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瀛通等著《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述评———项代表科研正确前进方向的有重大价值的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等著论文,前进方向论文,科研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1993年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资助项目。1996年7月， 这一为期三年的项目，其成果为《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变动研究与出生性别比新概念的创立》的研究报告。
1996年9月，该研究报告经同行专家鉴定。
1996年10月至1998年10月，课题组在前期资助经费严重不足又未得到新的资助情况下，又继续深化研究了两年。之后，课题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供出版资助费的情况下，课题组在对其研究报告有较大增删的基础上，由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等著写成《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并于1998年12月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1999年4月，此专著也经同行专家做了鉴定。
此专著作为国家计生委曾立项资助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幸目睹了专家鉴定意见。我们想只要你是关注出生性别比及其相关问题的，那么，专家对此项研究成果所做出的末曾有过的鉴定意见，肯定会吸引你急于去初读此书。未读此专著之前，先看一下专家鉴定意见，对深刻领会此书及抓住要点是十分有益的。
一、概述专家鉴定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王维志研究员认为，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是一篇富有现实性和具有挑战性的论文，对人们有很大的启迪”，成果“具有非常现实和理论求新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郭志刚教授认为，“课题组的研究进行得深入、细致，取得了该项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是极有水平和创见的研究，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人口统计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著名人口学家查瑞传认为，课题组“不囿于迄今国外流行的学术观点与模式，超越思维定势，站在更高、更新的立足点上，独到地不把妇女前后历次所生子女的性别看做相互无关的独立随机事件，而是认定每次再育所生子女性别与前所历经的出生子女性别相关”。“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发现”。“这项发现既否定了长期以来一直把出生性别比作为独立随机事件的理论，同时也就创立了出生性别比为条件随机事件的理论，所以极为重要”。
查瑞传教授还认为，课题组“不但从全新的角度解释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引人注目的变动，而且向国际人口学界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理论、相关理论值与模型。这是出生性别比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和飞跃，可以说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进步”。“这是必须指出和强调的”。
查瑞传教授指出，课题组“运用这样丰富的实际资料，做出这样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样有理有据的新思路、新结论，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真谛”。
查瑞传教授还指出，课题组“充分利用我国几次有关的大规模人口调查，特别是1982年和1988年的两次全国规模生育抽样调查的丰富资料，并进行充分细致和具体的对比分析，得出了清楚、明确、令人信服的结论”。
查瑞传教授最后指出，“这是一项代表正确前进方向的有重大价值的成果”。这本专著作为一项科研成果，给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树立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榜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郝虹生教授认为，这本专著“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学领域一本十分重要的专著。这项成果在出生性别比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郝虹生教授在鉴定意见中指出，“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人口学中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这一指标背后所涉及的问题却相当复杂。中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涉及到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评价、统计数据质量、选择性人工流产、溺弃女婴等诸多问题，因此，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迄今“已有许多人口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已有的研究中，除了因为在研究的方法上存在问题甚至错误，而使一部分研究结果有误之外，几乎所有研究都共同地受到传统的出生性别比理论的束缚，即把出生性别比变动看成是独立随机事件，某一性别出生概率在无极端干扰情况下，始终遵循固定不变的值域。可以说，这一基础理论对以往的出生性别比研究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著者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发现了每一孩次的出生性别比都受其之前母亲历经的曾生子女性别次序影响这一规律”，从而“创立了出生性别比变动是条件随机事件的新理论，并根据实证数据估算出了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理论值，进而建立了与传统认识完全不同的出生性别比数学模型，从而使这一有关出生性别比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体系”。
郝虹生教授在评价这项科研成果的意义时指出：
