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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4)05－0011－08 一、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的内在逻辑 我们所讲的东亚体系的东亚，是指太平洋亚洲，即从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半岛经中国到东南亚地区诸国。在这个区域形成的东亚体系，从古代历史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以公元前720年郑周之争为起点，以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为终点的华夏体系，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起点，以1895年甲午战争朝贡体系解体为终点的东亚体系”。[1]作为“体系”，是指东亚“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也是指有规则、有机制并且分享共同价值和方向的一种稳定态势”。[2]这种体系建立以后，一直延续很久，各主导国家或非国家主体往往能超时空地获益，因此，各相关国家或非国家主体都非常重视和维护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体系建设。东亚体系的前身是华夏体系。华夏体系是东亚体系的基础，是对华夏体系的传承和发展，要深知东亚体系首先要弄清楚华夏体系。什么是华夏体系呢？“华夏体系的活动主体，主要有五种：一是以周朝形式出现的‘联合国’，各诸侯国保持着与周朝的关系，是周这个‘联合国’中的成员；二是各诸侯国之间形成的结盟和军事集团；三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四是还处于部落状态的非华夏部族，与中心国家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五是象墨家这样游走于各诸侯国间的非政府政治组织，它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在各国之间流动，参与华夏国家间的政治活动”。[1]在先秦的周朝，据《国语》记载是以祭、祀、享和朝贡为主要形式表现出来的“天下共同体”。《国语》在“周语上”卷中阐述道：“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3]这一段话是周穆王将要征讨尤戎时，祭公谋父进谏，劝穆王学先王治天下之道，以德治天下，文治武备。所以提出了治理天下、实现天下共同体的“五服制”。所谓“五服制”，即王都四周千里区域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属于侯服，从侯服到卫服统称宾服，蛮夷边远的地区称为要服，戎狄荒凉的地区称为荒服。属于甸服的供奉日祭，侯服的供奉月祀，宾服的供奉享献，要服的贡奉岁贡，属于荒服的则有朝见天子的义务。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贡，终生一次的朝见天子。这些规定，是坚持华夏体系的必要形式，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只有经常走动，或者叫互动，才能加深情感交流，信息互通，文明互鉴，才能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也只有这样，才有了华夏体系。而在这个华夏体系下，向东亚体系过渡时期中日间也就形成了早期的交往。地处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特殊的地缘关系，为两国之间的早期交往带来了方便。早在先秦时，据记载吴越先民就有一些在国亡家破后，渡海移民到日本。秦汉之际，不少秦民为躲避秦朝苛政和中原战乱，纷纷“走海东”，来到朝鲜半岛，一些人经过朝鲜半岛移民到日本，也有一些中国人直接从海路到日本。徐福东渡的传说，大概就是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渡海到日本的情况。两汉时期，日本对汉朝已开始直接遣使交往，汉光武帝授金印于倭王之事，便是这一时期中日交往的重要见证。到了中国的三国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和地理的因素，中国曹魏政权与日本邪马台王国的交往比较频繁，卑弥呼女王与曹魏的使者不断地往来于道途。到了5世纪，也就是中国南朝和日本大和国家“倭五王”统治时期，倭五王不断遣使刘宋，希望得到宋帝的封号，中日之间继续着密切的交往。[4]特别是历史发展到隋唐时期，是中国皇朝帝国走向辉煌时代，在华夷秩序下，大中华秉持一种以德服人的观念，各藩国定期来朝，宗藩和平相处，这是华夷最理想秩序。当有时不得以用战争手段，也只是让周边藩国以臣服为目的，因而中华帝国隋唐时代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日本虽不愿被视为中华藩属国，但也处于非常性的通贡往来，并以朝圣者的心态，不畏海波凶险，远涉万里，努力向唐朝学习先进文明。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赴唐学习，大化改新便是模仿隋唐制度进行的，唐朝的制度、宗教、文化已在东亚日本等国生根发芽。宋元时期中日关系虽然冷谈，但民间贸易往来却十分密切，明清时期中日也一度建立了宗藩关系。纵观历史，中日关系的发展就是在东亚体系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历史发展的传统从秦朝开始，向东亚体系发展。这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既不同于先秦“封建”的，也不是“专制”的，“秦以后就应该称为‘帝国主义’最顺理成章。因为无论是汉语的‘帝国主义’，还是英语的imperialism，其词根都是‘帝国’(empire)，而后者又指由‘皇帝’或专制君主(emperor)统治的集权国家。只不过英文中的empire和emperor已经有点英国化的变音，而iroperialism仍然按拉丁文imperialis(帝制)原样加后缀而已。