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学术专论#183;英国两党政治的发展及1997年大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论论文,英国论文,两党论文,学术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尼·布莱尔于1994年任英国工党领袖后，对工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立志要在1997年大选中击败保守党，从而结束工党长达18年的在野历史。但保守党也野心勃勃地要实现“五连冠”的宿愿。在下次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将领导英国跨入下一个世纪，党的领袖因此而成为跨世纪的首相。所以，这次本世纪第26次、战后第15届大选将竞争得异常激烈，也更加引人注目。对竞争擂台上的保、工两党来说，这次大选的结局将决定党的兴衰和前途。那么，两党目前力量对比如何？各有什么优势？谁将成为赢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近几年两党的发展变化。
一、“新工党”的新面貌
两党比较起来，工党的变化要显著得多。今天的工党与上次大选时（1992年）相比，可谓是旧貌换了新颜。从纲领政策、党的组织到社会支持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它放弃已坚持了70多年的公有制目标和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大量吸收个人党员，改变了党员队伍的结构；拉大了同工会的距离，改变了过去的“劳动阶层”政党的形象。工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与它过去的处境分不开的。
1979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从而开始了长达18年的在野历史。这样长的在野时间，大大出乎工党人士的预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工党和保守党当时的状况，就会觉得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从40年代末开始，英国出现了“共识政治”，轮流执政的两大党都奉行大体一致的经济、社会政策，史称“巴茨克尔主义”[①a]。到了70年代，“巴茨克尔主义”已失去了效力，英国经济陷入困境，发展速度明显低于西欧其他国家，“英国病”的阴影笼罩着英国。面对这种局面，保守党首先改变了自己的政策。1975年任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一整套与“巴茨克尔主义”相对立的经济、社会政策。1979年她出任首首相后便大力推行被称作“撒切尔主义”的政策，史称“撒切尔革命”。撒切尔革命果然见了成效，缩短了英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
可是，工党却无视英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在1979年失败后，继续在已经向“左”偏离的道路上前进。从60年代中期开始，党内左翼崛起，逐渐居主导地位，并于70年代末夺取了领导权。一批右翼工党议员无法忍受左翼的统治，于是在1981年1月发表宣言，另立新的社会民主党。工党严重分裂了。分裂后的工党仍然内争不已，左右两派依然存在，不过左翼具有更明显的优势。1983年通过的题为《英国的新希望》竞选宣言是工党有史以来最左的纲领。宣言不顾英国社会客观现实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机械地坚持工党原来的目标和基本政策。宣言保证，工党一旦执政，将使公共开支达到115亿英镑，并在5年内使失业人数减少到100万以下。宣言还提出要使英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单方面核裁军，尤其是允诺重新实行国有化并加快步伐，赋予工会更多的权利。
就在工党陷入左倾、脱离实际、内争不已的困境时，撒切尔夫人又对工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遏制了工会的势力、削弱了工党的基础[②a]，加速了工党的衰落。工党与工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的主要财政来源，多数工会都是工党的集体党员。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工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不仅会员人数大大减少（1979年时，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员是工会会员，到1995年，工会会员已不到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一[③a]），而且工会的权力被严重削弱。1984年，保守党占多数的议会通过了新的《工会法》，对罢工实行限制。该法案规定：未经工会全体会员投票赞成，工会不得发动罢工，否则，罢工则为非法。罢工者不得在自己罢工地点以外的地方设置第二纠察线；法院对罢工中发生的纠纷有裁决权，对于不服从裁决的工会，法院有权惩罚，如没收工会的资产等。这样，不仅剥夺了工会领袖决定是否举行罢工的权力、大大限制了罢工的威力，同时还使政府增加了对付工会的司法武器。1987年，撒切尔政府又提出了改革工会的新办法，规定如果未经工会会员投票，工会领导人就号召罢工，会员有权阻止或向法院控告；各工会全国执委会每5年改选一次，选举必须在中间人监督下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工会如在纠纷中拒绝执行法院的裁决，工会财务托管人应停止向工会拨付资金；法律不再保护一些工会规定的某个企业只能雇佣该工会会员的制度；罢工之后，工会不得驱逐未参加罢工的工人，或者处分工人。撒切尔夫人此举的目的主要在于进一步削弱各级工会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在没有获得多数工会会员同意的情况下不能随便宣布罢工。对工会的打击无疑是间接地对工党的打击。整个80年代是工党在低谷中奋斗的时期。
