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亚大国政治：出自中国视角的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视角论文,当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亚：地缘政治的角逐场
中亚曾是19世纪和创20世纪初最著名也最经久的大国竞争、对抗和间接冲突的舞台， 并且由此成为将“西方”和“东方”两个现代国际政治体系连接起来的最前沿枢纽。拥 有跨洲利益的两大世界级侧翼大国——不列颠和俄罗斯——将它们彼此在中亚的“大角 逐”(The Great Game)视为头等重要的帝国战略组成部分。在此，地理位置是个极为明 显和不可更改的决定性要素。作为英印的屏障、波斯的东邻以及广袤的俄罗斯南部“自 然”延伸，中亚既构成了帝国安全所系的战略边疆和缓冲地带，也构成了侵入对方势力 范围的战略通道和占领“权力真空”地区的诱人目标。
到如今，世界和中亚国际政治都已发生了异常巨大的变化，它们似乎将我们同历史割 断，并且如一位著名的战略思想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某些人看来将历史的适应性似 乎减少到荒诞小说的地步。”然而，对比往昔与当今，就中亚国际政治来说至少有下列 因素基本未变：中亚仍然是地理上的一个战略枢纽，或者说是战略上的一个地理枢纽； 外部大国仍然对该地区怀有堪称强烈的地缘政治关切，连同与此相伴的种种抱负或忧虑 ，它们提供了大国间防范和竞争的“心理动力学”(psychological dynamics)；一种互 不对称的战略优势之间的平衡多少依然存在，那就是一边有如先前的英国，拥有优越的 可用物资资源和远程权势投射能力，另一边则拥有地理上(一定意义上还有历史传统上) 的异常邻近之利；中亚的“当地权力”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卒子，它们以外部大国往往不 甚理解、甚或不予注意的逻辑参与和影响区域国际竞技，有时甚至可以在其中起关键作 用；中亚一如既往，是一个富含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多样性的多国多社 会地区，又是一个国家权力的构建和巩固远不成熟的地区，因而从现代意义上来说种种 复杂、紊乱和“自然状态”危险在所难免，也正因如此，内部秩序构建与大国权势竞争 这两个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
然而，同历史上英俄“大角逐”的图景相比，中亚国际政治的变化就重要性而论不亚 于、甚至超过其连续或相似性。在那里，大国两极政治的相对简单模式已变成远为复杂 的多级构造：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着多少不同甚或对立的利益和观念，而且即使在 利益和观念相同、相近或平行的场合，具体的政策协调和协作也包含着种种操作性困难 或麻烦。鉴于中亚丰富的石油资源在晚近的发现、初步开发和输出，连同美国、俄罗斯 和中国由于不同原因而对此能源怀有强烈的共同兴趣或关切，中亚国际政治在当今已具 备前所未有的显著地缘经济意义，或者说经济—战略意义。在就中亚而言的大国力量对 比方面，美国由于其近乎全面的巨大权势资源优势(也许特别是外援能力优势)，由于它 作为“超超级强国”(hyper-power)，其独有的、当今无人可比的势力扩展一般意愿， 并且特别是由于“9·11”恐怖袭击招致的强烈安全冲动和罕见历史“机遇”，在一些 关键方面，已经或正在取得显著超过俄中两国的优势，这显然不同于英俄两强大致在中 亚旗鼓相当的历史格局。
不仅如此，必须明了的历史变化还包括下列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跨国和亚国(
sub-national)动乱因素——它们同中亚国家和社会内部情况极为密切地互相关联—— 在中亚和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以那里为主要基地之一的跨 国恐怖主义在“9·11”事件之后规定了世界政治的首要议程，而且与之相连的民族分 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成为中国、俄罗斯以及某些中亚国家政府的劲敌，被它们很 有理由地界定为国家完整和边疆地区基本稳定的严重威胁。还有，正是由于跨国恐怖主 义在“9·11”事件之后异常突出和没有争议的大国“公敌”性质，关于中亚的传统意 义的大国竞争已经与一种在那里可称全新的事态并行，那就是实有或可有的大国合作； 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国竞争被渗入或灌注了大国合作，中亚的大国政治本身从而具有了 前所未见的复杂性。同样与跨国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严重危 害密切相关，中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区域国际多边安全体制业已发端和初步成长，它同 美俄两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各自在那里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安排既有潜在的抵触，也 有挂钩、协调甚而(或许可以想象)部分融合的潜能。最后、但绝非次要的是，“强权即 公理”的时代早已过去，国际强弱关系中的权势早已在多数情况下受到关于国家主权和 国家间平等的国际规范的有力、甚或决定性制约，这意味着中亚诸国当地政府的立场、 态度、战略盘算和政策对于大国行为、大国政治和区域局势的影响一般来说已比过去大 得难以比拟，或者说大国政治在中亚国际政治全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已有显著下降，尽 管它仍然可以说构成其主要部分。
