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选择作用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当代论文,人类论文,作用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虽然比以往更强大，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更加紧张，以致于人类不得不反思到底该如何与自然界相处，自然在人类发展中是否具有选择作用？这种选择作用的具体机制是怎样的？显然，弄清这个问题，对进一步确定当代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一、自然通过对文化形态的选择而实现对人类发展的制约
简单地讲，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制约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对文化形态的选择机制而实现的。所谓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制约，就是一种规范和限制。当然，制约并不一定就是阻碍，对人类发展的制约也不一定就是阻碍人类的发展。实际上，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制约并不是阻碍人类的发展，而是对人类发展的方向不断发生调整、选择、规范作用。从客观上讲，只要人类能适应这种选择，就会不断获得发展，并且保证了发展方向的合理性。当然，如果不能适应这种选择，人类就会遇上麻烦，或者停止发展的步伐，或者走向灭亡。
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选择作用，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是在遗传变异、自然选择中实现进化的。遗传变异是生物机体和种群发生的能动变化，自然选择则是环境对生物遗传变异的取舍作用，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而确定了生物进化的方向。人类是比动物更高级的存在，它拥有一个文化的社会生存内环境，人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发展。生物进化的规律在人类身上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自然对机体遗传变异的直接选择作用变成了自然对文化形态的选择作用。在这个文化选择过程中，自然制约了人类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定了其发展方向和存在模式，从而实现了对人类发展的制约。所以，文化选择成为自然对人类发展实现制约作用的中介，缺少了文化选择的中介环节，自然就无法对人类的发展发生制约作用。正象自然选择作用对于生物而言并不是消灭作用而是规范其进化方向的作用一样，自然对于文化的选择也决不是要断送人类的发展，而是要不断规范人类发展的新方向。当然，也正像自然选择作用要淘汰生物进化中的不适应者一样，自然对文化的选择也会淘汰那些拒绝文化转变，拒绝文化开拓的落伍的人群。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创造活动，正是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带动了其他各种文化活动及文化成果的转变。所以，生产活动方式是文化形态的核心，它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形态的性质，它的变化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变化。自然对文化形态的选择，主要就表现为对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自然对人类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过程，首先表现为自然环境及其变迁逐渐不适宜于原本的生产活动方式，这就形成了自然环境对传统生产活动方式的挑战；随着自然挑战的出现，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及其变迁而生存，就不得不逐渐改变传统的生产活动方式，并不断探索新的生产活动方式，对于这种改变与探索，我们把它叫作应战；随着传统生产活动方式的改变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人类新的文化生存方式便形成了，人类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文化与人类的这个转变和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积极应战固然很重要，但这种应战起源于自然的挑战，并且是挑战的性质决定了应战的性质及随后出现的新文化方式的性质。否则，文化与人类都会在自然挑战面前走向衰亡。所以，人类应战中所创造的新的生产活动方式和文化形态，既是人类主观上积极创造的结果，也是客观上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人类创造与自然选择的有机统一，这在本质上与生物进化是机体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的统一是一样的。
翻开一部人类史，简直就是一部自然不断向人类挑战，人类又不断应战的历史。从宏观上看，人类生产活动方式已经经历了三次转变，从而形成了文化与人类的三次跃迁，而这些转变都是与自然对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作用密切相关的。
第一次转变，是从古猿的觅食活动向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的转变，这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方式和文化形态——采集、渔猎活动。从人类的源头看，古猿向人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人类祖先向大自然的挑战做出勇敢应战的结果。古猿向人转变的关键环节是运用工具从事劳动。可是古猿为什么要使用工具从事劳动呢？现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的祖先本来是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在那种环境中根本不必使用什么工具来生存。然而第四纪的冰期来临了，茂密的森林减少了，古猿面对自然环境变迁的挑战发生了分化，有的古猿群跟随森林的地理变迁而移动，始终保持其树居生活方式不变，从而使它们终于保持了自身的猿类而逐渐演化为现代猿类。而另有一支古猿类则勇敢地接受了自然环境变迁的挑战，从树居生活改营地面生活。在新的生活环境里，获取食物的方式不同了，敌害也更多了。于是，古猿的灵活前肢凭其机能而从事更广泛的活动，开始运用天然石块、树枝以及动物骨角作为工具来获取食物和抵御敌害，从而扩大了它们的食物来源和生活范围。再其后，制造工具又诞生了。古猿终于变成了人类。显然，如果没有古猿对自然环境变迁的挑战的积极应战，没有生活方式的转变，就不会有使用工具的劳动的发生，也不会有人类的出现。
