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成语的文化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成语论文,特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都是不同民族在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境遇中，按自己的思维模式创造和发展的。语言本身即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主体也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洪堡特的判断：“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威廉·冯，洪堡特，1999:52）相对而言，词汇在语言中最典型地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特征，词汇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史留下的准确踪迹。词汇中的成语更是语言的精华，成语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影响及其对民族文化的负载尤为突出，因此，成语在语言中是最具有文化特征的构成成分，可以最充分地显示出创造这种语言体系的民族的文化特征、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通过成语，我们可以考察到创造、使用和发展这种语言体系的民族主体的基本精神面貌，把捉其社会生活历史主流和价值观的传统衍变。
就汉语而言，可以说汉语成语体系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汉语成语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有赖于汉语成语所具有的文化言语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百科性和文化精神性等鲜明的文化特性。
一、汉语成语的文化言语性
季羡林先生曾断言：“汉语是世界上成语最多的语言，任何国家的语言都难以望其项背。”（季羡林，2003）据专家估计，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成语达3500条上下，次常用的有2500条左右。（倪宝元、姚鹏慈，1990）大型的汉语成语词典收录词条则有四、五万条之多①，而像刘洁修编著的《成语源流大词典》所收有明确出处的成语也达15000余条。汉语成语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可谓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结晶”，我们当然“决不可以等闲视之”。（季羡林，2003）
然而，何谓“成语”？成语与其他固定词组、短语如谚语、俗语、歇后语、格言、名句、典故和熟语等有何区别或联系？可以说迄今尚无公认的界定。不管如何界定，都离不开内在与外在、历时与共时等角度的考察，从成语的意义、结构、形式、存在形态和来源以及民族个性等方面归纳出其在所属语言系统中或与其他语言系统的成语相比较的区别性特征。综合已有认识，可以将汉语成语界定为：汉语中具有结构的定型性、意义的特定性和完整性、在言语活动中的长期习用性、存在形态的书面性等特点的固定词组或短语。不过，据笔者看来，汉语成语的这个定义还有必要补充两点：一是来源的多为古语性，一是不同于一般语言单位的言语性特质。
汉语成语的古语性随书面性而来，同时也是其书面性的一个特殊标志。我们知道，大部分汉语成语都来源于古代典籍，具有悠久的历史，穿越于漫漫的中国文化历史时空，生生不息。其中，来自上古至秦汉等较早时代产生的和影响较大的古代典籍的成语数量也最多，如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有3128条成语来源于上古至秦汉时期，占该词典有来源的4600条四字格成语的68%；其余32%则来源于后来各时代，越往后的时代数量越少。（肖竹声，1987）在《成语探源辞典》（朱瑞玟编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中，来源于《论语》、《孟子》、《诗经》、《礼》、《春秋》等儒家典籍和《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中的成语共有千余条，几乎每一种典籍提供的成语都在100到200条之间，其中《春秋》最多，255条；来自《战国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记》等历史著作的也不相上下，其中最多的是影响最大的《史记》，有266条；源出于诗词等文学作品的成语则数唐诗宋词最多：唐诗310条，宋词140条。（莫彭龄，1997）难怪《辞源》、《辞海》等辞书干脆把成语界定为“习用的古语”或“常为今人引用的古语”。
按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划分，汉语成语应属于词汇系统的语言单位，但其多为出身于古代典籍的书面性、古语性特点却决定了它又具有非常突出的言语性特质，其能指大多犹如密码，蕴涵着特定的言语性非常强的丰富的深层所指。而这种言语性正是其魅力和典型文化性丰富负载之所在，可以称之为文化言语性。只掌握成语的语言性含义，仅把它当作一般词汇来接受或使用，与进一步掌握了成语的文化言语性内涵即其原型源流的使用或接受者相比，其悬殊不说判若云泥，也可谓不能同日而语，借用季羡林先生的说法就是“文化水平”的高低之别。例如“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文化水平不高”者仅知其作为一般词汇使用的“平平常常”的意思而已。“文化水平高”即“懂得这个成语的源流”的人，看到这个成语，除了理解它的语言性含义之外，还会有意无意地联想到其言语性原型的蕴涵：唐代诗人刘禹锡和他在曾任“司空”官职的李绅府中宴饮酒酣之时，有感于歌女的曼妙演唱即席所赋的那首诗：“