二、美俄中的中亚战略
中亚在现今时期大国政治中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意义，必须就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分别论述。这里用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一词，指的是基于基本地理状况的那种相对长久 的政治或战略，而紧随“9·11”事件凸现的美国大规模反恐问题具有戏剧般的突发性 质，并且必定相对短暂，因而一般可另当别论，尽管它飞跃式地增进了美国对中亚的关 切和在中亚的存在，业已在很大程度地改变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图景。
对美国而言，在中亚的地缘政治目标或理想无疑包括对付伊朗，并以此获得一个“前 沿战略阵地”来帮助防范、遏制、甚或(倘若适逢时机)扳倒或制服之，因为它对美国来 说既代表着一个很可能会成为有意图、能力和决心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反美强国或 准强国，也代表着一个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以及实际干预方面可能大力进取的、 强有力的区域“稳定破坏者”。不仅如此，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始终痛感其在 西亚、中东一直依靠的若干穆斯林国家政府已与它严重疏离，那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 巨大影响力、下层民众中非常强烈和广泛的反美愤慨以及上层精英的专制、腐败和无能 结合在一起，已在酝酿和积聚巨大的紧张和动乱因素。在此情况下，美国需要在中亚寻 求邻近的地缘政治新立足点，它们可以补充甚或在将来替代潜在的高度不稳的西亚、中 东基地。或者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政治存在至少有希望产生如此的“附带效果”。
此外，中亚对美国还有其它两项地缘政治意义，它们都属于大国间地缘战略角逐范畴 ，其认定构成了美国国内的一种压倒性共识，同时也是美国绝大多数有关观察者唯一注 意的，那就是(1)防范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的势力扩展，为此与之竞争在前苏中亚诸 国的影响优势；(2)防范中国，即预先“阻截”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同时在那里构筑对 华战略性防范环带——美国中长期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尚缺的 中亚一角(特别在美国政府宣布“东突”是恐怖主义组织以前，许多中国政府官员、专 业研究者和公众还认为美国甚至意欲将中亚当作某种跳板，需要时可以用来对中国西北 局势进行间接干预)。简言之，在大国地缘战略角逐方面，中亚被美国当作一个应具有 两重功能的必要环节：一是调控一个业已失败了的前超级强国，使之无望在任何程度上 卷土重来，二是对付一个很可能崛起的未来超级强国，预防它侵蚀或冲击美国的显著优 势。
对俄罗斯而言，中亚地缘政治和战略意义的界定框架或前提不仅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超 级强国时代，而且也已同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对英“大角逐”的沙俄时代大相径庭，因为 决定现今俄罗斯对外态势的基本要素分明是，国力的严重相对衰弱、对国内经济和社会 问题的压倒性优先考虑和对外抱负的巨大缩减，加上“大国使命”意识的消退殆尽、国 际权势政治思维的相对淡化以及在普京总统那里特别明显的能力、成本和效益权衡。明 确有限的安全需求，使得俄罗斯首先力求使中亚前苏诸国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缓冲地带 ”——俄罗斯阻截和遏制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北进的缓冲地带 ，并且成为必要时俄罗斯在这些国家基本同意下单独或联合打击此等势力的行动场所。 考虑到族群分布、宗教分布、历史状况和中亚作为“三种势力”渊薮之一的特征，并且 看一下俄罗斯受到它们困扰和伤害的严重程度，就可以断定在普京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 中，关于中亚的这样一个目标大致占有怎样的优先位置，也才可以理解“9·11”以后 他居然(在中国的许多人看来除“倒向美国和西方”外无法解释)对美国在中亚前苏诸国 ——俄国南门口——确立军事/政治存在采取了近乎毫不争执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居 然未在国内舆论中引起什么争议。然而另一方面，同严格限定的安全需求差不多同样有 限的威望诉求和未来战略前景考虑，使得俄罗斯也希望维持和扩大对独联体南部环带的 控制影响。这大概的确带有某种扩张主义味道，然而今人惊异的不在于俄苏的后继国有 此扩张主义想望，而在于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这方面做得如此之少。