原始人类诞生后，又正是在应战自然环境的变迁中逐渐完善起来的。根据欧洲考古学家研究结果：在间冰期，远古猎人的足迹遍及欧洲的西北部，使用手斧型的工具进行狩猎；而当下一次冰期来临，他们就往南退避，或者改变生活方式，当时法国和英国南部地区的猎人们主要使用石片工具。不同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显然会影响远古人类的发展状况。从人类历史发展情况看，原始人类发展比较快的阶段往往是人类和自然界严酷的条件作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周国兴：《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第72页）
第二次转变，是从采集、渔猎文化向农业文化的转变。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采集方式的觅食活动，这包括对各种植物果实的采集和对各种动物的猎取。采集生产是对自然界本已具有的植物动物加以获取的活动，并没有生产出自然界所没有的新食物。所以，这是一种原始的很低级的生产力。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转变，乃是从采集活动向农业活动的转变，这包括畜牧业和种植业的产生。从人类历史上看，农业生产的出现也是人类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而作出的新的文化抉择。
农业生产是一种不同于采集、狩猎活动的更高级生产活动。人们通过对庄稼、树木的种植，可以获得自然界不可能提供的粮食和果实。人们通过对动物的饲养和繁殖，则可以获得比狩猎多得多的动物食品。但历史证明，农业虽然比采集、狩猎更能保障人类的生活，但人们在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生产转变时却并不是积极的、情愿的，而是面对自然的挑战的压力而不得已做出的新生产方式的应战选择。这说明，离开了自然的挑战与被迫的应战，人类是难以迈出这前进的一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的挑战是严峻的甚至是定向的，而对严峻挑战的应战则是痛苦的。只有经过一番痛苦、艰难的应战，才能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发展境地。如果贪图安逸，回避挑战，那只能走向灭亡或永远停滞不前。正是自然的挑战与人类的应战形成了农业文化的产生，进一步讲，也就是自然以挑战的方式选择了农业文化，而人类以应战的方式创造了农业文化。
从古猿到人、从采集生活到农业生产，这些过程都发生在远古时代，经历的时间相当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自然环境的变迁基本是自然变化的结果。所以，这两个转变过程中的自然挑战，主要是由自然自身的演变引起的。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经历的时间也相应变短了，在这比较短的时间里，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往往是不明显的，但这时却出现了一个促使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新因素——人为因素。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各种改造活动，自然环境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相应的变化。自然界在人为作用下发生的变化，同样也会向人类发展形成新的挑战，这种新类型的挑战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发生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必然的。
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变，起源于欧洲。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等人撰写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在谈到环境的能源状况对历史变迁的主要作用时认为，欧洲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与能源状况有密切关系，——欧洲中世纪作为主要能源的木材最终濒临枯竭而造成“能源危机”，是导致煤成为主要能源的动力和契机。由于煤炭具有大规模使用前景，以及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压力，从而推动了蒸气机的出现和近代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工业革命。这种分析把近代社会变迁的原因归结到能源环境条件的变化形成的挑战及人类的应战——工业动力技术基础的变革，是符合事实的，也是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的。在这里，自然又一次促进和选择了文化形态的新转变——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变。
今天，人类又面临着自然的更严峻挑战：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新的自然挑战，这也是对传统工业文化的否定，它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化选择。否则，人类将遭受灭顶之灾。
人类史上自然对文化方式的选择表明，人类的发展方向既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奋斗，也取决于自然的规范与制约。自然对人类发展方向的制约需要通过对文化形态的选择，而人类的发展则又必须适应这种选择去改变传统文化形态和开拓新的文化道路。
二、通过开辟新文化形态来改变人类与自然在目前的紧张关系
