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1]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中,现金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决策行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普遍实行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不同,我国在2000年以前分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偏低,这使得投资者丧失信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此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一系列的强制性政策促使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加之我国的多数上市公司都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在强制性政策下我国现金股利分配具有许多异常现象。其中超能力派现就是一种异常的现金分红形式。从表面上看超能力派现是对投资者的极大回报,但究其本质,超能力派现是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利用其控股权的地位转移现金流,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基于此,本文在阐述股利政策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站在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角度对超能力派现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运用了因子分析法提取的因子直接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有关公司治理的变量与超能力派现的关系,对以上的理论分析进行验证。最后,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法律机制以及健全控制权市场入手,提出治理我国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行为的对策与建议,为我国监管部门采取有效的措施提供依据,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贺玮[2]2015年在《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私募股权投资也逐渐成为资本市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投融资模式。虽然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非常快,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共有448支可投资中国大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披露投资金额的423支基金募集到位的可投资中国大陆的总金额达到631.29亿美元,超越历史最高的2008年创历史新高;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私募股权正式确立的宽松监管原则及对外投资合作的加快使得大量的国资背景产业基金、社会资本及中外合作基金相继设立,极大的促进了PE市场的募资积极性。与此同时,投资市场共计投资943起案例,披露投资金额的847起投资案例共计投资537.57亿美元,较2013年实现大幅增长的同时创历史最高水平。私募股权投资与资本市场有着天然的联系,私募股权投资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尤其是对上市公司影响开始日渐显着。伴随2009年10月创业板市场成功设立,创业板市场成为私募股权投资成功退出的最理想方式,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影响就越发显着。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是否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营与管理行为,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程度如何,这系列问题都是理论与实务界迫切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而进行研究的。本文遵循从理论到到实践的研究路径,理论上以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关理论分析为重点,从资金提供者、被投资企业、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叁方利益博弈的角度,利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运作进行理论解释。上市公司行为理论分析是本文着重研究的要点,也是本文的研究核心,本文以私募股权投资的整个投资运作流程为线索,挖掘各阶段中与私募股权投资关系密切的上市公司行为,将上市公司行为界定为技术创新行为、公司治理行为、股利分配行为和盈余管理行为等四个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对四种公司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渠道是本文的重点,也是揭开影响“黑箱”的关键一步,本文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影响机理与渠道,得出理论假设,另一方面,根据得出的理论假设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检验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程度如何,从而综合评价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公司行为的影响。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分析。现阶段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现状表现为:技术创新融资困难、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人才匮乏和再创新能力不足等。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包括:私募资金、增值服务、社会化网络资源、激励机制、投资工具和投资方式。实证研究显示,有PE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强于无PE上市公司,且PE持股比例也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正的影响。同时,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能力除了受到是否有PE背景的影响外,还受到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企业所处行业等的影响,不同行业间技术创新的需求和创新能力有所差异,而不同行业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吸引力也存在差异。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可以通过优化股权结构、规范董事会运作、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发挥声誉优势等方面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行为。私募股权是否投资以及持股比例多少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占比的影响并不显着;但对其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是显着的,且私募股权持股比例越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低。因此,私募股权投资对于改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继而提高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综合表现为外部环境、公司内部治理及投资者偏好等叁个方面。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更显着,因此创业板公司的股利分配无论在分配金额还是比例上都明显高于主板市场。通过实证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存在影响,且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及支付水平均与私募持股显着正相关,私募持股比例越大对上市公司分红的影响就越大,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筛选监督及激励机制是存在的。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分析。在阐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定义、动机及手段,剖析私募股权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动机后,本文实证检验了私募股权投资对公司上市前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作用。私募股权持股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企业的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进行监督与影响。我国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普遍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不过私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前一年的盈余管理水平并不存在显着的抑制作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监督与影响作用较弱。本文研究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是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成果。全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致力于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从规范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持续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质量、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叁个方面提出了强化私募股权投资积极影响的政策建议,以此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和被投资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胡秀群[3]2013年在《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传统股利政策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新的谜题和异象不断出现，却始终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完整解释股利政策中这些谜题和异象。