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题材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政府部门拨出相当数量的资金，倡导并资助重大题材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大批重大题材的美术作品，而且大多是尺幅巨大的作品，被美术家们创作了出来，并举办了展览，作了强力宣传。对这一活动，我完全赞成。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废弃对社会、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人能起到励志作用的艺术创作。这不是要回到“极左”的年代，而只是主张在娱乐化、个性化、大众娱乐、自我表现的多元大潮中，还需要教化性、社会性、教育大众、服务社会的艺术。美术的功能当然不能只限于善的教化，而同时需要真的踏实、美的愉悦。但如果只有美的愉悦，甚至是审丑的、搞笑的审美愉悦，包括恐惧、孤独、颓废、无望，没有真的踏实、善的教化、美的陶冶，难免使人丧失面对现实、奉献社会的理想和行动，从而导致“撼祖国强盛”。鲁迅先生年轻时有感于中国的落后挨打，于是选择了学医。因为当时的他认为，国家的强大，需要国民具有健康的身体，“东亚病夫”是不足以实现强国梦的。但他不久发现，心理羸弱比之身体羸弱更加可怕，心理的健康自然也比之身体的健康更加重要。于是他致力于文学艺术，以唤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任重道远”的健康心理。但今天，文学艺术在多元化的大好形势下，显然也冲击了对于健康心理的涵养。所以，倡导以重大题材为代表的、有益于国民心理健康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也就显得迫在眉睫。
当前，一些人，尤其是部分青年人的心理健康正发生着严重的问题。我们往往归咎于竞争激烈、节奏快速、社会压力大等等。其实，娱乐化、个性化艺术作品的泛滥所起到的反教化作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回想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艺术作品，不外乎《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等。受这些作品的教化，一方面使我们保守、落后，但另一方面，我们中却也很少出现抑郁之类心理疾病的。而部分心理疾病严重的青年，则大多是在娱乐化、个性化艺术作品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富于创新精神，却不能承受挫折。当然，我们中也有另外更严重的问题，如贪污、腐败等等，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在这里探讨。而且，即使贪污、腐败的我们，只是思想不好，心理还是健康的，不抑郁的。可见，教化不只是政治、道德的，更是心理的涵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重大题材的创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美术家们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有效地抵制社会的不良风气，更可以有效地起到治疗心理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但问题是，“极左”时代所创作的重大题材作品，如《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南昌起义》、《洪荒风雪》、《红岩》、《血衣》、《万山红遍》、《铁道游击队》、《红日》等，中国画、油画、版画、连环画，被永载在了中国美术史上，成为“红色经典”，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强烈地留在人们的心中。而近年创作的重大题材作品，除了在数量上、尺幅上铺天盖地，远远超出了当时，但却几乎没有一件在人们的心中留存下来。不仅作品，甚至连“重大题材创作工程”这个活动本身，似乎也结束了。
平心而论，已经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论题材，确实都是重大的，震撼的，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但论作品本身的艺术，撇开数量、尺幅的铺天盖地，却没有一件真正是重大的，震撼的，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就艺术技巧而论，这些作品的作者，一点不在当年的王盛烈等之下，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辈。那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以高超的技巧描绘了重大的题材，却不能感动观众呢？
王盛烈 八女投江
当然，这可以归咎于观者。由于时代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今天的观者已经不喜欢这类题材的创作了，所以拒绝接受，看过就忘。但为什么对前辈们创作的重大题材，而且是技巧并不太高明，尺幅更很不巨大，人们却还是不能把它们从心中抹去呢？
我想，这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术家们的心态、感情。
