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环境政策：形成、特点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评价论文,环境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宣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最早的一个发展中国家[1]。中国的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退化和生态破坏等问题都很突出。中国面临着比其它国家更为严峻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匮乏的压力，环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发展会议之后，中国是在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条件下开展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的。30多年来，全国上下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终究难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完全控制住环境恶化加剧的趋势。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一些污染较重的，如钢铁、化工、水泥等产业，不断地从境外转移到境内，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通过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环境恶化的局面，出路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本文将概述中国环境政策的形成、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评价。
1 中国环境政策的形成
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推动了中国当代环境保护的起步。会后，中国开始建立环保机构，着手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防治与环境规划。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随后，一些主要的环境法律法规逐步完善。1987年，联合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一发表，中国便翻译出版。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里约)结束不到两个月，《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发表，提出了10个方面的政策，宣布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公布，这是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1995年，中国确定“实施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了对污染严重的淮河流域的治理。1996年，随着“九五”计划的实施，全国推行“总量控制”和“绿色工程”两大举措[2]，力求基本控制住环境恶化加剧的趋势。自1997年起的每年3月，中央召开基本国策座谈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区市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汇聚一堂，集中讨论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明确对策，这已成为一项制度。
30多年来，中国有关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与行动达130余项。从1981年到2005年的25年间，国务院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先后发布了5个《决定》，这在国务院各部门中是相当罕见的。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环境政策从初期着重于强化环境行政管理机构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努力加强环境管理，随后越来越突出经济与环保的协调和“双赢”。特别是在2005年1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后者首次提出，为在一定的地区坚持“环境优先”、“保护优先”，分别实行“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这显示，中国决心扭转“重经济、轻环境”的倾向，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环境保护，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给各国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表1列举了有关中国的一些研究结果。世界银行指出[3]，1995年中国以大气污染为主的损失约占当年GDP的7.7％，它建议中国增加污染控制投资，最好能占到GDP的2％。
2 中国环境政策的特点
在中国环境保护起步与成长阶段，环境管理难度很大。因此，中国环境政策十分注意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其主要特点如下。
2.1 充分运用命令-控制手段
公害往往都是由于产生污染的企业或其它建设项目事先没有对项目的环境影响审慎地进行评价并采取相应对策造成的后果。为此，中国引进了国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自己创造了“三同时”制度，并把它们纳入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用以防止新污染的发生。实践表明，这对多数企业是相当有效的，但对一些“后台”很硬的企业和“什么都不怕”的乡镇企业，控制作用不大。因而，不得不加上环境污染申报及许可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总量控制制度和新闻媒介所称的“环保风暴”。同时，为了增强环境执法机构的权威性和参与综合决策的可能性，环保机构的级别不断提高，并逐步建立类似于美国联邦环保局及其10个分局和50个州的环保局这两套共存的系统，以加强监督协调能力和避免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
2.2 努力推动筹集环境保护资金
中国环境保护搞了30多年，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中一直没有专门的环境污染控制资金科目。为此，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引进国外的排污收费制度。从排污收费汇集的资金中，开始是80％返回给原来缴纳排污费的企业，作为治理污染投资的一部分，后来改为“污染治理专用资金”，企业可以借贷，有偿使用，视减轻污染的成效而酌情减免偿还。排污收费中的20％按规定则可用于地方环保机构的能力建设。应该说，这在当时资金奇缺的情况下，解决了一些紧迫的污染问题。但由于“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有些污染企业宁愿交排污费也不去治理污染，从而使排污收费难以达到预期目的。2006年，环境保护支出科目被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关于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和垃圾的收费问题，从1990年起争论到新世纪才得以落实，而“环境税”迄今尚未完全取得共识。至于排污收费标准过低以及如何充分用好各种经济手段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
2.3 着力明确谁应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
各级环保局作为各级政府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如果未按法律授权行事，对于环境的统一监督管理不力，当然应该承担其统一监督管理不力的责任。《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责任。在1992年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新五项”政策手段中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等制度，以及近年来关于“绿色GDP”的研究与试点等，也正是基于环保法的规定和国际社会的经验，以明确并督促各级政府切实负起责任。
2.4 鼓励“防治结合”和“综合利用”