14世纪以后imperial词在英语中出现时，也是与当时的王权开始强大，不同于此前中世纪诸侯林立的feudalism相联系的，与我国的秦后‘帝制’不同于先秦‘封建’，其实十分类同”。[5]在中国“皇帝”集权的“帝制”对周边具有强烈的辐射性。据《说文解字》全鉴，“皇帝”一词，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灭掉六国，平定天下。嬴政自认为这是亘古未有的功业，甚至连三皇五帝也比不上他，如果不改变“王”的称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让李斯等人研究一下怎么才能改变自己的称号，以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李斯等人商议后，报告秦王说，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可改“王”为“泰皇”。秦王反复考虑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决定兼采“帝”号，称为“皇帝”。而“帝”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都像是准备点燃木柴的样子，点燃木柴的目的是祭拜天地，木柴燃烧，火焰熊熊，光照四方，辐射四海，象征天神之威灵。“所以‘帝’字的本义就是天神，又称为‘天帝’，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者’。”[6]所以说中国自秦以后为帝国，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也称为“天下共同体”，体现中心与周边的和谐关系，体现内对外的华夷秩序。对于东亚体系作为跨国体系的核心成份“华夷秩序”的发展，自两汉直至清朝，前后约两千余年。北京大学史学教授何芳川在论述“华夷秩序”时指出：“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以降，是它的形成或雏形时期。这个格局到了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大唐帝国，气宇恢弘，一时前来朝贡者，达70多个国家。到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海活动时，‘华夷秩序’臻于完备，达到巅峰阶段。”[7]华夷秩序作为东亚体系的内在结构，而东亚体系则是体现华夷秩序的地理范围，即国与国之间和国与区域之间的横向跨度。而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具有周边对中心朝贡(朝拜)70多国家，必有其内在结构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何芳川把其归纳为两个字，即“一”与“和”。“一”，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代表：皇帝，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万邦来朝”，“一统华夷”。“和”，就是和平、友善，和而不同，华中有夷，夷中有华，以德治天下，共生共荣，即来中国朝贡各国都有“共享太平之福”，原则上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与它们互不侵犯，对它们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7]古代东亚诸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从这一体制中获益良多，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事实。当然历史总有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恰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规律都在具体中存在，如历史在秦统一后，没有皇帝一统天下，怎么能有万国朝拜之“和”呢？一与多是辩证统一的，当然现在决不能用“一”来恢复帝制，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历史与时俱进是规律，而历史不同时段体现共性，共性又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段，这也是一种规律。所以说，何芳川所说的古代中华帝国在这个“一统华夷”上面，犯过历史错误，应予以历史批判显然不妥，而应当予以历史性地分析，以为今天提供借鉴。历史上的东亚体系昭示今天的是非武力影响力，是讲究德治天下，讲究友善，和平和谐，和而不同，共生共荣，不侵略，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凌辱，不压榨别国及别国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8]”。这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的内在逻辑。 二、日本是东亚体系的同根异株 东亚体系在东亚历史上，在一统华夷秩序下，日本是其利益的充分享受者。在日本古代史上，弥生文化，九州文化，三角缘神兽镜的流行，不能不说与中国大陆大移民带去的文化影响有关。历史发展到了中国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又大量派留学生、学问僧，可称日本人才发源之路；大量汲取中国先进文化，史称日本书籍来源之路。随着历史的发展中日之间官方交往虽然有间断，但民间的经贸往来，特别是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过。日本在亚洲最先走上了近代文明，也是中华文化乳汁哺育因素在其中。就是到了中国清朝时期，西欧文明融化为“清欧文明”，也不断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李大钊曾指出：“日本者，吾中华之产儿也。考其立国千年之历史，一切文化制度传袭上国者。