1.这项成果“是出生性别比研究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对中国人口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它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对此问题的研究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其影响将超出中国国界”。
2.“本项研究在资料和方法的应用方面，可以看成是人口统计分析的一个范例”。
3.“本项研究的结论澄清了计划生育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并使那种将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归咎于溺弃女婴的说法不攻自破。这对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计划生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4.本项研究“将出生性别比新理论应用于期望孩子数及其性别对家庭规模与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应用于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水平、与婚配性别比的关系等相关的实际问题，澄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糊涂认识，体现了该成果的社会实践意义”。
郝虹生教授还强调指出，“本项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其结论上，也体现在取得这些结论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反映出著者具有独立思考，不迷信前人‘定论’的创造性思维和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郝虹生教授最后强调指出，“至于这一理论的生物学解释，则是生物学和医学的任务，已经超出了人口学的范围，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人口学者的”。
鉴定此项成果的几位专家，都是在学术上以治学严谨、实事求是、责任感强而著称。因此其鉴定意见也是严肃认真、慎重实在、言之有物的。
从这本专著的参考文献可知，这项成果的雏形在公开出版物中，最早是见诸于1989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马瀛通著《人口统计分析学》。在其第132页有这样一段论述，“按大数定律及概率分布分析， 仅有女（孩）无男（孩）妇女再生，其生男孩机率会提高。随着孩次的提高，其生男孩的机率也越大。因此，随孩次提高，性别比值也会加大”。虽然这一基本结论的提出也决非偶然，但是由于缺乏相对足够大且又相对可靠的样本量来加以实证，尤其是未能从定量方面反映不同孩次性别次序别的出生性别比变动规律，所以尽管本项研究成果证实了马瀛通教授十年前提出的论断，但那时的论断也只是现成果的雏形。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的问世，表明这项研究成果从雏形到成熟，前前后后历经了十多年的艰辛努力，尤其是课题组在经过最后五年的集中努力后才获取的。这之中著者们克服了多少困难，解决了多少难题，苦读了多少国内外文献，做了多少次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了多少次，自我否定不断完善提高了多少次，数年间付出了多少心血，这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见的。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项成果受到世人的如此瞩目和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也是受之无愧的。本项成果涉及问题颇多，我们仅就相关一些问题，并以个人名义来谈谈读后体会，并以此代评。
二、令人信服的出生性别比新理论
只要认真比较一下80年代以来的全国各种大规模人口调查资料与有关出生性别比的论文，就不难发现，资料来源不同的七八十年代人口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其相应值也不同，有的差异还很大。鉴于调查目的的不同，其资料用于做出生性别比分析的可靠程度也相差悬殊。本项研究首先对所依据的出生性别比资料进行了质量评估。之后筛选出198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70年代数据作为依据， 定量估算出了分孩次的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其值充分表明：后一孩次的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与母亲历经的曾生子女性别次序密切相关，从而否定了出生性别比一直被视为是独立随机事件的理论，使出生性别比遵守固定不变值域102～107的结论成为历史。与此同时，出生性别比变动是条件随机事件的理论也随之应运而生。
对此有人质疑，认为母亲生某一孩次之前的出生性别次序，因人工流产因素会导致不准确。对此，我们也曾产生过疑虑。作者告诉我们，在无胎儿性别鉴定的条件下，胎儿的性别是未知的，人工流产的胎儿性别是随机现象，而随机误差是不可能会对出生性别比遵从条件随机事件这一新理论产生偏差性影响的。作者的回答使我们感到，一项重大理论上的突破，必是深思熟虑的。我们的疑问他们早已考虑过，或许在他们看来，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出生性别比是遵从独立随机事件理论，还是遵从条件随机事件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基础理论，其所反映的也是两种不同的规律。
出生性别比属条件随机事件范畴，被查瑞传教授称之为“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一评价十分精辟，因为正是有了这项极其重要的发现，后又被中国大样本资料所证实，才有了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
198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中的70年代资料， 用于出生性别比研究，一是资料完整，二是没有性别鉴定条件下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不会扭曲客观规律。因此，所得结果令人信服。我国70年代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四孩、五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7.29和107.50，都符合这一规律，都是无可置疑的。用之检验数据质量高的美国、韩国等小样本资料，其趋势也无一例外。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不仅奠定了未来出生性别比分析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反思与纠正在出生性别比及其相关问题上错误结论的根据，而且对生物学研究胎生的性别比也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三、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重大应用价值（一）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及其分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理论值的确立，使定量分析分孩次性别比变动与总人口出生性别比变动成为现实，从而改变了出生性别比遵循独立随机事件， 出生性别比为固定不变值域102～107的“定论”。
