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次论文,浪潮论文,产业转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在全球范围内共发生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后，率先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把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通过直接投资向正处于经济恢复期的日本等国家转移。日本由于整体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在承接了美国移出的轻纺工业后，很快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日本制造”开始畅销全球。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科技革命推动发达国家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德、日等国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和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航空航天和生物医疗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大量向外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积极把握这一轮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轻纺工业，其工业化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启动了真正意义上“外围”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次石油危机及其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发达国家努力发展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将“重、厚、长、大”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外转移。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积极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东盟国家沿着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接过亚洲“四小龙”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进口替代的轻纺工业纳入出口导向式的发展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出口业绩和经济发展局面。
借助三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水平呈梯次结构的三类经济体相继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这在东亚表现得尤其突出。在东亚，“四小龙”不仅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繁荣，而且通过转移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积极主动地完成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持续升级换代树立了典范。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产业模块化发展的影响。所谓“模块化”，就是将产业链中的每一个工序分别按照一定的“模块”进行调整、分割，模块各自独立运行，然后依据统一的规则与标准连接成整体。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个人计算机行业率先开始了模块化战略经营。此后，计算机行业的模块化战略发展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崛起，并很快被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等高科技产业、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和金融等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由此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国际产业转移进一步加速。这种态势的直接表现就是产业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加强。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跨国指数① 来度量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活动在其总体经营活动中的相对水平。这一指数可以充分反映出产业的全球化趋向。(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全球100强跨国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整体呈上升态势：由1990年的51.1上升至1995年的51.5，2000年这一指数已经达到55.7。
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研究表明，制造业链条正沿着由低附加值链条和部门向高附加值链条和部门的顺序持续地向低成本国家外移和外包。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的转移与外包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前者以服装、鞋帽为代表，后者主要包括计算机硬件和家用电器。21世纪以来，制造业的转移和外包将以汽车制造、生物制药和通讯设备等更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到2015年，美国约一半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2/3的较低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近1/4的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将由外移和外包产品的再进口来满足。②
三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链条不断延展。产业转移沿着制造业链条向服务业和研发部门延展已然形成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开始超越制造业，在国际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服务业外包与服务业离岸外移一起，共同推动了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浪潮。目前，国际外包市场的规模正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
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相当深远，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展示。
第一，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全球产业格局的变换。相对于国内封闭的产业结构调整而言，国际产业转移使得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和效率迅速提高。当先行国家某一要素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时，发展新兴产业并将丧失比较优势产业向后进国家转移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随着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日趋自由化，由先行国家向后进国家的产业转移步伐在加快，全球产业格局的变换也呈加速状态。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主导产业在世界各国间的转移与传递速度在不断加快。纺织业成为世界性产业用了200年，钢铁工业地理格局的改变至少也用了70-80年，③ 而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的一些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如汽车、家电等，在全球的转移速度已缩短至20-30年，IT产品的全球生产扩散更是彻底改变了产业的地理布局和产业转移的路径。全球主导产业的加速转移导致了全球产业格局的迅速变化，产业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今天的高科技产业的过渡。
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产业格局演进的推动作用在东亚地区表现最为显著。研究证实，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亚经济体在每一次升级换代过程中，在转换时间、转换条件的孕育或是形成等方面都比其他地区要快捷得多或强烈得多。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方面，除了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国家(地区)之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第一产业产出比重的下降过程比英、美、法、德等几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迅速得多。同样，较之二战以前先行工业化国家第二产业的平稳上升，东亚经济体第二产业产出份额上升轨迹也要陡峭得多。在制造业内部，取得同等程度的霍夫曼比率(即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之比)的下降时间，东亚经济体明显少于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④
第二，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了国际分工格局的深化和广化，带来了国际贸易格局的巨大变化。国际产业转移将一些开放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国际分工也由以产业间分工为主向以产业内部分工为主的格局转变。今天，在产业模块化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亚洲和拉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通过开放政策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产业内部分工开始向工序之间、向日益细化的链条和模块之间的分工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国际转移和产业链条的全球配置，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迅猛增长，产业内贸易替代产业间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加工贸易成为多数国家的一般贸易形态。贸易流向随之发生显著变化，由跨国公司投资或外包、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完成的制成品大量返销发达国家，由此引发了贸易逆差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贸易顺逆差的原有内涵和经济意义发生了改变，以国界划分的贸易逆差或顺差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各国的贸易平衡状况和产业竞争力状况，更不能准确地衡量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
国际产业转移对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影响在东亚得到充分显现。经过三次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东亚地区形成了“雁阵”发展格局，“雁阵”中几乎所有的国家(地区)都对美国拥有越来越多的贸易顺差。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全球跨国公司涌入中国，随着全球制造业链条向中国东南沿海的大规模转移，东亚其他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随之转移到中国，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逆差开始增加。在中国，加工贸易占据了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而外商投资企业约有80％以上从事加工贸易。因此，今天中美之间引人注目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是中美产业竞争力状况的反映，也不是中美贸易利益的真实体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短期内难以改变。