尤其在我国，由于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使得“中国式股利之谜”更是成为学者们追逐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随着行为学、心理学的发展，学术界开始从决策者心理、行为的视角阐释股利分配中的一些异象，形成了基于行为范式的股利理论，大大推进了股利理论对现实的解释。然而，这些行为股利理论大都是仅从股利需求方——非理性的投资者通过影响理性的企业管理者进而间接影响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的角度进行探讨，却忽视了管理者自身心理和行为偏差对其自身财务决策的直接影响，而高管过度自信则是这种心理和行为偏差中最稳定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从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和行为偏差视角探究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及其异象问题。本文以我国股改后2007-2011年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运用Logistic模型、Tobit模型以及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首先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异象问题和高管过度自信的心理学依据及影响高管过度自信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阐述了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然后分别从公司治理及融资约束的视角考察了高管过度自信心理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而不同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及不同的融资约束环境能有效调节高管过度自信心理行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弱化效应。同时，通过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股利波动性、公司异常派现行为及股利羊群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存在过度自信高管的上市公司在是否发放股利的决策上有较大的随意性，且更倾向于异常低派现，但存在过度自信高管的上市公司发生羊群行为的可能性较小，股利羊群行为是上市公司高管的理性选择。本论文建议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与股利决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高管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心理行为偏差，采取相应措施合理引导企业高管层，有效避免高管过度自信的非理性行为对公司股利决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石何园[4]2003年在《基于公司治理的股利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简要地回顾了西方股利政策理论，分析了其局限性与不足，并指出公司治理状况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为系统地分析公司治理与股利政策的内在关系，本文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在该分析框架中，作者详细分析了现代公司中常见的四类代理问题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得出结论：股利政策既是财务问题也是公司治理问题；股利政策最终表现为特定公司治理状况之下的博弈均衡。为验证上述结论，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解释了美国、日本和我国股市的股利政策状况及其差异。针对我国的股利政策现状，本文指出其症结在于公司治理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杨亚辅[5]2015年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分析》文中提出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包括资金的筹集、运用和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叁大公司财务活动——融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政策,其中股利政策对公司是否能够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公司的股利政策是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不同的股利政策将给投资者带来不同的投资回报率。与此同时,如果上市公司能够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回报股东将有利于增强资本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有利于培育投资者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理念,从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公司治理是一套旨在促使管理人员行为与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相一致的"制度安排",包括独立董事制度、管理层激励制度、财务公开制度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公司治理的结构是公司的权利如何在股东、董事和总经理等之间进行分配。公司治理牵涉到上市公司的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政府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通过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来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使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产生了委托代理成本,公司治理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如何降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委托代理成本问题。国外的大量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减少管理层可利用来谋取私利的自由现金流,同时降低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概率。所以,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不仅是公司的财务问题,同时也是公司的治理问题,它是上市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为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相关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特别是现金股利政策的监管规定,监管部门越来越鼓励上市公司采用现金股利支付方式来回报股东,并要求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备受国内学者关注。本文首先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关于股利政策研究的文献,对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现状。因为现有文献较少有把连续多年进行现金股利分配和连续多年从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的上市公司对比起来进行公司治理差异的研究,所以本文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现状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2003-2013年连续11年进行了现金股利分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从2003-2013年连续11年从未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上市公司中选出配对样本,通过CSMAR国泰安数据库收集这些上市公司连续11年的公司治理相关指标,最后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了检验。本文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近年来,现金股利政策已经成为了我国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主要方式,但是上市公司不分配的数量仍然较大、采取半年度分红的现象很少、现金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且再融资需求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具有影响;另外,具有不同现金股利政策的上市公司其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管理层薪酬具有显着差异,而管理层持股比例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针对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肖鹏[6]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论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本文围绕公司治理、代理问题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除导论外,全文分五章:第一章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的概论。股利是企业的股东从企业中所获得的利润,它以股东的投资额为分配标准。一般来说,股利是股息和红利的统称,其中股息是指优先股股东按照事先约定的比率定期从公司分得的收益,红利则是指普通股股东在分派股息之后从公司分得的不定期收益。本文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类型划分为以下四类:①不分配、②只派现、③只送股、④既派现又送股。公司治理所要探讨的问题一直存在于经济与管理实践之中。笔者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组联系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股利政策实质上既是财务问题,又是公司治理问题。它是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非投资人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共同结果;同时,股利政策也可以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用以缓解代理问题。