想当年，在“极左”的文艺政策下，美术家们却并不认为它是“极左”，而是完全自觉地认同它是革命，是有益于社会的，所以全身心地、满腔热血地积极投入。并不需要政府拨款创作资金，而是自掏腰包，在艰苦的环境下深入生活，并真正为生活所感动。重大题材的创作，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更不是谋求名利的形式。因为他们有真情，而且是平淡的激情，所以他们的创作就有生命，能永远活在美术史上，活在观者的心中。
而今天呢？美术家们普遍认同的是娱乐化、个性化的创作，追逐名、利、权，而并不认同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教育大众的重大题材创作，之所以会积极参与，无非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而且有创作的经费可拿，借此可以名、利双收，并巩固、提升权位。所以就缺少，甚至根本没有这个感情，草草地就完成了数量庞大、尺幅巨大的创作。任务完成，借以获得了更多的名、利、权，重大题材的创作在他便结束，他就可以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他们的创作就没有生命，就不能永远活在观者的心中，更不可能活在美术史上，尽管它们被收藏在了国家的美术馆中。国家一次性地下拨了巨大的资金，吸引美术家们创作了这庞大数量、巨大尺幅的重大题材，而且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观众的心中，在美术史上，只是“曾经拥有”，而不能“天长地久”。但它们又必须被收藏在国家的美术馆中，所以还将不断地下拨更多的经费来保管这些作品，使它们“天长地久”地完好保存在库房中，作品越大，保管越难，需要下拨的资金越是大。正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又不可。
我多次讲过，想要画出优秀的、经典的作品，必须具备扎实过硬的技巧，但仅有扎实过硬的技巧却并不一定就能画出优秀的、经典的作品。更需要什么呢？就是热情的，甚至是生命的投入。其表现有二：一是童心，绝无挖空心思的投机取巧，以幸福感去拥抱绘画，拥抱生活。画画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画画就开心，就幸福，不画画就不开心，就苦恼。旁人看他整天画画，非常寂寞，其实他一点也不寂寞，如齐白石、朱屺瞻。一是仁心，对社会的担当、奉献精神。以责任感去对待绘画，画出好画就是他的责任，一时画不出好画他就苦恼，就要钻研、探索，直到画出好画，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他永远在责任感的压力下奋进。对于重大题材的创作，当然更是如此。但在我们，无邪的童心已经没有了，我们有的是机心。所以我们永远痛苦、抑郁，要追求名、利、权，而且是永无止境的欲望。仁心也缺失了，我们没有责任感，只有膨胀的自我感。自我感当然也可以推动我们去努力画好画，因为画好了画才能以此为资本去达到自我的欲望。但自我欲望的满足，除了画出好画，更在于机心的“画外功夫”，因此，这种“画出好画”是有“最好”的止境的，我们中的每一人，都认为“我是画得最好的，别人都是画得不行的”，甚至陆俨少、董其昌也不如我，这绝非偶然。当有了这样的自我感觉，他又怎么能真正画出好画呢？
这个“最好”乃至“伟大”的自我感觉，尤其反映在近十年来层出不穷的“当代十大画家”、“百杰画家”、“最有潜力”乃至“共和国功勋艺术家”、“中华脊梁”等正规的或不正规的评选中，实际上并不评选，而是几个人自己封出来的。迄今大概已有不少于1000人入选，无非是用以媲美“宋四家”、“元四家”，在历史上流芳百世。但历史总是后人写的，哪里有自己给自己写历史强加给后人的呢？艺术家当然需要自信，但自信一定表现为自尊、自谦，而绝不是表现为自大。自信是美德，自大则是不健康的心理。重庆公安局原局长文强在悔过书中自述：总觉得自己业务熟、能力强、付出多、贡献大，而比自己差的人却都提拔到与他同一级别，甚至更高的职务，于是产生不满情绪，导致腐败。这对艺术界中同样自大的画家们，应是一种警醒，我们实在比文强走得远多了。至少，文强没有自己把自己写进“当代十大公安局长”的历史中去。当然有些画家会说，这“十大”、“百杰”并不是我自封的啊！是专家对我的认可啊！但谁都明白，由杨伯达等专家评估的价值24亿的“金缕玉衣”，实在正是自封的评价，“我”和“专家”是同一伙人，也即“我们”。
石鲁 转战陕北
这使人联想到物质文明建设中的重大工程。像我们上一辈所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几十年来，经受了无数次的重量级撞击，最近的一次是万吨级撞击，依然巍然不动，仅外表有损，而筋骨不伤。而我们所建造的一些大桥，使用了更为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却不堪一击，甚至刚刚建成，未受任何外力的撞击，便轰然倒塌。更令人震惊的是汶川地震期间，我们所建造的一些房屋、桥梁纷纷倒塌，有一座“文革”期间所建的大桥却没有倒。考虑到受震后必有内伤，所以决定把它炸毁以绝隐患，但使用了超量的炸药，轰然之后竟巍然不倒！是不是炸药有问题呢？并不是的，因为在引爆后附近的房屋都被震出了严重的裂缝。物质文明的建设，有明确的检验标准，何为优质？何为豆腐渣？逃不脱实践的检验。而豆腐渣工程依然不断，且很多在未倒塌前被评为优秀工程。则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明确的标准，以我们的心态，要想创作出真正能够留在美术史上的作品也难。