我们探讨自然在人类发展中的选择作用及其机制，并不是要被动地做自然的奴隶，而是要能动地利用这种选择机制，改善目前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更好地推进人类的发展。
历史表明，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是通过对文化形态的选择来实现的，那么，文化的发展必然又意味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文化的发展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世界化，同时也是人对自然发生作用的方式的发展和自然对人发生反作用方式的发展。所以，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演变的中介。这预示着，文化的调整与变革将调整和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人类历史上看，文化的形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与此相对应，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在采集、渔猎文化时代，人类对自然是一种屈从关系，这时人类力量低下，过着类似动物的生活。在农业文化时代，人类对自然是一种顺应关系，这时人类的力量有限，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低。在工业文化时代，人类对自然是一种对抗关系，这时人类的力量变得强大，对自然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作用。目前，我们仍处于工业文化时代，也就是处于与自然相对抗的关系之中。
随着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对抗关系发生了恶化：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濒临枯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在于文化自身。现代工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追求高投入、高增长、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模式，本质上是以过渡消耗资源，无控制的排放废物，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生产活动方式。这就带来了工业创造力与破坏力的同步增长。所以，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恶化，这就是传统工业文化的弊端。由此可见，今天人类面临的自然环境的新挑战，实质上是指向传统工业文化的，是工业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而不是人类的局限性。自然的挑战迫使人类不得不改变传统工业文化和探寻新文化。可以说只有建立起一种适应自然要求的新文化，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类的新文化将是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新型关系的桥梁。人类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呢？简单一点讲，就是人类与自然相协调的关系。建立一种能够保持人类与自然相协调的文化，是走出工业文化时代人类与自然相对抗的唯一通道。所以，那种认为人类似乎只要按照工业生产的传统方式干下去，不必顾及自然的挑战而改变传统工业文化、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也会顺利地度过难关而生存和发展下去的观点，不仅是没有根据的盲目乐观，也是十分危险和根本没有出路的。当然，那种认为生态恶化将导致人类灭亡、人类不再有任何前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自然的挑战是面对特定文化形态的，具体的文化形态是有限度的，但文化形态是可以转变的，人类能够通过建立新文化来适应自然的挑战。这也是被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所反复证明了的道理。所以，今天的人类又一次面临文化发展的新抉择，人类将在克服自然环境的挑战中开拓出一种新文化：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
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不会是一个自发的顺利过程，这也将是一个自然的严峻挑战与人类的艰难应战的过程。在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入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了我们的应战态度之后，进一步做出的抉择就是确定我们对自然挑战的应战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指导思想。这个基本原则的确定需要遵循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状况，即人类向自然界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另一个前提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现实状况，即自然向人类挑战的实际情形。遵循这两个前提，我们就可以形成应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以人类发展为主导，以自然保护为基础。所谓“以人类发展为主导”，指的就是我们的应战是以谋求人类的发展为根本目标和宗旨的，决不能放弃人类的发展。自然的挑战决不是阻止人类的发展，而是修正和规范人类的发展，为人类的再发展确定一个新的转折和方向，这是人类发展的一条基本法则。所谓“以自然保护为基础”，指的是在推进人类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自然，尤其是目前生态恶化严重，必须强调对自然的保护，这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人类发展便是一句空话。“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是相统一的，二者不可偏废，决不能割裂它们，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把“以人类发展为主导，以自然保护为基础”的应战基本原则确定后，还必须根据基本原则来制定具体战略，否则应战还是无法展开。应战战略的制定，是应战基本原则的具体落实与展开，所以，它必须既要遵循和符合应战的基本原则，又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以便投入运作。考虑到这两方面的要求，应战战略似应制定出两套为宜，即初级战略与高级战略。
