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传播下的全球文化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全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0)04-0209-06
我们正处在“第五次”信息革命的时代，①随着各国政府和组织对“信息高速公路”②的建设和发展，当代社会已成为被互联网“结点”化的社会，它注重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为一种“e社会传播”的现代传播现象。什么是e社会传播？e是enternet的缩写，顾名思义，e社会传播是指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传播渠道，以社会群体或个人为传播主体和对象，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使用，从而达到社会化信息传播目的的一种现代传播现象。我们知道，传播媒介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并且反作用于社会发展和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总是推动着人类文化的迅速演变。新的媒介一旦产生，它的扩散和应用，迅速影响着经济、政治、社会、艺术、教育、日常生活等等文化的各个层面。e社会传播尤其如此：快捷、丰富、自由、开放、多元、互动的视听新媒介，突破了时空、感官、传受之间的限制，重塑着人们捕捉、接收、反馈信息的方式和习惯，更是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世界、思维方式、意志品格、行为习惯乃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潜移默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人作为创造文化和享用文化的主体，他们的改变，直接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变迁。③文化变迁是人类文化所固有的特征之一，文化变迁一直以来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变迁是文化存在的恒久现象，文化的稳定平衡是相对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因为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一旦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改变，文化变迁总是如影随形，所以人类学研究者往往从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之间的交融等方面，来研究文化变迁，其研究思路过于习惯于将文化变迁定位为无关个人情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是一种泛社会现象。
笔者认为，文化变迁虽然表现为社会的文化变迁，但是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体的人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知识、观念、情感、倾向、道德的变化特征，以及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对话和交往的效果，他们不断构建的文化表征，都构成社会总体文化变迁的一部分。在e社会，网络几乎无所不在地传承知识、传递信息、传播思想，文化变迁更多是在不同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文化场域，作用于传播主体和对象，使他们与外界文化进行“同化”和“顺应”，来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以冲突、融合、突变、抗拒、同化等诸多方式来实现变迁。新媒体传播形式的出现，使“地球村”里的全球文化变迁颇具特色，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醒过我们，不应该只是关注新媒体带来的新内容，而应该探究e社会传播对文化变迁的影响。[1]处于“地球村”的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正推动着人类文化向“世界文化”趋近，文化的变迁不再仅仅是狭隘封闭的单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同时社会文化变迁也不是朝着以某种文化为范本的“大一统”模式衍变，e社会传播对全球文化变迁的影响，将使全球文化呈现出不一而足的繁复景观。因此，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网络传播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是如何改变和调整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推动着全球文化变迁，这将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笔者立足于e社会传播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特点，关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媒介特征，分析e社会传播过程的发生规律，以期研究e社会传播对同时作为传播系统的内部社会环境和外部社会环境——全球文化变迁的影响。本文试图建立这样的研究范式：不是侧重于对变迁现实结果的说明，而是力图把握正在发生的具体的变迁过程并着眼于未来，试图建立富于预见性的理论架构。下面将依次从e社会传播对全球文化变迁的影响要素和e社会传播下全球文化变迁的表现形态两方面来阐述。
一、e社会传播对全球文化变迁的影响要素
总体说来，e社会传播具有：传播信息的自由性、开放性、复杂性；传播主体的隐匿性、平等性、多层性；传播对象的大众性、年轻性、知识性；传播符号的集合性、视觉性、能指性；传播媒介的快捷性、虚拟性、多媒性；传播过程的时效性、个性化、互动性，这些基本特征构成了e社会传播影响全球文化变迁的要素。全球文化变迁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势，都和e社会传播的诸多要素及其特征紧密相连。下面择取传播信息、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符号这四个要素，简要分析网络媒体在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之间传播信息，是怎样影响全球文化变迁的。
