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未来观研究——以对上海部分80、90后的调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以对论文,上海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青年一代的快速成长，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受到空前的关注。对我国当代青年群体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向学术化和规范化，其关注的视野也逐渐从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价值观领域向青年群体的社会化、与前辈人的代际问题、青年的角色扮演和角色互动等方面拓展。对当代青年群体的评价已经逐渐突破过去成人经验建构的刻板印象，而从个体生命历程发展、代际认同的角度对其加以客观地分析。但是，大多数已有研究在内容上的共性仍旧是，针对当代青年群体目前的发展状况做出分析和评价，缺乏对青年未来发展可能性和个体能动性的预测和把握。任何决定的制定都要经过认知、设计、选择和执行四个阶段。个体对将要决策的对象加以认知，并对可能执行的方案进行多种设计，选择最好的方案加以执行。在设计和选择阶段，人们做出的评价判断不仅依赖于已经发生的情况，更要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些对未来状况的预测就是未来观(J.Mau，1967:12)。法国未来学创始人儒弗内尔(De Jouvenel)指出，我们用行动塑造未来，而行动又取决于我们的未来观，后者是至关重要的(J.Mau，1967:12)。任何个体和组织的当前行为与他们所持有的未来观密不可分。当代青年群体眼中的未来世界究竟如何？他们对承担未来责任的信心和能力的自我评价如何？他们获取未来相关信息的渠道如何？他们的未来观对他们现今的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如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和发展。
一、已有相关研究
西方对青年未来观的研究得益于未来学的发展。从上20世纪50年代起未来学开始在西方广泛传播，以托夫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未来社会进行的预测和描述推动了未来学研究的浪潮迭起。1980年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技术和社会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并对这些变化可能形成的未来局面做了概括性描述。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该书的副标题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其中第一个方向就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著名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述了网络技术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教育方式和娱乐方式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马克·佩恩(Mark J.Penn)和E·金尼·扎莱纳(E.Kinney Zalesne)的《小趋势》更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
随着未来学的整体发展，未来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亦被应用于青年未来观的研究。《未来学》(Futures)和《未来学家》(Futurist)等期刊上每年刊登大量有关青年未来观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对青年眼中未来世界的图像进行统计分析，探究了青年对未来世界的态度、看法和可能的行动标准，对于如何引导青年形成积极的未来观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其中，青年未来观中流露出的悲观主义情绪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贝尔观察发现，许多年轻人看不到他们面前的未来可能性和未来幸福(W.Bell，1998:333)。希克斯和霍尔登的研究发现，青年担心未来的战争，环境污染，贫穷(D.Hicks，1996:1-13)。鲁宾的研究也指出，芬兰11-22岁的青少年常常持有破坏性的未来观，例如环境恶化、移民和难民人数的飞速增长，森林湖泊的污染等(A.Rubin，1998:146)。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对未来持消极图景的人可能更缺乏处理当前问题的能力。在青年社会学研究领域，帕罗尼倡导关注社会的结构因素对青年一代行动和选择时的价值观和偏好的影响。在他看来，首先，青年人所持有的未来观是树立未来生活目标和计划的手段。青年眼中的未来图景对自我认同、动机和应对能力的形成很重要。其次，未来观部分由社会所决定和传递。因此个体所持有的未来观的形成也取决于个体的历史、经历、知识水平和创造力，这些内容很大部分是被社会共享的(Puuronen，1995:11)。
二、研究青年未来观的出发点
尽管青年建构未来观是个体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取决于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和偏好。社会的转型、信息社会的来临，使当代青年所面对的社会和以往大不相同，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对未来的描述和期盼反映了他们的压力和彷徨。研究青年未来观的出发点在于：
（一）青年未来观植根于青年对社会现实的感知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社会学家通常选择用“社会转型”这个概念来描述其巨大变化。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朝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最为迅速的时期，具体而言，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其一、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次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其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这次社会转型的政治目标，是“借着市场经济这一迄今为止被视为合理而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晏辉，1998:58-66）；其三、社会结构转型是这次社会转型的客观结果。