中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很大部分同俄罗斯相似，那就是防止“三种势力” 以中亚为基地危及中国西北稳定和安全。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东突”分裂和恐怖势力 在跨国宗教极端思潮猖獗的大气氛下，由“基地”组织为首的跨国恐怖主义以及某些鼓 动中国分裂的反华力量提供精神支持和财政、装备和训练援助，利用在任何多民族国家 都存在、并且很难大致完满解决的民族矛盾，大力进行以恐怖主义为主要手段之一的分 裂活动。反过来，“东突”的活动显著加剧了中国新疆的民族矛盾，严重威胁中国的西 北边疆安全和多民族国家统一。“东突”的外部支持基地和输送渠道在地理上主要位于 中亚，中国政府就中亚持有上述地缘政治目标理所当然。众所周知，为了预防和打击“ 三种势力”，中国努力争取同中亚前苏诸国和俄罗斯合作，并且创议建立了上海五国合 作组织。这确如中国领导人和中国舆论比较自豪地感到的那样，是中国外交史和中亚区 域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创新。
上海五国合作组织是个局部功能性的多边国际安全体制，其宗旨在于对付五国面临的 “三种势力”的共同威胁，同时力求保障成员国相互间的中亚国际边界现状，依靠和平 协商处理和解决它们之间可能有的某些争端。当然，这个近乎初创的国际体制的历史、 特别是它从“9·11”以来的历史表明，它的内在凝聚力和政策协调力还远不够强劲， 它的功能的显著扩展更须待以时日，而且并非必然。即使在预防和打击区域内的跨国恐 怖主义方面，它也不是中亚诸成员国的唯一、甚或首选的国际工具。事实表明，中国一 般舆论在“9·11”以前对该组织持有的某些期望，显然过于乐观。然而另一方面，一 年多来的事态同样表明，即使该组织的中亚成员国引入美国军事存在，即使俄美合作有 相当广泛和大幅度的进展，它也远没有被这些国家当做已不需要该组织、或者是与其对 美政治/军事/经济联系相冲突的。它的宗旨体现的两大类共同利益对所有成员国来说都 一目了然和至关紧要。因此，它仍有进一步巩固和成长的前景。
应当说，一经建立，上海五国合作组织的培育、维护和巩固就成了中国的一项重要国 家利益，或曰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如果像不少中国人倾向的那样，争取有理有节地逐 渐开发该体制的潜能和利用其磋商渠道，以便通过五国更广泛的协调与协作，促进防止 和阻滞美国在中亚构筑对华战略防范，情况就更是如此。这就涉及到中国在中亚的一项 预先“阻截”性地缘战略利益，它从中长期看很可能变得越来越明显。它同前面提到的 美国之预先“阻截”中国影响截然相对，也许一定意义上多少类似于传统的大国“权力 真空”之争。它何时会明显地形成前述“互不对称的战略优势之间的平衡”，即一方优 越的可用物资资源和远程权势投射能力对另一方在地理上的异常邻近之利，还需拭目以 待。或许，随着中国经济、财政和外援实力迅速增长，加上中国的地缘战略思维和外交 “前沿防御”意识在未来显著强化，在中亚的中美战略性强弱之势行将逐渐改变。
三、地缘战略的经济内涵
谈论过中亚对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之后，或者说在辨识 和推断当今时期里这三大国的中亚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的同时，还必须如前所述，讨论 关于中亚的大国政治在当今已具备的显著地缘经济内涵，或者说经济—战略内涵。本文 作者远非国际经济和能源问题专家，对于中亚地区在这些方面惟一引起大国较强烈兴趣 的石油蕴藏、开发和输送，缺乏就此类专家而言具有起码的细致程度的了解。然而即使 如此，仍然能够注意到有关的最主要特征，它们是晚近该地区乃至欧亚大陆国际政治中 得到相当多议论的一个话题。
简约地说，在美、俄、中三大国政府中间，美国政府从战略角度关注中亚石油问题或 许最早。一方面，它从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在政治上高度不稳定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关 注从中亚获得安全的未来补充性能源供应(在中东产油区爆发大动乱或战争的可想象情 况下，有望在相当程度上充当替代性供应)；另一方面，“阻截性”控制战略之适用于 能源问题如同它适用于扩展国际政治权势的动机问题：尽可能令据信潜在的战略竞争者 少得(理想的话甚至不得)中亚石油的生产和输送控制权，更何况这控制权将“自然地” 给潜在战略竞争者带来相应的政治影响和战略实惠。此外，在中亚取得新的巨量能源供 应的独占性来源，有助于争取摆脱对俄罗斯石油进口的部分依赖，而按照常理，这将相 应地减少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权势，或者反过来说增长美国对俄罗斯的政治权势。有一 个令人回味的现象，即迄今为止，分明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构成美国方面谋求中亚石 油权益的主要驱动力，其解释就在于其动机主要是战略性的。至于俄罗斯，鉴于它拥有 异常丰富的石油蕴藏和巨大的石油产量，以致在能源供给上完全不需要补充来源，因而 它(或者严格地说是俄罗斯国家或政府)对于中亚石油资源的需求完全是政治和战略性的 ，因为中亚石油开采和运输有其政治势力扩展效应，不管这扩展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是出 于俄罗斯的狭义安全需要，还是同时也出于安全以外的纯扩张意愿。