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中,特定的公司治理状况决定了各博弈方在博弈中的地位,从而直接影响到博弈的结果即股利政策,因此股利政策是各利益相关者在特定博弈框架与公司治理状况下的一个均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均衡反映的只是财务管理环境与公司治理状况对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基础性影响,本文并不否定其他因素如公司的盈利状况也会对股利政策的产生重要影响。第二章文献综述。股利分配的代理成本理论是由詹森和麦克林(Jensen和Meckling,1976)创立的。詹森和麦克林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框架,通过研究公司股东、管理者和债权人叁者的利益动机及分配关系,建立了股利分配的代理成本理论。他们认为,股东为避免自身利益损失,要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势必导致代理成本的发生。但股东越保守,代理成本就越高,对债权人就越有利,对股东就越不利。因此,股东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利弊得失。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1984 )探讨了股东与经理层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他用两种代理成本来解释股利政策:一种形式的代理成本是股东对经理的监督成本,另一种则是经理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单个的股东监督经理要承担全部的成本,而只按其持有的股份比例获得收益,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使得单个股东缺乏足够的激励对管理人实施有效的监督。如果有一个类似于债权人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监督,他们可以转嫁一部分监督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与风险有关,股东希望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投资成功,可以获得全部收益,如果失败,则由债权人共同承担。债权人当然会认识到这一点,会在借款时进行严格审查,并对公司进行种种限制。公司经理对投资项目要关注全部风险,股东主要关注市场风险,非市场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降低。如果企业经营失败,经理层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会丧失,因此,经理层会选择风险小、收益低的项目。通过调整负债和权益比率可以降低风险,经理层先通过决策筹集资金,而后截留利润追加投资,降低负债比率,可以降低破产的风险。股利有调整负债权益比例的作用,发放股利使得公司不断走向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发行股票时,有投资银行和类似的机构详细审查公司的资料,而举债筹资时,有类似银行的机构进行监督,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介入大大降低了股东的监督成本。股利支付降低代理成本的内在机制是:如果公司持续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对管理层的监管问题和管理层对风险的回避问题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是对管理层最好的监督者。而股利支付正是迫使公司进入金融市场筹资的主要方法之一,因而可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第叁章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股利政策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进行分析。一般认为,公司治理就是要解决企业家或管理者与外部出资人的激励问题,这涉及到叁个层面:股东与经理人、股东与债权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本文从这叁类基本代理问题出发,分析不同代理模型中利益主体的股利支付动机,并据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了理论演绎:1、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和专有性特征使得公司经营失败对经理人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股东,股东的风险偏好要高于经理人;人力资本的难以价值评估性质导致以人力资本价值为基础签订的雇佣契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拥有的信息优势将会助长其通过行为选择来改变实际收益。由此,对于经理人而言,减少股利的发放,一方面可以减少其破产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手中拥有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来谋求更大的非货币收益,自然就成为经理人的首要选择。2、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利益协同效应指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使二者的利益趋于一致,控股股东有动力采取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的行为。利益侵占效应的发生归因于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获得相同收益的情况下,二者付出的成本是不一致的。控股股东主要承担两个关键成本:风险成本以及治理成本。为了弥补其承担的成本,大股东往往凭借其控制权获得除共同收益以外的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的大小和控股地位密切相关,股利分配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也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博弈。在我国,控股股东持有的多为非流通股,无法直接通过二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控股股东期望从上市公司获取现金弥补上市之初将不良资产剥离的成本,而且随着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的限制,使得发放现金股利成为大股东套现的一种手段。3、一般来说,债权人倾向于减少股利的发放。因此在债务契约中,债权人往往会加入限制公司发放股利数额的保护条款,比如,除非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以及其他和资产流动性有关的财务比率高于某一最低标准,否则不得发放股利。另外在债务快到期时,公司也需要保留资金以偿还债务之用,凯利(Kalay,1982)认为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冲突,二者需要最优和约减少冲突成本,因此资本结构的变动,合约变动都将影响股利和投资决策。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假设一:管理层通过股票股利将资金保留于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假设二: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现金的行为。假设叁: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转移现金的能力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约束。假设四:公司的负债水平与股利呈负相关,且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偏向于选择股票股利。假设五:股本规模影响股利政策,规模越小越倾向于股票股利;规模越大越倾向于现金股利。笔者围绕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发放多少股利以及如何发放股利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来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第五章研究结论以及对策建议。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了股东与经理人、股东与债权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在股利政策上的反映。就我国上市公司总体而言,“一股独大”的现象突出,而其中大部分控股股东又是国有股股东,从而造成了大股东超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并存的局面。同时股权结构存在流通性与非流通性的分割,一方面导致控制权分割于流通市场之外,强化了大股东和内部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导致市盈率较高,市场偏好股票股利,股利支付行为异化,两方面综合起来,促成资本市场治理功能低下的现况。兼之法律机制治理功能较差,因此上市公司整体上不分配的倾向明显,股利政策目标受到再融资行为的左右,操纵股利支付水平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和套现行为支撑了派现公司群体的高股利水平。最后笔者就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和股利分配的监管提出了对策建议。二、本文的特色与主要贡献1、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从股东与经理人、股东与债权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叁个层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进行了分析。2、系统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本文将控股股东类型和股权集中度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引入分析的框架,并应用T检验、Z检验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证实了二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显着的影响。