是则尔岛自开国以来，吾华无一日不负教训诱导之责”。[9]这段话虽有一丝大国主义意识隐含其中，但恰恰看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直到今天，在这个地球上依然大量使用汉字的只剩下日本一个国家了，尽管古时的日本没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计划，往往因为近邻发展的需要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日本为自身的发展，不断向中国学习，使用了中国的汉字，无意中积蓄了中国文化的财富。王显春在《汉字的起源》一书中说：“汉字是四大发明以上的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最伟大的发明；汉字有6300年的历史，汉字启动了人类文明”。[10]上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他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地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11]在埃及流传这么一句古语：“要寻找智慧，就到中国去”。[11]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因为汉字起到“形而上道通宗教，形而下器通科技，中解人事致信用”的伟大作用。中国的汉字经向人类证明，“上有天网恢恢，下有地狱昭昭，中有仁义大道，事无巨细，大道共存。言之凿凿，有字为证。是天人合一、朗照乾坤的全经”。[12]开发汉字宝藏，给人类以智慧的享受。而如今的日本，因为仍在使用中国汉字，享受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穷无尽的智慧。我国学者常秉义所著的《周易与汉字》就谈到了汉字给日本的成功之道时说：“我们的近邻日本正是依托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兼收并蓄，及时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终于在十九世纪横空出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而且，他们始终没有抛弃我们的汉字文化，至今仍然是他们的国粹。至于孔孟之道，也成了他们国富民强的文化资本，一直引以为自豪”。[13]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王敏指出：“但日本又不是中国的‘克隆’版，它不断地运用中国文化的原材料进行一次又一次加工和再生产。日本像一面镜子，映出了邻国中国的身影。所以，中国人研究日本，既能‘知彼’又可‘知己’”。[14]而日本学者在研究儒学对日本历史发展作用时也认为，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儒学式的西洋”化革命的性质，“儒学诸概念在被西方思想所吸收的同时，也迅速地丧失了其自身作为独立思想体系的生命力。就是说，儒学对于日本引进西方的近代化具有先导作用，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之后，它就自杀了”。[15]这种说法虽是一家之言，但有辩证法思想，因为辩证法本身是革命的。儒学引领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革新道路，对于儒学自身也要与时俱进，也要革命，儒学“自杀”而不是“他杀”，就说明“儒学”自身就有革命的一面，就有在自我否定中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必然有继承的一面，如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在日本仍然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手段在不断引领日本发展。 过去我国在研究日本文化时，总在“同文同种”的误区中徘徊，现在强调“同根异株”。作为树木，通过“嫁接”树又高又大，果实又大又甜，而日本恰是“杂种文化”、“混成文化”，而这种“混成文化”的指导手段，恰恰是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方法。 何芳川曾在《21世纪东亚格局下的中国和日本》一文中说：“日本，在近代条约体系的东亚格局构建前期，一度曾与中国同轨滑行，面临着沦为西方附庸的深渊。1853年柏利叩关和次年签订的《神奈川条约》；1858年签订的《安政条约》系列，都是其表现。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本滑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速度惊人，甚至有反超中国之势”。[7]然而因日本一直深究儒学智慧，以儒学“和而不同”为思想方法引导日本走上明治维新道路，使日本能在巨大的危机与挑战面前，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使日本摆脱了东亚各国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在近代东亚体系内，日本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这一体系的制动者。 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西方中心论”思潮影响下，一批国人持“汉字落后论”的悲观论调，视汉字文化为粪土，认为汉字“千分之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问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把国宝、国粹踩在脚下，中国践踏儒学，闭门锁国，而日本却以儒学为导向开门向西方学习，这样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即从明朝中期以降到清朝中国衰落，使中国奉献世界的“四大发明”，变为西方横行东方的强大利器。