e社会传播的信息。对于使用互联网的普通用户而言，互联网没有固定和限制的发端和终端，每一个人或者组织，可以任意从某个端口的网络连接中进入，自由发布各种各样的信息。（当然，这种信息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有一些国家设置了网络健康的审查机制，一些色情暴力和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等方面的言论，一经发现会被屏蔽。）正如一个网络BBS的宣传主页上所宣称的：“e社会(http://www.1shehui.com)是为您搭建一个集能力展示、辅助推广和信息帮助的个性化信息平台。在e社会，用户可以实现实力展现、自我推广和价值认可。”[2]学者惊呼，网络标志着中国草根媒体时代的到来，普通公民只要利用自己的通讯工具，随时记录下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发布到网络上，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技术上的进步，使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落到实处。互联网中的信息犹如海纳百川无所不包，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琐事，从天文地理到政治经济，从交友聊天到公务会议——网络犹如一个巨大的信息集装箱，以开放的姿态承载着各种各样的信息。e社会传播开放性还体现在收纳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无论是颇有争议的偏激信息，还是哗众取宠的噱头，还是“众声喧哗”的狂欢式话语——从互联网传播的窗口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生活所能展现的全部。e社会传播的信息，风格繁多、内容开放，同时性质也颇为复杂：既有反映事实的真实表达、又有技巧制作的虚假信息；既有建造人文精神的心灵鸡汤，也有污染灵魂的精神鸦片……
e社会传播的主体。在奇妙的网络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并且不需要公布任何有关他的真实身份的信息，以隐蔽的姿态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诉求。“在网络的世界里对方不知道你是一条狗”，形象地描述了e社会传播主体具有隐匿性特征。发布信息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意志的代言人，是正规的新闻媒体组织，还是民间个人，都以一种平等的地位和身份发布信息、抒发情感、交流思想、发表评论，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主体所传播的信息，以互动的方式共同编织庞大的e社会传播网。有一网站直接阐明其开办的宗旨：“为实现构筑在无所不在网络上的、充实着人人平等、有‘个性’的无所不在服务的‘e社会’作贡献。”[3]互联网冲破了传统媒体的边界，丰富了传统媒体的表达形式，扩大了传播主体的层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网络舆论“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让普通民众可以通过网络自由地发布信息、监督执政者和传统的新闻媒体。”[4]
e社会传播的客体。e社会是“以遍布全球的网络为基础，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打破国家、地区以及文化不同的障碍，实现一个一切社会活动以‘个人’为中心，平等、安全、准确地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5]e社会传播的主体，在互联网传播媒介的互动性关系中，同时也是作为传播对象（受众）而存在的。网络新媒体刚出现的时候，局限于低年龄、高收入、高学历的社会特殊群体内，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机构及普通家庭中的日益普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网络传播的行列，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的传播对象具有大众性的特征。以中国为例，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M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外，我国网民中接入宽带比例为84.7%，宽带网民数已达到2.14亿人，宽带网民规模为世界第一。报告同时也表明，我国互联网发展日趋成熟，网络媒体、网络商务等互联网深层次应用比例大幅提升。[6]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民规模较2007年增长8800万人，年增长率为41.9%。中国网民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之势；网民的最大构成群体仍是学生。[7]年轻性是全球互联网传播对象的另一特征，一些“网络媒体为了培养更多的年轻受众，也不得不把新锐、时尚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8]受众的年轻性，推动着全球文化变迁的程度和速度，这首先体现为年轻人具有时代性，因特网将知识变化的冲击带到了世界范围，这种变化造成了“年轻人带着各种相去甚远的文化传统在时代的同一点进入了现在”，[9]促成了全球文化变迁与时代相接轨。其次，年轻人对传统具有反叛性，因为“他们或是希望脱离整个制度，或是想把这个制度打烂，重新开始；但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没有意义、都行不通的感觉更为普遍。[10]庞大的年轻受众群体，加速了全球文化变迁的现代性，同时也激增了文化传承的断裂。再次，年轻人非常自信，因为在面临着的未知世界里，年轻人仍然充满信心地认为“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11]e社会传播中的年轻受众，成为了推动全球文化变迁的生力军。
e社会传播的符号。e社会传播的符号集文字、语言、图像、视频、音乐为一体，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综合性特征。其中，与报纸、杂志等纸制媒体不同，网络传播符号的视觉性突出，并且随之带来的符号能指性得以凸显。早在20世纪初，匈牙利理论家贝拉·巴拉兹就曾在《电影美学》中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12]20世纪早期的一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也曾经提到过“世界的图像化”，但“视觉文化转向”的提出，主要是丹尼尔·贝尔、威廉·米歇尔等人。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3]明确提出当代文化由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向。尼古拉斯·米尔左夫(Nocholas Mirzoeff)等人则将这一文化转向概括为“视觉的转向”(visual turn)[14]，认为“新的视觉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视像化”。[15]并且这种视觉文化转向主要并非指此类在技术层面上的“视像化”，而是指整个社会向现代视觉文化社会的转型。它描述的是整个社会文化在由印刷传媒向图像传媒转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视觉文化变革”，网络传播符号的视觉化倾向，正逐渐扩大着符号的能指，使符号在“空洞的能指”中做无谓的滑动。
