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是否已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简评两种对立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简评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对立论文,峡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目前有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没有”，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 期《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再文》）；另一种观点是批评前一种观点是“错误的理论观点”，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1 期《我国目前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吗？》一文（以下简称《走文》），尽管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并未出现“已经走出”的文字，但这个观点还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未必妥贴，对我国目前有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正确的答案或许是第三种观点，即：我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因而根本不存在“有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现将上述观点简析如下。
一
无论是认为“我国目前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还是认为“我国目前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都离不开这样的理论前提：我国已经进入或进入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倘若根本就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又何来“有没有走出”之争？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的这个理论前提并不存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就不要去说它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反封建的伟大革命，但是它未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奋斗，最终在1949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才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只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很快又开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时至1956年底，我国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近现代史表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国从来就没有走过什么“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再文》在提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观点时，忽略了这个不该忽略的前提；《走文》在忙于批评《再文》的观点，尽力辩明我国目前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更是忽略了这个不该忽略的前提。从笔者的立场来看，这场争议不免有点“莫须有”的味道。
即使撇开这个理论前提，我国目前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我国目前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两个观点的成立也还都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先说《再文》的“没有走出”论。若是认为“我国目前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无异于是说“我国目前还在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中。这样，我国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当然之论，但这个“当然之论。并不符合事实。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再文》把“是否已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标准是值得研究的。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倘是出于生产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严重激化而导致社会制度的更迭，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就表明这个国家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至于已经成为反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究竟是在一夜之间彻底消灭（通常这是不可能的）还是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才能彻底消灭，这和这个国家是否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无直接关系。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否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关键不在于这个国家有没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甚至不在于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在于首先要确定这个国家有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即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成为生产关系的主体，资本主义人格化的资产阶级是否掌握国家的政权。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不仅存在，而且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但在政权更迭之前，我们绝不能认为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见，资本主义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乃至发展，同“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无必然联系，若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再说《走文》的“已经走出”论。说“我国目前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无异于是说“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和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显然不合。《走文》反对《再文》把“是否已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标准（称为标志或许更准确——笔者），是缺乏充足理由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摆在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面前的确确实实只有一条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现今被人们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再无其他路可走。倘若没有“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又怎么能断言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呢？从这个“峡谷”走出来又走到哪里去了呢？
《走文》曾经正确地指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第一阶段或者说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占有关系和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经过充分发展之后，再也无法容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不得不走向崩溃和消亡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过渡时期）时，确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而我国社会主义则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加之过渡时期又相对较短，没有实现工业化。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处在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水平都很低的起点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问题更加突出。《走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能不能简单地搬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描述，逐条对照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差距，从而否认现阶段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认定我国目前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样做是非历史的，不科学的，也是有害无益的。”笔者完全赞同《走文》这里对《再文》的批评，但这丝毫也没有为《走文》自己的立论帮忙。能不能简单地仅仅因为马克思讲了社会主义，我们现在也在讲社会主义，因为无视这两种社会主义在量和质上的差别，把我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描述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并认定“我国目前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呢？答案是现成的：“显然不能，因为这样做是非历史的，不科学的，也是有害无益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在事实上就不是从“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出来的，如果是从“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出来，就不可能建立像我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
二
人们所以要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出于现实历史条件的科学分析，而是出于理论思维的误区，以为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说对任何国家都无例外，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再文》明确地写道：“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是“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发现的他于1877年写的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尚未寄出的信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有的俄国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如果我们不想给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以“过多的侮辱”，务必不要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以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即便从一般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也绝不意味着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必须按“五形态”依次更递发展。规律揭示的只是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不是必然地表现在每一个个别场合，正如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并不存在于每一个别场合而仅存在于平均数中一样。由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发展中社会进程的暂时倒退和某种跳跃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如何向前发展，不能根据一般规律作出判断，也不能根据马克思或别的什么人的只言片语作出判断，这完全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马克思针对当年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设想的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3〕。
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不由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来决定，也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而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决定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失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可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中国走上了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不管我国目前在有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中人们的态度有多么严肃认真，乃至引经据典、旁证博引，其实乃近乎一出滑稽的闹剧。
为了准确地理解我国目前正在走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历史意义。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和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相互关系上，科学把握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真实含义。
经济文化落后的封建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及殖民地，依照历史的内在逻辑，是完全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样，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成为必经之路。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成熟的领导核心的形成，前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等历史原因，避开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前途是进入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顺利发展的下一站也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时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社会形态。只要还承认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承认它们是殊途而同归。不过，我们决不能由此而抹煞二者的本质区别。即便就都要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来说，区别也是很大的。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发展，是自发的盲目的过程，在实现转变之时要经历巨大的社会震荡。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通过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等自觉的努力，平和地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对于必定诞生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4〕。
正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共时性，它们必定要在世界上长期共存并共同发展。现在世界上搞了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国家，并且还都是原本落后的国家。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挑战，学会生存进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绝不能沾沾自喜乃至陶醉于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早在1980年4月， 邓小平就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5〕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和差别显而易见，二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生存，为了发展，这种斗争只能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太差的物质基础，建设经验的缺乏，并不因为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在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时，时时事事都能处于优势的地位。善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切于我有益的东西，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以充实自己、强化自己、发展自己，对于在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特别重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存在着从落后到先进的多层次的生产力，这就要求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与其相适应。资本主义远未完全落后与腐朽，在某些部门某些地区，资本主义还有广泛的生存发展空间。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是具体选择所有制形式的标准。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制度。当然，若是根据现阶段允许资本主义的适度存在和发展，就断言我国还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则是从根本上混淆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斗争是有限的，它们还有互相共存、互相包含、共同发展的一面。邓小平多次讲过，现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这就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取代、高于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真正应该取代，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时期，邓小平反复指出：“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6〕。 这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马克思描述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如果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出发，很容易把这种区别视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高级）阶段的区别。但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则不能不看到：在落后国家基础上搞的社会主义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搞的社会主义是两种历史起点大不相同的社会主义，是在具体内涵和方针政策上大不相同的社会主义。与其把在落后国家基础上搞的社会主义强拉硬拽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搞的社会主义的高度，仅仅作为其“初级阶段”，还不如实事求是地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前的预备阶段，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阶段。
思想观点上的这种“彼社会主义非此社会主义”的转换，将使我们不再简单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直接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作为政策加以执行，从而有助于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将使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更加解放思想，在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进展；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更加充分的精神准备，更好地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于此可见这种思想转换的重大实践意义。
总而言之，中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走的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所谓我国目前有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完全是臆想的产物。
注释：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130、 45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第3卷，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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