而日本却走上了崛起之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日本以儒家思想为引领，敞开国门，遵循“和而不同”思想，从西方拿来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伴随着与时俱进儒学车轮，提前走上了近代化道路。 而中国从明朝中期开始，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存妄自尊大之心，无居安思危之意，背弃儒家“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教诲，特别表现在清日甲午海战前，清王朝一直以自己的文明高位，滋养了东亚各国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一般中国士大夫把日本称为“蕞尔三岛”的“东夷小国”，这种傲慢的态度造成了对日本的了解不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这么重大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中国朝野的关注，知晓者则心怀蔑视地批评这是一个朝令夕改、改变风俗、荒唐无稽的儿戏般的政治变革。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掠夺清王朝白银50万两，已明显暴露了日本侵略的野心，但却没有引起清王朝政府的高度警惕。当时，有很多出版物，如《日本杂记》讽刺日本是“东头西脚，西脚东头，不成东西”。甚至有人大肆鼓吹征日论，帮助日本恢复幕藩体制。更为甚者是“长崎事件”和“金玉均暗杀事件”，加剧日本对华的仇恨和对自身的耻辱感。兵骄必败，国傲必亡。甲午战争的惨败，实质上正是当时的清政府违背了儒家思想的失败。 不管是“儒学”，还是外国人称之为“儒教”的中华文化传统，虽然儒学文化传统源于中华，不一定服务于中华，关键看一代代中国人怎么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如能科学发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会为社会发展提供力量。从东亚体系的发展证明，传统文化是不分国界的，它青睐于能够科学发扬它的国家。日本的中华文化是异国同根，同根又异株。这里的“异”不是断开，而是不同形式的承接，并使根与株有机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根与株有机结合的新物种。日本就是中华文化孕育出的新物种。他们自认为是“杂种文化”、“混成文化”。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儒、释、道混成的文化，而日本则是这个混成文化的进一步混成。文化是跨国界的，也难免是混成的。而恰恰是异国的混成与杂交的异株所形成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蒂上没有对外侵略掳夺和扩张的基因。文化本来就是“人化”，是人用什么文化理念在指导、领导国家的发展。西方列强称霸世界，是以海盗式的侵略扩张，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以船坚炮利征服别国；而同时代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要比西方船队先进强大得多，却不曾侵略别国。如果中国也像西方那样搞海盗式扩张，岂不是早已解决了原始积累。关键是中华文化中的“人化”压根就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是讲“和为贵”的国家，“和”是中国人的基因。人是文化的主宰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国家的主宰者，如何继承文化，发展文化，作用于国家治理的“人化”才是关键。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人化”作用在“异株”中生长出来的西方那种侵略扩张的枝蔓。在江户幕府末年，鼓吹对外侵略的理论家福泽谕吉，倡导“文明开化”学习西方，主张“脱亚入欧论”，上承日本《古事记》(712年成书)、《日本书纪》(720年成书)所宣扬的“神武天皇”的“皇国史观”与“八纮一宇”之说，把东亚体系的“华夷秩序”改为日本化的“日夷秩序”。这一理念，从一开始就缺乏“和”气。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随之立即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90年，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还狂妄地说，以日本这样的“刀箭锐利之国”可以轻取“大明长袖之国(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国)”。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将北京周围十“国”之地献为御用，并任命义子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朝鲜则交给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统治。丰臣秀吉拟驻宁波，统治从东亚到印度洋的广大区间。这种侵略扩张的野心后来在日本右翼群体中得到所谓薪火相传，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逐渐演化为“侵亚”的穷兵黩武的行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16] 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是“同根异株”，作为一个“异株”却侈欲为“参天大树”，而实际上株干不正，四处张牙舞爪，四生枝蔓，因此使株干不直不正壮，虽说根深但难成正材。常言道，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再去养根育杆。