今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行各种研讨会，表扬死去的和活着的艺术家的优秀创作，包括他们的人品和画品。但死去的艺术家，他们的成就在生前得到承认，或根本没有被认可，今天的我们却给予高度的评价，相信后人一定仍会认可他们。而我们，生前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在身后，甚至不待身后，是否仍能继续为后人认可呢？这些，当然与重大题材的创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反思这些创作，于轰动的新闻效应之后便从人们，包括艺术家、艺术爱好者的印象中淡去的现状，还是可以联系起来思考的。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只表现于美术界的重大题材创作工程，而是一个社会现象。各种科研项目，尤其是人文科研项目，拿到了项目，就可以拿到经费，然后，敷衍了事地完成任务，就可以晋级升职。这些被完成的重大项目，其优秀成果，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这是相比于剽窃更严重十倍的、有撼文化繁荣的学术腐败。我们往往把学术腐败定格在剽窃上，剽窃当然是腐败，但并不是最严重的，光盯着剽窃，也不可能真正铲除学术腐败的基础。剽窃者并不是把他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后藏起来，而是据为己有后发表出来，如果这个成果是好的，则毕竟还是扩大了它的影响和效果。而更大的腐败，则是用各种手段攫得巨大的经费后搞一个虽然不是剽窃，却毫无价值的创新成果出来，以误导社会的现实，实现科研者个人名、利、权的贪欲。包括杨伯达等对“金缕玉衣”的鉴定，又何尝没有剽窃之嫌呢？但这难道不是学术腐败吗？这一为大众所不知的触目惊心现象，不是剽窃，而是独创的腐败，在2011年9月8日《文汇报》的“科研寡头病”整版调查报告中，虽然只是显露了冰山一角，但足以使我们从根本上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腐败。
毫无疑问，像宇宙飞船、生命科学、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等科研、创作，是需要国家立项、政府拨款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科研，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科研和艺术，尤其是美术的创作需要国家立项、政府拨款才能完成。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等，更需要的是个人的担当、责任、热情，然后才能完成并真正完成好，为国家、社会、人民所认可，永铸在文化史册上，筑起文化的长城，捍卫而不是撼动文化的尊严。
当前，娱乐文化的泛滥，社会风气的腐败，包括学术不端，在推动创新的同时，也正迎合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严重地“撼祖国强盛”。我们反对“极左”政策，需要娱乐化，但更需要重大题材的创作来“捍祖国强盛”，即使它不能教化我们正确的价值观，抵制内外呼应的“撼祖国强盛”行为，至少有助于涵养我们健康的心理。
2011年，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的渤海漏油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事故的原因很多，根本的则是新华社发文指出的三条：有章不循、自负自大、毫无责任心。那么，从事重大题材创作的艺术家们又如何呢？有几个是真正怀着对国家、人民、社会负责任的心态去从事创作的呢？有几个不是自负自大、认为自己的本领很大的呢？至于“循章”更被视作是保守的代名词。如此，又怎么能完成好这一重任呢？则已经完成的重大题材，在新闻效应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人们的记忆中被迅速淡忘，也就不难理解了。
又据北大饶毅教授退出院士候选引出的自然科学界的黑幕爆料，课题的取得，项目的完成，多有学术腐败。我不希望美术界的重大题材创作工程之课题的取得与完成也是如此。但在不容造假的科技界尚且如此，则要想在艺术界不如此，看来只能是一种幻想。
《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艺术界的“十大恶俗”，足见艺术界的腐败绝不会比科技界的少，尽管它不可能导致桥毁人亡的严重后果，但实在有更严重的文化后果。文章刊出后，美术界立即积极响应，纷纷讨论，对“十大恶俗”一致予以义正辞严的声讨。这“十大恶俗”不正是我们弄出来的么？我们理应深刻检讨自身，怎么变成批评别人了呢？
所以我建议：
一、国家对于重大题材的创作，应该作为一项基本的文化政策，长期地提倡、奖励，而不只是一时的运动。
二、在今天的形势下，当然需要一定的经费，不能让艺术家们自掏腰包。但不是先拨经费，然后创作，等到画好后，不管画得怎么样，都是“非常成功”、“非常优秀”，政府都得认账，收藏起来。而是先完成创作，再补发经费奖励。
三、创作上保证艺术家的独立自由，而不是由官方组织专家进行审查、把关、监督。完成后的创作是否通过，是否收藏，是否发给奖励基金，可分为两步评审，一是官方组织的专家意见。但这里很可能出现关系户和不公正。所以二，更应该通过美术馆、画册、报刊、网络上的发表、展示，由大众公开投票评选。专家的意见占百分之三十，大众的意见占百分之七十。
四、作品的尺幅，严格限制在六尺整张以内。充分明确重大之“大”，主要不在尺幅之大，而在艺术感染力之大。同时也可减少今后保管资金之投入。
五、根本上是要美术家的感情投入。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有了上述第二、三条的保证，摆脱了国家组织的专家关系户障碍，至少可以推动美术家对重大题材创作的感情投入，使他们坚信，没有关系的人，只要真正投入了感情，画出了好画，是不会被埋没的。
贲庆余 瓦岗军开仓散粮图
如上所述，当然很难实行。只要科技界的“科研寡头病”体制难于撼山，则文艺界、美术界的“十大恶俗”现象必然会打着“反十大恶俗”的旗帜继续以新的对策撼祖国强盛，并蛊惑大众：“撼”是比“捍”更具有历史感、厚重感的字眼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