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以及李绅因此而“以妓赠之”的故事，“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欣赏这一段风流故事，而从中享受到更优美的情趣。”（季羡林，2003）用一个也许不太恰切的比喻来说，很多成语犹如压缩文件，接受者首先要解压缩才能了解其内容，否则莫名其妙。解压缩须有专用软件，成语的使用需要施受者本身都预先安装有“解压缩软件”——熟悉成语的典故来历和意义，即预先已把握常用成语的言语性能指、所指以及能指所指之间的种种复杂转折、演绎、类比、引申的关系。遇到生僻少见的成语，则须临时安装相应的“解压缩软件”——查阅成语辞典、资料。汉语成语的文化言语性特质提供了作为语言单位的一般词汇所没有的原型含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多向开放的巨大联想空间。可见，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语成语是言语性非常显著的特殊语言单位。
言语性包含着说或写的行为及其结果，而每一行为和结果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形象的，与语言的形而上性截然相反。一般词汇虽然也来源于言语，却早已脱尽或至少大大淡化了言语的个别性、特殊性及其千丝万缕的外在联系，失去了成语那种开放性联想和想象的不可缺失的言语性生长点。一般词汇只是语言单位，犹如离开肉身的幽灵；而成语，特别是有来源的汉语成语，既是语言单位，同时又是言语存在，灵魂与肉身永不分离——语言性和言语性并存，甚至言语性更重要。汉语成语作为语言单位，其言语性特点带来了显著的文化属性，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整个汉语成语体系植根于包括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土、民俗等文化领域在内的民族土壤之中，无论是在内容、素材上，还是在结构、形式上，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主要特色，甚至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轨迹：它出自历史，又是历史的纪录，并且贯穿于历史——以类比模式重现于不同的历史时空。毫无疑义，汉语成语体系本身就是一部独特的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它全方位地承载与传承着历史文化传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华文化精神。
二、汉语成语的文化百科性
汉语成语无所不包，一本成语词典，就是一部独特的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翻开汉语成语这部独特的百科全书，就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全息空间。“安土重迁”、“不违农时”、“五谷丰登”、“谷贱伤农”、“青黄不接”、“揠苗助长”……，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的农耕经济的特点；“天伦之乐”、“手足之情”、“至亲骨肉”、“望子成龙”、“无后为大”“爱如己出”……，透露了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社会意识；“九五之尊”、“皇恩浩荡”、“励精图治”、“万寿无疆”、“爱民如子”、“犯上作乱”……，牵连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结构；“过犹不及”、“庖丁解牛”、“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墨守成规”……，闪耀着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光华；“图穷匕见”、“四面楚歌”、“卧薪尝胆”、“完璧归赵”、“唇亡齿寒”、“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调虎离山”……，飘荡着中国社会分合治乱的历史烽烟，深涵着出类拔萃的谋略智慧；“大彻大悟”、“顶礼膜拜”、“生老病死”、“盲人摸象”、“五体投地”、“天花乱坠”……，包含着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佛教观念，隐现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学而不厌”、“因材施教”、“程门立雪”、“春风得意”、“金榜题名”、“名落孙山”……，凸现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浸润着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酸甜苦辣；令望文生义者谬以千里地理解的“七月流火”，后人赋以自谦或贬义色彩的“以管窥天”，却与“斗转星移”一样，标志着远古时代中国天文科学的先进和辉煌；“登堂入室”、“亭台楼阁”、“钩心斗角”、“方枘圆凿”，彰显着中国古代建筑特色和技术的高超；“黄钟大吕”、“石破天惊”、“铜琶铁板”、“金声玉振”、“粉墨登场”、“逢场作戏”，使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戏曲的了解，如闻其声，如在目前；“骚人墨客”、“洛阳纸贵”、“画龙点睛”、“意匠经营”、“笔冢墨池”、“梦笔生花”，“胸有成竹”，焕发出中国文学和书画艺术的奇光异彩；“八拜之交”、“三日入厨”、“举案齐眉”、“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反映着中国传统习俗礼仪伦理道德。