第三，国际产业转移改变了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加剧了全球分工利益的不均衡。由于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最优配置，国际产业转移增进了全球福利。但是，新增福利的分配是十分不均衡的。一方面，只有融入全球产业链条的国家才能够分享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福利增进。虽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纳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但产业的国际转移是非常集中的，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产业集聚的重要性提升，这种集中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它意味着，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福利分享也同样是十分集中的。统计表明，截至2003年，前10大发展中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输入占整个发展中世界的71％，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为66％，80年代升至68％。迄今为止，仍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未曾移入任何产业，整个社会仍处于传统经济状态，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被边缘化的国家很难融入全球体系，更不可能分享由此产生的福利。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在加剧。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控制着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销售体系，占据着产业链条上附加值最多的环节，攫取着产业运营利润中最大、最多的部分。通过产业或其链条的国际转移，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相结合，从而得以扬长避短，充分享受着国际分工的效率和收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地位，它们基本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或者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这些产业或环节的附加值通常都很低，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这些产业和环节，它们之间的竞争导致了附加值的持续下滑。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认可全球化发展的路径并相继挤入全球化链条时，不能及时实现产业升级的国家就面临被挤出的危险。研究还表明，由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成熟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即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移中顺次实现了产业升级，不同层次国家之间的产业级差仍将长期存在，在今天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这种产业级差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从而使旧有的垂直分工格局及其相关的利益分配状况非但不能改变，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恶化。⑤
第四，国际产业转移加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经济摩擦。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在产业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多国合作生产的结果，国际市场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凸现，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如同表1所显示的，全球和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都在迅速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发达国家，东亚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长(％)
1970-1972
1980-1982
1994-1996
美国 4.6 20.123.3
日本 4.6 28.417.7
马来西亚 14.4111.3
200.4
智利 60.0 45.556.5
发达国家 8.2 39.237.0
发展中国家7.1 51.556.6
全球 8.0 42.441.2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8》，财经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但另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也导致了产业转出国和转入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这种摩擦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冲突的焦点。东亚地区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有成效的地区，因而也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最频繁的地区，并且，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梯次演进，东亚的贸易摩擦焦点也逐级转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集中打击的是日本，美国先后对日本在纺织、钢铁、汽车等行业挑起了密集的贸易摩擦争端。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宣布亚洲“四小龙”从“最惠国待遇”制度“毕业”，后者和日本一起成为美国贸易保护工具“关注”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把越来越多的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美国贸易摩擦争端最密集的地区。
国际产业转移同样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由于相同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产业的同构性将它们在引资中的激烈竞争延展到了国际商品市场，进而引发了高潮迭起的贸易摩擦。研究显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相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更加激烈。通过表2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之间，除了美国对日本、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反倾销调查超过了10起之外，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反倾销摩擦都不足两位数；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印度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竟然高达69起，为各国反倾销摩擦之最。同时，多个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反倾销指控都达到了两位数以上。
表2 反倾销调查主要发起国与被指控国(1995-2003年)
被控中国 印度尼
名次
发起中国 韩国 美国
台北
日本
西亚 印度 泰国 俄罗斯 欧盟
1
印度692720 26 20 14-15 14 33
2
美国5122 - 16 29 13
16 6 10 0
3
欧盟4321 7 14 8 11
2613 12 -
4
阿根廷 38 910 10 2 23 2 4 1
5
南非1813 7 5 1 6
16 4 2 0
6
澳大利亚1615 7 9 5 16413 1 0
7
加拿大 14 712 7 2 35 2 4 0
8
巴西14 317 2 2 13 2 3 3
9
墨西哥 12 223 4 1 10 0 6 1
10 中国 -1611 5 12 22 0 4 3
11 土耳其 22 4 1 5 2 14 7 1 1
12 韩国10 - 6 3 7 51 2 2 0
13 印度尼西亚
5 9 2 4 3 0
10 3 2 2
14 秘鲁15 1 0 2 0 14 0 3 0
15 新西兰
5 5 1 2 0 50 9 0 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http://www.wto.org)数据整理。
第五，国际产业转移导致了国家相对实力的消长，造成国际关系的不平衡。产业实力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停息的产业升级换代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因而，那些通过国际产业转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国家，始终能够在国际竞争和地区发展中居于主导和主动地位，并将其他国家置于不进则退的尴尬局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积极推动的产业全球化进程最终让美国在美日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咸鱼翻身，重新稳固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地位；东亚经济体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拉美国家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始终“一枝独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全球制造业链条的大规模承接推动着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服务业链条的大规模移入推动着印度的崛起，这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对地区和全球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影响都超出人们的想象。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宣告了东亚地区“雁阵模式”的终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最近三年里分别达到16.7％、14.5％和17.2％，中国已经成为位居美国之后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二位国家，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出现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同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局面。⑥
但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在持续发展，构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格局。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冲突成为全球最令人注目的现象，而这一切的缘起仍在于国际产业转移。以美国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对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制造业链条转移和制造业外包形成了对美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导致了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在由国际产业转移推动的不平衡格局中，美国享受着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实现着平稳持续的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美国仍然拥有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产业环节的核心竞争力，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产业转移攫取的高额利润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而持续攀升，美国在拥有巨额贸易逆差的同时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尽管美国希望扭转逆差局面，但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和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这种不平衡的经济格局在未来长期里不会改变。
注释：
①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总资产+海外销售额/总销售额+海外雇员/雇员总数)/3
②Ramnath Balasubramanian and Asutosh Padhi," The Next Wave in US Offshoring," The Mckinsey Quarterly,No.1,2005.
③裘元伦：“中心国家关键产业的转移”，《学习时报》，2004年10月27日。
④金泳镐：“论第四代工业化——对格申克龙与希施曼模式的反思”，《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297-299页。
⑤谭介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论国际产业转移中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转变”，《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⑥朱民：“五种失衡：全球经济增长背景剖析”，《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