中亚石油问题上，如果可以说美国的动机是能源/战略型，俄罗斯的动机是纯粹战略型 ，那么中国的动机可称为纯粹能源型。近年来在国内外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是，随中国 经济的多年高速增长，中国非煤炭能源的本土供应愈益短缺，因而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 度可谓急速增大——大到了足令中国战略研究界有关人士近乎严重忧虑的程度。如果考 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未来可望和必需(为维持社会持续稳定所必需)的继续高增长速度 以及能源构成变化——即燃油愈益替代煤炭的必然的加速趋势，那么可以肯定这个问题 (而且很可能是长期性问题)将变得更尖锐。中国现在的石油进口绝大部分来自高度不稳 定的中东，因而至关紧要的“经济安全”要求中国大幅度地减小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 或至少不使这依赖进一步增大。鉴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的相对赢弱的对石油设 施和运输航道的保护能力，连同势必比较经久的不进行海外军事干预的传统，情况就更 是如此。中亚石油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便在这里。
中国政府的中亚“石油外交”初出茅庐，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有限地鼓励私营业主 海外经商和投资、尝试建立海外经济存在的主要行为模式，那就是审慎地以政府外交为 助力，以中国国营大企业为龙头或载体，完全不带直接或间接强制地创设、巩固或发展 国外经济立足点，完全按照所在国政府的接受、鼓励或排斥来决定其设立与否和进退与 否。这么一种“经济外交”当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大一部分基本外交传统，有助 于保持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友善关系，防止“中国威胁论”的进一步扩散，然而在实现中 国的某些相当重要(有些甚至至关紧要)并且合理合法的经济需求方面，它的效果势必大 受限制。如何寻求、甚至是否必须寻求这两者间的恰当平衡，可望相当快地成为中国对 外决策和国际关系思想领域内的一个争议问题，并且在一种同样可望较快地浮现的长期 性根本“辩论”——关于愈益崛起的中国应当有怎样的基本国际地位、作用和行为方式 的“辩论”——当中，构成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中国对美在中亚驻军的关注
同先前相比，“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中亚的关切和存在简直突飞猛进。即使不说 以重创“基地”组织和摧毁塔利班政权告终的阿富汗战争，也不说美国在战后阿富汗的 压倒性优势影响和存在，仅就它史无前例地在中亚前苏诸国驻军、并且与之建立现在看 来必将是相当长久和深入的军事/政治/财政关系，就可以认为中亚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格 局已经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亚在2002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等基本决策文件和重要政策声明中被显著提升了的战略意义，就可以认为这种格局变化 将沿“9·11”以后美国权势突入和增进的方向，在至少几年时间里继续发展。
从舆论状况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在中亚与其周边，对于这项事态最为忧虑的是中国 ，尽管经历了大约一年时间之后，便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国政府的判断和估计已远比中国 多数舆论精细、冷静和沉着。在这一年时间里，尤其在其前半段，中国国内就如何判断 世界政治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四大问题，存在着显著的困惑和争论，或曰认识的不确 定性，那就是“9·11”事件以后：(1)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诸项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是否 发生了变更?如果确有变更，那么是否只会是纯粹短期的?(2)国际力量分布、特别是大 国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美国“反恐战争”的基本意图是什么?如何准确地 认识和判断反恐与谋霸的关系?(4)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处境和安全环境有怎样的 改变?所有这四大问题都同关于中亚国际政治的评估和忧虑密切相关。
