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锥偏要出头来”——国内外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各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头来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代表性论文,国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讲：“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一直到南方谈话，他至少有10 次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邓小平文选》第3卷就收入8次），促使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成就辉煌。无论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比，还是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相较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都是创见。当代世界的西方人和东方人，外国人和中国人，对邓小平理论都曾经和正在议论纷纷。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已经达成共识，避开无谓争论而付诸有绩效的实践。当此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在理论经济学层面上，述评世界对邓小平市场理论的各种看法，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肯定是有好处的。
一、国外：攻击、误解和赞扬并存
社会主义从来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的，外国人在理论和行动中也是照此划界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大规模的实践成功，对外国人确是强烈刺激。于是，就出现了攻击、误解和赞扬并存的局面。
（一）由于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所得绩效是如此明显，所以，除了当年“反修斗争”中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各国共产党至今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左”倾理论家，以及沿着与《资本论》相似的思路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论者（如托夫勒）外，在国外，很少有人直接怀疑和否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前苏联学者齐普拉科夫认为：“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总产量，而且是由于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的改革进展不仅从理论上，而且还从实践上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2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指出，中国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还是唱着、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象农业中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刺激力”〔3〕。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 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著名学者，对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及其绩效，一般是肯定的，甚至大加称许。他们说，中国生产“蒸蒸日上”〔4〕。 “中国改革十分成功”〔5〕，“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6〕，认为中国发展前途“乐观”〔7〕。 新政治经济学后起之秀贝克尔指出：“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深刻印象。中国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给过去在中国被束缚的人们许多新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8〕。 以“科斯定理”而奠定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科斯则指出：“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已从转换过程中得到了实惠，他们就不希望改革进程逆转”，对于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资产”〔9〕。“中国可以慢慢地改革， 因为人民的生活更好了”〔10〕。与此同时，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萨缪尔森也转述赞许中国领导人“顶住了原有势力，保住了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力”〔11〕。被聘为中国政府顾问的数理经济学大师克莱因宣告：“从量的预测来看，中国会象过去15年那样，在未来的20—30年继续这种发展势头。中国届时会变得相对的强大”，“我猜想，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路子走下去，到2010—2020年，就会跟日本现在的情形一样”〔12〕。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估计，“虽然日本是该地区（指亚洲——引者）的经济霸主”，但中国等国“最终会占上风”，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20年后中国的经济将会仅次于美国”，因为“巨人已经摆脱了束缚”〔13〕；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可望按目前的方式持续20年”〔14〕。连给前苏联设计了“休克疗法”方案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也承认中国改革绩效远远超过前苏联及俄罗斯〔15〕。
我注意到，在西方经济学界，对比前苏联“休克疗法”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论题。这种对比是以中国的成功和前苏东各国困境为既定前提的，所以，实际上也构成了对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经验的肯定。科斯就指出：“我对俄国抱极为悲观的态度”，相反，“我对中国的前途相对表示乐观”。他为此分析了中俄两国不同的国情，提出中国老百姓在改革中得到实惠，而俄国则未能如此，所以产生不同结果〔16〕。弗里德曼指出，中国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而俄国“先进行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居第二位”，于是，就产生了目前这样不同的结果〔17〕。马克维茨说：中国不是“在整体经济中一下动大手术，从而避免了俄国所遇到的问题”〔18〕。这些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且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方式上，也表现了高超的洞察和预见力。可以看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虽予肯定，但不能提供成熟的理性说明和理解，更谈不上具体指导。邓小平的成功，在西方还显得多少有些神秘。这也是对西方“老子天下第一”的小小惩罚。至少，服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哈佛大学萨克斯，对俄国所提出的“休克疗法”，比不过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和绩效。至少，戈尔巴乔夫不能不以前苏联的消失结束自己的苏联总统生涯，而中国却捱过了1989年风波，如今越来越强盛，甚至西方有些别居用心者为了扼制中国而宣布中国已成“发达国家”。有趣的是，萨克斯本人在英国《经济政策》杂志上也发表文章，对比中俄改革绩效，承认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市场改革以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原苏东地区面临的却是“经济持续动荡，生产严重下滑”〔19〕。虽然他不承认“休克疗法”错误，但这毕竟意味着说邓小平的方案对于中国是正确的、成功的。