这一重大成果，使定量分析人为极端干扰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不仅成为可能而且相对还比较准确。
这一重大成果，使联合国1955年提出的将出生性别比102～107作为一种数据质量评估标准，失去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对90年代初期国内有人提出的中国出生性别比为108左右， 并用之作为数据质量检验标准，来推断漏报、瞒报女婴数做法的否定。
新出生性别比理论创立之前，几乎所有学者都把西方国家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降低，视为是一种普遍规律。当然，也就将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视为是异常。进而推断中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要么是瞒报、漏报女婴比重随孩次升高而加重；要么是溺女婴、弃女婴不申报出生的比重，随孩次升高而提高所致。
新出生性别比理论创立之后，西方一些有代表性的结论，诸如：美国的学术权威人士安斯雷·寇尔（A·Coale）1996年提出的，所谓“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这一特征很难代表真实现象”，其归因一种是“溺婴的传统做法重新出现，致使高孩次女婴遗失比重升高”，另一种是“超生的婴儿中抱养他人孩子的妇女在其生育史中不申报抱养的孩子”；美国学者艾尔德（Aird）1990年提出的“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是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溺杀女婴的结果”；美国学者班久蒂（Banister）1992年提出的，“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女婴死亡率不断升高”；瑞典学者约翰森和尼格伦 （ Johan son,Nygren）1991提出的，“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 其一半应归因于部分领养的女婴从末登记过出生，以及中国的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离普及尚远，还不足以影响出生性别比”。显然，这些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升幅过大，超出理论值的部分，《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都给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结论。
那种把西方国家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视为是一种标准或规律的作法，纯属学术上的武断，毫无理论依据。按出生性别比为独立随机事件推断，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也没有随孩次升高而降低的必然性。因此，以西方国家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降低为标准，来裁决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且不论其值差异大小）随孩次升高而升高为异常，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倘若以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态势去判定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态势，其结论也是异常。当然，将其归因视为瞒报、漏报或溺弃男婴，也是顺理成章的。
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或随孩次升高而降低，其成因究竟是什么？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就回答了此问题。在无人为干扰的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关键是仅生有女孩或女孩数占优势的家庭再育比重大，而这些家庭的再育婴儿性别比相对要高一些，所以随孩次升高其出生性别比也升高。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则恰与之相反，故随孩次升高其出生性别比是下降态势。
可见，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已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一焦点问题。明确了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视具体情况，或升或降或相等，都是完全可能的。
四、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重大应用价值（二）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及其相关值的确立表明：出生性别比是一个具有强烈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指标，其总体出生性别比、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等指标，在无极端人为干扰的条件下，只受分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及其构成分布的影响而产生有限的变动。并且这种变动，完全置于根据分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理论值所计算出的相应出生性别比值域内。
所谓出生性别比受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狭义上讲，就是指这些因素对分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构成分布的影响；广义上讲，出生性别比变动都要置于其相应的理论值范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生性别比变动均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大小、生男性别偏好强度的增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受教育年限的长短、重男轻女生育文化是否改变、城乡差异存在有多大、母亲生育年龄是升是降、人口政策与工作重点是否调整、歧视性性别偏好是有是无，等等因素无关。正因如此，出生性别比在通常情况下，才称之为是一个具有大数定律显著特征的指标。