中国环境政策继承了历史上朴素的生态学原理和资源永续利用思想，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理念。实际上，做好规划布局、执行环境评价、“三同时”和“排污许可证”等制度，都是重要的“源头控制”，而不是被动的“末端治理”。至于上世纪70年代所说的“综合利用”同当今热门的“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型社会”也都是紧密相关的。中国环境政策反映在推动生态农业、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等方面一直非常积极，先后颁布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以及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园试点、绿色GDP试点和循环经济试点等等，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2.5 较早体现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
1972年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带回了全球环境浪潮中的大量信息与资料，其中，《只有一个地球》等10本书随即被翻译出版而广为传播，有关的公害案例与环境政策更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从1979年之后开始的，但在环保领域，可以说从1972年就开放了。此后，中国不断派团出访考察，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也相继来华交流，欧、美、日的经验教训与环境政策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兴趣，“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等重要政策也都在那时就引进了。1979年之后，环保领域的交流更为活跃。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活动，推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在此基础上，很快推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和《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于1992年成立，这是国务院的一个国际性高级咨询机构，旨在就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还同很多国家的政府、国际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环境领域的合作。
3 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
这些年来，中国环境政策逐步经历着五方面的变化[8]。
(1)地位从基本国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1983年，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两项基本国策之一，强调了环境同人口一样是中国的紧迫问题。9年后，《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宣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发布后，各部门与各地方也纷纷制定本部门、本地方的《21世纪议程》，并分别从计划、法规、政策、传播、公众参与等不同方面推动实施。1996年，“九五”计划将可持续发展同科教兴国并列为两项基本战略。从国家各部门到地方省市县，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编制发展规划，要求用环境与发展相统一的观念来指导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工作。
(2)重点从偏重污染控制到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并重。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环境保护从治理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起步；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重点仍是污染控制。近年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不断提高，“九五”期间(1996-2000年)达3460亿元，占GDP的0.93％。其中，2000年为1060.7亿元，占当年GDP的1.1％。1996-2004年，环境污染控制投入达到9522.7亿元人民币，占同期GDP的1.0％。2004年的环境污染控制投资为1908.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占当年GDP的1.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以后，国家为保护自然生态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全面停止长江、黄河上中游的天然林的采伐；把生态恢复与建设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措施；制定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等等。这标志着中国环境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2005年，全国森林面积达1.75亿hm[2]，森林覆盖率达18.21％，森林蓄积量达124.56亿m[3]。截止2005年底，全国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49个，约占国土面积的15％；已建成生态示范区试点地区和单位528个，其中，已命名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33个。
(3)方法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污染防治开始实行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从单纯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从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治理相结合转变。限制资源消耗大、污染重、技术落后产业的发展，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了清洁生产的试点。“九五”期间，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关停了8万多家15种重污染的小企业。到2000年底，全国23.8万家污染企业的90％以上实现了达标排放。这些都从源头上减少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同时，积极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推进经济与社会的信息化，1995年以来，全国工业废水和工业COD的排放不断下降，而工业产值仍保持高速增长(表2)。
表2 中国近年废水排放量和COD总排放量
Tab.2
The wastewater and COD discharge in China past years
年度 废水排放量(亿t) COD排放量(万t)
(年)生活 工业 合计 生活 工业合计
1995133.7281.6415.3610.3
1622.9 2233.2
1996 205.9
1997189.0227.0416.0684.0
1073.0 1757.0
1998194.8200.5395.3695.0
801.0
1496.0
1999203.8197.3401.1697.2
691.7
1388.9
2000220.9194.2415.2740.5
704.5
1445.0
2001230.2202.6432.9797.3
607.5
1404.8
2002232.3207.2439.5782.9
584.0
1366.9
2003247.0212.3459.0821.1
511.8
1333.9
2004261.3221.1482.4829.5
509.7
1339.2
2005281.4243.1524.5859.4
554.7
