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版本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开始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社会变革的坎坷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不仅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的灵魂，而且在学术上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导理论。一种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哲学理论，竟能与一个几乎完全异质的社会机体及其文化系统相融合，这在社会发展文明史上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从哲学层面提出和思考的问题。
一、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及其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个过程既包含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改造、更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理论，也体现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是一种学术旨趣或文化策略的选择，更是一种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选择。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能停留在思想理论的范畴，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足以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变迁的普遍语言，为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过程所遭遇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武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马克思说过：“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指认识论——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我们同样可以说，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问题的伟大实践过程及其成就，就是一本打开了的、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这本书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任何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者都应该首先成为这个实践版本的毫无偏见的解读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否可能，是否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或能否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一系列问题都只有在这个立足点上才能得到根本的解答。
相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并作为这个实践版本的理论显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是“理论版本”赖以形成的基础，而从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过程的理论自觉上说，又只有在这个理论版本的观照之下，才能有“实践版本”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因此，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是共生的、相互推进的，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能产生辉煌的实践果实，又能产生丰硕的理论果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用现代解释学的话语说，这也是一个“视界融合”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视界融合”是发生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视界融合”可以被视为民族文化消化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使之本土化的核心环节或机制，它意味着读者的视界与作者的视界融为一体，形成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新的文化视界。然而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作者与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文本读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间距，而且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空间间距”即“文化间距”。对于理解外来文化文本的读者来说，他所处的文化传统、语言和社会系统以及他所面临的并试图在文本中寻求答案的种种问题，都与作者有着极大的文化和社会差异，这就使跨文化的视界融合较之同质文化中的视界融合要困难得多。因此，要在异质文化之间实现视界融合就必须以问题体系为先导。而这个问题体系所包含的问题并不是读者个人的主观问题，而是读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向读者提出的客观问题。如果说历史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那么创造历史的人怎样理解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便决定着他采取怎样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历史理解和历史创造必然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相统一的过程。在对外来文化文本的理解中，读者在寻求问题的答案的努力中与作者实现的视界融合，也就在于建构出一种能够实际地解释和解决实践活动所遭遇的困惑或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源于外来文化的文本，但着眼点却在于解决那些问题。这种理论虽然在民族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得到表述，但却使民族文化得到了系统的改造，使之能够胜任社会变革实践的伟大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以其实践版本为基础，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域”为主导内容。所谓“问题域”是指一系列彼此相关的问题所构成的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问题体系。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域，就是指涉及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状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其主要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转变，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革命动力，以及如何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对这四个方面问题的理论解答，系统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显然，这一理论体系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引是不可能形成的。但是仅仅依靠马克思的理论文本也是不可能形成的，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视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视界在实践中相互融合的结晶。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寻求这些问题的理论解答，由此构成了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和过程的总体把握。同时，问题域本身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中国社会改造过程的发展，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地涌现出来。在解决这些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视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视界实现着不断深化的视界融合，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和深度中国化的过程。