（二）在西方正直学者的身边，也存在大量的学术庸人乃至“学术政客”。他们对邓小平理论的不理解、曲解、误解和攻击是必然的。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系教授戴维·W·张， 在所著《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一方面称赞邓的领导艺术，另一方面，又提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界定明确哲学深度，也没有独立的变量以形成一个紧凑的思想流派”〔20〕。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在研究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对中国制定新经济政策的贡献时，一方面不能不从事实上承认邓的贡献卓著，另一方面又说邓“本人没有经济思想，没有系统的经济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主张没有任何独特之处”，许多是“老生常谈”，“缺乏对经济问题的具体建议”〔21〕。显然，这是用“评教授”的标准衡量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不仅显出对中国国情缺乏应有了解，对大国政治决策人物思考问题的求之过琐，而且也表现出他基本上没有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比较考察，结论经不起推敲。诺顿还写道：“邓小平对经济问题的观点可以称为政治的”，“他是改革的‘教父’，然而是政治‘教父’”〔22〕，这种评价也偏颇。不错，邓小平本人也讲过，他对经济问题的意见往往是从政治角度说的。但是，如果由此认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属于纯粹政治事物，是经济学视野之外的东西，那至少是不符合社会—经济事物本性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讲资源配置优化。根本不管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把社会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均排斥于经济学视野之外，显然带有局限性。在社会—经济事物范围内，经济产生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往往融于一体，很难截然分开。邓小平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反对脱离经济建设的“空头政治”，另一方面又不象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么片面，而是在考虑资源配置优化问题（即承认市场经济在这方面的无可替代性）的同时，把经济问题放到一定的制度和政治背景上加以审视，在经济与政治的彼此作用中确定转轨方式方法，其中包括，他不是象萨克斯那样，思考改革的坐标变量只有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否，或者只在私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二者之中选一，而是在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优化作用无可替代的基础上，同时又顾及中国的既有利益格局和人们心理承受能力，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迁中，每走一步，均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为策略要点，尽力避免从根本利益上使大多数人吃亏，从而维持了社会稳定，争取了时间，取得了好绩效。显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绝对不是资源配置经济学所可单独说明的；它实际上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政治经济学（即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地带）的范围内提出和解决问题。难怪邓小平评述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时，说它是“政治经济学的初稿”〔23〕。这里为什么不讲是“经济学初稿”呢？显然，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唯一主题的当代经济学，已经不能包容作为当代中国大政治家的邓小平。这里为什么讲的是“初稿”呢？可以设想，邓小平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概否定市场经济持不赞成态度。他的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源配置优化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离开资源配置优化而只顾公平的为夺权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初稿”者，自谦其尚不成熟也。
西方当权者对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改革，从来不是诚心合作与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列强不愿看到中国强大。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近来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叫嚣“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完全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与中共打一场跨世纪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摧毁中共政权，在世界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制度”。其中包括采用各种手段，诬蔑攻击并曲解歪曲邓小平理论，利用和扩散对这一理论的种种误会以售其奸。当前，正在被利用的误解曲解和攻击论调还包括：
——认为邓小平理论不含私有化的内容，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中国的“误导”。例如，科斯公然说：中国改革“问题的本质是要实行私有制度”，“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24〕。有一次，弗里德曼则用当代产权经济学的术语，在“财产明确”的提法下，也说了同样的意思〔25〕，并明确提出：“大型国有企业则是导致政治上官僚主义的源泉”〔26〕。这些看法，当然是我们难于同意和接受的。
——以唯物史观关于政治上层建筑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为借口，说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延缓政治体制改革，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家香博，就在1993年英国《中国季刊》的“邓小平专辑”内发表文章，说邓小平是“一个兼有矛盾的信念和倾向的领导人”，“由于他的努力，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他顽强地拒绝给予政治自由和在国内遵守人权”，主张“政治改革必须延期”，因此，“邓小平力图使中国变成富强的但决不是民主的国家”，他“拒不接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根据这一原理，经济发展对政治上层建筑有决定性影响”〔27〕。这些看法，半是误会、半是诽谤，已远离正常学术讨论了。事实上，唯物史观从来不是唯经济史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人类实践，均已经揭示出传统文化对于政治上层建筑形式的巨大影响。香博根本无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硬要用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这怎么能让人心服呢？更何况，对于12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社会稳定显得极为重要。如果离开这一国情，搬用西方政治体制，那么，戈尔巴乔夫殷鉴不远，中国人又何能忘记？要知道，俄罗斯人口少，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高于中国，被引向内乱和经济萧条之路，尚有相当的承受能力；而中国一旦走上那条路，人口多而底子薄，后果的确不堪设想。窃以为，香博们才是对中国改革的误导，不理可也。
二、国内：从不理解到全党全国实践
众所周知，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来是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的。正如邓小平自己估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把这种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崇拜的人们那里，已经构成了“异端”〔28〕。所以，从邓小平1979年倡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中国理论界，总有人不理解，甚至一遇到合适时机，就要对之加以“批判”。这种“批判”，比较集中地发生在1981—1983年和“六四风波”之后。