1414.2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4)范围从点源治理到流域和区域的环境治理。中国以往实行的“谁污染、谁治理”政策着力于点源控制与浓度控制。1996年，《“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对12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实行总量控制。此前，为了弥补乡镇企业污染物排放量数据的缺失，1995年进行了“全国乡镇企业污染情况调查”。“九五”期间，全国普遍加强污染治理，同时，开展大规模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1996-2005年，中国实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重点是“三河”、“三湖”加上“两区”(SO[，2]污染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一市”(北京)和“一海”(渤海)以及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南水北调工程地区等。2006年还把黄河、松花江也纳入重点。在这些重点流域和区域，多渠道争取资金(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贷款、BOT以及国内资金等)，采取综合性措施，加大治理力度。包括：实施总量控制政策、排污收费政策和“以气代煤、以电代煤”的能源政策，推动企业达标排放和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使重点地区的环境恶化状况有所改善。
(5)手段从以行政命令为主导到以法律、经济手段为主导。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法制建设不断加强。迄今已制定了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9部环境法律和《森林法》、《水法》等15部资源法律；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罪”的规定；国务院发布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50多件行政法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件；国家环境标准5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各省、区、市人大和政府颁布了1600余件地方性环境法规，基本形成了环境法体系，但尚需进一步完善。2005年，全国当年建成投产的项目9.9万个，“三同时”实际执行率为96.2％。全国交纳排污费的单位74.6万个，排污费征收总额达123.2亿元[9]。
为了加强经济手段的激励效果，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在基本建设、综合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以及引进外资等方面，制定与完善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措施。对于流域性的环境整治，中央政府曾给以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如：对于在建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东部地区，中央政府补贴1/6的建设资金；中部地区，补贴30％；西部地区(如三峡库区)，补贴70％。还将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并研究实施环境税。表3为目前中国常用的环境政策手段。
表3 中国目前常用的环境保护政策手段
Tab.3 Common policy measures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命令-控制手段 市场经济手段 自愿行动 公众参与
污染物排放浓度公布环境状况
控制 征收排污费 环境标志 公报
污染物排放总量
超过标准处以罚 ISO14000环境 公布环境统计
控制 款 管理体系 公报
环境影响评价 二氧化硫排放费 清洁生产 公布河流重点
制度 断面水质
“三同时”制度
二氧化硫排放权 生态农业 公布大气环境
交易 质量指数
限期治理制度 二氧化碳排放权 生态示范区
公布企业环保
交易(县、市、省) 业绩试点
排污许可证制度
对于节能产品的 生态工业园
环境影响评价
补贴 公众听证
污染物集中控制
生态补偿费试点 环境保护非政府
加强各级学校
组织 环境教育
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城市环境综合整
环境优美乡镇 中华环保世纪行
治定量考核制度
环境友好企业 (舆论媒介监督)
绿色GDP核算
环境行政督察 试点
4 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政策的评论
(1)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出版的《碧水蓝天：新世纪的中国环境》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总量控制”和“绿色工程”。该报告说，“很多国家只承诺模糊不清的环境保护任务，而中国却提出了一套清晰的、可以考核的目标。”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中国国别援助评价报告》中评论说：“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由于是一个大国，某些方面的影响(如温室气体排放)也是世界性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一些有影响的外国报告以及国内的一些事件提高了环境意识。1994年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华北平原，饮用淮河水的人口出现大规模的病患，这是政府在环保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并最终导致了75000家严重排污的小乡镇企业被关闭。1997年和1998年的洪灾推动了在敏感地区的砍伐禁令的出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措施，包括更加公开的环境报告制度，价格激励制度，以及新的法律法规。领导人经常在重要讲话中谈到环保问题，而且中国已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一项指导原则。”
“由于这些政策的转变，中国在扭转和遏制环境退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今后的发展还难以确定。
尽管在每单位GDP的一次能源消耗方面，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01年是美国的3.3倍，比印度高40％)，但在1995-2001年间，中国的单位能耗改善了30％。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尽管工业产出持续增长，工业污染排放急剧下降。
20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的物种多样性有所下降，但森林面积扩大。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已经得到控制，这不仅有利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而且有利于黄河水质的改善，并影响到北京沙尘暴天气的好转。
近年来，中国通过大幅度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对全球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2)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评估。UNDP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0]、《2004年中国国别评估报告》[11]、《关于中国的国别项目纲要(2006-2010)》，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环境的大背景、现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挑战和前方的选择，尖锐地指出：“快致富，后清理”战略对中国特别不实际。除了社会发展外，由于空前的经济增长，在环境领域面临同样巨大的挑战。传统的方法已经不足以战胜这些挑战，需要有更多的创新的思想和整体的方法来确保环境与能源的可持续性。特别需要重视的领域包括：(1)防治土地退化的系统方法，(2)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全面发展的主流，(3)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并确保饮用水的安全，(4)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采用可再生能源，(5)加强环境管理，(6)改善废物处置与卫生设施，(7)加强预防和应对灾害的能力。
中国面临的紧迫挑战是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强化环境管理并推动绿色增长是极其巨大的挑战，它要求加强部门协调、全面规划及有效监控。
