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诗社史实的还原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社论文,史实论文,湖畔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湖畔诗在民初风景，如花草之春。 五四新文化运动波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社会革命与文学革命一时此起彼伏。前者以“一师风潮”为表征，后者湖畔诗社的萌生或可视作其一个缩影。引人注目的是，施存统无疑是鼓动“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以其为首组建的《浙江新潮》社，从所起社名或刊名中即已透露出社会弄潮儿的情有独钟；而与施存统同班的汪静之，彼时却无心弄潮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但将那少年意气、青春激情挥洒、寄寓于诗。难说作为诗社始作俑者的他与同道当初将其命名为“湖畔”时是否己有意标明立场，但有鉴于学生社团中“浙江新潮”社赫然在前、绕不开之史实，取名时或多或少应有所比照，如是，“湖畔”之意义便显然不止是诗中复沓吟咏的风景与意境，而可引为少年诗人所持疏离政治“新潮”、相对边缘的站位的某种象征。 传统史观每每过分强调历史的应然性、必然性，无视或忽视一些偶然性因素的存在；而现代史学却将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一并置于研究视域。这一耐人寻味的转变移至文学史亦然，恰是那些看似日常、琐碎的情节乃至细节，某种程度上竟然有可能决定了一部文学史的衍变、发展。故此，以下我们对湖畔诗社史实的探微烛隐，其意义应不止限于史料层面的钩沉考订，时而也兼及诗社相关观念的重新定义与辨析。 在《湖畔》印行之前，潘漠华写信给应修人，建议封里印两行字：“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应修人看了之后，即被这两行字的涵蕴震慑。并非归纳的表征，而是自我意识的本质——那无可摆脱的生命价值——青春。这四个其实性格迥异的年轻人的诗，凝成一集，就是因着这个特质：青春正好，恰可率性歌哭歌笑。 就是这样的因缘际会，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紧候胡适等诗人“尝试”之后。事实上对于文白结合过渡而言，湖畔诗不承前，不启后。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屋建瓴之下，白话诗歌的演进臻至也应是形式与心绪的巧思合一。这发展过程中，未必需要有“湖畔”这样一个带有“不衔接”的异质性的诗派出现，但因为湖畔诗人的脱颖而出，其他的假设性便不复存在。 已是夏天出的湖畔诗第二集《春的歌集》①，便没有第一集《湖畔》来得好，与《蕙的风》修改后不如初版的道理一样。什么时候就应做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纯然因为有相似心境就可以做，但无论如何，切忌强作，这与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是同样的道理。幕布永远欣然为一个新人开启，即便是第一声号哭也是动听的。 缘起是1920年汪静之就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新潮》《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新诗，当时在上海中国棉业银行工作的应修人注意到了，就开始给汪静之写信，两人就此书信往来，从斯年一月到三月底，各写了十几封。 1922年3月底，应修人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决定去一次杭州。既是会晤诗友的湖畔春游，心情自然是兴奋的。临行前，他特地去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汪静之，好让他能按图索骥，在火车站顺利地接到自己。但这照片何尝不是为自己这雀跃心情的纪念?在相片里的瞬间，应修人身着长袍，左手拎着手提箱，右手执礼帽，头向右侧微倾着，似是要摆出一种行游客者的随意潇洒来，但微上扬的嘴角窃窃地已经沉不住气。照片背面他自己写的三个字更是昭然：西湖去!“西湖”下面是添了横线的，“去”字后更加了叹号。