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产业的发展正在从量的增长转向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的加速正在日益强烈冲击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民内部高度同质化、均等化的格局已被打破，社会中心的社会利益集团逐步形成，等等（张琢，2000:1-9）。过去三十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中实现了每年平均9.8%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一个封闭贫穷的国家跃进为世界贸易大国，2010年GDP的规模首次跃升为世界第二位。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还意味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利益格局和思维观念等的转变，为青年成长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契机。首先，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青年成长创造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和开明的舆论。最根本性的表现是社会成员普遍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群体伦理、权力本位与身份本位压抑下的个体主体性，在社会转型期得以解放出来。这必然带来青年主体权利意识的增强，要求确认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扩招，进而带动了教育结构的升级，为青年实现高层次的自我提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社会急剧变化对青年成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达到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新华社调研小分队，2010:37-38）。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使得青年中间出现了贫富分层的趋势。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15-30%，其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为8-15%。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导致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加上就业难、住房贵、养老重等不约而同涌向青年的重大社会现实压力，“使得青年在观念和行为上更加重视现实的利益尤其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物质化、功利化”（许叶萍，2006:1-7）。
成长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一代，他们的行为方式必然会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其对于未来的期待和看法必然会深深地烙上社会现实的印记。换言之，青年未来观的形成并非出于对未来的臆测，而是社会现实的影响因素在他们进行未来判断和预测过程中的真实投射。
（二）青年未来观研究有助于确立“大视野”下的青年发展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制定了以2020年为目标的中长期规划，未来10年将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也意味着社会将给这代青年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选择机会。10年后，今天的80、90后将成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青年作为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代群，其发展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有鉴于此，对青年发展战略的认识应当着眼于“大视野”、“大时段”，将青年发展摆在未来社会优先发展的位置（杨雄，2009）。对青年未来观的研究突破对青年期当下的关注，而是力图建立社会现实与青年未来认知、态度和行动可能之间的联系，培养青年形成以未来观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认知新方式，挖掘“现时——未来”时间段中的青年发展状况。
（三）青年未来观研究立足于应对信息社会对个体未来观的挑战
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社会迎来了一次以信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信息技术的创新性、渗透性、倍增性、带动性使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断扩散，而且加速影响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安筱鹏、李瑶，2006:44-46）。1964年日本梅棹忠夫提出的“信息社会”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个人对未来的认知和态度建基于过去、现在的经历，更具体而言，建基于已有的和正在获取的各种信息。在传统社会，依据惯例和习俗获取信息；在信息社会，人们必须从跨越时空的各种信息中，捕捉到未来的走向。信息社会的来临，为人们认识未来提出了挑战：其一，信息的多元化使得个体认知世界、管理生活和日常应对变得日益困难。尤对个体而言，再没有系统一致的规则支持他们做出“世界将会怎样”的判断。其二，时间在其本原意义上应作为一种流动性的连续体而为人所感觉。人也因此才作为一个过去、现在与将来相融合的连续体的存在者。过去或者历史总是成为现在与未来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向着未来开放的(A.Rubin，2000:56)。但信息技术的即时性传导与更新，使人被淹没在应接不暇的信息流中，任何事件总是以“现在正在进行”的方式获得表达，从而截断了过去、现在、未来本应连续的生存体验。同时割断了个体未来想象的基石。作为对各种信息、资讯反应最为灵敏的群体，青年如何在信息化浪潮中形成预见未来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这不仅仅关涉到对未来的认知，更关涉到青年对自我成长和对未来社会影响力的预期。
三、研究方法
