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否持续下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渐进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这是与东欧和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截然不同的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含义日益吸引着世界的关注，它的未来走向更是令人瞩目。本文拟对渐进式改革的特征、矛盾和走向等基本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别，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速度的快慢问题，渐进式改革是“逐步推进”、“分步到位”，激进式改革则是“休克疗法”、“一步到位”。但是，实际上，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别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内涵，表现在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对两种改革方式做一比较全面的分析，那么，可以发现，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别是多方面的：
⒈激进式改革强调理性设计、强制性变迁，而渐进式改革则充分利用了自发性改革的积极作用和基层单位的创造精神，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摸石头过河。
⒉激进式改革是对旧的利益结构的根本性改造，而渐进式改革则不一步改变旧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不首先触及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而是在不破坏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前提下，逐步放松控制，由易到难，稳步前进。
⒊激进式改革强调整体推进，一步到位，而渐进式改革则是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采取非均衡推进的战略，分部门、分地区、分企业各个突破，分部推进。
⒋激进式改革从体制内入手，推进国有经济存量的私有化，而渐进式改革则是在国有经济为主体前提下，通过体制外推动，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从发展非国有经济与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两方面入手来建立市场经济。
⒌激进式改革以政治多元化为前提，而渐进式改革则在经济改革中注意保持政治上的相对集中、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经济的自由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经济发展优先，政治改革在后。
⒍激进式改革实行紧缩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管住货币放开价格，通过牺牲增长来加快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兼顾改革与发展，在经济改革中实行以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做大国民收入的“蛋糕”，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⒎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别不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前者试图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逐步改革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后者则从经济私有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入手，全面向西方式的社会形态过渡。从这个意义之中，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差异首先是宪法秩序的差异[①a]。渐进式改革试图在原有秩序的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局部修正推进市场化进程，而激进式改革则是对原来宪法秩序的根本否定。两种改革方式的这种根本差异，决定了它们一系列具体的特征。
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
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改革从5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直到80年代末，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是按照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渐进式改革并非中国的独创。但是，为什么在80年代末苏联东欧的渐进式改革纷纷陷入绝境，最终宣告失败，而唯独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呢？中国的改革道路为什么与众不同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已经作了一些分析。在这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形成是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客观与主观、必然与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有利的初始条件或历史起点，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⒈计划经济的水平。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相比，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按照有的国外学者的观点，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属于动员命令型经济。这种体制强调精神作用，反对物质剌激，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普通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轨迹；生产力水平低，科学文化落后，社会化生产不发达，计划经济形式下掩盖着大量自发、分散、无组织的活动，因而，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效率远远低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然而，计划发育不足正是市场发育的优势，中国的计划经济千疮百孔，因而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市场经济就会蓬勃生长。相反，在计划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里，旧体制的因素根深蒂固，结果，市场化改革尽管起步很早，但难以取得实质进展，最终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渐进式改革的条件丧失殆尽，只能采取“大爆炸”的方式。
⒉工业化的程度。中国的改革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即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二元结构中开始的，工业化与市场化两个转型结合在一起，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较低，因而农业和农民在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它们处于国有经济体制之外，没有享受到计划经济的好处，这样就为从体制外改革入手推进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而在工业化已经完成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市场化改革阻力重重。同时，工业化过程中所包含的巨大的增长潜力也使改革收益能够在较长时期里保持递增或稳定状态，从而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
⒊宏观经济状况。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相对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比较旺盛国家一般不会有激烈变革的要求，而比较多地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在苏联东欧国家，由于经济长期停滞，经济政治危机严重，宏观经济严重失控，因而，渐进的改革机会不复存在，只能采取“休克疗法”和剧变的改革方式来克服危机。
初始条件影响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方式，但不能完全决定改革的成败。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不仅仅是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正确的改革路线和改革政策。渐进式改革要求有一个明智而有权威的领导集团，能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维持稳定与变革、自由与秩序、国家与市场、传统与现代、自觉与自发、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矛盾之间的平衡，控制改革的节奏。它要求不断地改革、不断地自我调整，逐步实现经济社会体制整体的根本性转换，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失控。激进与保守都会使渐进之路陷入困境。
最后，不应忽视渐进式改革道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转轨提供了丰富而沉重的遗产。在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历史遗产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时代变革的方向。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末以来东欧各国，尤其是中欧国家变化的主题，就是所谓“回归欧洲”，即除去斯大林主义东方模式插入的种种影响，复归中欧与西欧及北美的昔日密切的联系，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个方面“全盘西化”[①b]。中国渐进式改革同样具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但是，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然在继续，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这决定了，中国的改革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的烙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大包干”是古老的家族主义的一种现代翻版，它集中体现了传统对现代的影响。也是中国农村改革获得成功，苏联农村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②b]。