吴春贤[7]2017年在《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利政策在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及保障投资者合法收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为扭转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的分红“异象”、保护投资者合法收益,中国证监会曾多次下文,以“引导”和“半强制”政策要求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但政策执行过程中显现的“监管悖论”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实际上,公司外部的治理环境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其发展环境必将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是否可以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手段——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以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结合起来,并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与上市公司生命周期、公司财务特征(成长性、融资约束、自由现金流)、产权性质等因素相结合,综合探索金融发展如何对以上微观公司特征变量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另外本文还进一步探索了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经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呈正相关关系;成熟企业倾向于实施积极现金股利政策的结果在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更加显着;进一步,金融发展对成熟企业初次发放现金股利的概率也会产生积极作用,该结论从侧面验证金融发展具有促使成熟企业提早对外支付现金股利的作用;第二,选取公司融资约束、成长性及自由现金流作为反映公司财务特征的变量,考察金融发展对具有以上不同财务特征的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发现:融资约束、企业成长性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呈负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能够促使融资约束及高成长企业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公司自由现金流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金融发展抑制了自由现金流充足公司实施正向现金股利政策的动机;第叁,结合地方政府掏空行为,考察金融发展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出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考虑,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动机对国有企业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实施掏空,减少企业现金股利支付;地区金融发展提高了银行系统的市场化水平,降低了国有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优势,为节省开支提高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使用效率,国有企业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第四,2008年金融危机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危机期间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现象,因此公司会显着减少现金股利发放;由于相对缺乏政府相应支持,为预防未知不确定性事件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危机期间非国有企业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资金储备,采取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但金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危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负面作用。
刘湘玫[8]2007年在《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正值时机,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的趋势,保护企业利益、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些都是新一轮改革中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改革的重要出发点及价值取向。公司治理则是当前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企业所得税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的各种行为,对公司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中,企业所得税就被定位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法律制度之一。因此,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从一个特定角度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进行研究。新《企业所得法》已经在2007年3月正式通过,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税收要素(比如,纳税人、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规定为企业的公司治理创造了比较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和条例》还在制订之中,并且实施细则的制订是一个不断改进、调整的长期过程。结合本文的基本论点,即企业所得税是公司治理的一项外部法律制度,笔者建议政策的制订者不能忽视税制对微观企业主体所造成的影响,应该合理设计企业所得税税制,使其有效地引导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向好的方向发展。本文分为七章,围绕企业所得税税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展开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分析: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言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与意义、文章的研究范围及涉及的基本概念、本文总体思路与框架安排和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介绍。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是一个涉及企业所得税改革、公司治理、经济全球化背景的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本章旨对本研究的这些理论背景进行简单的介绍、评述,从而总结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设计。第叁章是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阐述了公司治理与税制的基本关系。这一基本关系表现为两大点,一是企业所得税是公司治理的外部法律机制之一,二是企业所得税作为企业的费用,影响企业内部多种决策,进而影响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与运行。这一部分探讨了企业所得税对与公司治理联系最为紧密的公司行为的影响:一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和股利、利息的重复征税问题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二是企业所得税中并购税制对企业兼并的影响;叁从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的角度研究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协调。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论文的现实分析部分。其中第四章在介绍了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史沿革之后,分析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对财务政策、企业并购及会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影响。结论是,由于现行的法规主要是出于财税角度设计,忽视了税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对公司治理的负面作用。基于研究中所涉及的数据和资料的可获得性,本章主要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第五章则对2007年3月的“两税合一”的改革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已经通过,但是企业所得税的实施细则及条例的制定还将不断改进、调整。于是在接下来的第六章,笔者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政策建议。首先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本次“两税合一”后新企业所得税总体特征,如纳税人、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对公司治理即将产生的影响。其次,针对企业所得税与公司治理联系最为紧密的几个问题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建议,包括:一是企业所得税的合理设置以促进形成治理成本小的资本结构;二是从促进企业控制权市场发展而对企业所得税相关条例进行设计;叁是如何协调企业所得税与会计的关系,以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结论,再次简要地总结本研究的研究意义;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焦健[9]2016年在《基于自由现金流视角的国企分红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者、作为平等的投资主体,政府有权利享受国有企业的分红收益,而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利润不上缴或利润上缴过低的格局,不仅助长了企业在职消费、过度投资的行为,而且维护并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学术界关于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控制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控制国有企业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提供了指引,本文将围绕自由现金流来研究国有企业的红利上缴问题,考察国企分红是否可以通过控制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来抑制代理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提升企业价值。