初级战略，又可叫基础战略，它是针对目前自然挑战所制定的最低应战方略。初级战略的特点是，适度强调对自然的保护。这个初级战略，是由于目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而急需强化对自然的保护而提出的。对目前自然挑战需要加以分析。经过一番分析可以看到，自然的挑战是分为两种不同情况的。一种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作用失当而造成的，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问题，这些挑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对人类活动的改善与调控加以解决。这种挑战可以称之为可避免性挑战。另一种挑战是由于人类发展所形成的，如工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能源危机、资源馈乏，这些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相对特定生产方式而言，地球的特定资源就是有限的，即使再节约也会用光的。这种挑战具有必然性，不是通过对人类活动的调控就能解决的。这种挑战可称之为不可避免性挑战。对于这种不可避免性挑战，人类虽然不能通过调控活动加以解决，但却可以通过调控加以缓解，以维持人类的正常生活和有限发展。所以，初级战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调控战略：一方面通过调控解决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可避免性挑战；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控缓解能源危机、资源馈乏等不可避免性挑战。目前，国际社会所积极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一种调控战略，因而也就是对自然挑战所制定的初级战略。显然，初级战略突出的是保护自然，谋求的目标是维持人类正常生活和有限的发展。
高级战略，又可叫开发战略，它是针对目前自然挑战所制定的高级应战方略。从开发战略所应战的对象看，它主要是针对能源危机、资源馈乏等不可避免性挑战而制定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可避免性挑战是由于人类的发展而导致的。在这种挑战面前可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对这种挑战不予理会，满足于传统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最后将难以避免灭亡的下场；另一种是调控人类活动，争取缓解这种挑战，但不改变传统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这只能求得苟延残喘，长期停滞不前；最后一种选择是勇敢接受挑战，努力地因而也是艰难地探索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最后终将进入一个人类发展的新境地。这最后一种选择是开发战略或开创新文化战略。我们今天面对自然的新挑战，实际上也是面对一种新的发展契机。新的发展境界不是传统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的简单扩展和延续，而是一场文化革命，一场根本的转变。所以，开发战略从文明形态的转变上看实质上也是转移式发展战略，即从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更高级的新文明。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仍是在传统工业文明范围之内寻找出路，那么转移式发展战略则把人类发展的希望转向寻求新文明形态。可以说，转移式发展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总之，要获得这场转变的成功，必须努力地开拓，舍此别无他路。单就迎接自然挑战而言，也只有通过开发或转移战略获得新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后方可最终解决。应战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放弃开发和发展的应战，到头来还是要在强大的自然挑战面前失败。倒如，节约能源与资源的调控战略，只能缓解困难，到头来能源与资源还是要枯竭的。正确的出路只能是：努力地开发新能源、新资源；努力地开发新空间、新自然；努力地开发新生产力、新产业；努力地开发新生活方式、新文明。实际上，这个开发战略或转移式发展战略也是最根本的战略，唯有它才能使人类真正获得应战的胜利。
从社会运作上讲，调控战略与开发战略是一致的，也是便于实行的。就目前现实讲，调控战略更为紧迫，也就是说保护自然更为突出。但从长远说，开发或转移战略更为重要，否则人类尽早要毁于自然挑战面前。调控战略是一种初级战略和基础战略，要求我们必须立即付诸实施，并要大张旗鼓，形成社会化规模。开发或转移战略是一种高级战略，也要求我们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制定措施予以实施，但它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进行，也不可能马上形成社会规模，而是需要人们艰难地探索，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通力合作，以求在思想上对现代文明的缺陷有一种足够的认识，并对适应自然挑战而创造出新形态文明有一种自然认识。如果说开发战略目前尚不是实践任务，但它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认识任务，必须把它郑重地提到科学认识的日程。古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当代人类最终只有开拓出新形态的文明才会免除自然的毁灭性挑战而进入新的发展天地，因而，仅仅满足于采取延缓战略是万万不行的，必须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顺应自然挑战而创造出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