从1983年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时起，工党开始了自身的改革，力图摆脱困境，走出低谷。但是由于改革的力度有限，再加上其竞敌的强盛，工党又输掉了1987年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1992年大选后，金诺克引咎辞职。新任领袖史密斯继续对工党进行改革[①b]，不幸史密斯在1994年因心脏病去逝。年仅41岁、被称为工党内最重要的现代派人物——托尼·布莱尔当选为领袖。布莱尔是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领袖，而且也最不循规蹈矩。他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建设“新工党”的口号，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工党进行改革，其广度、深度与力度都大大超过了金诺克和史密斯。
在布莱尔的改革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困难的举措就是修改党章。
工党的章程写于1917年，其中第四条第四款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原条款是：“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众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制度成为可能。”这一条款被英国媒介和政界简称为“公有制条款”或“第四条”，成为工党实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1959年，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曾提议修改该条款，但由于党内左派的抵制没能成功。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把修改第四条作为党内改革计划的一个关键内容。在1994年10月的年会上，布莱尔提出修改第四条的动议，然而却遭到党内左派的反对。在表决时，布莱尔的提案以41.9%对50.9%的票数被否决。
10月年会后，布莱尔修改党章的决心更加坚定。11月下旬，布莱尔和工党副领袖约翰·普雷斯科特起草了一份修改第四条的文件，文件中将原第四条第四款的相应内容改为“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共基础上的公有制。”以该文件为基础的新条款在1995年4月29日召开的全党特别代表大会上终于被通过，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现代派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布莱尔的领袖地位，而且改变了党的形象，使工党更易于吸引中间阶级选民，尤其是企业主阶层[②b]。
修改党章后，布莱尔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如果工党上台，将不改变现保守党政府推行的政策；工党不再实行过去工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工党也会代表企业主的利益……。工党的行动赢得了以企业主为主体的中间阶级的好感和支持，据民意测验显示，中产阶级中支持工党的人数明显上升。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企业主给工党提供财政资助这样破天荒的事情[③b]。
与此同时，工党又有意拉开与工会的距离。改变与工会的关系始于史密斯时期，他认为，金诺克时期两次大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太密切，因为工会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布莱尔上任后，继承了史密斯对工会的政策，而且力度明显加大，削弱了工会在决定工党内部事务中拥有的权力和作用[④b]。布莱尔对工党的改革，确实给工党带来了新面貌，使它充满活力。在1994年以来的各种民意测验中，工党的得分率都明显高于保守党；在历次地方选举、议会补缺选举中，也是工党获胜。据此，许多观察家认为，下次大选，工党必胜无疑。
二、保守党为了大选而团结起来
在两党政治中，一个党在大选中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该党的力量如何，还受制于其竞争对手的强弱程度。1983年时，在撒切尔政府的政绩并不佳，可是工党的情况更遭，结果选民们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
