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的档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埃及论文,古代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发明了文字，产生了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各种文献记录，形成了档案。本文拟从档案的发现、档案文献的种类、内容、保管和利用等方面，对古代埃及的档案进行阐述。
一、古代埃及档案的发现
考古发掘证明，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经定居在尼罗河两岸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挖渠筑坝，引水灌溉，种植小麦等谷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灌溉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和人口大量增加，贫富分化导致了埃及氏族公社解体。约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进入了文明时代，在尼罗河流域形成了许多称为“州”的城市国家，发明了文字。古代埃及的文字，最初是图画文字，大约到公元前3100年时，发展成为“音”、“形”、“义”俱全的象形文字体系。如以象形文字为标准，埃及则是第一个使用文字的非洲国家。埃及象形文字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它对后来埃及档案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100年前后，埃及人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比较完备的灌溉系统，形成了初步统一的奴隶制国家。随着国家的统一，为加强管理全国大规模的灌溉工程，领导农业生产，与周边邻国发展贸易和应付频繁的战争，以法老（古代埃及对国王的尊称）为首的统治阶级不仅需要有效地施行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要求有文字记录作为管理国家和对外交往的工具，于是产生了文件。这些记载当时埃及人的行政、生产和科学活动的文件（包括文书和往来书信）被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用，就形成了古代埃及的档案。
18世纪法国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有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这些学者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推动了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当年8月，拿破仑的士兵在尼罗河三角洲顶端的罗塞达城附近挖战壕时，偶然挖出了一块布满文字的石碑。这块石碑后来就以发现它的地点命名，称为“罗塞达石碑”。[1](P106)石碑上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上半部是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古代埃及后期的一种叫做“世俗体”的草体文字，下半部是古希腊文。碑文是用这三种文字刻写成的同一内容的铭文，是公元前2世纪埃及祭司为法老托勒密五世立的颂德碑。[2](P183)法国学者商博良自1808年至1822年，花费了十几年的工夫，成功地译读了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揭开了古埃及文字之谜。同时，这也标志一门现代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正是由于象形文字的译读成功，使人们才得以了解这些发掘出来的大量档案文献的内容，使之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珍贵资料。
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和碑文的成功译读，轰动了学术界，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收藏、研究古埃及文物的热潮。法国、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等国都纷纷组建专业的考古队，相继前往埃及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活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不仅使许多珍贵的古代埃及档案重现于世，而且还发现了古代专门保存档案文献的档案库。位于今埃及亚明省艾斯尤特以北72公里处的阿玛尔纳，是古代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实行宗教改革时建立的新都，古称埃赫塔吞。1887年，一个埃及农妇在那里偶然发现350多片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因而揭开了古代埃及档案库的贮藏处，从此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整座档案库占用了约两间多地下室。发现时里面的宝藏早已被盗劫一空，所幸的是存放的泥板文书仍完好无损。这些泥板文书是埃及法老和巴比伦、亚述、赫梯等国国王的通信，以及法老与埃及属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诸王公之间的通信（楔形文字是当时国际间交流的通用文字）。这些书信就以“阿玛尔纳档案”而著称于世。“阿玛尔纳档案”的发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埃及的外交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古代埃及档案文献的种类和内容
古代埃及档案的制作材料各种各样，有石头、木头、纸草、皮革、陶片、麻布等。从考古发掘得到的材料来看，古代埃及的档案主要有两种：石刻档案和纸草档案。
尼罗河谷东西两侧山峦起伏，盛产各种建筑石材。埃及人就地取材，把文字刻写在石块、石板和石柱上面，形成了石刻档案。由于石刻档案质地坚硬，经受得起大自然的侵蚀，所以能够长久保存。今天，在埃及境内仍然可以看到几千年前人们遗留下来的许多石刻档案。如刻在石碑上的古代埃及王表，金字塔内壁上的经文，神庙墙壁上的铭文以及墓室壁上的民歌，神话故事等等。
纸草是古代埃及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它是一种水生植物，古代盛产于尼罗河沼泽地带，生长在缓流中。纸草形似芦苇，无叶，其三角形的茎干可长到手腕一样粗，高可达3米左右，茎心含有白色淀粉的髓，茎端为细长的针叶，呈伞状四散。埃及人撕去纸草的茎皮，把茎从纵面剖成小薄片，排齐后放在光滑的木版上压平，使之连结，最后磨光晒干成为黄色的纸草纸。书写较长的手稿时，需要把若干张纸草纸粘结，剪齐，写完后把它卷起来，便成了很长的纸草卷，长度可达30到40米。