（一）1981年4月，在一份相当有权威的材料中， 中国的经济学家被分为四类，其中，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者（如薛暮桥和林子力），被划归第四类。接着，就出现了一系列文章，批评1979—1981年在中国理论界出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据说：“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它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因之，它“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是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改革〔29〕。1982年8月，在“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 胡乔木同志批发了一封信，此信提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决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否则，“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此后，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30〕。
198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学者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与此同时，一批经济学家也向党中央提出，应当恢复“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小组同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磋商之后，拟接受这一建议。这个《决定》最终被通过的定本中写着：“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便第一次被以党中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全党的共识。对于这个文件，邓小平明确评价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31〕。在这里，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明确地突现了出来。正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促动下，在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好的局面，绩效显著，举世公认。可以说，没有这几年的发展及其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改善，1989年“六四”风波这一关，我们是很难跨过的。
（二）“六四”之后的1990年至1991年，人们看到，在我国又一次出现了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思潮，而且来势颇凶〔32〕。《求是》杂志1990年第9 期发表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带头说，自由化的一个表现便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7日发表的《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一文也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在这里，“帽子”的确是够大的。
在《求是》和《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1月23 日发表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认为“市场经济的先天弱点主要表现为：第一，价格信号是在商品投入市场以后才形成的，因而具有事后的性质。第二，价格信号反映的只是供求变化的趋势，即某种或某类商品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但并不提供确切的供求不平衡的数量，也不提供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状况，因而具有不确定性。第三，市场信号反映的只是特定时刻的供求状况，据此并不能作出长期的经济决策。第四，市场信号也可以因为种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原因而失真，特别当存在着垄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第五，制约市场价格的供求关系中，需求只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并不代表真实的需要。萨缪尔森也承认，在价格制度下，富人的狗可以得到穷人的孩子为了避免软骨病而必须饮用的牛乳。市场经济的这些短处使它不可能自动地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不可能自动地实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最佳结合。因此，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导致经济震荡和社会劳动的浪费和破坏。对市场经济的迷恋，认为它精巧无比，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一切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看法，不仅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实践，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冷静地看，吴先生的这种理论分析并非毫无道理，市场经济并非万能，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由市场经济有局限性而从根本上否定它在资源配置优化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把希望寄托于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却是完全错误的。这至少是因为，计划经济根本无法解决资源配置优化中的信息机制和利益机制问题，因而不可能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市场经济尽管存在种种弊端，它却基本上可以在全社会的层面上自行解决信息和利益机制问题，从而基本上满足全社会对资源配置优化的吁求。它的这种作用，是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取代的。因此，人类只能以市场经济手段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吴先生的分析未能顾及这一点，在理论上便陷入了片面，而且是仅仅抓住了问题的非主导方面，结论只能成为不妥之议。由于吴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当时已任北京大学校长）如此持续反对改革的市场取向。所以，使中国许多人一直对改革的目标持怀疑心态。《上海理论内刊》1991年第17期发表一文，作者晓耕定题为《理论支点的缺乏：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反思》。
