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规则形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规则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发展中市场规则形成的含义
市场规则形成，是一个市场规则不断推行和确立的过程。所谓市场规则，是市场经济中用以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准则的总和。过去，人们曾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市场规则加以分类。例如，国内学术界通常把市场规则分为市场进出规则、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价格规则和市场竞争规则。对市场规则进行分类固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在划分市场规则的具体类别之前，更有必要明确市场规则的主要内容或构成要素。
在我们看来，市场规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的。其一是关于产权界定和保护的规则（即产权规则）。这里所说的产权，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可用于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得失及其补偿原则。在这个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上，由于人们有效处置其经济物品的能力是不确定的，因此必须要有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规则。其二是关于合同制订和维护的规则（即合同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不仅有许多对象，而且交易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由于交易一般不是不断地发生，因而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易于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使交易顺利进行，除必须明确所交换物品的产权外，还必须订立和执行合同，明确合同规则。其三是关于竞争正当有序开展的规则（即竞争规则）。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机制，但没有秩序的竞争只能导致混乱。历史表明，有效的竞争秩序是市场运行的基础，而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系，又有赖于竞争规则的建立和确定。竞争规则的内容，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则、反垄断的规则及反限制竞争的规则。其四是关于企业建立和运转的规则（即企业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企业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各种活动。但企业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在其运转中要按照相应的规则来行动。这些规则主要有：进入市场的规则，包括企业法人登记、经营登记、合并登记等；企业运行和治理的规则，如厂商生产中的行为规范、企业治理机制等；退出市场的规则，如对企业破产或撤销的规定，等等。其五是关于劳资关系建立和协调的规则（即劳资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劳动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劳资规则，才能协调两者的关系，使劳资之间的协作力能充分发挥出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劳资之间已建立起一种“社会伙伴关系”，即在政府发挥中间作用条件下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协商关系。（注：见[俄]Л.Я.科萨尔斯、Р.В.雷芙金娜：《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中文版，29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按这种原则和要求形成的劳资规则，可以使劳资双方把共同利益和寻求妥协的方针置于优先地位，避免劳资冲突转化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严重对抗，稳定社会经济局势。以上所说产权、合同、竞争、企业及劳资规则，构成了市场规则的五大支柱。这里有必要指出，市场规则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其内容具有多向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外，举凡担保、保险、票据、海事等，都有相应的行为规范。把市场规则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上述五个方面，只是一种近似的做法。
市场规则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而市场规则形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市场规则形成，可以说是一个从传统规则向市场规则转化的过程。传统规则是建立于传统经济之上并为其服务的。在传统经济中，个体农民为维持生存而从事的劳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计，它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市场已经出现，并存在着地方小市场及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等不同形式的大型市场。它们与在农村占支配地位的家计原则并行不悖，并成为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在这种传统经济中，人们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等级秩序。在传统社会，人们认为社会的完美体现是秩序，而秩序的具体表现是界限分明的等级。这种社会把每个角色都具体化和明确化，每个人只有在固定的角色中，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力，脱离自己所属的层次，将付出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代价。其二是强调乡邻互助。在传统条件下，在不易控制的自然进程面前，个体的力量是如此脆弱，如遇饥荒疾疫的袭扰，更是容易匮乏。这样，在同一共同体中，一般都遵从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上”、“下”之间的互惠关系。传统经济中强调等级秩序和注重互助互惠的规则，一般来说不是以成文的正式约束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从不成文的非正式约束中体现出来。这些规则往往表现为各种习俗。习俗虽然是一种非正式规范，但它却内化于人们的行动之中，在约束人们的行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希克斯认为，市场经济兴起以前的传统经济，除命令外，就是靠习俗来调节其运行的（注：[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文版，16～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在传统经济中，价格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有交换的地方，价格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即便是小农，在某种程度上也要为市场而生产，必须根据价格、供求和收益成本原则来作出抉择。而在超越地方市场的大型市场上，价格机制更是在较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说，价格机制的作用在传统社会受到很大限制，市场规则也难以真正形成和确立起来。所谓广义上的市场规则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以注重等级秩序和互助互惠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规则向市场规则转化的过程。
不过，本文所说的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规则形成，主要不是就这种广义上的市场规则形成而言的，而是就狭义上的市场规则形成而言的。那么，什么是狭义上的市场规则形成呢？这要从后发展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特点讲起。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后发展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道路要艰难曲折得多。后发展国家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是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自发成长起来的，而是在西方国家殖民掠夺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被迫产生和进行的。因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成，不是服从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服从于世界市场上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列强经济体系运行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后发展国家在这种市场经济形成中不仅没有出现增长和发展，反而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出现了剧烈的冲突和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后发展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成。