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读史札记#183; 影响中国前途的一次空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中国论文,前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现代中国，许多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却因种种缘由，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查阅的文字记载，只存在于极少数当事人的脑海中。随着这些当事人相继去世，某些历史事件的内幕已经或即将永远不再为人们所知悉。当然也有例外，某些重要事件的内情，可能被当事人披露于世。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重要线索，尚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这至少有一部分原因要归于学者们偏爱档案文献而忽视了口述史料的价值。
抗战胜利之后，一次由中共中央借助美国飞行员之手实施的特别空运行动，对中国的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我们学习如何在历史转折关头，敢于和善于抓住机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本文拟将口述史料同档案文献相结合，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一
1945年8月，东亚战局急转直下。美军迫近日本本土， 并两次实施原子弹轰炸。苏蒙军队也大举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
对于已同日本法西斯持续苦战了14年之久的中国来说，最后的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此时都发现自己尚未做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亟需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接收胜利果实，并应付随之而来的内战危机。
国民党战场的机动力量，此时正集结于黔桂湘山区，刚刚在那里经受了数万日军的一次进攻狂潮，正准备实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制定的“黑色金刚石计划”，打算在8、9月间，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一次局部反攻，争取夺得一个出海口〔1〕。 其余的国民党军队，散布在从华南到西北的漫长战线上，等待着不知何日降临的日军的下一次打击。全面的战略反攻，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
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军队，自1940年末的“百团大战”后，便根据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再进行大兵团作战。至1945年春夏，中共各个解放区的部队，分别向日伪据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规模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自1943年起，大部分已陆续奉令调离开前线，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6 月“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估计，距日寇崩溃尚有一年多时间，因此将他们留在延安继续学习、开会，没有立即派回前线〔2〕。
当8月中旬日本迅速败降时，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 便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东北地区也面临苏联红军撤走时由谁接管的问题。显然，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之消长，对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具有至关紧要的战略意义。国共两党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在华的一举一动都将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产生微妙的影响，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是，大力支持和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但其政策的另一界限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3〕。8月10日，在日本即将败降的新形势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厘定了在华行动方针。它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但将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军重新占领现为日本所占中国战区的一切地区”。它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运送中国中央政府军到中国的战略要地去”。同时又指示：“同中央政府之外的中国军队和机构打交道，将严格限于军事形式之需要”〔4〕。
美国决策人似乎认为，支持国民党军队抢占要地与不支持它打内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尽管国共双方对此都持相反的看法。不过，美国军方尚未绝对排除在“军事形势之需要”的情况下，同中共进行其种有限度的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后来的事态表明，中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魏德迈深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但他坚信：援助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是自己当前的崇高使命，而运用美国的飞机、舰船、汽车抢运国民党军，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唯一可行办法”，即使这意味着被美国运到各要地的国民党军将士，将向已包围或占领了那些地点的中共军队开战，也在所不惜〔5〕。 他迅速调集美国空军第十航空队和中印空运总部的所有可供使用的运输机，从8月26日开始，先后向南京、 上海、汉口、北平等中心城市运送国民党军队。此后，美国源源不断地把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同那里的中共武装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6〕。
魏德迈似乎有理由夸耀，这次援蒋大空运“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7〕。 但他又自称在执行援助中国受降的任务时，“也许是无意中为中央政府打败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了直接的美国援助”〔8〕。这话则未免有些遮遮掩掩。如前所述， 他是在意识到这样的美国政策将给中共造成什么危害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然而，如果说他手下的美国军事人员“也许是无意中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打败国民党军提供了一次直接的援助”的话，此说或许可以成立。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无意中”的援助，才使成千上万乘坐美国运输工具赶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将士很快变成悲剧角色，而魏德迈引以自豪的那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也注定成为徒劳之举。
二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对美外交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适当的灵活性。因此，当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降临中国之际，中共既能正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又能机敏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偶然机遇。