而日本这根“异株”不是直向生长，而是横生枝蔓，遮光敞日，反作用于根系的发育，而对日本右翼势力来说正是亚洲绿地上的毒株。在亚洲日本多次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早在120年前，日本发动了清日甲午战争，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向清索取白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两次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十年的国库收入。由此，打断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建设的进程，给中国造成巨大伤痛。而日本却在抢夺别国的财富道路上狂奔。1937年，日本又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适值中国工业化“黄金十年”之际，中国的八年抗战，被侵略的中国牺牲数千万军民，损失财富巨万，日本又第二次打断中国近代化建设进程。日本军国主义已两度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现在中国和平崛起，气势非凡，今之日本右翼企图第三度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右翼执政集团大肆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二战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强征“慰安妇”问题，执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还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频频挑动南海周边国家制造事端，为复活军国主义造势，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招牌，走“武装崛起”之路，充当中国“和平崛起”的拦路虎，日本右翼集团是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害群之马，是亚洲绿地上的毒株。 三、在二战国际秩序下，在建立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发展中日关系 李克强总理在他首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中国决心“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秩序”。最近，中国在纪念《波茨坦公告》发表69周年的契机和纪念《开罗宣言》70周年之日，重温二战结果及战后地区新秩序，针对东亚当下将领土争议扩大化、政治化、国际化等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日本右翼势力罔顾侵略历史，美化战犯，破坏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的行为势必引起东北亚地区的高度警惕。当今东亚对领土领海主权权利争议问题，应搁置争议，共同合作开发，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建立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这是走向东北亚美好未来的理想路径，也是恢复和发展中日正常关系的重要路径。 中日问题涉及中、美、日、韩四国间关系，美、日、韩是盟国，中韩与日本在日本侵略历史问题、强征“慰安妇”问题和领土争端等问题又都有矛盾共同点，在这多种矛盾关系中，争取多数，压缩对立面，扩大共同点，以同化异，共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对恢复和发展中日正常关系具有战略意义。 为实现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日韩已经进行了15年的合作路程，到目前为止，已按计划超出预期，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前驻日本大使陈健具有最实际的感受。2014年4月21日至22日第九次东北亚名人会在扬州召开时，他作为中方名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东北亚名人会是中日韩三国媒体发起成立的重要二轨交流机制，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韩国前总理李洪九共同牵头，三国各领域知名人士参加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会议。作为曾任中国第七任驻日本大使的陈健，亲眼见证了中日韩合作开启历程。上世纪末，东亚国家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中日韩与东盟在“10＋3”框架下努力探讨摆脱危机之道。1999年，三国领导人在“10＋3”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三国合作的进程。15年过去，中日韩合作的快速发展超出预期，现在三国合作经济总量占亚洲的70％，在“10＋3”合作这一东亚合作主渠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第九次扬州会议上再次发表《共同倡议》，“呼吁早日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改善东北亚各国间紧张关系；致力于建设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鼓励三国推进经济、金融、能源等领域的信息共享和互利合作”。[17]这一倡议对排除中日韩合作的路障，应该有所促进。 其实，中日韩合作步伐从没停止，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岩谷滋雄曾五次访问我国，并为中日韩合作辛苦奔波，尽管中、日、韩各关系如此困难，而岩谷滋雄恰恰认定具有合作的曙光。