到80年代末，在撒切尔政府的第三任期内，撒切尔主义已渡过了顶盛阶段，许多“英国病”的症状又复发起来，再加上经济周期的影响，英国的经济形势不令人满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撒切尔夫人急流勇退，辞去党的领袖和英国首相的职务。继任者梅杰从前任手中接过了正走下坡路的摊子，励精图治，维持局面。到了1992年大选时，借着撒切尔革命的余威，再加工党此时还没有振兴起来，梅杰领导保守党实现了“四连冠”。不过这次保守党却赢得很艰难，与1983和1987年大选不可同日而语（1983、1987和1992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分别获得397席、376席和336席）。此后，梅杰政府就命运坎坷、多灾多难，政府威信下降，党内危机四伏，领袖地位不稳。
从1993年起，梅杰政府不仅内部丑闻迭出，而且内政外交都不成功，使其在选民中的威信不断下降。从1994年初开始，保守党几乎在所有的选举活动（包括地方议会选举、欧洲议会选举、议会补缺选举）中都惨遭失败。这些选举活动虽然不能直接影响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却表明了选民们对执政党的态度和评价。在1996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只得到27%的选票，比工党的43%相差甚远。
政绩不佳、威信下降使得保守党逐渐失去实业界和新闻界的支持，而这两支力量一向被看作是保守党的两大支柱。实业界的资助是保守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是这种支持到了90年代逐渐减少，以至于1994年保守党出现了1600万英镑的赤字。据1994年的一次统计，中产阶级对工党的支持率比保守党高14个百分点，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自1990年以来，新闻界一直对保守党持批评态度，有时比工党前座议员的批评还激烈。保守党失去传统支持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存在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近几年来，保守党内离心倾向严重，叛党现象时有发生，派别活动加剧，以党内右翼为主体的“欧洲怀疑派”常常同梅杰唱对台戏，甚至向梅杰发出挑战。1994年11月，有8名“欧洲怀疑派”议员在议会中违背梅杰的意志并无视梅杰的事先警告，在投票时不同梅杰保持一致，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最为严重的是，党内的各种反对派经常表示出对梅杰的不信任，不断刮起“倒梅”风，1995年7月，梅杰终于不堪忍受反对派的攻击，愤而辞职。
梅杰的辞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退为进，英明果断[①c]。他在随后的领袖选举中击败竞争对手，重新当选为党的领袖，为巩固其地位和恢复党的团结提供了转机。梅杰借此机会改组内阁，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选举结果本身也表明党内目前还找不出可以取代梅杰的人来，全党不得不服从梅杰的领导，团结在梅杰的周围。正如梅杰辞职时所说的那样，让反对派都闭上他们的嘴。那以后，党内反对派对梅杰的挑战的确有所收敛。
梅杰重任领袖后，保守党和他本人的状况有所好转。1995年的年会开得比较成功，给人以团结一致的印象。年会过后，一些观察家们认为，保守党已停止了退却。再加上从1994年始，英国的经济形势转好，走出萧条，所以保守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有所回升。1996年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保守党虽败，但得到的选票比去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工党则相应地减少了3个百分点。1996年的年会，保守党开得也很成功。特别是在党内享有很高威望和影响的撒切尔夫人公开站出来为梅杰助威，号召全党放弃从前的分歧，为迎接即将举行的大选，团结在领袖梅杰的周围。年会过后，保守党内的战略家认为，撒切尔夫人对梅杰的认可和支持对他是很大的鼓舞。撒切尔夫人后来又对保守党内的活跃分子说，由梅杰领导，国家万无一失。在撒切尔夫人的带动下，许多原来与梅杰有分歧的内阁大臣都表示要在争取赢得大选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与领袖保持一致。
保守党在经历了几年的内乱后，终于在“赢得大选”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了。这无疑给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了信心，动摇了那些准备背离保守党而转向工党者的决心，同时也使下次大选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三、难分“左”“右”的政策声明
1996年7月4日，工党发表了题为“新工党，英国新生活”的政策声明，描绘了它未来执政时治理英国的宏大方案。这个政纲的标题“新工党，英国新生活”已表现了它的立意有别于以往的政纲。从内容上看，新政纲确实比过去的政纲有了许多新的语言。现将该政纲的要点与工党1983年和1992年的政纲作一简单比较。1983年政纲是工党内左派占统治地位时制定的，1992年政纲是史密斯任领袖时制定的，这时工党已开始向中右方向转变。
