，是用精神和金钱支持闲散政客、南来报人和各党派巨头在港活动，努力在港潜伏力量，培植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反共宣传，以期继续保持在港民众中的影响。香港遂在两岸角逐中成为两党争雄逐鹿、各显神通的舆论阵地。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港主办或斥资培植的右派报纸，除原有的《香港时报》外，新出版的如蚁麇集。主要有成舍我的《自由人》、陈孝威的《天文台》、沈秋雁的《上海日报》、卜少夫的《新闻天地》等等。这些报纸普遍带有解放战争时期便已有的敌视、诋毁和恶意中伤等特征，不但对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大肆攻击，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而且还威胁恐吓民众，酿造不良的舆论导向。为了揭露香港一些反动文人和反动报刊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港地拥护新政权的报纸，如《大公报》、《商报》、《晶报》以及《周末报》等都纷纷开辟专栏，在客观公正报道国内建设现状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展开着对敌斗争、驳伪存真、辟谣就正的舆论宣传。这些报纸持论公正、健康积极，在港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者来信称：“在香港，大小报纸刊物数百数十种，绝大多数是反动的，用有毒的色素来毒害同胞们，我们就有别于这些报纸，继续揭露他们的谣言，给读者报道真实的消息和培养读者爱国的思想，一字一句都要向人民负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周末报》更是因其笔锋犀利、极富战斗力，在港人及海外侨胞心目中成为正义和公正的代言人。读者赞誉它“象一支带火的响箭，在黑暗里划出一道光芒，喝倒了南方的叫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
两岸这一时期在港争夺人心的较量中，除了直接的舆论对抗，其背后各自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也不可忽视。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实行了全面的“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从客观现实需要出发而制定的峻急政策，在港人心目中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右派报纸因时而动的推波助澜，使左派报纸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促使得益于朝鲜战争而地位上升、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政权日见巩固的台湾当局吸引力迅速膨胀。许多早先徘徊观望的精英分子和民众最终投奔了“自由中国的乐土”。香港侨商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赴台考察、观光和定居。1954年11月10日，海外侨团侨队齐聚台湾，讨论发起“条条道路通自由运动”，提出利用侨胞开展国民“外交”，进行反共宣传，运动人民“投奔自由”。香港迅速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如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已然利用港人对旧政权残留的权威心理和依附情结，以及中共政权自身的政策影响，重新在港人心中树立起“正统”形象。大陆在港工作处于相对劣势。
二、50年代后半期：暴力冲突与对抗
1954年6月17日，中英互换代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大陆对旧政权在港遗产具有合法继承权和处置权。它意味着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法律交涉上，财产之争必将不再成为两岸在港争夺的棘手问题。同年12月2日，美国出于遏止中国的冷战需要，抛弃“台湾中立化政策”，与台湾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与台湾“采取行动，对付共同之危险”。（注：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40页。）台湾得到美国的保护伞，复在帝国主义卵翼下叫嚣起“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并肆无忌惮地到处进行破坏，妄图达到颠覆新政权的目的。
受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国共两党在港较量，从早期对物资和人心的争夺，转变为颠覆和反颠覆、破坏和反破坏的斗争。1955年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这一年4月11日，中国出席亚非国家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包用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发生意外爆炸。同机遇难者当中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作梅。4月12日，中国外交部首次发表声明，声称该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旨在暗杀原拟乘坐该机的周恩来总理，并责成港英当局“彻底查究”，将肇事者“逮捕法办，以明责任”。（注：李后著：《百年屈辱史的终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页。）台湾当局对此则严格采取低调态度。国民党《中央日报》在短短的50来字的报道中甚至诬蔑该事件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注：《中央日报》（台湾），1955年4月14日。）。5月27日，亚非会议派出的事故调查团公布的调查报告郑重指出：飞机是在香港停留途中被装上炸弹导致爆炸的。（注：《新华月报》1955年第6号，第36-37页。）事实证明这是一起严重的特务暗杀事件。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供认，该事件的确是国民党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员工安排的暗杀事件。他还披露，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香港情报网最高督导王新衡曾秘密会见港督，与之达成口头协议，谓只要港英当局不对被捕台湾情治人员判刑，则国民党将保证不再在港制造恐怖活动，并允诺停止在港印制假钞。（注：张宜平撰：《专访谷正文筹划谋杀周恩来经过》，《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而港英当局当年也的确有意纵容主要案犯周梓铭逃遁台湾，并仅将一批涉嫌人员简单递解出境了事。一件轰动世界的国际恐怖事件，便在港英当局纵容绥靖的阴谋中瞒天过海。