成语的文化百科性，直接建基于其来源的百科性。《成语探源辞典》（朱瑞玟编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将汉语成语的来源分为“儒家典籍”、“道教典籍”、“佛教典籍”、“历史著作”、“科学著作”、“艺术著作”、“诸子与哲学”、“笔记与小说”、“诗词歌赋”、“历代散文”、“文艺理论”、“当代外来文化”等十二类，可见成语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的全面性，涉及中国文化时空维度的立体性。
即使单独的一个成语，其内涵也可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着、牵连着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的广阔场景和丰厚意蕴，浓缩着民族的或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百科信息。例如“口蜜腹剑”，不只是语言性层面上对嘴甜心毒、狡诈阴险的个人品德和行为的形容，其言语性原型还内蕴着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折叠着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转折时代的巨幅画卷。“口蜜腹剑”语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身为大唐宰相的李林甫，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为何要将才能和成就超过自己的或得到皇帝宠信的同僚千方百计除掉？又为何对有文学才能者特别忌恨？除了李林甫本身的权力欲作祟外，更深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官吏的沉浮生死完全决定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和情感上的好恶。李林甫深谙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善于钻营，靠收买皇帝身边的人“巧伺上意”，玩弄诡计阴谋，获取官位权力。为了“固位”，李林甫一面继续迎合皇帝，“善养君欲”，一面结党集奸，举无比者，拒贤妒能，杜绝言路，排抑胜己异己，屡起大狱，血腥清洗。正是李林甫的为了“固位”而举无比者的阴招，玄宗在他怂恿下重用安禄山这样的胡人为节度使，培育了导致大唐皇朝一落千丈的“安史之乱”的祸根。同时，不仅朝中如卢绚、严挺之、齐瀚、张九龄、裴耀卿、王忠嗣、周子谅、李适之、韦坚、皇甫惟明、裴宽、王琚等“势位将逼己者”被李林甫或投闲置散或赶尽杀绝，而且在李林甫执政的淫威下，像李白、王维等等大诗人也空怀报国大志，落寞抑郁，“诗圣”杜甫在长安蹉跎十年中，应诏就试，却遭李林甫“野无遗贤”损招所害，再度科举落第。“口蜜腹剑”内含的奸臣李林甫的生平及其误国故事所牵涉到的历史人物，就像一个个关键的节点，他们之间的关系连接成大唐皇朝的历史盛衰之网，人们可以窥见织入其中的文化传统和特定时代的政治体制、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态势、国运兴衰、风俗习惯等等百科内涵。
汉语成语的百科性还体现在它的动态演变过程中所留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说，汉语成语的生灭变迁也积淀着中华文化的沧桑巨变。一些词组定型化之后，获得成语的性质，在人们长期运用的过程中或存或亡；成语的意义或亘古不变，或发生程度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变化。这些现象既是语言本身发展的历史体现，更是民族文化尤其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传统的继承、发展演变的结果。“见利思义”、“威武不屈”、“不为五斗米折腰”、“吮痈舐痔”等成语所体现的道德价值观古今相续，显示了民族精神一脉相承的恒态传统。而有的成语则在意义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式变异，如“独善其身”，本来是孟子主张的贤人、君子在不得志或不为世所用的时候，所应持有的高尚品格，完全是褒义内涵。但在今日，这个成语已衍生了与原型言语情感取向完全相反的贬义，可以作为形容一个人只管自己不顾他人和社会群体的自私行为的词语，“独善其身”已不再只是“君子”、“贤人”的高尚情操，而包含了自私者的劣德败行了。成语意义发生由褒而贬的变异，其中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独善其身”的变异，就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道德有了新的要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变异似乎疏离了其原型的言语性而倾斜于语言性，但实际上，也可以视为原型言语本身的多义性在语境流动中的显现，因为新的贬义并没有完全取代与其相对立的褒义。
三、汉语成语的文化精神性
文化的民族性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其内在的基本精神。汉语成语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也主要在于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成语中隐含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思维方式，以及与这种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一）类比思维
