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艺术教育及其启示*
□文│汪 涤 吴 昉
[摘 要] 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初创办和举办了一系列职业教育组织和活动，其中不乏艺术类教育，包括练习生、图画生等多种形式。培养出颜文樑、杭稚英、万籁鸣、柳溥庆等重要的美术工作者。商务印书馆的艺术教育属于以企业为主体的职业教育，这不同于传统的学徒制，体现在采取轮岗的方式、注重先进技术和文化学习等、学生从入学到入职都是开放式而非封闭式的。商务印书馆的艺术教育模式对于今天出版、印刷、美术、设计、新媒体等文化创意类高等院校仍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出版印刷 艺术教育 产学合作 商务印书馆 职业教育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人们获取知识信息渠道的变迁，全媒体和媒介融合一直是国家重点提倡和研究的问题。其中，以图书出版印刷为主营业务的出版企业如何扩展自身的经营范围，培养跨媒介的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值得人们思考与探索的热点话题。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出版企业集团，在出版媒介拓展方面有很多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商务印书馆曾经积极拓展广告商业美术、电影等产业链，培养艺术方面的人才，为本企业乃至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本文拟就商务印书馆的艺术职业教育展开研究，探讨其体制沿革、教育方式以及对现代文化创意企业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商务印书馆艺术教育沿革
商务印书馆与文化教育。商务印书馆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创办于上海，开始以承印商业簿册、账本为主。1902年商务印书馆聘请了清末进士、教育家张元济为编译所所长，从此主要业务由印刷转向出版。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书商合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1914年日商退股后，商务印书馆成为国内集编辑、印刷与发行为一体的最大的民族出版企业集团。
自张元济开始，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多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故而其对教育事业非常热心投入。张元济早年在总理事务衙门时，就曾创办通艺学堂，到商务印书馆之前还担任过南洋公学总理。张元济到了商务印书馆后，为了配合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兴办了尚公小学、师范讲习班、函授学社等教育机构，用以实验和推广教材。这些教育机构是面向社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在企业内部开展的职业教育。随着商务印书馆规模的扩大，对人才需求逐渐增加，而且其他竞争对手又往往从企业挖人，这使得企业有必要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1909年，张元济在馆内发行所创办商务印书馆附设商业补习学校并自任校长，初级人才开始采用招生培训方法。商业补习学校1909～1923年共招生7届，每届学生50人左右，最后毕业生共300余人。[1]商业补习学校的学生是商务印书馆“练习生”体系的主体，他们大多留在馆内工作，日后成为该馆的骨干力量。
艺徒学校。1909年，创办商业补习学校不久，商务印书馆又在下属的印刷所举办艺徒学校，后改名为印刷技工艺徒学校。艺徒学校并非培养画家的艺术学院，而是培养印刷技术人才的技工学校。艺徒学校当年招收15～18岁的学徒，入学考试有国文、英文、图画3门功课。当时应考者400人，商务印书馆聘日本画家松冈正识担任主考，最终录取30人，后来担任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苏州美专”）校长的著名画家颜文樑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学徒入学后修业5年，分绘图雕刻和五彩印刷两科。艺徒学校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甚至超过了商业补习学校。据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2]一文载，商务印书馆在1924年2月又开办艺徒学校，学制3年。两所艺徒学校均培养印刷技艺人才，有着前后继承的关系。
图画生。除了艺徒学校，商务印书馆更为专业化的美术人才培养是在编译所下属的图画室进行的。创业之初商务印书馆为了编辑书刊的需要，设立了图画室，隶属于编译所的事务部门。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经营范围很广，除了馆内出版的图书，还经营原版西文书籍、文具、印刷机器、仪器、标本、字模等。广告、设计以及艺术印刷等是商务印书馆的利润增长点和业务拓展范围。另外，商务印书馆的开创者多为印刷业者，对于大众艺术类印刷品兴趣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图画部的业务逐渐扩大，画工人手缺乏，就有了自己培养人才的需要。