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变态的市场经济形成，其市场经济形成的程度，也是极为有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体系挣脱出来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这样，在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总体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过渡性的经济形态及与之相应的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主要有：（1）计划经济中的“服从”规则。在传统计划经济中，生产单位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都要听命于政府。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基本上是在选择性小、约束性大的环境中进行的。（2）转型社会中的“关系”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社会就是一种关系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血缘、地缘、业缘等非个人互动的因素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亲戚、同乡、同学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传统规则已受到破坏，但传统规则所强调的等级制和互惠制观念并没有消亡，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以“关系”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关系主义取向的人们更重视业已存在的各种特殊关系，他们倾向于与自己有某些特殊关系的人进行交往，而这种交往又会使他们原有的关系得到加强。许多不发达国家都被看做是关系型的社会，凡事有关系则好办，没有关系简直比登天还难。（3）管制经济中僵硬的行为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长一段时间拉美国家的劳工立法就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国家对经济进行了较多的干预，其制定的劳工立法，具有高度的就业保护、高社会福利保障及通过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等特点，由此导致了刚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费用较高及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存在和扩大等问题，且劳工立法为工人提供的保障具有很大的敏感性和不易逆转的趋势，一旦与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就很难加以改变。（注：江时学 主编：《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129～139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从以上所述可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向市场规则的转化，主要不是表现为由传统规则向市场规则的转化，而是表现为由上述各种非市场规则向市场规则的转化。这种转化，即狭义上的市场规则形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规则形成。
二、市场规则形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市场规则形成的问题，实现由各种非市场规则向市场规则的转化，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市场规则形成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能。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产品能促进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然而，运用市场机制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而市场规则形成能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的作用。这是由于，首先，市场规则形成有利于抑制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人们的合作倾向。人类行为往往具有机会主义的动因，而规则有助于为了长期的有效协作而抑制人类的固有本能。如柯武刚等所说，制度（即规则）框架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达到抑制这种本能性机会主义的目的（注：[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选择》，中文版，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其次，市场规则形成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便利交易进行。若市场规则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则人们势必为获得相关信息而花费大量成本，交易双方也难以准确地作出判断，迅速达成交易。而市场规则形成能使市场主体有效地处理信息，减少日常交易中所包含的计算量，提高人们行为的可预见性，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如西蒙（Simon，H.）所说：“我们的制度环境就像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用可靠的能理解的事件范式把我们包围起来……社会及自然环境之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使我们能在知识及计算能力的限度内应付它。”（注：转引自[美]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文版，1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再次，市场规则形成扩展了人类的选择范围，刺激了人们的创新活动。市场规则形成建立起一个较为广阔的信任框架，使个人在分工体系中能专心致志地工作，并在新的领域中发现知识，从而使有益的活动大量涌现。
第二，市场规则形成有助于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它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而且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注：张培刚 主编：《新发展经济学》，101～10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在工业化中，随着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兴起，生产过程中巨大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可分性和生产的专业化显著增强。只有实行大规模的生产，才能把一定的固定成本分摊到大批量的产品中，从而使单位产品总成本降低而获益。专业化则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才能实现合理的劳动分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可见，在工业化中，规模经济的实现需要大量持续的生产和分配，要求在生产过程的组织和技术上实行彻底的变革。这一切，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而企业及企业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市场规则尤其是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的建立。过去，人们在论及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强调的是工业化的意义，而忽视了市场规则形成的作用。实际上，市场规则形成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国家要解决工业化的问题，就必须建立起现代市场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较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主要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而四小龙之所以能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行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开展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地培育市场，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市场规则形成的政策。相形之下，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无论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都是抑制市场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这些国家在开展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没有积极地推进市场规则的形成，反而限制甚至取消市场的作用，结果不仅没有真正地解决工业化的问题，反而带来了经济的停滞，造成了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恶化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市场规则形成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们长期以来悉心探求的一个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但经济增长率与各投入要素增长率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剩余，表明仅仅把它作为外生技术进步加以解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深入地研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源泉很大程度上要从制度及制度变迁上去寻找。