虽然三国领导人会议自2012年后未能召开，但三国政府都重视相互间合作，不断推进合作机制和项目，三国民众参与合作与日俱增，各方都能找到三方关切的话题，如应对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三国合作管理有声有色。还有环境合作15年，实施很多合作项目，今年还启动了空气污染政策对话。三国还能各自找到各自的利益共同点，力争早日建成中日韩自贸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贸区谈判现已举行4轮，三国投资协定已于2014年生效。中日韩在发展陆海联运和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中日韩得益于地理和文化的接近，在文化交流，友城合作、青年交流，媒体互动等比较容易开展。每年三国间互访人数接近1800万，三国间留学生总数超过24万，友好省市约600对。[18]中日韩三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地缘政治复杂、地区格局快速变化的地区。这也恰恰需要像岩谷滋雄所思考的三国各自要有前瞻性、务实性、开放性和顽强的耐心。欧盟发展到今天用了60多年，东盟用了50多年，而中日韩合作目前才15年，从环球发展大趋势看，东北亚地区合作能够取得成功，世界不会倒退回冷战时代，中日韩合作大方向不会变，需要尽量避免让中日、韩日双边关系影响多边合作。特别是2014年7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韩，是首次专程出访单个国家，并带去近300人的庞大代表团，使中韩合作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中韩关系史上留下浓厚的一笔，即中韩共同努力抛弃对美“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共同努力将日本纳入亚洲新秩序之内，共同合作开启朝鲜“无核安保和经济发展”并进的新路线。另外，对朝鲜经济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在西方严峻军事威胁下，朝鲜经历近20年经济冲击和封锁而仍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反而在航天、核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开发方面取得进展，可见，朝鲜人民富有顽强拼搏精神，这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灵魂，从中深藏着巨大发展潜力。所以，中韩开启朝鲜“无核安保和经济发展”并进路线对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 中国一贯坚持睦邻友好，从古代东亚体系可见中国坚持“厚往薄来”的友善睦邻关系，今天更进一步加深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共生共荣，合作共赢的友好关系，一直努力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即使难免出现波折，相信不会有类似“牵着不走，打则倒退”的或者“有拿鸡蛋撞石头”那样的蠢事出现。中国周边环境将逐渐改善的大的态势不会改变。“简单地说，只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成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效果就会落空，除非美国转而与中国进行更为实质性的合作”，[19]这样中日关系就会有一个新的改观。 在中日交往历史上，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日本充分展示了它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例如，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国王有过对话，日本的怀良亲王宣称：闻天朝有兴兵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有跪途而奉之乎？另一方面，日本在汲取“华夷秩序”的理念之后，将其日本化，颇有兴建“日夷秩序”的图谋。[7]今天的东亚，我们要扬弃古代的“华夷秩序”，也不同于近代的条约体系，要深化儒家“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平、友善、多元、共生共荣、合作、互惠，共赢的理念，为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现在令我们担忧的是日本以安倍为首的右翼势力掌权，他们对春山富士首相、河野洋平官房长官对日本二战的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有所反省，诚恳表达歉意的质疑，极力企图翻案。对此，我国学者深度解读认为，安倍修改和平宪法解释是搞“宪法政变”，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军刀出鞘，韩国人评析为是日本战争DNA在显露。联想安倍任首相以来的所作所为，与美强强联合，联美制华，日本利用美国无与伦比的综合优势，率海洋国联盟形成C形包围圈，围堵中国，其实这个玩笑开大了。在违背建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上，安倍善于耍历史上政客利用爱国主义情绪打击政敌的把戏，在国内轮番上演，其实爱国主义另一面可说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的最后的庇护所”。尽管安倍不断拉国民向右转，岂不是让国民充当战争炮灰吗？日本真的是“牵着不走，打则倒退”，仗美国势力耍威风，在钓鱼岛问题上狂妄挑衅中国，中国人是不挑事，但又不怕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了和平崛起，决不能以牺牲核心利益为代价，也就是只有不以牺牲核心利益为价值，才能真正走上和平崛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辩证法。