未来观是处理事件的可能的未来状态的一种精神建构。这种建构由感知、认知、信念和愿望、以及对当下的观察和事实混合而成。对青年未来观的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进行。问卷内容主要涉及青年群体对未来的认知、态度，对自己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准备行动。
本次抽样调查对象为上海市初中、高中、大学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本调查采用分层抽样、配额抽样、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598份，有效回收率为99.7%。为了尽量避免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资源分布差异可能对个体未来观产生的不同影响，在抽取中学生样本时采用城市区域划分作为分层标准，从上海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中随机抽取卢湾区、闵行区和松江区作为调查区。同时，考虑到浦东新区在上海城区中的代表性，也将其列入调查区。各区随机抽取初中、高中各一所，每所学校平均配额50个样本，再将配额的样本数量平均分配到各年级，随机抽样。大学生抽样兼顾文理科差异，在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华东理工、上海理工大学各随机抽取50个样本。实际获得的样本情况如下：性别：男性占47.9%，女性占52.1%。教育程度：初中生34.4%，高中生31.2%，大学生34.4%。户籍：上海户籍67.2%，非上海户籍32.8%。年龄：12-13岁占16.3%，14-18岁占52.7%，19-25岁占31%。①
四、对青年未来观的定量分析
认知行为理论指出，不同的信念造就不同的生活。信念不但决定人们感受事情的方式，而且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作用。合理的信念，积极的行为与情绪，更可能使人应对紧张的生活环境；反之，错误的信念会导致偏差的行为与情绪，更可能使人退缩、无助与失败（徐浙宁，2010:36）。同理，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同的未来观将导致不同的面向未来的行为取向和生活态度。
（一）对未来的认知
1.对个人未来抱有“美好”认同的比例最高
对未来性质的判定是认知未来的重要内容。总体而言，“美好的”未来获得青年较高的认可。但从自己、国家、世界未来三方面的选择来看则差异立显。40.1%的人认为自己的未来是“美好的”，居于人数比例首位；认为国家未来“美好”的占35.8%，除此以外，“稳定”、“安全”亦被认为是国家未来的重要特征，选择比例分别为22.3%和19.3%。尽管认为世界未来“美好”的比例并不算低（占26.5%），但相较而言，充满风险、多变和可怕更多地成为了世界未来的标签。认为世界、国家、个人未来充满风险的比例分别为12.4%，11.6%，7.6%；认为多变的比例分别为27.7%，21.6%，12.2%；认为可怕的比例分别为8.2%、2.9%、1.4%。
图1 对未来性质的认知
2.对未来发生的时间预计具有不同步性
未来观研究的重要元素是“时间”、“空间”，因为一切的事件发展总是难以离开“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轴及空间区域。青年眼中的未来究竟发生于何时？数据表明，青年对自己未来的时间定位并不久远。认为“自己未来”发生于5年以内的占32.7%，5年以后的占34.4%，10年以后的占23.9%，20年占3.5%，50年占5.2%。从时间上不难推测，对自己未来的定位是以升学和就业为核心的。在考虑国家未来时，认为发生于5年以内的占20.4%，5年以后占20.6%，10年以后占25.3%，20年以后占15%，50年以后占18.6%。从图2可以看出，尽管青年对国家未来的时间预期比对自己未来的预期略有延迟，但二者基本保持了相对一致的变化趋势。对世界未来的时间定位则主要集中于遥远的将来，选择50年以后的占到31%。这与国外对未来图景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范围较小的未来图景一般被期待发生的时间更早一些(Ryota Ono，2003:737-758)。青年眼中自己未来、国家未来和世界未来的图景在发生时间上的不同步性产生了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在青年的未来想象中，个体、国家和全世界的未来并不处在同一时间点上，自己进入了未来，国家和世界还能停留在现在或过去吗？在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中，个体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图2 对未来时间的预期
（二）对未来的态度
1.对未来的信心和压力共存
有83%的青年表示对未来“非常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具体到与青年最为相关的未来学业和就业问题，表示“有信心”的比例有所降低，分别占68%和53.9%。无论是在未来学业还是就业方面，初中生选择非常有信心的比例远高于高中生和大学生（学业：初中＝22.4%，高中＝10.8%，大学＝17.6；就业：初中＝23.9%，高中＝12.4%，大学＝11.8%）。无论是箭在弦上的高考还是迫在眉睫的就业问题，对于初中生皆有一段时间缓冲期。当个体不必立刻应对未来的事件时，态度较为乐观亦在情理之中。同时有超过六成青年表示在考虑未来的时候觉得“有压力”（非常有压力＝14.6%，比较有压力＝49.7%）。
2.对未来的影响力预期存在两极分化
青年对影响自己、国家和世界未来的能力预期上存在两极分化。认为“能影响”自己未来的人数比例高达82.9%，认为“能影响”国家未来与世界未来的占13.4%和10.4%。虽然个体对影响国家和世界未来所持的态度远不如对影响自己未来那样积极，但承认“虽然不能影响国家／世界的未来，但我想影响”的青年分别占46.4%和41%。这反映出青年对影响未来能力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相当部分青年将自己能影响的未来划定在与自我关系最为紧密的小范围中，对超出以个人为中心之外的未来范畴，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自己影响国家和世界未来，“非不愿也，乃不能也”。身处求学阶段的青年，学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种重要性通常是因为学习与其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现在的学习对个人未来、国家未来、世界未来有用的比例分别为90.5%、72.8%和59.4%。其中，初中生认为当前学习对未来有用的比例最高、大学生次之、高中生最低。对这一结果的推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非学业化因素往往在社会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也使得成长中的青年对自身影响未来的能力做出了新的评估。
3.超过半数青年认为未来是不可控的