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 毛泽东提出“区别对待”的对美策略：“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9 〕这里提出的第二点区别很有现实意义。
日本投降后，中共一刻也未放松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但同时认为，如果能通过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即使谈判破裂，或边打边谈，或虽达成协议仍不能兑现，也可以使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
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3 日议决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毛泽东不想立即动身去重庆的原因之一，是其立足于“打”的必要准备工作的关键一环尚未解决，因而放心不下。他认为，在中共将向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谈判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中共军队是最中心的一条。要使蒋介石接受这些条件，可能要有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甚至可能要打痛他，逼他承认这些条件。所以中共必须在蒋面前摆出一个内战不那么好打的态势，才能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的地位〔10〕。
毛泽东深知，要使自己的部队迅速完成从分散的游击状态到大兵团运动作战的转变，实现扩大解放区，痛击来犯的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目标，目前最迫切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在延安的各路将领送往前线。这位手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共产党决策人，在此困难条件下，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一动关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之手去实现。他派一直负责同美国军方打交道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11〕。
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在向美军观察组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之后，便以轻松的语气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叶略而未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探问〔12〕。
早在1944年末，十八集团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凝镇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国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13〕。因此，美军观察组把接受叶剑英的这个要求当作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甚至不认为还需要再请示一下更了解此时美国官方政策的上级部门〔14〕。
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搭乘飞机通知的20位“干部”， 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据40年后若干当事者的回忆，这20人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15〕。
任何熟知中共党史的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明白，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
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飞机者都带上降落伞。还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前来送行。朱德的秘书黄华看清将要共乘一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也吃了一惊。他担心飞行中万一发生情况，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无法同美国驾驶员通话，将非常危险，便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16〕。
这是一驾破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机舱矮小而呈弧形，人们在两边的铁座上坐下后，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这些都给乘飞机者留下了深刻印象〔17〕。
九时许，飞机起飞。延安统帅部里充满了紧张和担忧的气氛。谁都明白，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事，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叶剑英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可别让这架飞机出事。那上边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讯传来后，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立即转报毛泽东〔18〕。在此之后，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同赴重庆〔19〕。
飞机在长凝机场着陆后，诸将帅稍事休息，便分别赶赴各自预定之战区〔20〕。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其时间比魏德迈开始空运国民党军去“受降”，还要早一天。
三
了解这批将帅在随即到来的国共决战、朝鲜战争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人，自能理解这次空运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这里只对其最直接最近期的影响略加分析。
中共晋冀鲁豫战略区处于华北战略要冲，扼守国民党军队北进的门户，威胁着建浦、平汉、正太、同蒲四条干线，是“四战之地”。美国飞机给中共这个战略区运来的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统帅部。邓小平是该区党的书记兼军队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薄一波是副书记兼副政委，滕代远是副司令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们8月25 日飞抵山西黎城，27日便赶到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司令部开会，拟定了上党、平汉两战役计划。随即将分散游击的各部队整编为四个野战纵队，由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分任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也在随后组建的另一支主力纵队中指挥作战〔21〕。经过紧张而短促的准备，他们即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上党、平汉战役，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六万余人。中共中央的评价是“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22〕。
被美机运到前方的另一批将领，在贯彻中共中央“全力争取东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同样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林彪、萧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江华等人担任了中共东北战略区的主帅和主将。他们10月下旬赶到东北后，对及时调整那里的战略方针，夺取战争胜利，不同程度地起了重要作用〔23〕。