二、e社会传播下全球文化变迁的表现形态
正如上述所分析的，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e社会新媒体的独特传播特征，也是影响全球文化变迁的要素，决定了全球文化变迁特殊的表现形态，这些表现形态在当代初现端倪，也将在未来的网络传播中愈加明显。它既有表象上的“拟像”呈现形态，又有深层次的价值观精神本质；既承载着个体的自我表达，也展现出社会的文化多元化表征；既是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和谐交融的“磁场”，又是不同政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战场”。具体说来，e社会传播下全球文化变迁的表现形态有以下四点：
形态一：全球文化的“拟像”式呈现
e社会传播的综合性符号中，视觉性符号使全球文化不由自主地发生转向，转向“视觉文化”。这里所说的“视觉文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所指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视觉艺术，而是指随着现代声、光、电、信息等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诸如电影、电视、广告等媒体文化。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是时代科技的产儿，最直接最轻松作用于人的感官，一跃成为社会传播的主要文化。e时代下的视觉讯息不再是专家的专业领土，而渐渐成为公众讯息的主要通道。网络将多种视觉文化集合到计算机中，通过音画、视听、文字等多种符号，传递和交流信息，也正是因为网络传播符号对“视觉文化”的推波助澜和“发扬光大”，使网络传媒成为时代传播媒介的新宠。
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和由此导致的文化变迁，很大程度上建构在我们的视觉经验上。传统媒体——文字媒体是一种抽象的、间接的、线性的、静态的、易受时空控制、传播速度较慢的符号媒体，与之比较，电子影像媒体则是一种具象的、直接的、多维的、动态的、较少受时空限制、传播速度较快的符号媒体。新传媒——网络传媒给人们生活的空间和时间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空间维度上，整个地球人类进入了一个被麦克卢汉称为“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时代，麦克卢汉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16]在时间维度上，整个社会文化则开始迈向一种“速度文化”或“快餐文化”，人类在迅捷地传输或接受信息的同时，逐步走向了“速度消费”，并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许多学者针对视觉文化的“拟像”性质，对视觉文化对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且表示了忧虑。詹姆逊指出：电视、电影、摄影等媒介的机械性复制以及商品化的大规模生产，这一切都构筑了“拟像社会”。[17]波德里亚关于“拟像”有着更深入的阐述，他认为符号能指形式的膨胀和扩张，造成的“拟像”使人们生活在虚构和幻想的文化世界中，这种“类像”对人造成的真实感，超越了现实中的真实感，主宰着人的思想和情感。全球文化的“拟像”呈现是e时代传播符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使人们感受和认知朝着浅表化、虚幻化的方向发展，使全球文化变迁显得含混暧昧、虚空躁动起来。让·拉特利尔表示，“不能低估图像文化，尤其是动态图像文化，由于它们通过图像作用于情感，从而已经并将继续对表述与价值系统施加深远的影响”。[18]电子影像正在成为新的“权力媒体”，它通过大规模的持续反复的社会传播来影响公众的判断力和意志力。正如德布雷所声称的，媒体正日益成为一种权力，一种统治公众的“媒体帝国主义”。e社会传播下的全球文化，从表象看，似乎难逃“拟像”化的景观呈现，这使我们关切在面对网络媒体时，受众首先要思考意味深长的问题：“选择看什么？”“看，如何看？”“看在说（文字）之先”，“怎样评价所看的？”“从看到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
形态二：全球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在互联网这个信息“集装箱”里，任何组织或个人，在发布信息、接收信息和交流信息的同时，也在意识或无意识地传播一种思想和文化。地域、国家、民族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乃至巨大差别，在互联网中构成了“众声喧哗”的文化话语“狂欢”盛宴。无论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无论是前现代观念、现代思想还是后现代主张，在这个“兼容并包”的网络传播世界里，都可以寻求到属于它们的话语空间，这主要得益于后现代哲学思潮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后现代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它积极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尊重并承认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选择。无论是解构性的后现代思潮还是建构性的后现代思想，都尖锐批判传统的现代理性和僵化的思想模式，它激发我们重新从多种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和评判旧有的规则和秩序，从不同的视角重新按照某种方式去理解世界，去表述自身。④e社会传播的主体是隐匿的、平等的、复杂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是互动的、随机的、无限的，传播过程是虚拟的、开放的、自由的，因此能以一种强大的力量，以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建构一种开放的历史语境，打破专制性的独白话语统治，创建一种多元丰富的文化场域。e社会传播有助于创建一种“世界文化”——使全球文化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变迁。一个理想的全球文化模式，应是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之间的利益超越之后的统一和和睦，是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融和认可，是根植于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生机勃勃。