二、理论版本的现实化形态和学术化形态及其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的建构是沿着现实化和学术化这两条相互关联的路径进行的，因而，它有着“现实化形态”和“学术化形态”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的“现实化形态”，是以将理论化为现实为旨趣、以指导具体的实践过程为直接目的的哲学理论形态。它作为指导思想、理论根据存在于对总体实践过程的理论把握中，并通过实践的纲领、策略、方针和行动目标体现出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化形态”正是直接地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形成，并直接地以改变中国社会为实践目的的。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不断实现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视界融合。这个理论版本的“现实化形态”忠实地、直接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精神。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的“学术化形态”，则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学术化形态”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世界范围内哲学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其“现实化形态”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形态”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需要和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
尽管这两种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共同的理论性质，但二者的发展方式和起作用的方式却是有所不同的。
“现实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所谓“现实化形态”就是以理论的现实化为目标的，它所突出的是一种必须走向“定在”的实践理性，而不是仅仅在书斋里或头脑中发生的“思想革命”或“学术革命”。面对改造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必须是一个能够直接转化为实践的纲领、策略、方针和行动目标的思想体系，因而也就必须能够与有能力动员全社会的政治权威联系在一起，它必须通过政治权威的运作成为动员社会的思想力量。因此，理论版本的“现实化形态”是在政治的交往领域中形成的，其交往的媒介是政治活动的规范。被政治权力的核心所确立、认同或接受的思想体系，一旦转化为实践的纲领、策略、方针和行动目标，在其适用的时期和范围内就具有不可动摇地贯彻下去的性质，除非实践的后果证明它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中国，这一“现实化形态”始终具有一种政治权威性，它在社会实践中的贯彻往往要借助于党的组织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变革实践的必然要求。
“学术化形态”则有着与“现实化形态”不同的要求。无疑，这两种形态的理论都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基本精神。但是，如果说“现实化形态”的理论是必须要转化为实践的纲领、策略等等的思想体系，那么“学术化形态”的理论则应当是对这种思想体系的学术反思，即从学术的角度对这种思想体系是否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进行理论上的辨析和研究。而要使这种研究能够呈显真理性认识，就必须贯彻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因此，理论版本的“学术化形态”所推崇的是学术的权威性，这种学术的权威性是政治的权威性所不能取代的。此外，学术的发展不仅要面对现实经验，而且要面对历史地积累起来、传承下来的思想资料，因而只有经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的哲学工作者才有可能对哲学的理论做出系统的研究。由此可见，“学术化形态”是在学术的交往领域中形成的，其交往的媒介是学术规范和学术语言，而不同于政治活动的规范。在这个领域中，不能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必须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应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展开争论，并随时注意到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由于两种形态的上述不同，在发展中两种形态之间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一方面，不能用“现实化形态”所要求的政治权威性侵害或代替“学术化形态”所要求的学术权威性，更不能用前者所贯彻的政治原则取代后者所贯彻的学术原则，也就是不能用政治的权威性和政治原则不正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以防止学术异化。“现实化形态”的发展应当把“学术化形态”视为思想的发源地和仓库。学术越是自由，思想资源就越是丰富，从而在复杂的现实经验中，理沦的“现实化形态”的确立就越是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学术化形态”所要求的学术权威性和学术规范完全贯彻到“现实化形态”的运作过程中。“现实化形态”的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实践意志的理论，必须毫不迟疑地贯彻下去，而不受无休止的学术争论的影响或干预，更不能用学者个人的不同学术观点来对抗它的实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实化形态”的理论既是理论版本的一种存在形态，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和实践版本联结和统一的中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从根本上说是相互支持、相互推动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它们之间相得益彰的事例不可胜数。当年，毛泽东写下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既推动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哲学学术的发展，而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今天，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形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但它却是汲取了学术界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长期研究和讨论的积极成果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版本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重在一个“化”字，它不是把一种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哲学直接地移植到中国社会，而是一个从中国社会需要出发的艰巨的理论创造过程。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这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改造过程即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哲学的发展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它总是密切相关于自己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并总是以此为根基的。因此，在这个“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相遇，而且必然地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遇。也就是说，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读者视域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是凝结在读者头脑中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伦理等各个方面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和思想，是中国哲学智慧的重要源泉和载体，是中国哲学获得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割断了同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关联，哲学就会失去它的民族性，亦即失去它的生命力的根基。
与此同时，还须强调问题的另一面，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作单向度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固然是把世界的东西变为中国的，但这种“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同时又应当成为世界的。哲学本应具备普遍性的品格，它应当是民族的，但不应当只是民族的。尤其在现代条件下，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是紧密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视野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范围，不能关起门来搞“中国化”，而是要面向整个世界，研究世界范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事实、新经验，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探索和回答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建造足以引导当代中国以至世界文明进程的新理念。因此，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来说，它固然是一种中国版本，但却是一种世界哲学的中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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