三、渐进式改革的绩效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哪种方式更好一些呢？这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不同的改革方式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成本较小，收益较大，有的则可能相反，这样产生了一个不同道路的比较和选择问题。应当强调，这种比较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这是因为：⒈无论是渐进式改革还是激进式改革，目前都还在进行之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最终结果尚难预料。⒉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对有些国家可行的道路，对另外一些国家不一定可行，因而难以简单比较。⒊改革的效果不仅与道路选择有关，还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因素和操作水平。不过，上述困难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根据目前已有的改革经验、在有限的条件下，对两种改革方式的优缺点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最佳的改革方式就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改革方式，因此，问题可以简化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当然，计算改革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不过，无论是改革的成本还是改革的收益，都最终要反映在国民收入的增减上。改革的收益，表现为国民收入的增加。改革的成本，表现为国民收入的减少或损失。因此，我们可以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情况简化地来表示改革的成效。从这点来看，人们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与苏东激进式改革道路相比，成本或代价要小，收益或成果要大。1979年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每年保持在9%左右的水平，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大多数仍处于经济停滞状态之中，许多国家至今仍未摆脱经济下滑的局面。
渐进式改革的成本之所以较小，有短期的偶然因素，也有一些长期的基本性因素。这些长期的基本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改革开始之后一切由体制决定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即实施成本；二是由新制度规则的引入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即摩擦成本。[③b]。渐进式改革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主要原因是：
⒈由于改革中实行了由易到难、逐步过渡的战略，不一下打破旧的利益结构，不一下触及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因而，减少了即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与反对。
⒉由于改革的推进是在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逐步引入新体制的因素来实现的，因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国民的总福利，缓和了相对利益的矛盾。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⒊政治上的相对集中、稳定和权威性，有利于控制转轨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防止了社会秩序的瓦解和无组织状态的出现，减少了可能由此导致的各种损耗。并且，权威的使用成本极低，在特殊的场合近乎于零。[①c]
渐进式改革是否有利于降低改革的实施成本的问题要复杂一些。有的学者提出，由于采用渐进式改革使经济长时期处于信号扭曲的状态中，人们必经“多次签约”等原因，因而，渐进式改革的实施成本比激进式改革要大，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激进程度”的减函数[②c]。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看，渐进式改革同样也有利于降低实施成本。原因是：
⒈人的理性和知识是有局限的，而社会秩序是复杂的，因而，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一步一步地走，仔细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相反，变革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未意料到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并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的历史灾难[③c]。
⒉一个社会的知识和信息的储备是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获得的，渐进式改革承认现存组织在长期运用中所掌握的信息的价值，因而避免了信息和组织资源不必要的破坏的浪费，降低了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而激进式改革则破坏了现存的组织结构和信息贮存，使人们的行为失去了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大了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④c]。
⒊由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信息从来不是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的，而只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分散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能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改革的收益。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整体变革却由于信息不足而陷入困境。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渐进式改革的社会成本较小，但是，从长远看，要做出这样的判断还为时尚早。这不仅因为无论是渐进改革还是激进改革，目前都还在进行之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更重要的是，从长期过程来看，渐进式改革的风险和社会成本似有增大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
⒈改革的渐进性使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这导致了双重体制的长期化，价格、利率、收入和经济运行规则双轨制的普遍化。这种双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是导致政企不分、分配不公、结构失衡、宏观不稳、权钱交易、秩序混乱的主要根源，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于改革与发展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
⒉渐进式改革的根本特征和成功之处，就在于不一次性改变旧的利益结构，不首先触及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双轨过渡，由易到难，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改革中的一些成本高、风险大、直接损害既得利益的实质性改革如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以及破产和失业问题，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政企分开问题等，被留到了后面，而迟迟得不到解决。因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也在增大，渐进式改革更多地具有了非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⒊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廉洁、高效、权威性的政府，需要政治和经济上的适当集中，而这种集中化倾向很可能成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推进市场化的障碍，同时又可能成为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温床，最终对改革带来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渐进式改革也包含着巨大的风险。
因此，应该考虑出现以下情况的可能性，即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有可能在改革尚未完结的某一个发展阶段中，出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并最后大于边际收益的局面。或者，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而其它国家激进式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减，从而使渐进式改革的机会成本等于或大于其边际收益。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渐进式改革再无法持续进行下去。对于这种可能性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需要认真进行研究。