在经济政策方面，1983年政纲提出创建经济和工业计划部，实行外汇和进口控制，建立一个有权力的价格委员会来降低物价；1992年政纲提出建立国家投资银行和地区发展署；1996政纲则提出扩大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严格限制政府借贷，给长期失业者发放补助金。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1983和1992年政纲都提出要大幅度增加给儿童的津贴，但不保障其价值和水平，在这方面要走公私合作的道路。在防务政策上，1983年政纲提出取消三叉戟导弹配置、单方面裁军、拒绝布署美国的巡航导弹；1993年政纲提出保留三叉戟导弹配置、结束核试验、停止扩军；1996年政纲提出保留三叉戟导弹配置，支持北约。在欧洲问题上，1983年政纲提出要在工党政府第一任期内撤出欧共体；1992年政纲提出参加社会宪章，将扩大欧盟放在优先位置上；1996年政纲则提出在欧洲发挥作用，签署社会宪章。
同工党以往的政纲相比较，新政纲确实有很多新语言、新内容，然而若同保守党的政纲比较，则显得并不新鲜。工党提出的所谓新政策基本上都是保守党已推行政策的翻版，除了个别细节外，没有多大差别，所以有些观察家说，若只从政纲上看，已分不出保守党和工党哪个是“左”翼哪个是“右”翼[①d]。
保守党能在英国政坛称雄数百年，老而不衰，其中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它轻视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因而可以摆脱理论教条的羁绊，一门心思地去实现执掌政权的目的。因此，它在政策上显示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一点也不“保守”。只要某项政策能得到选民的拥护，能争取到选票，有利于它上台执政或巩固执政地位，不管这项政策是出自何党何人之手，它都会把这项政策拿过来为已所用，“共识政治”就是保守党“拿来”工党政策的典型事例。保守党人得意地宣称：“保守党不在乎趁自己对手洗澡的时候把他的衣服穿走。”现在，舆论界评论道：工党正在偷走保守党的衣服。早在1995年初，约翰·任托尔就发表文章探究布莱尔的思想根源，说布莱尔“正在学克林顿，偷撒切尔”[①e]，意思是布莱尔正在从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党和撒切尔夫人的新保守主义那里吸取营养。难怪撒切尔夫人在1996年的保守党年会上鼓动选民说：“不要接受二流的东西！”
四、两党制——摆的法则
英国是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党单独执政，而且具备执政条件和能力的政党只有两个[②e]。所以，英国的大选基本上就是保守党和工党的擂台赛，胜负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不是某个政党自身是否比以前有进步。具体讲，决定比赛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双方的纲领和政策、政党和领袖的形象、党的组织力量、竞选战略和策略，以及政党制度的作用。
就纲领政策来看，保、工两党难分高低。就政党和领袖形象、党的组织力量、竞选战略和策略几个因素看，两党是各有长短，工党虽有优势，但不很突出。布莱尔与梅杰相比较，布莱尔虽显得更精明强干，有魄力、口才好；但梅杰忠厚实在的形象也能吸引不少选民，1992年大选他就得益于此。布莱尔曾嘲讽梅杰：“他是在跟随他的党，而我是在领导我的党”。但1995年重任领袖后，梅杰在党内的处境已大为好转。经过几年的改革，工党虽已改变了形象、充满活力，但它从前内争不已、保守僵化，选民们对此仍记忆犹新。撒切尔夫人攻击工党接过保守党的政策是在“演戏”，保守党则喊出“新工党，新危险！”的口号。
工党近几年大力发展个人党员，使组织力量大增。布莱尔上任还不到两年，工党的个人党员已从25万多猛增到40万人，就是说现在工党个人党员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在布莱尔上台后入党的，此举不仅改变了工党党员队伍的结构（新招募的党员多为较年轻、不具有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内左派的组织基础），而且增强了工党的组织力量。然而，保守党原有的力量比较强，虽然其党员队伍在萎缩（保守党1995年时有党员不足50万人，而且还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减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工党自1979年下台后，就一直与政权无缘，长期的在野历史已使工党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要在1997来个大翻身。它无时无刻不在为大选做准备工作、积蓄力量、谋划选举战略和策略；但保守党毕竟也在临近大选前团结起来了。