在诗集《湖畔》里，我们固然翻检到漫是那年春湖边四人的游踪，却总不能亲见那一时的大好，但这静态的室内未达的一瞬，却陡然乍现。 果然，3月31日，汪静之在城站月台上，不费什么气力就接到了从相片里扑面而来的应修人。汪静之陪着应修人到了湖滨的清泰旅馆安顿下，下午就开始游览。据汪静之晚年回忆，乘小船去了三潭映月等处；但应修人的日记记载，当天是去了孤山与西泠印社。应修人提出第二天游湖时要汪静之再携两位诗写得好的朋友同来。为什么是二人而不是三位或者更多?这湖畔社的四人之契却是因着西湖里的划子。关于西湖的划子之小且不稳定，叶圣陶也提到过②，在不大的西湖里置几只这样的划子却恰好，四人相坐对谈的位子也相宜。于是第二天一早，汪静之就带着应修人去一师见了冯雪峰与潘漠华。但汪静之的回忆说是此时才决定介绍这二人似是漫漶；冯雪峰谈及这段结识却说之前已由汪静之介绍与潘漠华一道同应修人开始书信往来了。③ 毋论哪种肇始，4月1日，四个人在一师碰面了。陪应修人参观了校园之后，就此开始了水里陆上的湖畔行程。穿柳浪闻莺行至雷峰塔，沿南山到苏堤、花港观鱼，再由岳坟登栖霞岭。本是志趣相投，又兼得山色湖光，怎样行行复行行也是不为过的。即景而萌的诗，仅在收录六十一首的《湖畔》中，就占得七首。一切流达浅畅的话语便是景语，便是情语。如应修人的《我认识了西湖了》白描素摹的那般：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掩映里， 我认识了西湖了!④ 换着角度看这湖山变着层次，追逐着各个不会轻易为认知者驻留的湖山层影侧面，投入其中，又跃然其外，就是这样的意思。旧时，年不足二十的柳永作咏钱塘的一阙《望海潮》，词中一句“重湖叠巘清嘉”，便是与应修人的小诗同样的山外青山之况。铺陈赋比，即是少年才子的华彩盈然，不同于修人布衣长袍一袭的朴质清新。 诗兴游兴皆盎然的行游间歇，他们也传阅着彼此的诗作。应修人即提议从众人的诗稿中择出一些，由他编选成一册出版。这便是诗集《湖畔》的由来。 关于湖畔诗社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即使是当时的四人中，也有着不同的说法。汪静之回忆说是4月4日在位于孤山的西泠印社四照阁，四人边喝茶边起的兴；根据应修人的日记则是4月5日因为下雨未能出游，于是四人就聚在其投宿的清泰旅馆，因为要出版《湖畔》，修人便有成立湖畔诗社的倡议，大家一致同意；而冯雪峰的讲法则更决绝，据他说，“湖畔诗社”的名义就是为了自印出版而用上去的，当时并没有要结成一个诗社的意思⑤。 另外，《湖畔》中原本只选了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的诗作，但考虑到诗社四人缺一即不完全，便从汪静之已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准备出版的《蕙的风》的底稿里又抄出六首小诗加入《湖畔》集。自然这一举动，象征要大于选编的意义，以致不明这情势就里的评论者有这样的慨然：“静之君太不用力了，只做得几首小诗；并不见得怎样的出色，不免叫我失望!”⑥ 4月6日，应修人的访游圆满结束，乘火车返沪，汪静之三人在城站月台相送。应修人趴在车窗口对三人说：“想起一件要紧的事，《蕙的风》最好也作为《湖畔》诗集之一。”此时火车已然开出。三个人的回应就写在信里，要修人去亚东图书馆洽商：《湖畔》诗集也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而汪静之的《蕙的风》则作为“湖畔诗集”系列之一。应修人回信提议，《蕙的风》的装帧印行格式应与《湖畔》一致。然而亚东并不接受《湖畔》的出版；也不同意将《蕙的风》与《湖畔》统一一式排印。于是应修人便想将《蕙的风》从亚东处撤回，终苦于无法筹得经费而作罢。 已经出过白话诗集《尝试集》)《冬夜》，并正准备出版汪静之的《蕙的风》的亚东，是当时专出新文学著述的机构。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业颇具影响的一家业者，不肯接受《湖畔》的出版，销路问题后的潜台词还是因着“湖畔诗社”的名号乍现江湖，仅仅以出版者的身份还吃不准这样上门自荐的品质，所以不能回报像湖畔诗人们一样的青春激情。而斯时的汪静之毕竟已受过周氏兄弟与胡适的肯定、指教，诗名在外；此外还有层关系，亚东图书馆由安徽绩溪人汪孟邹与其侄汪原放经营，供稿者很多是绩溪同乡，如陈独秀、胡适、蒋光慈、陶行知等，作为小同乡的汪静之受点帮扶也无可厚非。错过《湖畔》是亚东有意无意之损失，所幸是湖畔诗人的青春盛大无敌，些微的顿挫怎挡得住它的自在开放! 而事实上湖畔诗人自己亦已考虑并从细部落实着营销问题。这自然是关乎诗集的影响、读者的回响，而不纯属收入利益方面的考量。