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陆续发表文章，就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及其写作规范展开讨论。为深化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00年11月4日至6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及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先生致开幕词，他指出，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伴随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格局，当代文学史写作也从以往的单一叙事为主转向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在文化多元的格局下出现的新态势、新问题，迫切地需要当代文学研究者深入进行文学史写作的理论思考，特别是对支撑文学史总体框架的史学观念具有清醒的把握和理论上的自觉。此次会议将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史学架构、理论预设、价值评析等关键性的史学理论问题展开充分深入的考察、探讨，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奠定一个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与会学者围绕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诸多关键问题积极发言，热烈讨论，阐明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历史叙事新构想
当代文学史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已经产生了不少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文本，但是它仍然是一门未臻成熟的学科，与会学者对既有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一些对新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构想。
李杨认为，必须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中确立当代文学的位置，改变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受轻视的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摆脱以现代文学的标准来评判当代文学的情形，必须意识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当代文学的语境和对象都发生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变化，这就要求从当代文学所处的历史语境出发去分析和评判当代文学的价值和地位。李杨指出，应该注意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不要把“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80年代文学断裂开来。例如，通常把80年代文学指认为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反拨，是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的启蒙传统，但是在80年代的“反思”文学中的道德主义和英雄主义姿态、“知青”文学中的“回归”倾向都与“十七年文学”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系。
董之林提出文学史写作的价值判断必须考虑新因于陈的历史发展逻辑。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标准容易受政治形势变动的左右，比如“文革”前，不能进入革命文学的也就很难进入文学史，当代文学与从“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一脉相承的政治决定论有着无法挣脱的关联。在“文革”后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决定论的阴影，以《创业史》的评价为例，在“文革”前对其的评价是政治主导的：《创业史》之所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是因为它回答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场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而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那一场农村合作化运动已经被证明为是历史的失误，《创业史》的文学地位也相应被贬低。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政治决定论。虽然政治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从政治出发对文学事实作唯一的支配性的解读的方式却并没有改变。董之林强调，虽然文学与政治无法截然分离，但即使受到政治强力干扰的“十七年文学”也并不等于完全由政治决定，文学的历史不能被看作是为政治所完全封闭了的空间，文学依然会显现出它与历史和传统的联系及其自身的独特的价值。
於可训认为，虽然在正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大多数仍然是单一模式的，但是在实际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中却大量存在着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大学教师的讲义里就经常包含着大量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重新评价。但是这一类型的“重评”式的“重写”不是真正的“重写”，“重评”并未涉及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观念问题。於可训由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观念，他主张一种文学史的发展的观念，强调当代文学史从作为政治的注脚变为文化、思想史的注脚直至回归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历史。他针对“潜在写作”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潜在写作是几乎没有边界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如果每个人的文学经验都进入文学史，文学史将成为不可能。从这样的认知出发，於可训主张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的文学史应该以效果史、影响史为主。
张志忠提出历史的价值和文学的价值的区分问题。他认为，一些作品由于在文学史所起到的作用而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也一定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史价值不能等同于文学价值，换句话说，作品的影响不能等同于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就带来一个延伸的问题，文学史写作主要研究的应该是作品的影响史还是作品的价值史。另外一个问题是，文学史研究的应该是文学现象史还是价值史？如果是前者，是否意味着作品的审美价值将缺席？如果是后者，丰富的文学现象是否应该被简约为价值史？
张洁认为修史者总是处在缺席的状态、不在场的状态，返顾历史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视角。原有的当代文学史框架是一种革命叙事，革命叙事在80年代发生了崩解，以启蒙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启蒙叙事崛起。无论是以往的革命叙事的当代文学史或者是后来的启蒙叙事，还是处于启蒙与革命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当代文学史叙事，虽然揭示了文学史过程的某些面相，同时却也掩盖了真正的文学史过程。张洁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原有的两极对抗消解，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在这种情势下，一切都已散失，不再有中心。面对这样的公共价值原则的缺失，文学史写作者必须考虑史家意识，真正回到学界的岗位。
韩毓海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他主张“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以不同于文学语言的形式去考虑，这种文学表面上是借助文字语言的媒介，实质上是直接呈现的艺术，它的源头来自于延安文学所发现的一种新的文艺，也即延安的戏剧改革所创造的在不同立场对同一事物的平等的“看”的审美方式。他还针对80年代重写文学史后面隐藏的“主体”预设提出了质疑：80年代提出的“主体”似乎是一个自主的主体，而且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史观念是这样一个“主体”所主导的，问题是被视为主体的“主体”是天然的，还是由一套历史理解所提供的？
肖鹰引入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哲学维度，认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从政治层面延展到历史视域是视野的扩大，但是应该还有哲学的层面，评价“十七年文学”应超越政治层次，回到人的生存意识层次。肖鹰认为，近三十年的当代文学是现实主义手法和民间情调的结合，典型化是它最高的美学规范，典型是和封闭的生存世界及其意识相关，是个人纳入整体的归宿性意识的体现。而新时期文学则把中国人带入到“世界”中去，从确定性的封闭世界进入了世界的无限开放运动，启蒙使我们意识到人与世界的关系。肖鹰提出，当代文学史写作应当关注文学怎样重新找回用语言虚构世界的能力，同时重建个人存在的历史，使个人存在与整体历史沟通，使真实成为一种可能向我们展开。