所有的社会成员既是丰富多元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在普遍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群体。他们共同营造着平等、民主、自由的文化精神，构建着全球文化的共享和形式的多元，“趋同与差异、统一与破裂、亲缘与反叛我们都必须予以尊重。如果我们要致力于历史，要将变化理解为同时既是一种空间的、心灵的结构又是一种时间的物质的过程，既是模式又是独特的事件。”[19]全球文化得以多元化表达，首先是追求自由真理的人类文明精神的体现，网络传播的自由表达、自由诉说，使思想自由和真理澄明。“观点的自由市场”最早是由约翰·弥尔顿提出的，弥尔顿认为真理是可以肯定的，是可以表达出来的，真理本身具有战胜其他意见而存在下来的无法比拟的力量。[20]将“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化的第一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在《论自由》一书中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加入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是一种谬误。全球化文化的自由表达，其次能促使每一个参与表达和接受多元话语的人完成现代性人格的建构。每一位参与网络传播的人，身体力行地阐释着同时作为传播主体和对象的身份，与他人进行平等性的对话和交往，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既推动了全球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变迁，也成功完成现代人的模式转型，以一种宽容大度的心态接纳网络传播所传递的多元文化，建构着一种现代性人格，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保罗·库尔茨教授所说：“成熟的人认识到他不一定赞同相异的生活方式，但他可以宽容它。这样做，他自己的人格内涵会更深厚、更丰富。”[21]
当然e社会传播在推动全球文化向多元化表达的形态发展的同时，有两种逆反性症候值得警醒。一是在解构性后现代思想的消极影响下，一切所谓“本质”、“价值”、“传统”等等成为文化的碎片，在网络世界中毫不留情也毫无理性地被戏谑被嘲弄乃至被反叛。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认为所有“存在即合理”，表面上表达着一种多元文化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文化存在合理性的彻底消解。二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西方现代文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挤压了民族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生存空间。美国发达的文化工业，使美国“样式”在全球实现普世化，改写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那些能表明当地或国家特征和连接当地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似乎处在被全球市场的冷酷力量打垮的危险之中”。[22]一旦受众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都处在美国的价值观杠杆上，来追求物欲的幸福与身体解放，其结果必然是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同质化”的力量未必对民族文化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网络媒介传播着大量“同质化”文化，使全球文化变迁的多元化这种良性发展受到极大阻碍。有识之士们都希望全球文化的前景能如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所描述的那样：“全球文化不是表明同质性或共同文化，而是相反，它越来越多地表明，我们共享着一个很小的星球，每天都与他人保持着广泛的文化接触，这样把我们带入不同世界定义之间的冲突的范围也扩大了。彼此竞争的国家文化汇合到一起，展开有全球文化影响的竞争，这是全球文化的一种可能性。”[23]因此全球文化要实现真正的多元化表达，有赖于每一个生活在e社会传播中的现代人，重视自我意识和主体身份，自觉建构健康、丰富、自由的精神空间，共谱全球文化变迁多元化发展的美好前景。
形态三：全球文化的价值观碰撞
从一般意义来讲，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文化，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最为经典的当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24]虽然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体，但文化的最深层次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是关于某种事物对人的作用、意义、效用的观点、看法和态度。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理解、解释和期望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无论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还是对人自身，都包含了“应然”或“理想”状态的理解，价值观始终参与到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正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才成为人们积极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调节因素。”[25]它支配着人生的兴趣、情感、思维和行为方式，衍射着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价值理想和价值实现。价值观是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动机，是人社会化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它带有群体性、普世性特征，反映着人们的兴趣意向，爱好欲望，标准理想，反映着社会心理的某种较普遍的价值倾向。