如果说，吴先生代表的学者们倾力于经济学理论的分析的话，那么，何新先生代表的论者，则往往把问题提到国际斗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高度来理解和对待，并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形势看成一片漆黑。这往往能迎合从“文革”恶梦中刚醒过来的某些人的心理需求。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长篇问答，其中认为计划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三个区别点之一，包括社会主义实行“经济计划的全面调节和协作”。1991年7月，在一次谈话中， 他提出：“至于说要把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指导的经济变成全面自由的市场经济，这就有疑义了”，因为，“如果把中国经济真的全面自由市场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立刻会引起比目前更加严重的工业危机，以及发生大规模的失业和通货膨胀。我想这一点，也可以从1988年已经发生的一些情况中验证”〔33〕；“在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后，供给能力不足的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完全丧失经济、政治自我保护能力，必将愈来愈深地依赖于国际垄断资本，依赖于被发达国家所操纵的世界市场”〔34〕。这时，在何新眼里，“维护计划性和在经济中建立必要的国家统制机制”，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35〕。何新似乎对党中央的《决定》不屑一顾，天马行空，游谈无根，当时就引起了不少正直学者的反感。他们尤其反感何新动辄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看成西方误导结果以及前苏联失败于市场化的谬见。在何新的思维中，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从一开始，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以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用以全面复辟私有化经济的一个国际阴谋，也是出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家有意、无意的政治误导”〔36〕，“我们有根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把宣传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理论“推荐给中国人，试图影响决策，是有目的的。是从属于国际资本要把中国国家拆解，然后有选择地以发达国家最大资本利益为核心，完成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重组这一根本战略目的的”〔37〕。在何新看来，前苏联的失败，“肇端”于“全面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资本主义的智囊团之所以把这个市场经济的神话献给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了从经济体制上彻底搞跨社会主义这个目标，我们看到，现已在东欧国家中取得了成功”，“社会主义国家被市场幻象吸引”是“上当受骗”〔38〕，等等。须知，何新这些饱带情感因素的申请，不仅发表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年之后，而且公布于党中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决定》形成六年之后，反反复复，持持续续，何其狂也！作为研究“诸神”和中国传统思想史的学者，何新本来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为国效劳，如果要涉足经济研究，那么，至少也应多读些当代经济学的书籍，包括仔细领会一下当代数理经济学关于全面经济计划在数学上无法计算的研究成果。很可惜，他没有这样作，而是被传统经济理论俘获，又带着不懂数理科学的人文学科研究者固有的局限谈论经济改革和当代经济理论， 这怎么能不出偏差呢？ 当何新1991年仍然把市场经济与全面私有化划等号的时候〔39〕，我真为他无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及绩效而感到悲哀。学者怎么可以不顾起码的事实而信口雌黄呢？直至1995年，何新仍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绩效充满了否定性偏见。他在为上海《经济预测》所写的一个研究报告中，一反世人公认的事实，说什么“我国国民经济已陷入相当危困之境”，“国家已经陷入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呈现高速增长，已不是‘过热’，而是在衰退。”他引述了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3月28日所刊台湾经济学家的分析， 认为中国大陆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是不可轻信的”，是“粉饰太平的统计数字”。“大陆前年及去年实质经济增长率可能是负指数”。他还在报告中写道：“台（湾）专家认为”，“西方机构有意高估中国近年经济增长率，‘误导大陆’”，这一分析“值得引起高度注意的”。人们在这里发觉，此何新仍是当年的彼何新，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绩效的思路基本未变。不过，时间已经再次把他作为“已翻过的一页”处理掉了。
发表于1995年2月的这份研究报告预料：“未来几个月， 众多失业者及其他贫苦人民将陷入困难的处境中，而国家则可能失去政治稳定和目前尚勉强维持的局部繁荣”，“有识者不能不为国家前途而感到忧虑”。〔40〕时至今日，何新凶险的预言已被更繁荣高速的经济发展现实所证伪。何新尚年轻，才思敏捷，何苦陷于仇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心理定势之中不可自拔呢？
（三）上海文章事件，发生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对于其教训，窃以为国人至今未可全忘。
1990年12月和1991年春节，邓小平多次讲话又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根据他的论述，上海有同志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提出：“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它批评有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谁能想到，这样的文章，竟然在1991年4月至11 月之间，也受到有组织的围攻。当时，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的敌视，几乎已经达到疯狂程度。党的决议和邓小平讲话，他们根本不听，这成何体统！在这期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41〕。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敌视思潮表明，1992年初开始的邓小平南方讲话，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逼出来的。在南方讲话促动下，在党的十四大指引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这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性转轨。
（四）何新对台湾一些学者意见的引述，已经使我们看到，以计划经济模式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不仅曾顽固地表现于中国大陆，而且也曾持续存在于大陆之外的某些中国人头脑中。台湾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出版《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一书，其中收有金耀基先生《乐观地面向二十一世纪》一文，认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是在社会主义框框下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这种混合式的措施，将无可避免地引致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紧张，以及权力体系的变化和社会价值秩序的混乱与重组”，中国前途“尚难断言”，等等〔42〕。
台湾韩剑华先生对邓小平理论的否定则集中于所有制问题。他说：“目前中共当权派仍然紧抱‘公有制’不放，因而任何改革和成效仍有了限度”〔43〕。大陆也有论者持有实际上与此相同或相似的见解，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理念的突破，而且也是对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只能以私有制为前提的理念的突破。无视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对后者的确证，一味地迷信私有制，显著是落后者的意识。何况，即使在当代西方，论者也普遍地承认，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当代市场经济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公有制因素；公有制因素自有它持续存在的理由，未可全否。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跳出当代，退回到以前的纯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呢？连西方主要教科书《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都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而得到的收入——工资、薪金、没有公司化的企业主的收入——显然具有较为平等的分配”，“如果劳动可以略去不计，收入分配的倾向取决于财产的分配”〔44〕。显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是可能保持分配的大体公平，我们何必一定要完全否定它？