港英政府拙劣的骑墙政策给两岸在港关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一位谙熟香港时局的人士这样评价该事件引发的后遗症：“自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以来（那时周梓铭在一个英国人雇佣的暗藏特务的协助下逃走了——原注），国民党便得到了鼓励去加强他的活动网和同不折不扣的黑社会的联系。但是，虽然豢养每个特务分子的代价是便宜的，而这一大帮特务分子的总代价却是很贵的，他们必须各自作出成绩来，如果他们要继续吃饭的话。这样便产生了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压力。……如果英国人听任这些特务分子在这个地方继续横行下去，那就不会平静多久，随后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61页。）
香港民众的这种看法最终得到了事实证明。1956年1月发生的李盛林事件为港英政府的“听任”态度提供了注解。当月31日，李盛林驾驭F-86型战斗机窜入大陆粤闽两省上空进行骚扰时，被中国空军飞机围堵。情急之中，该机迫降于香港启德机场。中国外交部当即向英国驻华代办发出照会：“有必要指出，这架飞机是全副武装的作战飞机，它是在中国领土上空进行骚扰后逃入香港的。香港当局有责任把这架军事飞机和机上的当事人员予以扣留。中国政府相信英国当局不会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的场所”。（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8号，第8页。）国民党“国防部”则发表公报，诈称该飞机是在作例行长途训练时，因机械故障迫降香港的，且飞机是全无武装的，要求港英当局予以返还。（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2月1日。）在两岸的再次争夺中，港英当局又一次包庇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悍然不顾中国的抗议，将飞机返还台湾。国民党特务分子从该事件中最终摸清了港英当局的政治脾气，“反攻大陆”的气焰更为嚣张。随后果然“未能平静太久”，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在港英当局的绥靖温床上迅速酝酿成熟。
1956年“双十节”的九龙及荃湾暴乱是国民党在港特务分子的总演出。暴乱是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借“双十节”旗帜标志被撕事件借题发挥而引发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6组的外围分子，“军统”驻港特务，以及暴乱前夕从台湾专程赶来的特务头子直接参与、策划、指挥了这场暴乱。暴乱的基本力量则是“十四K”、“三合会”等黑社会组织，参与者包括在港亲台分子、驻港特务、逃港国民党残渣余孽，甚至包括亲国民党的在校学生。暴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右派力量，……出这几年来的一口怨气”（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49-50页。）。暴乱攻击的直接对象是左派的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在港实力机构。
暴乱发生后，国民党各大报刊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大肆诬蔑“此次骚乱是共党分子有组织的企图激起人民反西方的情绪”，“香港的共党分子则无疑是一些幕后人物”。（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也对外诡称：“九龙毁旗事件变质显系共×乘机造成，确信共×之阴谋活动业已掺杂其间，妄图迫使港府加强管理反共人士。”（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3日。）美国《纽约电讯太阳报》则煽风点火，指责暴乱为中共所为，并压服英国政府就此事作出解释。（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4日。）
中国政府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人民日报》一连发表六篇观察家评论，痛斥国民党特务分子危害港九同胞的罪行。（注：《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2、13、14、18、24、27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向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所属的机关和企业。（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50页。）
两岸在港的对抗似乎有严重升级的态势。港英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行动。13日，港督葛量洪提前结束度假回来处理暴乱。警察处和驻港英军在市区实行宵禁，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当夜，警方拘押在“漆咸营”的黑社会人物多达3000人，此后两天内，又升至5300余人。（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62-63页。）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活动网遭到严重破坏和打击，整个黑社会地下网络也被摧毁殆尽，从此一蹶不振。台湾当局的名声也弄得声名狼藉。正直的英国官员认为，国民党在“今年10月10日的事情干得不好”。（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61页。）而和平的普通民众则重新去审视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并视之为恐怖和骚乱的根源。共产党在港势力虽然同时受到严重损害，但其坚实的政权背景使得港英当局在其义正词严的抗议和压制下，重又隐忍观其迅速复苏。更有甚者，中共经过此番冲击，愈发提高警觉，加强防备。重新建立和迭经调整后的驻港政治管理机构的行政职能得到加强，港澳工作组被“工委”取代，新华社香港分社树立起中共在港最高行政机构的代言人地位。