但是我们时常可以看到网络传播的世界里，漂浮着似乎没有价值观的言论和信息，这“得益”于全球化语境下后现代解构思潮对价值观本身的消解。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了价值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取消了一切价值标准，荷兰学者塞奥·德汉认为后现代主义“摒弃了人们赖以搞清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全部传统体系，这就意味着摒弃了现代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客观因素，摒弃了至少是文艺复兴以来整个西方艺术的发展。”[26]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文化还以自己的文本或行为直接向人类价值观念发起挑战。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世界是混乱的、无序的、无意义的，而“自我”也相应地只是“绝对空虚中的偶然产物”，人的“一生都是——通向混乱的一次旅程”，是“靠混乱而兴旺起来”，[27]“耗尽”(burn-out)（弗·詹姆逊语）之后的“自我”除了本能，别的都不存在，也不需要了。后现代解构思潮对价值的消解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物欲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成为一些人普遍的人生哲学和价值标准。
但是解构价值存在的虚无思想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表现形式，通过网络上的文字、图像、视频等符号系统，传达着这种另类的价值观。卡西尔提出符号世界对人的巨大影响：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 activity)的进展就是物理世界的退却。在这种意义上讲，人更多的是同自己不断建造的文化情境打交道，熏陶于文化所包含的价值意味中，人总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28]人作为一种符号动物，符号世界的巨大影响，最根本的是符号“所指”的核心——价值观对人与生俱来和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学者C.R赖特在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将大众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社会化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多元价值观，处于多元文化的最深层，它既是社会群体文化日益积淀的基础，又引导着不同文化的精神和表象。e社会传播着的多元文化，承载着某种价值观念并将其作为核心灵魂，形成人对世界的认知结构，并在和外部世界不断同化和顺应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着受众的心理意识和人格精神。詹姆斯·凯瑞(JamlesW.Carey)指出传播对于社会的最深层意义，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29]正是因为如此，争夺文化阵地的政府或组织，非常重视网络传播中的价值观宣扬和价值观疏导，无论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试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是中国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非常重视网络传播价值观的巨大“威力”，因此，社会传播下的文化变迁形态还体现为全球文化的价值观碰撞。e社会传播语境下的各种文化，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的不同意味着文化鸿沟的存在，如果两种价值观不能相容，文化冲突在所难免。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30]亨廷顿的东西方文明冲突论指的是宗教文化的冲突，虽然他看到了当今社会矛盾激化的表象，但没有抓住文明冲突的根本——价值观的冲突。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深受东西方文化的交叉影响，为了保持社会繁荣和安居乐业，他们既崇尚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注重传承东方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强调国民道德教育和宗教和谐宽容的精神，注意培养国民的普世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
形态四：全球文化的领导权争夺
e社会传播的多元化表达，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多元化表达，在各种价值观的对话和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在多种价值观碰撞的全球文化变迁形态中，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还隐射着不同政府、不同民族或者组织对全球文化的领导权争夺，当然这其中包含有一些国家试图行使全球文化霸权，也包含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西方文化领导权的反争夺——对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捍卫和建设，对自身文化领导权的坚守。
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籍发达的文化传播媒体技术，向世界各地兜售他们的“优势”文化，推销他们“优越”的价值观，力造全球强势文化。美国利用世界上最发达的传媒技术，使用100多种文字，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新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输出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和鼓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推行强硬的单边主义文化和外交政策，对第三世界进行文化倾销和文化霸权的同时，一并输入西方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念。或者借推销西方文化，兜售他们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实行别有用心的“和平演变”。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致力于打一场没有硝烟战争的“和平演变的文化战略”。