纸草纸质地柔韧光滑，分量轻，易于书写，逐渐代替笨重的石头，成为古代埃及主要的档案著作材料。纸草档案记载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学、科学技术等方面，为研究古代埃及乃至古代地中海周围国家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代埃及的档案文献，依据其不同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文献。古埃及的历朝法老，不仅生前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还幻想死后作阴间的主宰，在来世王国中获得永恒。从古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686-2181年，第3-6王朝）起，每个法老登基后便着手替自己修建陵墓——金字塔。在金字塔内壁上刻有专为保佑法老或王后幸福的丧仪祷词、颂词和咒语，称为“金字塔文”。中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033-1786年，第11-12王朝），类似金字塔文的咒语被写在一般贵族官员的棺木上，作为死者的护符，称为“棺文”。到新王国时代（约公元前1567-1085年，第18-20王朝），这些用于保佑死者在阴间幸福平安的符咒又被改写在纸草纸上，作为一种随葬品，现代学者称之为“死者书”。这三种文献的内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是现存古代埃及宗教档案文献的主体。
2.年代记和王表。古代埃及最早的年代记是古王国第5王朝（约公元前2458-2345年）编定的《上古埃及年代记》，即《帕勒摩石碑》（因藏于意大利帕勒摩博物馆得名，现仅存部分断片）。石碑两面皆刻有象形文字，载录埃及古王国第5王朝以前诸法老名单，以及每一位法老统治时的大事记，包括当年尼罗河水位的标记。还有《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这是刻在底比斯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的象形文字铭文，反映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历次远征的情况，是现存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中内容最长和最重要的一种年代记。
保留下来的古代埃及王表中，以藏于意大利都灵博物馆的《都灵王表》最为重要。这部纸草文献记有从埃及有史以来到公元前1200年第19王朝（约公元前1320-1200年）时的埃及全部法老的名字，附有他们在位时的大事记，以及按年代排列的各个法老的在位时间，年月日俱全。第19王朝时期编制的王表还有《阿卑多斯》和《卡尔纳克王表》，但史料价值远不如《都灵王表》重要。
3.经济文献。新王国第20王朝（约公元前1200-1085年）法老拉美西斯四世编制的、而以拉美西斯三世名义发表的《哈里斯大纸草》，记载拉美西斯三世赠送给埃及各神庙全部财产的清单，长达40.5米，是迄今所知传世最长的纸草卷。[3](P69)同属于第20王朝时期编制的《维勒布尔纸草》，是对当时中部埃及地区进行土地丈量的清单，详细记有各地块的主人、面积、租种者的姓名、身份、数量以及应纳租税的数额。这些纸草文献是研究古代埃及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4.外交文献。新王国时代埃及国势强盛，诸法老连年对外用兵，曾与一些交战国订立过停战和约。在底比斯的拉美西姆祭庙墙上，刻有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二世同赫梯国王哈什吐尔在公元前1283缔结的停战和约。和约原文完整保存至今，是现知国际关系史上最早的一份内容比较规整的停战和约。第18王朝法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时代保存在《阿玛尔纳档案》中的外交函件，反映了当时埃及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以及埃及在西亚的国际地位。
5.文学作品。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就创造了象形文字，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它们体裁多种多样，有诗歌、神话传说、散文故事、寓言、教谕、传记等等，被记录在纸草纸上保存了下来。关于奥西里斯的神话、《大臣乌尼传》、《魏斯特卡尔纸草》、《普塔霍特普之教谕》、《一个能言善辩的农夫》、《遭难的水手》、《辛努海的故事》、《伊普味陈辞》、《打谷歌》、《阿吞颂歌》、《乌奴阿蒙游记》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科学文献。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古埃及人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并留下了天文学、医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记载。
埃及人很早就开始观察天体，他们知道水星、金星、火星及其他诸星的位置，并且习惯于把行星和恒星区分开来，甚至能够确定星座图。现今所知古代埃及最早的星座图是在第12王朝（约公元前1991-1786年）时的一座墓中发现的；第18王朝官员森穆特墓的天花板上也绘有这种天文图；优美的星座图和星象表也保存在第19王朝和第20王朝陵墓的天花板上。[4](P358-359)
在医学方面，由于制作木乃伊，古埃及人已了解到人体的构造，积累比较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930年出版的《史密斯医学纸草》是中王国时代的医学抄本。纸草中系统地叙述了人体的构造，列举了48种病例。第18王朝时编成的《埃伯斯医学纸草》，包含有900医治各种疾病的处方。它不仅记载了各种病痛及感觉，还有治疗方法，堪称为古代埃及的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古埃及人在数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算术、代数和几何三大类。目前已发现的若干古代埃及数学纸草文献，主要有《莫斯科数学纸草》、《德林纸草》和《阿那斯塔西纸草》等。从这些数学纸草文献中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已经掌握了十进位法、算术四则运算，并创造了一些数的象形文字符号，包括分数的符号。代数已能解一次方程，并能精确计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的面积，推算圆周率精确到3.141605。
三、古代埃及档案文献的保管和利用