可见，那种把出生性别比偏高归为是生男偏好所致，且生男偏好越强出生性别比越高，因此，把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日益增高归结为是性别偏好日益强化的结果，则完全是一种误解。
凭借常识可知，中国生育上的男性偏好，70年代较80年代肯定要强烈的多。80年代从生多子基本已转变到生一男，少数人最多生二男，即表明生男的偏好已大为减弱。若以70年代与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变动来判断性别偏好是否强烈。就必会把生男偏好误为只是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问题。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明确指出，生男偏好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没有直接的互为因果关系。只有当生男偏好付诸于人为影响受孕胎儿性别，实施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才能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动。出生性别比不是度量性别偏好强弱的指标。那种以出生的性别比升幅大小来作为判别男性偏好程度强弱的标准，是肯定要出偏差的。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课题组，1993年提出：“中国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益严重。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新出生性别比理论的创立，不仅否定了这一结论，使这一结论根本立不住。就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堪称世界生育水平下降奇迹的中国70年代，其生育率下降与出生性别比间的表面关系，这一结论也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中国70年代，其间的出生性别比历年始终稳定在106左右， 平均为106.31，这与无男性偏好或男性偏好较弱的世界各国的出生性别比几乎没有差异。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还说明，那种把中国近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归为是出生人口中的第一、二孩比例升高与多孩比例下降所导致，也是只看表面现象误用相关分析方法所得出的一种误论。
应用新出生性别比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值所做的标化分析，其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出生人口中，第一、二孩比例提高与多孩比例下降，不仅不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反而致使其下降。
综上所述，不同的理性认识是导致不同结论的症结所在。出生性别比新理论在揭示出生性别比变动规律、反映出生性别比及其相关问题本质特征、解决有关认识问题与实际问题方面，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此外，这项研究在强调指出中国的男性偏好总体变动趋势是在弱化而不是强化的同时，更指出生男生女是性别之分，不是“质量”与“数量”之分。认为生男孩才具有“质量”，生女孩只是徒增“数量”，这本身就有浓厚的重男轻女色彩。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对我们重新审视迄今为止有关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相关关系这一问题，以及对更新观念、更新认识都有重大价值。
五、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客观事实不是统计不实
著者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中国第三次与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及对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8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比较分析，充分确认了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事实。尤其是确认为，1990年人口普查所获取的1989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1.92，是一个误差很小的结果。
著者认为，“如果把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统计不实的问题”，即瞒报、漏报女婴问题。“那就是说统计不实歪曲了客观事实。实际上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并不那么高。”如果把高出“正常”值的数字中大约有1／2至3／4归为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那么，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就不应是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问题，而应是统计不实问题”。
著者通过对资料的比较分析，得出溺弃女婴陋习在极个别地方的极少数人中，虽然偶有发生，但其所占比重，对出生性别比值的影响根本没有统计意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也就根本构不成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成因。分析结果还表明：将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第一位原因说成是女婴漏报，也是不能成立的。对于那种认为现实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真实的提高”与“虚假的提高”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承认近十几年来可能有所提高，但又估计不可能超过107的结论， 著者也持否定态度。
至于那种认为“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份又恢复正常”，故得出“中国出生性别比近期升高的主要原因只能是瞒报、漏报女婴造成”。著者发现这是未进行资料评估、误用资料之结论。