在这次大选中，对工党最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两党制的作用。两党制经过300多年的发展、运作，已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政治结构和公众的观念中，两党轮流执政已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人称英国议会是一个动荡的摆，英国的民主制就是依靠“摆的伟大法则”来运转的。有人将1868年到1979年间英国议会左右两边的席位做了统计，结果发现，以保守党为一方，以自由党、工党及其盟友为另一万的席位总数几乎相等。英国的政治之摆几乎是不偏不倚地摆动着[③e]。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8年，选民对保守党人的面孔已经太厌倦了，单凭这一条就已构成了改朝换代的理由，英国两党轮流执政这一“摆的伟大法则”不能轻易被破坏。笔者曾调查过许多英国人对下次大选的看法，很多无党派倾向的人都认为工党会赢，其理由非常简单：保守党执政时间太长，“该换一换政府了！”若说工党上台能比保守党好多少，他们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英国的两大党都有较稳定的选民队伍，而且旗鼓相当，大约各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为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小党的选民和不稳定选民。不稳定选民的倾向主要是受两党的政策、党和领袖的形象、党的竞选工作和上述摆的法则的影响。由此看来，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是输定了，尽管它目前已实现了团结，又存在“经济继续增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增多、失业率下降”[①f]，这些对执政党有利的因素。保守党所能力争的就是输得更体面一些。
保守党现在可打的一张牌是，他们认为选民们在大选中对保守党比较偏爱，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地方选举和民意测验中，选民乐意把选票投给工党，以表示对保守党的不满，或者觉得工党善于管理地方政府；但是到了大选时又把选票投给保守党，因为保守党善于管理中央政权。80年代以来的3次大选（1983、1987和1992年）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倾向。然而，情况并不象保守党人想象得那样乐观。据1996年9月《每日电讯报》所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工党领先33点。有的观察家认为，尽管工党在民意测验中的领先程度在1995年保守党领袖重选后有所下降，但保守党力量的恢复犹如冰河运动般缓慢，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下次大选时赶上工党的。9月20—23日的《泰晤士报》对近4次大选前的莫里民意测验结果进行了统计：1981年（大选前1年多时间）保守党领先11点；1986年落后2点；1991年领先2点；而现在是落后23点。这样大的差距，保守党要想在几个月内将其抹平，是难以想象的。
保守党可借以为自己打气的另一张重要的牌是，他们自己声称，有很多迹象表明，许多口头上说要投工党票的人正在改变主意，但事实并不容保守党人乐观。1996年5月的一次莫里民意测验显示，工党的支持者中有67%的立场非常坚定，而保守党方面只有57%。莫里公司的鲍勃·华塞斯特说：“保守党正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②f]。”
英国的民意测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同时也体现了新闻媒介的倾向，这种倾向又会进一步强化已存在的民意倾向。新闻媒介倾向的形成同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力量对比有关，但也与“摆的法则”的作用有关。在英国有一种说法，政府同公众，包括新闻舆论之间有一个“蜜月期”。政府和执政党不可能永久地取得“新娘”的欢心，表现得好一些，“蜜月期”可能长一些，否则就短一些。所以，梅杰不应该抱怨，为什么英国经济形势好转了，公众还不说他好。
注释：
①a 参见冉隆勃、王振华等著《当代英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②a 参见王振华主编：《撒切尔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8页。
③a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6年9月21日，第10—11页。
①b 《英国工党的改革及其前途》，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4期。
②b 《英国工党修改党章之争》，载《当代世界》，1995年第9期。
③b 《英国工党正在同老板们联姻》，载《世界知识》，1996年第1期。
④b 《英国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4期。
①c 《梅杰重任领袖后的前途》，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年第8期。
①d [英]《经济学家》杂志，1996年7月6日，第53—54页。
①e [英]《独立报》，199年1月18日。
②e 参见胡康大《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41页。
③e 参见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2页。
①f [英]《经济学家》杂志，1996年9月28日，第19页。
②f [英]《经济学家》杂志，1996年9月28日，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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