科斯论证了法律制度和产权界定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此以后一些人建立了由产权制度影响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理论模型，试图从中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诺思等则提出，通过建立制度化设施及确立财产所有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因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注：[美]道格拉斯·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个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从19世纪开始的，而这大体上正是市场规则在西方基本确立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亚洲“四小龙”，而“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它们较好地解决了市场规则形成的问题。
第四，市场规则形成有助于实现动态比较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从长远来说，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工业导向或服务导向的发展战略。而市场规则的形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资源导向战略向工业导向战略的转变，实现动态比较利益。首先，市场规则形成有助于建立起健全的市场体系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从而改善现代产业部门的要素供给状况，并使这些生产要素得到有效的利用。其次，市场规则形成有助于企业家队伍和民营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而推进现代产业部门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再次，市场规则形成将造成日益强大的竞争压力，使人们的经验、态度和能力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适应和推动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此外，市场规则形成，还能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总之，发展中国家市场规则的形成，有利于现代产业部门的建立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变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实现动态比较利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总是由自然赋予的，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而市场规则的形成，有助于打破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静态的比较关系，实现动态比较优势。
三、市场规则形成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市场规则形成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一。从传统规则向市场规则的转化，在西方国家已告完成。不过，以市场规则取代传统规则，在西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若以11世纪商法的出现为起点，以20世纪30年代劳资规则的最后确立为终端，则这一过程大约花费了1000年左右的时间。这1000年左右的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从11世纪到15世纪末，是市场规则初步出现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商人力量的壮大，出现了旨在约束商人交易行为的商人习惯法——商法。商法的要旨在于保护产权、维护合同和强调公平交易，它可以说是最早的市场规则。（2）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后期，是市场规则迅速形成的时期。16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在欧洲的兴起，市场规则开始取代传统规则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市场规则形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开始出现，并成为市场规则中的组成部分。（3）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市场规则基本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产业革命的开展，不仅导致了市场容量和范围的膨胀，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并使劳资关系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一。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旨在推进企业运转、调节劳资关系的规则。这样，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规则大体确立下来。（4）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市场规则最终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市场规则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有关竞争规则的确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制订和实施；其二是劳资规则趋于平衡和合理，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为第三方的劳资之间谈判机制的建立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在此二者中，劳资规则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西方社会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西方民主政体于三十年代所实现的大妥协或替代方案。劳工接受资本主义和市场导向的游戏规则（虽然国家经常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而资本家也认可社会立法和保护性的社会保障，即我们熟知的福利国家。由此达到的社会安定，提供了造就发达国家现在生活水准的可观成长过程的有利环境。”（注：[智]艾德加多·波宁哥：《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见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2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规则形成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市场规则形成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规则形成上存在着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和因素。首先，从发展动力上看，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市场规则形成最初主要是在商人阶级的主导下进行的，后来才通过政府的政令和法律推行于整个社会。在西方市场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商人阶级发挥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其力量之强大，组织之严密，影响之深远，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发展中国家，商人阶级的力量始终是薄弱的，他们难以真正承担起推动市场规则形成的任务。转型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就俄罗斯来说，在改革过程中，俄罗斯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商人阶级得到发展。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争取自身权益。然而，他们还仍然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注：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72～7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有人指出，俄罗斯商人阶级目前仍处于“自在阶级”阶段。他们力量分散、利益不同，缺乏明确的阶级纲领或领导力量，甚至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意识（注：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167～16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由于力量有限，阶级意识不强，他们难以成为市场规则形成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