古代埃及历朝法老对档案都很重视，在法老的宫廷、宰相官邸和神庙内都分别设有档案库。其中，宰相官邸的档案库对于埃及国家内部的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宰相在古埃及语里称作“捷提”，阿拉伯语译为“维西尔”，是辅佐法老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职。维西尔具有“全国的总管”和“大法官”的头衔；同时，他还是国家档案的总保管人，他的大厅或官邸作为政府的档案库保存有“国王的文件”以及全国土地登记册。[5](P32)从维西尔的各种头衔可以看出，掌管档案在古代埃及是一项很重要的职务，它在好几个方面都和土地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切土地都必须在维西尔官邸登记；一切由法老赐予的土地执照必须由维西尔官邸颁发；一切关于土地的诉讼必须由维西尔审理。可以说，维西尔掌管档案实际就是代法老掌管全国的土地。
古代埃及的神庙档案库由祭司掌管。神庙档案库不仅保存档案，还保存图书。库藏包括关于管理神庙土地及其它财产的经济文献，祭司组织的行政文献，如公务文书、信件、遗嘱、祭司和人员登记表、向神庙缴纳贡赋的报表、日记、统计表、收据等，以及关于各种文学作品的本文及编年记等。
石刻档案和纸草档案保管方式有所不同。在古代埃及，神庙建筑出现之前，刻在岩石上的铭文档案都是露天放置；神庙和一些大建筑物兴建起来后，在它们的墙壁、石柱、方尖碑（一种方柱尖顶的纪念碑）和塔门（因庙门建在成对斜壁的巨塔之间）上，都刻有象形文字铭文。纸草档案一般保存在神庙或宫廷的档案库里，通常根据档案的不同内容，分别装箱，并对档案进行初步的编目。考古学家在埃及南部的埃德夫神庙档案库中发现，在2只箱子里装有天文档案，在另外22只箱子里装的是宗教档案；神庙墙壁上刻有一份祭司体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简化的草体文字）的书名目录，可以按照书目查找箱内的档案。[6](P124)在古代埃及，文字和档案都掌握在以法老为首的统治阶级手里，只有法老、贵族、官吏、祭司和为他们服务的书吏才有权利用档案，一般平民百姓和奴隶中很少有人知书识字，根本无权利用档案。古代埃及统治阶级对档案文献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档案文献处理国内事务。
首先是利用档案文献提高法老的威信，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甚至不惜伪造档案。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继承王位时年仅10岁，由其后母哈特舍普苏特摄政。哈特舍普苏特野心勃勃，并不满足摄政之名，不久便独揽王权，虚构了太阳神阿蒙使其母亲怀孕而生她的神话，并把这个内容雕刻在底比斯神庙墙壁上，以此证明她的王位的合法性以及神的来源。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约公元前305-30年），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70万卷，大部分是用希腊文写成，其中有不少是从别国收集来的档案和手稿，几乎囊括了古希腊的全部著作。亚历山大图书馆奠定了该城成为当时世界文化和科研的中心地位，托勒密王朝的声望随之也得以提高。
同时还利用档案文献征收赋税、审理案件。《莱丁纸草》记载有中王国末期埃及官吏向农民逼交租税的情况：“王家的官吏盘腿坐于席上，面前摆着纸草卷，一个个农民都来交税算帐。一些箱子里放着征税表格，上面填着农民的姓名、土地数量、牲畜头数……，另一些箱子里放着农民欠债的表格。交不起税或不能还债，官府派人去催并逮捕他们，或用棍棒把他们打个半死。”[7](P392)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繁重的额赋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档案完全被统治阶级用作盘剥埃及农民的工具。
在萨卡拉出土的属于第19王朝一个名叫麦西的人的墓中发现有诉讼铭文。麦西幼年丧父，其父留下一块作为遗产的份地。他的亲戚想瓜分这块土地，不让麦西的母亲耕种。麦西的寡母就告到维西尔那里，通过查看档案，证实了她本人对这块土地拥有的一份所有权。可见，古代埃及妇女和男子一样有权继承遗产。
第二，利用档案文献为外交政策服务。
新王国时代，埃及在西亚各属地都设有外事机构，用以收集各种情报，并将所收集到的情报与档案材料加以对照，然后对其外交政策作以调整或改变。从“阿玛尔纳档案”中的外交函件可以看出，法老为了保持埃及在西亚各地区的优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使用外交手腕和用黄金笼络的方法，而不是付诸武力。
第三，利用档案文献发展科学和编纂历史。
古代埃及的科学技术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埃及各地发现的医学纸草和数学纸草，都证明了档案曾被古埃及人用作积累科学知识的重要工具。但档案更多的是被用来编纂历史的。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埃及祭司曼涅托通晓古埃及语和希腊语，应托勒密一世的要示，得以出入埃及国家档案库，用希腊文撰写了一部包括30个王朝的《埃及史》，把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成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时期。遗憾的是，原书早已失传，仅在后人的一些著作中保留有断片，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埃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系统。曼涅托划分古代埃及历史为三个时期，这一分期法大体为后人所采纳，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古代埃及历史的编纂，是离不开档案史料的。
在埃及考古发掘出来的许多重要档案文献，《帕勒摩石碑》、《莫斯科数学纸草》和《莱丁纸草》，都不是保存在档案出土国埃及的开罗博物馆，而是分别保存在意大利的帕勒摩博物馆、俄罗斯的莫斯科博物馆和荷兰的莱丁博物馆，并都是以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来命名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150多年中，在埃及境内发掘出来的大量档案和文物，大部分落在8个西方列强的15个博物馆之中。
综上所述，古代埃及的档案文献真实地记录了古埃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在奴隶制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古埃及人的档案保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促进了古代埃及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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