图3 认为当前学业对未来发展有用的比例(%)
通常人们认为“不可控”代表着风险，对未来“不可控”的判断有可能意味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消极态度。本研究中，选择“我觉得未来是不可控”的青年比例为52.6%。但交叉分析显示，与认为未来可控的青年相比，认为未来不可控的青年在自己的未来影响力判断上并未表现出更强的消极态度。事实上，卡方检验表明，未来是否可控与自己对个人、国家、世界未来的影响程度之间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分别为0.119，0.211，0.460）。总体而言，持未来不可控观的青年对未来同样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亦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平稳、坦然的心态。因为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现代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控制是更加真实的未来特质。对未来不可控的认同并非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也不等同于“随波逐流”，相反，未来的不可控要求个体需要更多的智慧来认识未来、选择未来。
（三）面对未来的行动准备
未来观不仅包括对未来的认知和态度，同时还包括在未来认知和态度影响下的行动准备。这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其一，建立未来预期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关联。其二，立足现在规划未来。
对未来行动准备的评价按照“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分为四个等级，代表投入未来行动准备的积极程度（由高到低）。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青年对未来的行动准备较为积极。对未来规划持积极态度的青年比例占72%；具有积极的未来关联意识的青年比例占67.5%。未来学家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指出：未来是由出现在人类面前的人类自身的远见来决定的（郑茂刚，1996）。在高度现代性条件下，因为生活方式是无规则的，因此力图因循传统来应对未来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对未来的行动准备中更需要具备一种主动反应的态度。“我对未来的想象常常影响我现在的判断和选择”、“社会的未来和我息息相关”这两题中，选择否定性答案的比例分别为35.2%和31.8%，表明有超过三成的青年缺乏将未来预期与当下生活密切联系的主动意识。
面对转型时期的种种不确定性，青年对未来的规划和预见变得困难起来，这直接影响到个体如何在种种复杂的选择中做出恰当的判断。对未来的积极行动准备是把握机会、迎接挑战、直面未来的重要举措。青年对自己未来影响力的积极预期、未来信心、所获得的未来信息数量都与投入未来准备的积极性之间有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越是认为自己能影响未来的能力强，越是对未来充满信心，越是去获取更多的有关未来的信息，面向未来的准备行动也越积极。其中，对未来的信心与未来准备行动之间的正相关性最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个体对自己影响国家、世界未来的预期与未来行动准备之间的正相关性在个体对影响自我未来的预期之上。换言之，当个体越认为自己能对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产生影响时，可能就越会积极投入对未来的准备和应对中。但根据前面的数据显示，青年对自己影响国家与世界的能力预期恰恰较低，认为自己对国家和世界未来有用的个体比例远低于认为对自己未来有用的比例。要促进青年投入对未来的积极准备中，提高他们对影响国家和世界未来能力的预期尤为可行。
（四）网络是个体获得未来信息的主要渠道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个体不再能够依赖传统做出选择与判断，对未来的想象一方面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另一方面受各种信息的影响。个体通过哪些渠道获得了有关未来的信息？换言之，哪些力量影响青年未来观的建构？调查结果显示，网络、电视、书籍是个体获得大量未来信息的最主要渠道，选择这三项的人数分别占54.5%、51.4%和44.2%。通过这几种媒体渠道了解未来信息的比例高于通过人际渠道的获得，通过家人、朋友获取大量未来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4.6%和34.4%。除了了解未来信息外，通常互动和交流可以加深对信息的理解、甄别，通过分享彼此的心得，促进未来观念的形成。数据显示，青年更多和家人一起讨论自己的未来，更多和同学一起讨论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学生与之讨论未来的比例最低。这反映出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内，对未来观的培养和引导不够重视。
对自己最有帮助的未来信息主要来自于网络、电视和报纸，选择比例分别为37.7%、15.8%和14.9%。信息社会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代表着传统的三大媒体。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则以最多的信息、最快的传播和独特交互性迅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未来信息获得的数量还是有用程度，网络新媒体都超越了传统媒体。通过人际渠道传递的未来信息在有用性上再次不敌媒体渠道，通过学校、家人、朋友获得有用信息的比例仅占5%、4.1%和2.8%。对所获得的未来信息的性质，认为手机信息、网络、电影中提供“消极”信息的人数比例最高，分别为29.6%、25.6%和22.5%；认为家人、学校、电视和书籍提供“积极”信息的人数比例最高，分别为90.5%、89.4%、88.8%和88.8%。结合前面对信息有效性的判断，可以推论：青年所获得的未来信息越积极并不一定对个体认知和规划未来的帮助越大。由于网络提供的未来信息兼具大量和消极的特点，如何更加合理利用网络渠道帮助青少年形成良好的未来观值得进一步探讨。
五、青年未来图景折射社会现实
上述的调查结果从认知、态度、行动等维度对青年未来观进行了总体的呈现。青年对未来图景具体化、形象化的描述更进一步反映社会现实对青年未来观的影响。
对于未来，青年担心的可怕情景是什么？期待的美好情景又是什么？对这一开放性问题的回答，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回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主要的回答内容整理如表3所示。