对牵动中国核心利益的钓鱼岛问题，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指出：对钓鱼岛问题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夺回，中国有自己的原则和节奏，中国根据自己不断增长的国力来撑控。奥巴马和安倍不要把美国看得太重。美国至今还未走出经济低谷，恐怖主义的梦魇依旧缠身，中东、中亚硝烟未消，乌克兰又风云再起，美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纵有三头六臂，无奈十指摊开，岂能全力帮携它的日本小伙计？在美国林肯纪念墙旁竖立了两座纪念墙，一座是“韩战纪念墙”，一座是“越战纪念墙”，美国人自我解嘲说，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唯一没有打赢的两场战争。他们心知肚明，这两场战争他们真正的对手都是中国军队。[20]当年一贫如洗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着比八国联军多出一倍的十七国联军，都毫无畏惧，现在岂能被一个比十七国联军缩水八倍的美日军事同盟所吓倒？正像我国一位军事家所讲的，如果美日真要以中国为敌，那么中国就当一次“他们合格的敌人”。其实美国是高智商的又坚持实用主义的国家，在“和则两利，斗则两害”之间如何权衡和选择自然明白。 有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有些西方国家羡慕嫉妒恨，中国也真正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江湖险恶”。中日两国关系不是狐立存在的关系。国家本质是国际社会关系的总和，国与国是这种总和关系相互交织的既综合又复杂的关系，中日关系是斗智斗勇的关系，更是斗软硬实力的关系。邓小平讲得好，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战略思想，也是战术思想，要搞好中日关系就必须搞好中日之外的关系，正像《环球时报》2014年4月1日发表的社评：“别光盯着美日，中国人需要多看欧洲。”其实何止欧洲，要搞好国际社会一切关系，如非洲关系，与拉美关系，与金砖五国关系，与上合组织，与20国集团，等等一切关系，让中国和平力量在世界范围中不断扩大，让反和平力量在世界范围中不断缩小，将中日关系纳入全球大环境下思考才能有新思路，脚下才有向好发展的出路。要不断扩大国际关系，要靠国家的发展实力，如果国家综合实力能够远超日本，日本又是一个什么态度，那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发展要靠和平、友善和诚信，而和平、友善和诚信又能反作用于发展。我国与非洲，与亚洲邻国，与欧洲，与南北美洲，与大洋洲等等，都是在和平、友善和诚信中发展的。在国际舞台上，我国把和平合作友好诚信的空间最大化，去挤压缩小那些闹对立和不和谐因素存在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全球扩大和平合作的地盘，去挤压缩小不和谐、搞对立的地盘，这样让和平合作在世界形成浩浩荡荡的大潮，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天下大势，君不见，环球合作成一体，试看天下倒行逆施者谁能敌？如今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投资全球，才能赢在世界。其实，我们更应首先认识到现在中国把友善诚信投以全球，全球才能报之以友善与诚信。友善可破解国际社会的“江湖险恶”，也有利于促进地区矛盾的化解，促进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我国十分重视中日关系，对中日关系不但从整体大局方面思考，而且在具体方面也在不间断地努力。当前，有的媒体提出“中日必有一战”的言论，我国学者针对此言论结合当前国际大环境来分析，认为中日“必有一战”的可能性很小。当今世界和平合作发展不断升温，就中日之间，虽然政府间停止了互访，但在其他各领域合作、交流、往来从未间断，特别是民间交往还在扩大，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是有基础的，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一直在不断努力，自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于1978年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和平友好条约》(简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双方又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日两国又发表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坚持两国相互支持对方发展等广泛共识，从这些走过的历程中，可见中日关系可改善的趋势很大。只要能坚持以上两国政府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回到1972年的原点，日方对侵略历史问题、强征“慰安妇”问题、对钓鱼岛等问题，不要再有新的挑衅言论和行为，在现有情况下，对在钓鱼岛巡航的中国船舰和军机，双方要相互尊重，相互间要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擦枪走火，这就可以防止双方谁也不愿意见到的“中日必有一战”的流血战争。只要各自坚持友善诚信发展，相向而行，中日关系改善前景应是乐观的。 收稿日期：2014－05－15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东亚共同体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韩论文; 华夏集团论文; 三国历史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