(3)日本。日本非政府组织“日本环境会议(Japan Environmental Council)”编著的《亚洲环境白皮书》，连续3卷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政策都有详尽的评介。其中第一卷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特征，归纳为5点[12]：“(1)中国环境问题并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当今正在发生的危机；(2)中国的自然条件特别不利；(3)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列强侵略、内战和失误等，都对中国大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4)历史性地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煤炭消耗为主、环境负荷沉重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后仍无根本性的改变；(5)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上半叶，城市与乡村都将相继进入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是否不得不以环境的持续破坏为代价吗？”该书作者认为，这样的批评并不见得过分。
日本桃山学院大学教授竹歲一紀对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进行了研究[13]。他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1993-2002年间的数据，推导了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西藏、重庆未计算)的EKC模型，得出了COD、SO[，2]和烟尘相应于人均GDP的拐点。其推导结果及同其他文献的对照见表4。从目前研究结果看，中国EKC的拐点有可能比已往发达国家EKC的拐点为低，但必须切实加强环保。
(4)美国。美国外交问题评议会亚洲研究部长伊丽莎白·依考诺梅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专著，题为《河流越流越脏：环境问题挑战中国的未来》[14]。该书从淮河的死亡开题，论及中国文明与环境破坏的历史、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及其环境代价、中国环境保护的应对、新的环境政治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国际社会与中国的环境问题、国外的经验教训和环境危机的预防，最后落脚到中国未来环境的3种情景(究竟是环境优美的中国？还是由惯性而继续恶化？甚至是环境彻底崩溃？)以及美国的作用。作者研究了有关中国环境的古今文献，访谈了若干重要人士，对中国环境问题及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敲起了警钟。
此外，根据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表的2006年环境绩效指数(EPI,http://www.yale.edu/epi/)，中国得分56.2，位列133个国家或地区中第94名。EPI系按照6个政策类别(环境健康、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生产性自然资源，以及可持续能源政策)中的16项指标进行计算。中国在亚洲邻国中位居中游。EPI体现了中国在某些环境领域中的进步，如对于生物多样性与生产性自然资源的保护，但也显示中国仍需在空气质量、水资源以及可持续能源政策等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5)经合发组织(OECD)对中国环境的评估与建议。2006年11月，OECD完成了对中国环境绩效的评估，提出了51条建议(www.oecd.org/dataoecd/58/23/37657409.pdf,www.oecd.org/dataoecd/38/60/37659805.pdf)。OECD指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0.1％，已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贫困仍然是中国农村的严重挑战。中国正在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和现代环境法制，加强环保机构和强化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管理。OECD认为，中国当前一是要加强实施环境政策的效果与效率，二是要在经济决策中提高综合关注环境的程度。
在减少在环境政策实施方面的差距方面，OECD建议：继续促使地方领导人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把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部委(国务院组成单位)；扩大市场机制的使用；增加环保资金来源并使其多样化等。
在把对环境的关注纳入经济社会的决策之中方面，OECD建议：要评估自然资源的价格水平，并考虑进行环境税方面的改革；把对环境的关注从制度上纳入经济政策中；加强环境民主；向穷人和农民提供良好的环境服务；更加关注环境退化对于健康的影响等。
在加强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OECD建议：建立连贯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继续淘汰破坏臭氧层物质；政府加强对中国公司在海外运作的关注；重视区域性环境问题，如酸雨；增加环境方面的财政支助等。
5 中国环境政策的未来
从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经合发组织、日本、美国等的报告或专著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担忧，在松花江、北江、牡丹江等地相继发生的污染事故，更加深了公众和外界的忧虑。但是，在“物极必反”这个古老的中国成语里包含着一个真理，即，对于面临的挑战，人们不会听任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近年来中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演变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国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动向，而国务院2005年12月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下文简称为《决定》)更提供了充满希望的蓝图。
与国务院前4次有关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不同，与1992年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也不同，这次的《决定》，篇幅较长，共有9600多字；涉及甚广，总共32条；而且内容具体，要求很严。《决定》明确，“环保总局要会同监察部监督检查本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每年向国务院做出报告。”即动用国家行政督察的强制力量，来确保《决定》的实施。《决定》中引人注目之处有：①强调环境形势严峻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未来15年人口将继续增加，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②强调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切实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③切实解决7项突出的环境问题，其中，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排在前列。④通过认真评估环境立法和各地执法情况，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⑤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建立健全有利于环保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⑦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⑧强化环保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将重大环保科研项目优先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并把环境与健康作为攻关新方向。
《“十一五”计划(2006-2010年)纲要》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一是今后5年GDP年均增长7.5％。这个目标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基础上的。二是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目标。这是针对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这表明，中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正在坚定地朝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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