初中生对未来积极图景和消极图景的展望比较抽象和空泛，体现出单一性和强烈的个人功利主义。自己未来的美好想象局限于以经济和地位为衡量标准的个人成就。有少数初中生填写“拯救贫民”、“成为慈善家”和“有幸福感”。对国家未来的描述体现了经济中心的影响以及对国力强大的热切期盼。高中生对未来图景展望比初中生多了些人文情怀。在个人美好未来上，虽然也强调赚钱，但以成就事业为主，不少人谈到实现理想、家庭幸福、生活稳定安宁充实。金钱不再是主要的衡量尺度。对国家未来强大的憧憬依然强烈；亦有少数高中生认为美好的国家未来应当是“国家安定”、“老百姓安居乐业”、“高福利”、“国民有素质”、“贫苦的人越来越少”、“人民具有爱国心”。对未来的消极看法中，个人未来以没钱、死亡、生病为主，亦强调“没理想”、“落魄孤独”；国家未来方面强调“腐败”、“国民素质差”“经济结构崩溃”、“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占一定比例。世界未来方面，高中生表现出对“人类野心膨胀”的担忧。相较于中学生，大学生对未来的期待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其人文情怀和社会理想在其中得以放大。在积极图景方面，希望自己未来有“稳定的收入”、“从事理想的职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代替“赚钱”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美好愿景。对家庭幸福和睦的强调亦占相当比重。国家方面，强调经济发展的比例有所降低，稳定发展、平衡发展、福利、民主法治、大同社会、共产主义成为较多的选择。全球一体、文化融合、合作共赢、平等自由是大学生对世界未来的美好期待。消极图景方面，失业、实现不了理想、墨守成规、众叛亲离、身不由己等描述体现了大学生对现实与精神的双重顾虑。担心国家未来出现的可怕情景集中于“民主化进程倒退”、“人民内部矛盾”、“专制”、“贫富差距过大”等，充分体现了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现实的高度关注。
青年对未来图景的描述不仅呈现年龄段差异，更体现出建基于社会现实的共性。相对于个人未来描述中流露出的功利性和世界未来描述中对理想性的侧重，对国家未来的描述反映了青年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期盼。正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其专著《治理中国》中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已经享有了巨大的成功，但它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中国现状中的矛盾。中国十足的复杂性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在沿海地区经济疾驰向前的同时，我国必须应付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以及涉及人类历史上最多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土地的城市化进程（李侃如，2010：第3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努力伴随而来的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严重退化，国家服务在农村投入系统上的不足，垄断、特权、社会流动凝滞造成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种种社会不公现象挑战人们敏感的神经。本调查中的青年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代，亦是感知社会转型阵痛的一代。成长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一代，他们的行为方式必然会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行为特点会反映在他们的社会态度上，尤其是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关注和忧虑，和自身所处的状况有一定的联系。例如有研究调查显示，在公平感和民主意识方面，当代青年明显地与其他人群不同，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和更强调个人权利和责任（田丰，2009:1-10）。
本研究中，青年对国家未来美好图景和可怕图景的描述也正是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聚焦和放大。表4呈现的图景内容充满了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环境气候、文化教育、国防安全、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期盼和担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适中”的占57.3%，“太快”的占18.6%，“太慢”占11%，“很难说”占13.2%。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方向趋势是“好”的占57.2%，“坏”的占7.1%，“没变化”的占4.5%，“很难说”占31.1%。社会的转型使中国面对一个复杂的未来，显然，身处社会转型中的青年一代已经体悟到了这一点。
六、讨论
(1)相较于西方研究中青年流露出的未来悲观主义情绪，本研究反映出青年对未来的信心较高，这与当代青年的自身发展状况以及他们身处社会的发展现状紧密相连。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风险的增加，使得青年对未来风险的感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
(2)对自我、国家、世界未来态度的不一致性，反映出青年对自我存在对他者的意义还缺乏自觉的意识，应当倡导以他人为中心的目标，提升青年的未来使命感。
(3)人际力量在引导青年未来观构建中的作用发挥不足，教育者应当承担起帮助青年认识、选择和准备未来的职责。
(4)青年未来愿景具有功利主义倾向，应当为青年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体验，形成完整的“意义世界”，提升青年未来愿景的丰富性。
(5)个体未来观受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影响和个体自身发展的影响而变化，具有可塑性，应当引导青年建立主动的面向未来的认同理念。
注释：
①关于青年的年龄界定，国内外相关组织和机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世界各国青年年龄下限一般在12-15岁之间，我国较常采用的是以14岁为下限。近年来亦有学者建议将下限降低至13岁。本研究样本中，有2.5%年龄为12岁，在总体上不影响样本的青年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