四、渐进式改革能否持续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开始超越早期渐进式改革的某些特征，具有了新的含义和特征：资本、劳动力市场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讲，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只能统一自觉地加以推进，而不能再依靠自发分散的改革方式；改革的渐进性使新旧体制的摩擦长期化，各种矛盾不断加剧，问题日益增多；对国有企业、金融体制和政府体制等核心问题的改革日益迫切，单纯的体制外推进局限性日益明显。在这种条件下，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日益明显，边际成本趋于增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清醒而理智的态度考察实际的状况，不难发现，渐进式改革尽管存在种种局限性，但仍然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庞大的国有经济虽然面临严重困境，然而至今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这种地位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12亿人口，9亿农民，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工业化与市场化任务并重，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决定了中国市场化道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对过渡社会中日益加剧的国内外矛盾，社会和政治稳定日益重要，这又使经济自由化与政治多元化之间分离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必要；制度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日益扩大的经济差别，自发的分散推进的改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于东欧，这决定了中国的制度变迁之路更接近东亚模式，而不容易走激进式道路；现行的制度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而得到自我强化和保护，所有这些都使得渐进式改革的收益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具有增长的潜力，使渐进式改革的收益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远远高于其所付出的成本。
因此，当前的改革形势是复杂而微妙的。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渐进式改革仍然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累积的问题有可能使改革的成本出现递增的局面。顺利推进渐进式改革必须在坚持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基本框架内，采取积极措施，控制由于渐进式改革的种种局限而产生的消极后果，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提高改革的收益。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进行有效调节，做出正确选择：
⒈长期改革目标与短期改革目标的关系。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不能仅仅着眼于当前要实现改革的收益极大，成本尽量小，而应当从改革的全局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予以考虑，力求实现整个改革时期的成本极小收益极大。[①d]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一些影响比较大的实质性改革如国有企业的破产、金融的自由化、政府机构的改革往往长期停留在口号上，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或者当实质性改革措施出台后，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抵制而出现摩擦成本增大、边际收益下降的局面时，决策者往往从眼前利益出发而简单放弃某项改革的试验，以缓和现实矛盾。但这种做的结果很可能使矛盾越积越多，改革的成本越来越大，最终是不利于实现改革目标的。因此，应当稳步推进实质性改革，化解改革难题，分解改革成本，使长远整体利益与眼前局部利益结合起来。
⒉自发性改革与自觉性改革。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有利于降低改革的实施成本，应当继续加以鼓励，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对于自发性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摩擦，不应通过简单的行政集权加以控制。而应通过提供恰当的政策环境和规则，提高政府对改革的有效协调来加以解决。中央政府应当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制定统一的改革规则、协调各方面改革的关系以及积极推进宏观体制的改革上面，中央政府的上述职能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上，仍然应当发挥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自觉性改革与自发性改革结合起来。
⒊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在渐进式改革中，一方面，由于权力缺乏约束，从而权线交易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市场化过程带上一浓厚的“官僚化”色彩，使改革的社会成本增大；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导致的各种矛盾不断加剧，又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市场化的顺利进行，减少改革的组织成本和摩擦成本。既要民主，又要权威；既要自由，又要集中；既要变革，又要稳定，这是渐进式改革面临的最深刻的矛盾。能否协调这些矛盾，则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最大挑战。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使经济的现代化与政治的现代化相结合，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同时，谨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抑制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恶性膨胀，稳步扩大政治参与，最终建立廉洁、高效、民主和强大的政府，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⒋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既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需要一个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速度。这是因为，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在不损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把国民收入的“蛋糕”做得大一些，逐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以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方式，只能通过经济的较快增长来加以实现。一旦经济发展放慢，甚至出现停滞，各种利益矛盾就会激化，摩擦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渐进式改革的性质就会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改革停滞不前，行政集权重新出现；或者是改革从渐进转向激进，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重新调整。无疑，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在改革中对通货膨胀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一味追求物价的稳定或者试图通过人为的紧缩创造宽松改革环境的思路很可能会损害经济发展，不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只要现实中的通货膨胀没有超出社会可承受的界限，没有影响到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就不必采取全面的紧缩加以治理。以免影响改革和发展。
⒌最后，要正确处理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的关系。
注释：
①a宪法秩序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参见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第134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①b参见王逸舟：《东欧方式·东亚模式·中国道路》，《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②b一些经济学家如科思、弗里德曼认为，家庭的重要性是中国农村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参见：《诺贝尔经济学获得主论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③b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0期。
①c“权威的行使在特殊的场合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权威的授予可以先于它的作用，可以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可以容纳大量的行为范畴。尔后，当需要一种反应时，则常常无须任何报偿、任何惩罚、任何操纵，甚至无须任何说服。”（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著：《政治与市场》，第22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②c樊纳：《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0期。
③c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53页，华夏出版社出版。
④c彼得·蒙勒：《论激进经济改革与渐进经济改革》，载于《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①d李建：《走势·问题·对策》，《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