以上论证，充分体现了著者对资料分析的透彻，以及对问题性质的正确把握。因此，使人们对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升高程度，有了正视客观现实、承认客观现实的新认识。这对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提供了客观现状定位的重要依据。
六、明确了出生性别比的若干概念及其应用问题
著者明确指出，要使出生性别比反映实际代表总体，就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样本量。
这一规模的样本量不是指人口规模的样本量，而是指出生人口的样本量。
对出生样本量达到多大规模才能反映实际代表总体？著者给出了观测的出生性别比为101、102、103……110时，其置信度为95%，观测出生婴儿样本量为100人、1000人、1万人、10万人和100 万人的相应出生性别比波动范围。这对评估出生性别比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是著者又给出了简洁计算公式及实例，从而使其在具体工作中的运用，具有了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
著者明确指出了，那种以数十成百的出生婴儿做出生性别比分析，往往会误导结论。
著者还明确指出了，出生性别比不是标化指标，将若干个出生性别比加总求其算术平均值，是概念上的误用。出生性别比平均值只能通过将出生男婴数与出生女婴数分别累计加总求其比值获取。
著者最后针对国外近期提出的以家庭规模划分的出生性别比，明确指出不同孩子数的家庭，因其子女出生不同期，根本不能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水平。
明确与澄清了这些概念上的问题及应用中的问题，使我们对出生性别比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这对研究与分析出生性别比实际问题，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七、揭示了出生性别比与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关系
著者明确指出了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婚配时的性别比（简称婚配性别比），绝不是简单的随时间推移的队列匹配关系。中国70年代历年的出生性别比无异常问题，然而因历年的出生率都是急剧下降，其所形成的分年龄构成，即各年龄绝对数差异，却对其相应婚龄期间的婚配性别比影响颇大，乃致呈失衡状态。
著者强调指出，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只要人口没有达到稳定状态，其间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历年的出生性别比异常与否，绝不意味着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异常与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增长控制能力变动，即出生率在死亡率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变动，对我国婚配性别比的影响要远大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著者还强调指出，出生性别比根本不同于未来的相应婚配性别比。因此，万万不可将其等量齐观，或将其简单化了。重视未来婚配性别比变化，决不能忽视出生率变动形成的年龄别构成因素的影响。但这决不意味着不重视出生性别比，因为在人口趋近于稳态时，出生性别比对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影响就显现出来。
著者最后强调指出，婚配的调节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受其相应的婚配观念变化，各种影响婚配因素的作用大小也相应随之发生变化，作自身的调节。婚配调节只是社会发展中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仅因为这一环节的调节欠畅，是不可能导致社会发展整体失调的。分析婚配调节，重视年龄构成差异与出生性别比失衡，但绝不能将婚配调节视为是简单的婚配年龄与数量的匹配差异问题。因为婚配调节既有人口学的年龄构成与性别构成差异问题，更有社会学的婚配条件是否匹配问题。
著者的上述观点与结论既深刻又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我们反思既往的观点与认识，以及重新审视此问题，的确意义重大。
八、结语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一书既是一部名实相符的专著，也是一项跨世纪跨国界有重大理论突破的科研成果。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相应理论值的确定及其理论数学模型的构建，标志着定性与定量都得以解决的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体系的诞生。
这项数据翔实、分析透彻、论证充足，结论明确的科研成果，是中国计划生育实践与专家学者相结合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在中国诞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少数人利用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来歪曲与攻击中国计划生育，这就迫使那些有高度历史责任感与学术责任感的学者，不得不以超人的精力与毅力，去客观地探索究竟。正是在这种有强大外来压力的条件下，一种客观需求的紧迫感，终将促成这一成果的及时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逼出来的。因此，新理论创立于近期并在中国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这一重大科研成果的问世，使西方国家借用中国出生性别比近期升高，来攻击中国计划生育的少数人失去了立足点。其精辟的论述澄清了在出生性别比及其相关问题上的是是非非。
还须指出的是，这项成果是在经费资助缺额较大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充分体现了著者的奉献精神。
面对在出生性别比及其相关问题上的众说纷纭、结论各异、莫衷一是，著者能高屋建瓴地取得这项研究的全面性突破进展，并令读者在诸多相关问题上茅塞顿开，实属不易。倘若没有坚实、深厚、扎实的基本功底，长期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洞察力与极强的思辨力，纯熟的统计分析能力与灵活运用统计分析技术，以及超越思维定势、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献身科学的精神，要做到力排众议，取得奠定出生性别比理论基础的这一重大成果，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总说要出精品，认定本项科研成果《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就是精品，无疑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