17.积极做好民营企业员工的法律援助工作。对民营企业农民工和困难员工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要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受理。积极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民营企业，为企业困难职工、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实现应援尽援，营造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
据《张元济日记》1913年6月14日条“庄伯翁到发行所、言已与徐咏青说妥、学生另招、由印刷所延聘”，[3]说明这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准备聘请徐咏青担任教师。张元济虽然出身学术，但是面对市场需求也积极支持。该月的《申报》就此发出招收“图画生”（又称“绘人友”）的广告，招生数10人，年龄规定在15～18岁之间并且给予优厚津贴。图画生显然不是艺徒学校补习生系列，属于更为专业的美术生。相比艺徒生，图画生接受的训练更专业，师资水平也更高，故而这些图画生成绩颇佳。日后出现了何逸梅、杭稚英、柳溥庆等一流的月份牌画家和美术印刷工作者。
我国目前城乡供水体系基本处于一种相互割裂的状态，传统城市供水对象及区域主要针对城区生活及工业用水，其特点表现为自来水厂相对集中，水处理规模较大，水质及水量保证率较高。与城市供水相比较，广大乡镇供水的主要特征为：水厂数量众多，规模小，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和系统协调管理，水质及水量保证率较低，安全隐患较大。
从《张元济日记》1917年2月22日条看，图画生的教学几年后被转至发行所，而腾出的空间为雇用画工所用。这些画工有的是按件在家完成，也有从诸如英美烟草公司临时雇佣，已经不再是专职人员。徐咏青这个时候除了正式薪水，还获得了按件发给的另外收益。[4]商务印书馆此际绘画绘制业务日益繁忙，高水准专业人才缺乏，导致馆方给予画工更为优惠、自由的工作待遇。图画生还处于培养阶段无法发挥直接的作用，故而转向了发行部门安置。以后图画生在商务印书馆的身份逐渐淡化，成为整个学徒（练习生）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的多个部门都有从事美术工作的练习生，他们在生产实践中接受教育，接受现代文化，日后成长为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近现代美术、设计、影视、印刷方面的重要人物（详见表1）。
表1 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重要美术员工简况表
停办艺术职业教育。1913～1925年间是商务印书馆进行艺术职业教育的高峰，培养了不少具有艺术技能的学徒。商务印书馆内部开展艺术职业教育的时间与该馆进军广告、商业美术的时间基本吻合。1921年后，商务印书馆进入王云五主导时代，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型学术书籍的出版上，传统的商业印刷、广告业务被边缘化，这导致艺术职业人才的需求减弱。此外，社会文化水平也非10多年前可比，招聘有一定美术水平的职工较之前更为容易。1925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多采取直接招聘美术人员的方式，录取人员多为大学毕业，企业自身的教育功能已经淡化。这样一来，商务印书馆也就基本停止了培养专业艺术人才的工作，仅在艺徒学校开设一些美术基础课程。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商务印书馆停办专业美术教育的同时，以上海美专为代表的学校专业美术教育迎来了大发展，艺术院校代替企业成为艺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
二、商务印书馆艺术教育经验
培养方式与待遇。商务印书馆的学徒教育采取“练习生”（也有称“练习员”“技术生”）制度。商务印书馆规定，所有新进人员如果不是学校毕业的，进馆后都要有3个月的试习期，称“试习生”，之后才是正式练习期。正式练习期为1～3年，根据企业需要，或指定在一个部门练习，或在各部门轮流练习。练习生期间，馆方不仅提供食宿而且还每月发两元零用钱，年终还能享受花红。[5]练习生毕业后成为商务印书馆正式员工，称为“补习生”，晚上仍然要上课进修两年半。[6]根据商务印书馆颁布的《练习员服务及待遇规则》，练习员每月的津贴是50国币，而正式进用后每月最低是80国币。练习员在3个月试用期可以随时解约，练习期内如果自行退职或是被辞退就要偿还服务期内所发津贴的半数。从这些规定来看，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制度相当规范，投入也是较强的。[7]这种企业学徒培养并发工资的方式，对于学生长期稳定学习有很大帮助。练习生的生源主要来自中学生，由于教学的针对性强，外加工作实践的锻炼，他们后来多数成为业内骨干。