陈美兰提出一个问题：当代文学是否等同于当代文学史？她认为，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史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的自然生态与文学史的规范经典确立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处于当代的文学生态当中，生态研究更多关注现象成因，而当代文学史写作应该进行归位，归位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而不将自己视为一个自足的空间。
胡明提出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要认真、仔细考察政治、文化、语言、审美等因素复杂交织的作用。他还关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多以教材的形式出现，几乎都是集体写作，其中没有个人的地位，这种写作服从于一个大一统的叙事模式。90年代出现了个人化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个人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成为可能，这就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开启了一个多元的、交互对话的话语空间。
二、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把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视作整体性的当代中国文学不同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刘登翰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港台，否则至少缺少有深度的参照，这既是一种视野的扩大，也是一种观念的改变，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台港澳文学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它所提供的是逸出大陆文学发展轨迹之外的另一种文学存在，只有整合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才能描述和概括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貌：它的全部运动方式、存在形态和历史经验。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在复杂的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的交错遇合中曲折进行，呈现出不同区域的多元的形态和轨迹的。对于文学因社会外力的分割而带来分流发展的历史命题的考察，同时也是对于社会分割之后文学自身新质发展的文化命题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一分为多，又合多为一的的辩证过程，通过对文学分流的考察，旨在建立一个能够整合所有分流地区的文学创造和经验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和框架。
朱水涌则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指的是当代中国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大块。大陆当代中国文学史虽然为港澳台文学设立了专章描述分析，但由于“社会主义文学性质”或“五四新文学的继续和发展”的文学史描述框架本身就排斥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台湾文学，也很难接纳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相互分离的港澳文学，成为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缺乏有机联系的研究。倘若在全球化这个大语境中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分割状态将得以解决。在全球化的初期，大陆文学呈现出一种自足的姿态，而台港澳文学则由于对全球化的接纳而显示出全球化文学的特征，这时台港澳文学成为大陆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而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八九十年代，结束了意识形态冷战的大陆文学经过近二十年的迅速全球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心，反过来带动台港澳文学的发展，三地共同创造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极选择形势下的民族文学的形象。
三、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价值评判与相对主义问题
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不可能仅仅是一堆历史资料的堆积，历史写作总是将意义向人们敞开，因此文学史写作的背后必定蕴藏、包含着选择、组织、支配史料的价值观念。南帆指出，事实意义的认定时常是历史话语进入现实的中介。历史话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将事实意义的认定转换为现实之中的某种价值规范。文学史并非仅仅是陈旧的文学资料的辑录、保存和收集，同时是这些文学资料的解释。文学史之所以始终是激烈争讼的漩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实意义的不同认定。文学史阐明某种文学的“进化”也就是肯定这个历程体现的某种价值，尽管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迫不得已的循环——“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
孙绍振则认为，即使存在着历史过程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循环，也并不意味着价值判断是随历史风云变幻而飘荡的无根之萍，毕竟我们是不断地在历史之中学习，历史语境固然不断变迁，但新的历史语境总是包含着对于已成为历史的语境的继承，因此我们总可以从历史的不断积累之中归纳出在相对意义上超历史语境的价值判断和评定标准，而对于文学史这种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相对稳定的艺术价值或审美价值。
陈美兰也对稳定的价值的存在持赞同态度，认为文学史写作是一种价值观念判断，有其等级序列，应该试图去找到支配性的、为大多数人所共同遵守的规范，阐释应该挖掘本意，对历史进行合理阐释，应该有共识，使文学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刘纳肯定文学史本来就是相对主义的，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取舍、确定等级等，无不包含着修史者的主观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来自修史者的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包含着修史者的利益和欲望。她认为，历史想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很难。但是刘纳并不赞成在文学史写作之中放弃精神价值的因素，虽然她承认文学史写作包含着写作主体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她却并不认可修史者个人利益和欲望对于文学史写作的操纵。她强调了写作者的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即使这种判断是相对的，但没有价值判断，作品变为文本，批评家由于价值缺席降低为读者，作品变为材料，文学史家的地位也下降。总而言之，文学史必须有价值判断。从价值判断出发，文学作品的文学史评价所必须回答就不仅是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写得怎么样？
南帆认为，文学史中的价值判断无可置疑是相对的，总是某种历史语境的产物，但他对价值判断从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的可能也怀有隐忧。在不能超越相对主义的判断下，为避免虚无主义，他提出了一个方案：文学史是历史语境的产物，文学史首先必须进入这个历史语境，这是历史话语与现有文化体系之间的协调。如果文学史与这个历史语境之中的哲学和一系列社会科学脱节，历史语境的压力将迫使人们“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写作必须企求这个历史语境之中的最高的认识水准。
面临相对主义的压力，感到了总体的大叙事的文学史的困难与限度，周宪提出了从小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史的思路，着眼于一些具体的、多样的和有特色的修史路径，不是从某种先在的历史观念或本质主义立场出发，而是从具体入微特定的文学现象入手，贴近经验方法，在自下而上的思考路线中，作为历史阐释的根据的那些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小叙事不仅有助于把握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为历史叙事的多元化和差异提供了更多可能。小叙事的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文学史研究本来就是多样化的，文学的历史解释也同样是多元的，大力推进当代文学史的小叙事探索，对推进文学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的发言与讨论所表现出来的当代文学研究界清醒的问题意识与问题思考的成熟和深刻，将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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