比如《湖畔》封面共用五色，成本大约是八分，整部诗集按照潘漠华三人的建议定价两角，应修人却一度担心诗集的定价高了，“身价不大高贵的人们”可能就买不起；书尚未出，都已在商定登告白时应注明发行或代售处，亦是劳心劳神! 不过《湖畔》之幸，诸位新文学大家不仅亲切热忱地认定提携，甚至琐碎杂务都躬身亲为。比如周作人以笔名“仲密”为其在1922年5月18日的《晨报副刊》杂评栏发了一则《介绍小诗集〈湖畔〉》的推介。而作人此番可谓是自销自赞，他本人即是《湖畔》在北京的“代售主理”。 远的如北京的周作人处，邻近的便是“湖畔”一师学子的老师们——朱自清、刘延陵几位了。潘漠华告知应修人已请朱自清作文评议后，修人又回信叮嘱再多说几次；并提出“能求延陵先生在《诗》上批评不?”刘延陵时任《诗》主编，修人要求漠华等“或者自拟一小段‘国内诗坛消息’去”，好刊入《诗》上。 《湖畔》由应修人筹资195元，于1922年4月出版，初版印刷了三千本，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北京《晨报副刊》上，都登了出版广告。 封面是应修人托了上海美专的朋友令涛(亦是《蕙的风》的封面画者)画了两幅备选，封面的印色也考虑单色、彩色两种。“它只是一本比手掌稍稍大一点的小册子，封面上装饰着一小条横幅的三色图案，象征地也写实地描出白云、青山、湖光与苇影的景色；两个小黑字体标出它的书名《湖畔》，下面用更小的字体印着它出版的时间‘一九二二年，油菜花黄时’”⑦。应修人的妻子曾岚回忆当时她正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就读，同学们都喜欢《湖畔》《春的歌集》的小巧玲珑、装帧精美。这样小小开本、清隽可人的风格，确是形式与内容的吻合统一。 1922年4月下旬，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参加了一师的春假旅行团，游览湖州、苏州、上海。在上海逗留的三天，四位诗友湖畔小别后重又聚首。据汪静之回忆，1922年时通信往复得最勤，1923年之后渐缓，“五卅”惨案之后就稀了，四人的通信总数可能有几百封。 “湖畔诗集”第二辑《春的歌集》，在1922年《湖畔》出版时便已开始商讨编选的问题。原本计划还是出四人的合集，应修人让一师三位同人自己选定诗稿寄他，潘漠华、冯雪峰照办，汪静之却迟迟欠奉。缘由是他1922年暑假始直至下半年都在上海学英文，没有写诗；1923年春回一师后，又起了学写小说的念头，诗写得很少；而《蕙的风》出版带来的名气，亦让他起了爱惜羽毛的念头。应修人一再劝勉不成的遗憾也就保留到了成册时。《春的歌集》集三人诗一百零五首、冯雪峰文一篇，仍旧由应修人出资，于1923年8月编成，岁末出版。《春的歌集》比《湖畔》厚上一倍，定价却只作两角五分。虽然此番的结集只是三人作品，但还是有着汪静之的参与——汪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符竹英画了《春的歌集》的封面，画的是“花冢”，下一新坟，上缀一些深蓝色的流云——“虽不大好，终是自家人画的”。 1924年，魏金枝与谢旦如加入湖畔诗社。魏金枝的诗集《过客》原拟作为诗社的第三集，后因缺乏经费，未曾付印。谢旦如自印了《苜蓿花》出版，作为第四集。至此，再未以“湖畔诗社”之名出过诗集。诗友赵平复(柔石)去世后，被追认为诗社成员。另外，借湖畔诗社名义还出版过以发表新诗为主的小型文学月刊《支那二月》。1925年2月创刊，同年5月休刊，共出四期。 《支那二月》创刊号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致读者》：“我们四散地生活着，生命都在一种黄昏的紫雾里辗转地前进；我们有时不能不叙录我们的遭际。主张出版这《支那二月》，一方面固然想多结些人世的法缘，一方面也不过想减些我们挣扎路上的寂寞罢了。”⑧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除却诗社成员，在其上发表作品的还有建南(楼适夷)、何植三等人。 之后所见的评述中，大都强调湖畔诗人吟咏的爱情，这大抵不差。但此处的爱情是与青春不可分提的，是独特青春期时的爱情。归结所有的物象、情绪、语言、颜色、跳动，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因为哭而笑复始的少年青春。 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 听湖里鱼们底细语； 风来了， 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 ——《杨柳》⑨ 这是四人中最年幼的冯雪峰作的。