意象性、直觉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的重要思维特征，类比是这种意象性和直觉性思维的主要方式。类比是以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认知，通过具体感性的形象联系、由此及彼，触类旁通，认识、发现、理解和把握宇宙、人生和未知事物，在人际交流中沟通思想，传情达意。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传统政治、哲学、宗教，还是文学、艺术、教育，甚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类比都是最常见、最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鲜明地体现在汉语成语之中。汉语成语体现的类比思维主要在于其语言性的实现，同时也有不少成语在于其言语性的本身。成语的语言性有赖于其言语性，大多数汉语成语作为语言单位的含义均取自其作为言语整体的比喻义。而言语本体，尤其是属于神话、寓言以及历史故事的成语本身往往也包含着类比思维，也就是说，与成语原型相关的说或写的行为本身和作为结果的内容里都呈现着类比。例如“揠苗助长”，就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的一个寓言，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谈论如何善养“浩然之气”，为了说明这种“浩然之气”既要用心培养，又不能刻意助长，孟子于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类比即是孟子的教学方法，也是这一言语行为而产生的和存留的言语结果，作为个体的孟子他以特殊的宋人无益而有害的行为和结果的感性形象，使在场的学生公孙丑明白如何才能善养“浩然之气”的抽象之理。而作为语言性的含义也从其言语性故事本体中抽象为泛指有违事物规律而导致有害无益结果的急于求成的愚蠢行为。语言性的含义连结着孟子的言说行为及其结果——语言中的宋人形象，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类比思维特征。一个“文化水平高”的人，接受和使用这个成语时，还可以由此而联想到孟子的文化身份和《孟子》的文化价值、艺术特点的更多共鸣因素，远古的文化遗存和精神由此而连接于后来历史时空中的许许多多的个体主体，得以流传、延续和创新。
汉语成语的类比思维还透露着中国文化以自然之道规范社会人伦的传统。从语言性的含义来看，“自强不息”是指人自觉努力向上，永不松劲；“岁寒松柏”是说人的高尚品质只有通过艰难困苦环境的考验才能显示出来；“天长地久”即谓时间的长远、永恒；“天网恢恢”则指作恶者无法逃避应得的惩罚。源于中国古代儒、道哲学的这几个成语，其言语本体其实都是以自然现象显示的“天之道”（自然规律）来类比“人之道”（社会规律）。“自强不息”出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意是说，“天”（自然）的运行永不停止，即“健”，“健”是主动地、自动的，并含有刚强不屈之义。“君子”（人）应该向“天”（自然）学习，做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岁寒松柏”源于《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也是从松柏之类植物虽然年年经历寒冬冰雪的摧残却依然郁郁葱葱的自然现象联想到人经艰苦历练才能显示出刚毅坚强。“天长地久”和“天网恢恢”都来自老子的《道德经》，老子更是善于以自然规律——“天道”来类比和规范社会政治和人生，更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主张“人道”应以“天道”为标准。
（二）整体辩证思维
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地万物、宇宙世界，都是一个和而不同，相生相克，具有无限连续性的动态发展的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即使作为个体的具体事物，其结构、功能和兴灭本身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或过程——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系统整体思维。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看到了宇宙的统一性，也看到了整体中对立因素的相互包容、相互转化以及事物变动不已的过程性、动态性，体现出鲜明的朴素辩证法。不少成语，包含着这种整体辩证思维模式。
成语“塞翁失马”就是一个典范的例子。这个成语出自《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塞翁”表面上像一个犟头，总要跟关心他们一家的乡亲们唱对台戏似的，并不认为自家良马的丢失是什么“祸”，也不觉得良马的失而复得还带回境外的骏马是什么“福”，并且后来儿子堕马折髀成了跛子，战争突发近塞之丁壮大多战死，而“塞翁”却因儿子残疾之故，得以父子相保。事态的发展不断地证明了“失”不一定是“祸”，“得”也不一定是“福”。这与源于老子《道德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熟知其极？”的成语“祸福倚伏”一样，充满了辩证思维的整体观，包含着对立事物相互包容、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塞翁”实在是一个智者形象。