九龙及荃湾暴乱后，两岸在港冲突暂告一段落。国民党在港活动受到抑制，一时还难以有所作为。1958年10月，国民党确认统一中国的主要途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注：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42页。）。国民党在港活动随之转入潜伏期，在港政治影响逐渐淡出，通过香港对大陆转口贸易的经济往来日渐频繁。与此同时，中共取得在港政治优势后，继续坚持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一贯政策。1958年国防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政治主张。保持香港稳定繁荣、利用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为两岸和谈开拓道路，酿造和平的气氛、宣传和平政策，成为中共驻港机构对台工作的总体方针。两岸在港关系受双方整体政策的影响，逐渐进入和平、有序、理性化竞争阶段。
三、总体评价及余论
综观50年代两岸在港关系的历史演进，我们不难发现，两岸在港关系较之直接的海峡两岸关系既有其相联系的一面，又有各自的特点。首先，直接的两岸关系是根源于历史宿怨的心理创伤和对统一的强烈悸动。由于地理的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军事上的对抗和对峙。断绝接触的分裂局面不可能为其更深层的互动创造条件。而两岸在港关系则恰恰相反。香港是所谓自由世界的象征，归属于英国政府的管辖，两党除了潜在的攻势，不可能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冲突。但由于两党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对立，又使得其政治较量转而在利益角逐、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强烈折射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化的最深层、最持久、最具长远影响力的较量。到后来，这种较量的潜在影响力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和制约九七香港回归前后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
其次，两岸在港关系受到港英政府的政策影响。港英政府可以运用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来直接干涉两岸在港关系的可能性发展。英国政府由于其在国共两党以及东西方政治舞台中的矛盾地位，加上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导向，使得它在事实上采取了两面讨好的骑墙政策。一方面它对共产主义心存疑惧，唯恐左派势力在港制造事端，损及英国在港利益，因而有意纵容国民党在港活动，以期借此制约和平衡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它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因抽象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国民党的胡作非为引起中共的反感，从而给在港统治带来危险，因此又不得不作出姿态，努力不让香港成为“被国民党特务分子用作对中共进行破坏的基地”。是故，两岸在港关系受其政策影响，表现出一种均衡态势，即中共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和国民党所具备的政治张力的平衡。
其三，两岸在港关系在大多数时候，表现为和平竞争状态，并是在无损于香港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在香港法律和秩序的判决中——尽管这种法律和秩序时不时被港英当局自身更改和扭曲——进行和终结的，同时也是置身于“第三只眼”——超脱的港人和时刻关注着两党两岸政治发展的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的视野中进行的。正因为如此，两岸在港的较量被赋予了一种非政治的“是非”色彩。正是由于这种“是非”观念的潜在制约，使得中共政府对于发生在香港而涉及两岸关系的种种事件的处理，始终坚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即便是在最严重的暴乱冲突中，其反应也只是限于严正抗议和口诛笔伐，并未采取过任何过激行动。英国政府担心的中共对港实施经济封锁或在港制造对抗性骚乱的事件从未发生。中国政府沉着、稳重、理性、克制的态度，和台湾当局在港蠢蠢欲动、看人脸色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形象高大、令人尊敬、更具有强盛自立的宽容风度。而这，也正是后来中共政权最终能赢得海内外华人普遍好感和欣慰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的方针策略来处理两岸在港关系，与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大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未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香港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络的一个通道，也是中国粉碎孤立、封锁、包围的突破口。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是整体的对港工作方针。由此出发，中共不愿因国民党特务的蚍蜉撼树式的小打小闹而放弃对港的长远打算。此外，中共自身对台湾始终抱有血浓于水、谋求和平统一的真诚愿望。美国对台湾的觊觎是促使中共对台欲打欲停的根本原因。要想不让台湾琉球化，真正使祖国完全分裂，就不可避免地要允许国民党在香港不时地抓住机会发泄败退台湾的屈辱情绪，以帮助国民党树立独立生存的意志，从而也为以后的和平统一留下余地。
美国在两岸在港较量中的影响不可忽视。陈纳德集团插手“两航”在港资产争夺、李盛林事件中美国出面干涉、九龙暴乱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对香港的秘密访问以及暴乱中美国资助的亚洲出版社和良友图书公司的暗中活动（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59-60页。），都无不表明这种影响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扮演这种角色的根本原因，是出于遏止中国的冷战需要，倒并非是因为有直接的利益参与其间。新中国成立带来远东政治格局的变化，对极力谋求太平洋霸主地位的美国形成无形的挑战。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又使得它难以在中国打入一个能发生作用的楔子，因此便只有利用香港、利用国民党作为外部突入的敲门砖。它在两岸在港关系中担任的角色是暂时的，随着以后中苏关系的破裂、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英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后，它对两岸在港关系中的影响将日渐消退，以至难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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