餐厅名称，也是别有学问的。“局气”，北京话，“气”字读轻音，指公平、公正、守规矩、讲道理，也有仗义，大方，豪爽之意。
及时放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放的鱼苗要适合下塘养殖，投放的苗种太嫩或太老，都会影响苗种的成活率。一般鱼苗能够平游即可下塘进行养殖。二是放苗的时间要合适，要保证鱼苗在池塘轮虫高峰期下塘，这样鱼苗生长速度最快。如果鱼苗下塘时，池塘大型浮游动物较多，可以用0.2～0.3mg/L的敌百虫，杀灭大型浮游动物，隔1～2天再放苗。
该工程最早设想扩建第3厂房，安装12台600 MW机组，年发电量增加46亿kW·h(占原年发电量146亿kW·h的31.5%)，其中6台为第3厂房的第1期工程。
历史的经验提示我们，产学合作是当前解决文化创意产业中媒介融合、学科整合的重要方式。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集团，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学习型组织之一。其企业办学模式从社会需求和生产实际出发，培养了大量出版、印刷、美术、设计、广告等方面的人才，促进了出版、印刷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回首商务印书馆的艺术职业教育历史和媒介融合经验，其成功与不足之处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出版、传媒与文化艺术工作者借鉴和思考。
①相同环境温度和测试工况下，由于加强型翅片增加了扰流效果，换热器的油侧标准放热量由31.627 kW增加到34.336 kW，换热功率相应提升了8.57%；
教育与生产交替前行。商务印书馆的职业教育条件是十分优良的。学生除了在企业的学校和企业经营、生产部门学习，还能利用图书馆、技能训练班等学习场所进行自修。商务印书馆甚至还提供学生各种校外进修机会。著名动画导演万籁鸣青年时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想提高自己西画的水准，馆方得知后便出资让他每周脱产两个半天，专门去霞飞路（今淮海路）市政厅随法国画家学习。万籁鸣多年后充满感激地说道：“通过这样的学习，我开拓了眼界，活跃了思路，取长补短，尝试着融中西画法于一炉，绘画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提高，逐渐地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9]另有印刷部门工作的柳溥庆在馆内接受徐咏青等的指导，又得到馆方资助，业余时间在上海美专学习三年，提高了绘画的水准。
商务印书馆艺术职业教育的历史地位。商务印书馆的艺徒学校与晚清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开设的时间相近，都属职业教育。晚清职业教育多由洋务派举办，官办特点明显，不能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紧密联系。很多地方的实业学堂、艺徒学堂仅仅停留在奏章、计划上，并没有真正全面地开展起来。当时的《实业学校规程》虽然规定实习、实验时间须占总授业时间2/5以上，但在实际操作中限于条件以及科举、私塾传统中对书本教育的重视，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还是依据教材进行讲授，缺少实际操作。许多学校没有实习场所，课程师资甚至多为国文教师。商务印书馆属于大型民营文化企业，办学主要依托企业本身的资金，故而有一定的持续性。商务印书馆的职业教育很大程度上采取学徒轮岗方式，能够做到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学徒能够接触到世界一流水准的印刷设备和工艺，能够得到不亚于实业学堂的基础师资，更能获得行业师资的直接指导。
艺徒学校中绘画是基础课程，学生从考试到入学后的教学均采用写生方法。除基础绘画训练外，商务印书馆的图画生还要学习刻版制版技术。很多商务印书馆出身的美术家都曾在印刷部门经过学习锻炼，比如杭稚英在学徒期间就学习了当时最新的制版和印刷技术。杭稚英还利用本馆印刷厂的便利，观看了在那里印制的郑曼陀原作，揣摩掌握了擦笔水彩画的技艺，最终发展出自己的月份牌绘画。又如金梅生在完成图画部实习后，被调入制版部学习照相制版，制版部的工作包括了影印名画，这种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观摩在商务印书馆印刷的许多名家画作。杭稚英等人在学徒期满后还进入门市部工作多年，在那里直接面对市场承接广告画（月份牌）的创作业务。正是有了绘画的基础、印刷的技术以及市场的历练，这些学徒往往成为业务上的多面手，像杭稚英等人离开商务印书馆后都独立从事广告画的创作、经营和教学，成为日后上海一流的月份牌画家。