其次，从社会环境上看，西方国家在市场规则形成上具有较为优越的条件。西方国家在其市场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独立国家，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具有相对优势或绝对优势，甚至拥有向外扩张或侵略的能力。此外，西欧在市场规则形成中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运动从不同的方面打击了西欧传统文化价值观，动摇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个体性和自主性等特征的现代西方文化。这些运动适应和推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市场规则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社会环境不良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除贫穷落后外，最大的特点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殖民地烙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一批又一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争取独立，在经济上谋求发展，从此在世界上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但是，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处于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异。从外部环境看，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极其脆弱的地位，对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仍然未能摆脱依附关系。从内部情况看，由于殖民主义者长期对殖民地执行政策的指导思想是谋求稳定，维持现状，而非促进，更少变革，以致不少殖民地和附属国在宣告独立之后，国民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基本上是手工制造，农业凋敝，社会结构停滞凝固，氏族制度、公社制度、部落制度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依旧残留（注：谭崇台：《怎样认识发展经济学》，载《经济学动态》，2001（11）。）。在经济转型中，普遍的独立个人的生成是市场规则形成和确立的基本前提之一。没有利益独立和行为自由的个人，就没有构成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人”，也就难以真正形成市场经济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社会基础脆弱，宗族观念浓厚，文化教育落后，这就为市场规则形成带来了很大难度。
再次，从形成方式上看，西方国家的市场规则形成基本上是一个累积的渐进的过程。市场规则在转型前的自然经济中出现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起长期的渐进性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规则逐渐取代自然经济中的等级制和互惠制，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并重新塑造了整个社会的面貌。由于市场规则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市场规则与传统规则长期并立并渐次替代，可以对经济运行起一种补偿或减震的作用，从而防止社会的严重失衡和失控，避免大的起伏和动荡。相形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则形成具有突发激进的特点。由于时间紧、压力大，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规则形成中所面临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而不是某个领域或方面。这种状况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则形成是一个涉及诸多内容的整体转型过程。由于各种矛盾和冲突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因而转型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也相应增大。
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决定了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将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状态。发展中国家如果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的老路，那就永远无法摆脱落后的状态。在市场规则形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市场规则的过程中，不应照搬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而必须另辟蹊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或政府）应当成为市场规则形成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毫无疑问，民间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基本推动力量。正是各种经济活动主体要求承认并满足其经济利益，要求扩大各种权利，包括选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获利方式及选择制度等方面的权利，才推动了改革的启动及蓬勃发展。但是，应当看到，在自发状态下，人们不一定天然地就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遵守者和维护者。应当说，市场规则的供给和维护，并非产生于自发的市场行为。在市场交换关系发生时，人们可以遵循市场规则，也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因此，约束人们的市场行为，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市场以自由和自主的个体为基础，但是，自由和自主的主体之间的博弈互动却极难实现合作的秩序。尽管重复博弈的研究表明，自利的个体在反复博弈过程中会自发形成合作秩序；但是，同样的研究和现实生活也表明，即使在重复博弈状态下，人们仍然会进行非合作的选择，从而使秩序的自发建立成为不可能（注：谢识予：《经济博弈论》，14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市场规则的自发产生是难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的。如前所说，在西方国家，市场规则是经过了大约1000年左右的时间才最终建立的。当代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重复这样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有意识地建立市场规则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重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国家尽管可以成为市场规则形成的重要动力来源，但应当看到，国家在其运行中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国家虽然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而又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但国家并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地发挥作用。从实际情况看，社会为国家的存在和生长提供着基础和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难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些国家市场规则建设上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甚至以失败而告终，不是由于政府缺乏相应的改革方案，也不是由于政府缺乏决心和魄力，而是由于市场规则建设为社会所不容。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封闭的社会环境、僵化的社会结构、严密的等级关系不破除，市场规则形成就难以真正取得成效。国家（政府）要有效地发挥推动市场规则形成的作用，还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变革作为基础。市场规则形成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它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则形成要取得成效，必须使其观念模式在大众层面被逐渐认可。只有使观念模式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使其转化为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总的来说，市场规则形成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发展中国家只有建立起一种经济行为、政治组织、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之间良性互动的整体推进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市场规则形成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