人们生活在严重的不公平之中，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五）大体上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大陆，人们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实践，都是衷心拥护的。当然，由于市场经济并不万能，由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势必要使某些人的利益和地位相对有所缩降，贫富差距有一定的扩大，等等。所以，人们在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也会产生某些暂时的不理解乃至怨言。但是，这并不从根本上证明老百姓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少，谁都能感受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相当一部分人提高的幅度还比较大，人们为什么要舍此而回归当年的贫困呢？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研究者之中，目前，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亦即在当代经济学层面上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建树与贡献，已成为“显学”。在这方面，中国大陆的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过，国内虽然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人不少，成果数量也不少，但在学术上能达到高层次的东西并不很多。目前，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之中，新添了一批具有当代经济学知识的年轻人。他们身处改革旋涡之中，使其研究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其中，生于台湾的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先生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45〕一书，在国内外引起了注意。在青年中更有影响，是樊钢、盛洪、张军、张宇燕、孙来祥诸位先生用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即新制度经济学，包括科斯，诺思，布坎南，阿罗，缪勒，哈耶克，德姆塞茨，贝克尔等学者的理论）的已有框架，来分析中国改革的著述。在这些学者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注意资源配置优化问题而无视社会关系及上层建筑因素，虽然对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有一定参考价值〔46〕，但它无力全面说明中国改革的实际。这至少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头就不理会萨克斯“休克疗法”之类的“理想模型”，不相信经济体制改革会成为完全离开社会关系及上层建筑变动的单纯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不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可套用于中国改革。他从中国治国的丰富经验出发，认定中国改革一定要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千万不能在12亿人的社会动乱局面中进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较易下手之处（如农村）开始，每走一步都以多数人获得实惠为既定前提，采用稳妥的渐进的形式，有领导有秩序地展开。在理论上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把社会稳定作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来处理的；它与新政治经济学关于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权威等）的首要功能，在于作为过高交易费用的替代物而为资源配置优化服务的理论有所吻合。因此，可以说，樊钢等人的研究路子，也是一个有希望的路子，更何况在实践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绩效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能设计出“休克疗法”之类方案，邓小平的成功需要用包含着政治的模型来描述，也是自然的选择。西方有学者提出，能充分说明中国经验的理论，可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看来，如果诺贝尔奖政治色彩淡化些，中国的学者是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在借用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已有理论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其中包括，西方学说是以私有制为既定前提的，而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事实就使学者们不能不对西方学说有所突破。当然，突破和新的建树，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日益明显。再加上中国经济的日益展开和经受各种考验，对它的理论说明势必对全球改革具有一定普适性。届时，我们将进一步看清，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突破和建树，确是当代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2〕转引自金羽主编：《海外人士心目中的邓小平》， 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3〕同〔2〕，第269—270页。
〔4〕阿罗， 见经济学消息报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5〕马克维茨，同〔4〕，第30页。
〔6〕莫迪刘阿尼，同〔4〕，第42页。
〔7〕萨缪尔森，马克维茨，同〔4〕，第41页。
〔8〕同〔4〕，第42页。
〔9〕同〔4〕，第30页。
〔10〕同〔4〕，第30页。
〔11〕同〔4〕，第30页。
〔12〕同〔4〕，第30页。
〔13〕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235页。
〔14〕同〔4〕第40页。
〔15〕《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10月26日。
〔16〕同〔4〕，第29—30页。
〔17〕同〔4〕，第31页。
〔18〕同〔4〕，第31页。
〔19〕《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10月26日。
〔20〕《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
〔21〕杰留辛：《英国杂志论邓小平》，俄国《自由思想》（俄文）1994年第10期。
〔22〕同〔21〕。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24〕同〔4〕，第49页。
〔25〕同〔4〕，第38页。
〔26〕同〔4〕，第32页。
〔27〕同〔21〕。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29〕《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 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30〕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32〕杨承训：《经济学的丰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州学刊》1994年第1期。
〔33〕何新：《东方的复兴》第2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118页。
〔34〕同〔33〕，第1卷第385页。
〔35〕同〔34〕第386页。
〔36〕同〔34〕，第383—384页。
〔37〕同〔33〕，第286页。
〔38〕同〔33〕，第383—384页。
〔39〕同〔33〕，第289页。
〔40〕见上海《经济预测（报告版）》1995年第6期。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42〕同〔2〕，第418—419页。
〔43〕同〔2〕，第410页。
〔44〕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3—124页。
〔45〕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6〕胡义成：《邓小平理论借鉴了诺贝尔奖经济学成果》，《上海理论内刊》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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