按照中国国内对有关局势和趋势的一类最严惩评估(它在“9·11”以后的头几个月里 构成显著的舆论主流，并且表现为它的“未修正”形态)反恐既使取得了在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中的头号优先位置，那实际上也是短暂的，“遏制”和“包围”中国 仍是美国战略的首要根本性目标，因此针对中国的“美国战略重点东移”不是已告基本 完成并予巩固，就是仍在继续。不久如此，“9·11”以后主要由三大因素(美国国力的 巨大动员、它在行使权势方面的更强烈意愿以及俄罗斯对外态度近乎急剧和相当广泛的 “西倾”)造成的美国空前优势显著增强了它“遏制”和“包围”中国的潜能。同样按 照这类评估，美国反恐战争的基本意图是趁反恐谋霸，甚或借反恐谋霸，阿富汗战事基 本结束以后的“反恐战争第二阶段”尤其是如此；美国在中亚前苏诸国确立军事存在、 构建军事合作关系和扩展外交、政治、经济影响是趁反恐谋霸的一项典型表现，对中国 来说甚至是其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国据此将对华“歇制”和“包围”环带延展到了 中国西北外围，从而严重加剧了中国地缘政治处境和安全环境中的潜在和实在危险。
鉴于近年来很大一部分美国对华战略行为方式，连同美国政府的众多有关政策声明和 政界、国家安全研究界以及舆论界“精英”的无数有关言论，毫不奇怪这类评估能在至 少几个月时间里构成显著的舆论主流，而且至今仍有重大的潜在影响。换句话说，它确 实包含着相当大的真理成分。不仅如此，对于许许多多普通公众、甚至部分知识“精英 ”和官员来说，它的相对简单化(在某一些方面更是不无极端化)特征增强了它的易接受 性。对比之下，远为全面、精细和平衡的观点很不容易占据上风，除非假以时日，加上 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和中美关系有显著改善，正如2002年下半年发生的那样。精细和如实 地看待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和势力扩展的关键，就在于准确地认识和判断美国行为的 两大动因——反恐的安全需要与更长远的地缘战略利益追求(或者在颇大程度上可以说 “霸权利益追求”)之间的关系。根本地说，这两者难分难解，互相交错，而且一般或 多数情况下互创机会，彼此促进。如果源于中亚地区的对美恐怖袭击危险依然较严重存 在，或在美国认为如此的一个时期里，将霸权利益追求判断成美国在中亚的首要、甚至 压倒性目标，那就是错误的，并且会因此严重地过高估计中国已经或行将面临的安全危 险，从而对中国的整个国家大战略产生损害性影响；相反，如果只看到美国的反恐安全 需要及其在中亚行为的反恐动机，忽视或轻视其地缘政治意图以及反恐行动“自然附带 ”的权势扩展效应，那也同样错误，会导致缺乏关于中国西北外围必须有的恰当的战略 性警觉，连同相关的规划和努力。现今的中国人犯前一种错误的可能性大些，因而更需 要确立和传播看待美国目前中亚战略意图的正确的思想方法。
美国在中亚确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利益追求之外的、至关紧要的反恐需要。中亚地 区、特别是阿富汗是跨国恐怖主义的最大基地；阿富汗战争的结果远非完美，在那里剩 下的反恐任务依然比较繁重：这两个基本事实，决定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曾有、并且 至今仍有一定的必要。在阿富汗的反恐问题大体解决后，仍需要为反恐进一步“平定” 中亚，并且争取使之具备长期稳定的条件，对此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存在仍起着暂时难以 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俄罗斯核材料很可能在混乱中经过中亚地区流入恐怖主义势力 手中，这也显著增加了美国对中亚的安全关切和“平定”中亚的需要。对于美国在中亚 构筑对华战略性防范的意向，由于目前它们还不易明确和具体地予以辨认，而且正处于 富含变化可能的形成过程中，因而更需要全面、精细、均衡和开放性的思想方法。在反 恐和预防突然袭击仍然构成美国国家安全首要目标的时期里，特别需要注意分辨与反恐 相交织的对华战略防范究竟是蓄意的主要意图，还是附带的行动效果。除此之外，就是 任何精细的战略思维都必须考虑的一些重要机理或区别，无论反恐问题存在与否。它们 包括：代价或成本顾虑制约势力扩张欲望；战略的谋划和形成需要足够的精力集中和时 间积累；部门和个人取向有别于决策共识；大规模军事存在有别于小规模军事存在；战 略防范或警戒有别于“遏制”和“包围”。只有全面、精细和不失分寸的战略思维才是 惟一合理的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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