当杨柳侧着身时，我们恍然能见到同样专注着侧着身的孩子，望见他的入神，于是我们也被引起兴味来走近湖畔。他发现了，对我们做嘘声的表示，就像对诗句里的风，沁嫩的杨柳都是他的稚气，因为“摇摇头儿”，还居然“叫风不要响”!这五个字口语化得太有趣。 冯雪峰是追着小黄狗迷着小红鱼的孩童，他的天真自不待言；即便是最沉郁顿挫的潘漠华，苦痛眼泪自然不一定会明朗，却也是青春的哀伤怅惘： 稻香弥漫的田野， 伊飘飘地走来， 摘了一朵美丽的草花赠我。 我当时模糊地接受了。 现在呢，却很悔呵! 为什么那时不说句话谢谢伊呢? 使得眼前人已不见了， 想谢也无从谢起! ——《稻香》⑩ “却很悔呵!”道白一句，总结懵懂少年的情窦初开，恰作骑墙派时的讷讷无语。 那湖畔四人中最年长的，当时唯一不是学生身份的应修人，处事最为细致停当了： 不能求响雷和闪电底归去， 只愿雨儿不要来了； 不能求雨儿不来， 只愿风儿停停吧! 再不能停停风儿呢， 就请缓和地轻吹； 倘然要决意狂吹呢， 请不要吹到钱塘江以南。 钱塘江以南也不妨， 但不吹到我的家乡； 还不妨吹到我家 千万请不要吹醒我底妈妈， ——我微笑地睡着的妈妈! 妈妈醒了， 伊底心就会飞到我底船上来， 风浪惊痛了伊底心， 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 缩之又缩的这个小小儿的请求， 总该许我了， 天呀? ——《小小儿的请求》(11) 诚然，这样缩之又缩的请求，到了后面简直是孩童的娇嗔了，却吻合那“西湖去”照片中人还在像中、心已先跨一脚的感觉。撒撒娇也不为过吧? 自然、情爱、母爱，还有友爱，还有人间百态，抒写什么也是彼时的青春文学。 不过湖畔少年们也会在爱情之置诸一切而罔顾与道德无形的枝蔓捆绑中纠结。特别是当反对者祭起此部分开刀，那么在驳斥时就会立足于此。湖畔诗人的青春之爱就是简单说我爱，想见；说我喜听你说你爱，你亦想见——直白地美好与圆满。而对比庙堂之高或是山林之远，是硬要把这样的简单拖冗入暗黑、赘重与猥琐，或矫饰作林林总总的意象象征，说些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昏话。这样的偏着两极，才会让“狎妓”与“访僧”成为两道不可或缺的文化盛事。主流文化中的边缘，又或挣扎在民间文化中出现，陋俗浅不可避免。 西子湖畔素是情之所至，但多的是衣袂飘飘、旁人事不关己地仰慕风雅即可，道这梅妻鹤子的不食烟火，冯小青对影成恋的隔绝封闭。杳远羸弱，凭波荡至，任风吹散，即使凌厉激越如白娘子，也在雷峰塔下挣扎，更只是游人赏玩的一道风景。东方的残忍是镇压都要深埋地下，西方人还给一方城堡住焉。而这单纯的镇压爱情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在于就连解救都是带有东方伦理色彩的孝子救母路数。白蛇之子非去过朝廷镀金，才得以感天动地救娘亲。归根结底为爱情被镇压的，拿什么来给爱情救赎? 时过“五四”，延续至今，不仅在某些特殊年代里，无论是诗作者本人还是评论者都还需要这样的“反封建”傍依，似乎不借此名义便不能赢得爱的合法性。但如果我们以现时的褊狭回到现场，最初听到的是朴质实情：“他们是不求解放而自解放，在大家要求不要束缚的时候，这几个少年便应声而自由的歌唱起来了。”(12)事实上，湖畔诗人不带沉重镂刻的文化记忆，只是他们这时兴高采烈露出的天足正好被看上，拿去与缠脚摆在一块儿。但天足怎么会非得是反抗缠脚而来的呢?就比如被胡适赞过的汪静之《月夜》末章： 我那次关不住了， 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伊。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见了； 不过由我的左眼寄给右眼看， 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13) 这里的新鲜是爱得痴了冒出的傻气。 《蕙的风》面世之际，正逢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格律诗人崛起。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因其强调诗只是一种“自然流露”，“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主张，而遭致闻一多“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这一针锋相对的抨击；(14)那么，缘于湖畔诗人更其率性的“自然流露”，更其稚嫩的诗歌语言，自然成为新格律诗派祭旗的牺牲。