陈毅任中共华东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傅秋涛是他麾下的战将。他们在赶赴山东的途中，及时组织了对津浦铁路的彻底破坏，使国民党军长期不能利用这段铁路发挥自己的机械化优势〔24〕。陈毅更重要的作用是，协调指挥华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只原本互不统属的部队，于10月至11月间配合作战，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有效地阻滞了国民党军沿这条铁路开向华北和东北，掩护了山东中共军队进取东北的战略调动，并为华东中共军队今后的内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25〕。
四
当然，1945年8月25日那天， 美军观察组人员不可能预料这次偶然的飞行对未来的中国命运和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同样，任何历史学家至今也很难断言，万一那天叶剑英（也代表着毛泽东等中共决策人）的担心，不幸而成为现实，一部现代中国历史又将怎样书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当时面临的紧急形势来看，毛泽东等人认为，即使冒这样大的风险，也是非常值得的。确实，让这么多高级将帅共乘一架宿敌之友的飞机，实为世所仅见的大胆之举；而其所获战略利益，也很耐人寻味。
从延安到黎城，直线也有八百多公里。其间要经过黄土高原、黄河天险、晋南山地，还要穿越日军占领区和封锁线，很多地方只能绕行崎岖小路。一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稍远的濮阳来延安，走了七十多天〔26〕。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走了半年〔27〕。中共将领们固然可以在某些地段骑马代步，但行进的速度仍要由步行护送的普通士兵决定。这就是说，除去长途跋涉的疲劳和其他难以估量的影响行程的因素不计外，若不借助美军的飞机，中共华北、华东、东北三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将领要迟两个月才能赶到自己的阵地。谁都明白，在日本投降、国共争作战略展开之际，这两个月的延误意味着什么。
顺便指出，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历史关头，巧借美军之手获取如此重要的战略服务，绝非仅此一次。大约在同一天或9月9日，另一架C —46型美军飞机，把中共晋察冀战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另一批将帅，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这个飞抵前线的战区统帅部，立即采取行动，指挥所部在两个月内解放中小城镇六十余座，将主力整编为九个纵队二十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五个军区十一万人，还派出一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很快在那里发展成十万之众〔28〕。这批将帅对华北、东北战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并不认为某一次空运便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认为中共在这个历史关头，若不借用美国飞机，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大决战的最后胜利。笔者只是想指出，中共中央这次对美军工作人员的成功借用，构成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这次空运的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对美国来说，也许它从来没有机会以如此之小的动作，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
注释：
〔1〕Albert C.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Henry Holt &Company,New York,1958,pp.332,337.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9页。
〔3〕Keith E.Eiler:Wedemeyer on War and
Peace,Hoover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 California,1987,p.135.
〔4〕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hereafter cited as FRUS),1945,Vol.7,GPO,Washington,p.516.
〔5〕Ibid,pp.531—533.
〔6〕Ibid,p.544;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386页；1945年8月28日、31日，9月7日《申报》；1945年8月28日，9月10日，10月1、8、9、18、19、31日，11月1日《大公报》。
〔7〕Report by Wedemeyer to Eisonhower, Feb. 1946,CBI Theater,Historical Section; See also History of the China Theater,Manuscripts in the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U.S.Department of Defence,Vol.2,Cha,p.13.
〔8〕FRUS,1945.Vol.7,p.533.
〔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1103页。
〔10〕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版， 第324—325页。
〔11〕〔12〕笔者访问雷英夫的谈话记录，1991年12月6、28日。
〔13〕李棣华：《建国前外事工作的片断回忆》，《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4〕据美国军队条例，美军观察组有权调用个别飞机，无需请示上级部门。迄未发现关于这次飞行的档案记录。
〔15〕杨得志前揭书，第298页； 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6〕杨得志前揭书，第297—298页；章百家向笔者转述黄华答问的电话记录，1991年6月11日、1992年2月23日。
〔17〕杨得志前揭书，第297—298页；陈再道前揭书，第3页。
〔18〕笔者访问雷英夫的谈话记录，1991年12月28日；《立三致军委电》，1945年8月25日。
〔19〕《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81页；对毛泽东8月25日决定和周恩来同机赴重庆的其他原因的详细说明，见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20〕萧劲光前揭书，第326页；江华前揭书，第212页；杨得志前揭书，第299—301页。
〔21〕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500—507页。
〔22〕《战史》第3卷，第14—18页；《滕代远传》， 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7—148、176— 177 、207—210、218—223、249—252页；《中央关于目前工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袁伟：《山海关之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6—26、184—200、110—111页；戈福录等编《东北战场风云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24〕《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 《战史》第3卷，第20—21页。
〔25〕袁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4页。
〔26〕杨得志前揭书，第289页；江华前揭书，第203页。
〔27〕《滕代远传》，第300—305页；陈再道前揭书，第4页。
〔28〕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87—614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这次飞行的日期，说法不一，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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