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推进国企分红政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系统阐述了国企分红、自由现金流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相关理论基础；其次,基于自由现金流理论和股利代理理论,深入探讨国企分红作为一种股利支付手段,是否能起到抑制由自由现金流引发的代理成本的效果,在均值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分位数回归及其条件密度预测法检验了在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国企分红、自由现金流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接着,结合希金斯的可持续增长模型,深入研究了国企分红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考察国企分红是否能够通过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控制来缓解代理问题,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提升企业价值,运用面板结构自回归模型对国企分红、自由现金流与可持续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对本文进行总结和展望。本文主要的工作及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控制国有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视角研究了国企分红对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特殊的、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存在着高昂的代理成本,从控制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角度出发,考察国企分红对于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抑制效果,是本文的一个研究重点,为国企分红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的现象,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股利支付率偏低：自由现金流对企业在职消费、过度投资均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同时,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企业在职消费与过度投资的条件密度曲线的位置均呈右移的趋势；现金股利支付干扰了自由现金流对企业在职消费、过度投资的影响,起到了抑制由自由现金流过多而引发的企业在职消费、过度投资问题；企业规模对企业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财务杠杆会对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但是如果企业的财务杠杆、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时,财务杠杆对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也就起不到什么抑制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提高红利上缴比例将有助于改善资本的使用效率,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第二,将公司治理机制纳入研究框架,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考察了国企分红对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与私企相比,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更加复杂,代理问题也更严重,而强制分红政策相当于对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又施加了一层影响,因此,本文引入公司治理机制变量,考察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是否能够促进国企分红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广泛考察了有关公司治理的各种影响因素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征,引入了企业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两个方面的相关变量。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监督力度和激励力度的加强,现金股利支付更加规范,现金股利支付的干扰作用得到加强,其对由企业自由现金流过多引发的管理层在职消费、过度投资问题的抑制效果明显增强。由此,本文认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强化国企分红政策对企业由自由现金流引发的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的抑制。第叁,结合希金斯的可持续增长模型,将国企分红、自由现金流与可持续增长纳入同一个框架进行研究。企业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企业支付的现金股利越多,留存于企业发展的资金就越少,可能会减缓企业的可持续增长速度,然而,企业留存资金越多,可能会导致盲目投资、过度浪费,也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由此,本文深入研究了国企分红、自由现金流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企业留存充足的自由现金流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但长期来看,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并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支付现金股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从短期来看,其对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长期来看,其促进了企业的可持增长；支付现金股利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但是影响周期较短；处于可持续增长的企业,支付现金股利对提高企业价值的积极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制定分红政策时,应当从保证国有企业可持续增长的角度出发,根据企业不同的可持续增长率制定不同的分红政策,将固定比例与变动比例相结合,建立可持续的分红比例,该比例应当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率、企业价值正相关。
张灵洁[10]2013年在《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1年,中国证监会针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提出七条新政,其中要求：强制上市公司分红,措施包括立即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开始,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细化回报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并作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提升分红事项的透明度。并且,西方部分学者关于现金股利治理效应的研究表明,现金股利在缓解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冲突方面均能发挥相应的治理效应。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所处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不同,以及我国股票市场的复杂性、缺乏科学的股利分配理论作指导,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不规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股份公司迫切需要科学、系统和实用的理论研究成果做指导,以便不断克服当前股利分配存在的问题,以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基于我国公司发展的市场环境和理论界的相关研究现状,以2010—2012年近3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在剔除了一些异常样本后,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在五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情况下,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为国家类股东、管理层持股比例高、董事会规模大、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大这五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得到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有利于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情况,并根据自己的治理模式选择合适的现金股利政策；并且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性的验证,为监管机构制定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规章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行为研究[D]. 陈薇. 湖南大学. 2007
[2]. 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研究[D]. 贺玮. 湖南大学. 2015
[3]. 高管过度自信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 胡秀群. 天津大学. 2013
[4]. 基于公司治理的股利政策研究[D]. 石何园. 河海大学. 2003
[5].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分析[D]. 杨亚辅.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6].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D]. 肖鹏.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7]. 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D]. 吴春贤. 石河子大学. 2017
[8]. 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D]. 刘湘玫. 厦门大学. 2007
[9]. 基于自由现金流视角的国企分红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研究[D]. 焦健. 合肥工业大学. 2016
[10]. 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D]. 张灵洁. 南京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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