闻一多不无偏激地贬损“《蕙底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然而，与胡梦华之流有别，闻氏主要针砭的乃是汪诗的艺术形式，他声明：“但我并不是骂他诲淫，我骂他只诲淫而无诗”(15)。那其实是出于“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与赤着天足的乡间女孩之审美隔膜。相形之下，废名更看取湖畔诗形式的“自由自在”、诗格的“诚”，而认为“新月一派诗人当道，大闹其格律勾当，乃是新诗的曲折”(16)。 沈从文则于道德观念层面为湖畔诗人进行辩护。与其他支持者的讳莫如深迥然不同，在《论汪静之的〈蕙的风〉》一文中他揭示了“情欲”。言及《蕙的风》“在男女恋爱上，有勇敢的对于欲望的自白，同时所要求所描写，能不受当时道德观念所拘束，几乎近于夸张的一意写作，在某一情形下，还不缺少‘情欲’的绘画意味”(17)。按照他的意思，《蕙的风》的成功恰恰就在于其表现的欲望、引出的骚扰纯在于幼稚的心灵与青年人对于爱欲朦胧的意识。 沈从文接着提到了与汪静之同龄的胡思永的诗并与其对比。说胡的诗充满“幼稚的不成熟的理知”，只是一般年轻人心上所蕴蓄的东西；而汪静之将“青年人对于男女关系所引起的纠纷，引起纠纷所能找到的恰当解释与说明，一般人没有做到，感到苦闷，无从措手，汪静之却写成了他的《蕙的风》。他不但为同一时代的青年人，写到对于女人由生理方面感到的惊讶神秘，要求冒险的失望的一面，也同时把欢悦的奇迹的一面写出了”(18)。凑巧的是，早逝的胡思永，正是当时汪静之女友符竹因的另一追求者，沈从文这样做比较，是否知道这段渊源而另有深意，却未可知。但此番评述，颇有沈从文的风格特质。 在基本公允一致的事实上，每一个评论家多少都是出于自己的品味要求而待，发乎自己之情、止乎自己之理的。朱自清看重潘漠华诗的稳练缜密，恰是应修人之或缺，所以评述时略以“纤巧”“浮浅”贬之；(19)不同于朱自清的厚此薄彼，胡风却表示对潘漠华与应修人一样喜爱；废名则重视湖畔诗的意境趣致，浅寥几笔，出入成画境。事实上，即使是变相的蒙纱覆帜，维护《蕙的风》道德正统性的评论者们，难道看不到沈从文强调的?沈从文连接着情欲意识的肯定才是对《蕙的风》最为自然呈现的褒扬。不坦然地承认与赞美汪诗发现与表现情爱的本真，岂非吊诡地呈现了另一种阉割? 如果仅将青春参照为一个泛时代论的现象，做一个平面上自然、天真的评述，以解释“湖畔”派诗童心与稚气的特殊意义以及它为什么会对读者产生如此吸引力，是不能解释二十岁青年的天真稚气为什么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能欣赏的原因的；唯有辨析出这孩童般的稚嫩已具体沉降到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特殊性里之际，才会令人喜欢并且谅解。 注释： ①《春的歌集》，湖畔诗社，1923年版。 ②叶圣陶：《三种船》，《三种船》，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1页。 ③⑤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应修人潘漠华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④⑨⑩(11)《湖畔》，湖畔诗社，1922年版，第3页，第14页，第44页，第70页。 ⑥旭光：《读了〈湖畔〉以后》，《虹纹》1923年第1期。 ⑦楼适夷：《诗人冯雪峰》，《诗刊》1979年第7期。 ⑧《支那二月》，1925年第1卷第1期。 (12)(16)废名：《湖畔》，收入废名：《新诗十二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第122页。 (13)汪静之：《月夜》，《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66页。 (14)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作周报》第5号，1923年6月10日。 (15)闻一多：《给梁实秋的信》，《闻一多全集》庚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6页。 (17)(18)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第155页。 (19)朱自清：《读〈湖畔〉诗集》，《文学旬刊》1922年6月1日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