新学徒制理念下的艺术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开办艺术职业教育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近百年后仍然有其意义。因为这种企业办学模式有助于出版印刷与文化艺术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和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务印书馆是现代中国出版印刷以及艺术职业教育的重要母机。今天，从文化产业发展而来的创意产业在后工业社会、信息互联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背景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出版产业与艺术产业同属创意产业大类，它们之间的全媒体融合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然而我们的人才培养还停留在学科画地为牢的阶段，出版行业的人才大多来自新闻传媒专业或文学专业，属于文学门类，更注重文字内容；艺术专业从文学门类独立出来成为艺术门类后，更为关注视觉形象的自由表达，既忽视了人文内涵也轻慢了图像媒介的技术性和产业性；印刷专业则属于工程技术类，至今为止没有独立的一级学科，培养层级较低。出版、印刷与艺术专业之间缺乏深度的联系，跨媒介和全媒体也就容易停留在表面。
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形式看似与传统学徒制相近，但是因为学徒身处现代文化企业之中，学习形式较为开放多元，能够接受新文化、新技术和商业知识，故而发展后劲比较足。商务印书馆的艺术学生日后不仅成为馆内美术类业务骨干，还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创作、设计乃至动画电影的元老级人物。
三、商务印书馆艺术教育的意义与启示
课堂练习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学生巩固和消化在课堂上所学的数学知识或技能，所以说练习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达到教学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练习设计首先必须明确练习的目的，根据教学目标确定练习的内容，准确地把握住知识结构中的重点和难点，注重练习的针对性。精心选择、设计有针对性的练习内容。如，学习“长方体”后，让学生想办法算出长方体玻璃鱼缸各边安装的角铁长度，需要多少平方米的玻璃，以及鱼缸内水的体积。通过一道题的练习，把学生从繁重机械的练习中解脱出来，技能在练习中掌握，能力在练习中形成，思维在练习中发展。
商务印书馆的艺术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生产实践，让学徒接触先进设备和技艺。馆内有着尊重印刷技术的氛围，视美术与工艺为一体。如受到吴昌硕推荐入馆从事美术工作的吴徵（吴待秋）虽是中国文人画家出身，但也深入印刷部门研究技艺。商务印书馆的艺术职业教育在中国美术与设计教育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承上启下阶段。就本土而言，商务印书馆开拓了民族企业的艺术职业教育，较之洋务派的官办教育更有成效。较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英美烟草公司等外国背景机构而言，商务印书馆是本土的和民族的，更容易让员工形成文化自信和企业认同感，进而形成真正的文化创意。当然这种大企业办艺术职业教育的模式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逐渐没落了。商务印书馆由于自身定位的关系，日益强调核心的学术出版业务，对于衍生产业不如之前重视，这导致艺术人才在馆内发展空间有限。商务印书馆的艺术人才逐渐离开转向个人创业或从事其他相关职业，带走了商务印书馆相当多的相关业务与客源。这使得企业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最大化，逐渐淡化乃至取消艺术职业教育也是势所必然。另外，商务印书馆的练习生制度是传统工厂学徒制的翻版，很难适应大工业时代对人才培养效率与数量的要求。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国的学校职业教育兴起，专门的美术学校教育迅速发展，企业办学模式为学校办学模式所取代。
艺术教育师资。商务印书馆的艺术师资来源也较普通学校广泛。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记载：“（本馆）不惜巨金，延选高等技师，一面畀以专责，一面教授艺徒，三十余年间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本馆皆优为之……如彩色照相制版，为美国新发明之技术，本馆曾特聘专家海林格君教授，无论图画有若干种颜色，均能用照相镜分别照出，放大缩小，随意之便，比较手绘，格外周密，而省去摄影复印之手续时间不少，出品既速而精，允称独步。”[8]商务印书馆的外国艺术师资主要是首任图画部主任松冈正识和德国人海林格，他们负责教授西画（主要为水彩）和装潢广告技法。
开放的学习环境与鼓励创新的企业氛围。商务印书馆还很注重给学生各种创造发明的机会并引导他们紧密结合市场需求。万籁鸣曾说：“当商务影戏部知道我和弟弟们正在试制动画片的消息后，便委托我们作为试验，制作一部短本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为新产品进行宣传。用动画片做广告，这在中国还是创举。”[10]南京的万氏四兄弟都学习美术，而且多人成为商务印书馆员工，万籁鸣早在1919年就入馆，而万古蟾、万超尘也先后进入馆内影戏部。他们业余时间想从事动画实验，馆方知道后就支持他们研制本馆的广告动画片。制作中由于需要相同的背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还为之印制了上千张背景画。虽然《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最终因为技术原因不是很成功，但是万氏兄弟进行了动画的最初尝试，为日后《大闹画室》《大闹天宫》等动画片的拍摄积累了宝贵经验。这种由企业发现员工创新点进行投资扶持、宣传企业产品的做法将教育、创新和市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是很有超前性的。