来自佛教的成语，也具有与儒家、道家哲学相一致的整体思维特点。例如来自佛教《大般涅槃经》的成语“盲人摸象”，盲人们各自摸到的不过是大象的局部而不是大象的整体，却误以为大象就是自己摸到的局部样子：“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罗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释迦牟尼给弟子们讲这个故事，意在告诫弟子们别片面地理解佛经。作为汉语成语，强调的是人们应该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任何具体对象，切忌像摸象的盲人那样盲目片面。同样，人们常见常用的“守株待兔”、“刻舟求剑”、“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等成语，嘲笑的其实就是无视事物的整体性、动态性和辩证性的那种静止的、片面的思维方式。
（三）价值观和审美观
最集中地反映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是价值观和审美观，汉语成语体系蕴涵着中华民族传统人生观和审美观的重要方面，包含着辨别善恶美丑文野雅俗的价值导向。
中华民族的传统世界观是天人合一，北宋儒家学者张载《西铭》有一段有名的话通俗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也就是说把天地当父母一样侍奉，将所有的人视为同胞兄弟对待，以万物为我们的同类。这就是成语“民胞物与”的出处。
特别注重传统和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倡导的是“慎终追远”、“继往开来”，不齿的是“数典忘祖”。国家、民族、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贵和尚中，强调“和衷共济”，“不偏不倚”，“适可而止”，“克己奉公”，“先人后己”，甚至“舍己为人”，在生命和道义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宁愿选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汉语中充满这类道德价值取向的大量成语。在“威武不屈”中，包含着《孟子》树立的“大丈夫”理想人格道德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于《史记》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饱含司马迁对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的敬仰，对廉颇和蔺相如那段“将相和”史实的深情激赏。蔺相如出身低贱，受命于国家急难之际，面对强秦威逼凌辱，大智大勇，以大无畏的精神，机智果敢地挫败秦王骗取和氏璧的阴谋，不辱使命，维护了弱小赵国的国家利益。在渑池会上，秦王以强凌弱，令赵王为其鼓瑟，使赵王受辱。蔺相如针锋相对，大义凛然，以死相逼，使秦王为赵王击缶，讨回了赵国的尊严。廉颇为赵国良将，战功显赫，却不服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其上，声言要加辱于蔺相如。为顾全国家利益大局，蔺相如克制避让，忍辱负重，宽容大度，终于感动了居功自傲的廉颇主动上门认错，将相和好，尽释前嫌，团结对敌。成语“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隐含着这段动人史实，强化了司马迁褒扬的价值取向的代代相传，家喻户晓。而如“不为五斗米折腰”，则喷薄着清高诗人陶渊明的朗朗骨气。同样显示了庄子的清高和幽默的成语“吮痈舐痔”，语出《庄子·列御寇》：“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曹商小人得志，狂妄虚荣骄矜之心溢于言表。穷居陋巷，面有菜色，靠织草鞋卖钱度日的庄子，面对宋人曹商得意洋洋的自夸和嘲笑，不慌不忙地反唇相讥以舐痔得车，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曹商巴结权贵的丑恶嘴脸，凸现了小人的卑下无耻。道德境界的清浊高下，泾渭分明。
大量成语不仅褒奖道德典范，张扬理想人格导向，同时也显示了中华民族以善为美、美善统一的传统审美观念。“尽善尽美”就是孔子对舜时《韶》乐的高度赞扬，对周代《武》乐的评价：“尽美矣，未尽善也。”进一步强调了美善统一的艺术审美标准。“言简意赅”“言近旨远”“画龙点睛”、“羚羊挂角”、“笔精墨妙”、“笔扫千军”、“凌云健笔”、“咫尺千里”“余音绕梁”……，彰显的是重神韵、意境和妙悟的传统审美情趣。
此外，汉语成语的结构和外在形式，都服从于“言简意赅”的目的，本身也同样显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四字格之所以成为汉语成语主体格式，就是因为这种格式的词组不仅能最有效地达到“言简意赅”的要求，而且可以变化出极为多样丰富的组合方式，在视觉、听觉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均衡、对称、含蓄、丰富、“和而不同”的审美趣尚，能达到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高度和谐、优美的审美效果。
成语研究及其成果对于语言的语言学、言语的语言学、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等语言学研究领域以及文学、历史、文化等学科研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其全方位的汉语特色和民族文化特性，无疑是具有巨大开发价值的丰富宝藏。
注释：
①如《中华成语辞海》（刘万国、侯文富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有四万余条，《成语源》（温约平编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有五万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