美国前驻意大利大使李查德·加得勒，在1983年3月20日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的题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中说道：“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他极力鼓吹“要与我们的对手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宣称，他们是“现代主义的推销者，新文化运动的创造者”，“不择手段地与世界上各个国家进行文化战，用金钱从世界各国收买和招募一些思想和文化界的名人，实则造叛国者或左派中的变节者，成为美国宣传机器的传声筒。”[31]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用现代媒介、文化产品等形式传播他们的一套价值体系，为文化殖民主义开通了冠冕堂皇的渠道，致使西方的“个人主义”、“金钱至上”、“及时行乐”等腐化价值观横行，挤压了以儒家为首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神空间，剥夺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优势，加速了世界文化的“同质化”。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32]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很可能转变为真枪实弹的战争，《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拉斯韦尔曾先后两次提醒人们思考战争的可能性。第一次是在他提到主流意识形态与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时，认为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分歧“可能要通过战争来解决”。[33]西方世界利用网络技术企图对全球文化的领导，势必激起一些国家的对抗，争夺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话语权。以中国为例，中国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深入人心的、让人民完全自觉自愿认同的意识形态，将如何面对自己的人民？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如果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放弃追求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最高价值目的，服从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无限夸大自由市场神话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原则，那么中国社会的凝聚力、经济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将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中国在全球化中的战略地位也将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决不能把自己按照美国的思路和平演变为一个以美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模式的国家，以防国民如西方世界所期待的那样，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新目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强势文化的俘虏。中央通过各种传播渠道、传播媒介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文化乃至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根本思想基础。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34]
在多元文化的全球性互动中，各国必须增强参与文化互动的主体意识，在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积极参与多元文化互动，力争自己在互动中的平等主体话语权，只有这样，各国各民族才能在多元文化的全球性互动中把握有主动权，弘扬本土优秀民族文化，避免多元文化互动的消极影响，实现全球文化的和谐变迁。
注释：
①第一次：语言的使用；第二次：文字的创造；第三次：印刷术的发明；第四次：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应用；第五次：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的结合。
②信息高速公路是一种高速多媒体传输系统，它能在全球甚至更大的范围内传输声像图文并茂的多媒体信息。由美国首先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是指数字化大容量光纤通信网络，用以把政府机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家庭的计算机联网。
③陈国强等人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或文化结构等变化的统称。这种界定基本上已被学术界认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也有类似的界定，文化变迁是：“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的文化的增长和旧的文化的改变。”
④解构主义代表——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况》中，质疑“元话语”，反叛既成话语的合法性，宣告以德国黑格尔传统为代表的注重同一性整体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彻底失效。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并不单只是某种解构行为，还有一种肯定的后现代哲学文化取向。美国哲学家卡洪(Lawrence E.Cahoone)在Lawrence E Cahoone，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an anthology(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P221.)一文中指出：“肯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在放弃方法论批判的基础上对任何现象做确定性再解释。它通过对整体、始基、在场等等的批判，可能重新构想一种或自我、或上帝、或本质、或知识、或社会、或艺术，或任何东西。这个范畴旨在应用一般的后现代主题于特别主题事件，是为了给它们提供一些新版本和理解，它提出了一种选择方案。”
［收稿日期］2009-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