如何解决院校专业与实际产业之间脱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回到20世纪初的条件下，延续职业学校兴起之前的师傅带徒弟、“做中学”式的工厂师徒制。随着机械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学徒制逐渐被取代，新兴的产业工人教育机构——职业学校取而代之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历史又提出了新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在总结传统学徒制和现代学校教育的弊端后，针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以工作为本位，学校理论学习与企业上岗实习兼备的新学徒制。在时间安排上企业内培训实习时间约占2/3，是学校内理论学习时间的一倍，显然企业在教育全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德国不来梅大学教育与技术研究所所长劳纳教授在《实践性团体中学习：现代学徒制》一文中指出了新学徒制的意义，这就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将形成一个整体概念，职业认同和职业忠诚推动了企业向学习型组织转变。[11]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新学徒制将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艺术职业教育也不例外。艺术本身就是实践性质很强的学科，在现代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更需要学生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有直观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这样艺术类学生更有必要直接接触文化创意企业，在与企业实际合作中锻炼提高自己。由于文化创意企业本身规模有限而又变动较大，如何稳定、高效地开展艺术职业教育就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了。或许解决的最终方法还是要从实践中摸索出来，就如同当年商务印书馆所进行的工作一样。
四、结语
徐咏青是最为重要的中方美术师资，他从小就在近代西式美术教育发祥地——徐家汇土山湾图画馆学习素描、水彩和油画。离开土山湾之后，他和郑曼陀搭档绘制月份牌广告画，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美术家。徐咏青敏锐地认识到商务印书馆要向社会拓展美术业务，图画部不仅要为书籍作插图和装帧，还要为商务印书馆作广告美术，参与月份牌的制作。他还在图画部招收图画生，培养企业自己的高级美术人才。相比于外国师资教授绘画和工艺基础，中国师资主要培养创作能力。这是因为中国师资本身就是从市场而来，他们的创作贴近市场的实际需求。在徐咏青这样集主创与专业教师于一身的人物带领下，商务印书馆的工商业美术发展迅速，尤其是月份牌广告画市场占有量迅速扩大，成为比肩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烟草公司的最大制作机构之一。
注释：
[1][2][8]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40
[3][4]张元济日记，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8，229
[5][9][10]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89，238，238
[6]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1
[7]宋原放，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补卷，上（近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97
[11]石伟平.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创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339-340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产学研课程实践模式的商用字体设计教学研究”（C17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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