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年轻”的老经济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年轻论文,董辅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董辅礽是我国享有盛誉的一位资深经济学家。他曾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已逾“古稀”之年的董老，花白的“一边倒”发型，挺直的鼻梁上架副眼镜，浓黑的剑眉下双眸中透出耿直和刚毅。
1997年夏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董辅礽学术生涯50周年暨经济思想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称他为“年轻的老经济学家”。于老解释说，说他“老”，因为毕竟到了70，而且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说他“年轻”，因为他毕竟只有70，身体极好，而且在思想上、创造能力上非常年轻。
研究领域广阔见解独到精辟
董辅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广阔，他是位敢于直言、成果丰硕的经济学家。
1959年，在留苏四年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董辅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
从1959年到1964年，他专注于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平衡等问题，发表了一批有相当分量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经济理论界的重视。日本学者山名正孝把董辅礽称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认为他所写的《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为了具体分析积累和消费比例之间的数量关系，董辅礽在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基础上，吸收了列昂节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被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布鲁斯称之为“董式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董辅礽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途径上。1978年，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要实行“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改革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建议。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整个政治气候处在初暖乍寒的大环境中，“两个分离”的提出，无疑于“把天捅了个大窟窿”，这不仅需要超前的洞察力，而且需要非凡的勇气。尽管他一时受到极大的压力，但其观点经受起了实践的考验：五年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了历史博物馆；在城市体制改革中，“政企分开”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而党的15大则明确地作出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决策。
董辅礽是我国最早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并对市场经济进行全方位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始终赞成“一个调节”，即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不赞成让市场发挥辅助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
1985年，董辅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并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八宝饭”理论。他说，“八宝饭”是由糯米、红枣、莲子等做成的，并以糯米为主要成份。没有糯米只有红枣、莲子当然不是“八宝饭”，而只有糯米，没有红枣、莲子那只是糯米饭，也不是“八宝饭”。同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如同“八宝饭”中的糯米，是主导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如同红枣、莲子，也是不可或缺的。他反复撰文强调，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各有长处和短处，两者结合，可以强化各自的长处，弱化短处，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90年代初，董辅礽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应起主导作用，这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为保证社会的公平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为此，不必在一切经济部门都使国有企业占绝对比重，而只需在如下一些部门：如为政府调控经济提供物质条件的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门，某些需要大量投资而非国有企业无力或不愿投资的基础设施部门、高风险和高科技部门，涉及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部门，不宜由非国有企业经营的自然垄断部门等等部门中，保留国有企业或保留国有股份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只要这样，国有企业就能起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证明他的观点是有远见和正确的。
勇于探索真理灼见来自实践
董辅礽的远见卓识来自他探索真理的不懈追求，来自于他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更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董辅礽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流亡飘泊中度过的。中国被列强欺凌的事实，重重地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求学求知、以科学强国救国成为他的最大心愿。抗战胜利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只有百分之二三录取率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在武大，张培刚等留学哈佛的一批经济学家刚刚回国执教，使得董辅礽他们有幸能够直接了解到西方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在大学中，董辅礽等十几个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组织了“求真读书会”，他们不仅交流学习学校所设置课程内容的体会，还秘密阅读了《资本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这种主动的寻找与接受，在董辅礽的心底深深地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而这种完全没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烙印，也决定了他以后在学术与人格上的“中国情结”。在大学期间，董辅礽积极地参加了抗议美军士兵强暴北大女学生的请愿活动、阻止国民党破坏学校的护校运动等一系列进步活动，先后秘密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董辅礽被保送去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读研究生。在这所拥有当时苏联国内一流经济学专家的著名学府里，董辅礽度过了四年艰苦的学习生活。这四年中，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研修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懂得了如何做经济理论研究。留苏期间，董辅礽经常用学者睿智的眼光对发生在周围的人与事进行观察和思索。他发现，苏联的城市建设很不错，重工业很发达，但轻工业品不足，副食品供应很差，连鸡蛋、水果平时都很难在市场上见着……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苏联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很正常。
1956年夏天，董辅礽有幸被选中到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率领的访苏代表团任随团翻译，他那扎实的专业知识、流利的俄语以及可贵的敬业精神，给孙冶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慧眼识才的孙冶方将董辅礽调到了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这里精英荟萃，学术氛围相对宽松，与各级经济领导部门的联系密切……良好的工作环境使董辅礽的学术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经济所围绕一些经济中心问题举办的“双周座谈会”上，董辅礽等年轻学者得以与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人一起研究讨论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的重大问题，使他们有机会系统、冷静地审视国家经济态势和面临的问题。
从1964年到1976年的12年里，是董辅礽“弃笔”思考的12年。他先是作为孙冶方的“八大员干将”被揪斗，然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但这不幸的12年却为他补上了“社会大学”这一课。当他在社会动荡中以“流放者”的身份接触了社会最低层的生活后，那些令他吃惊甚至难以置信的事实真实地反映出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误和倾斜，使长期在学院和研究所专注于基础经济理论研究的董辅礽，将观察的目光投向了经济现实生活。尽管在政治风云的跌宕起伏下他没有写任何东西，但他对旧体制弊端的思考却日益深刻。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学术界迎来了新的春天。在对旧体制的不断反思中，有三件事对董辅礽的感触极深。一是他和于光远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发起了对“四人帮”组织人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的批判。他们在经济所内组织北京和外地的理论界人士召开“双周会”，每次围绕一个错误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大家交换看法、共同探寻错误观点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这次揭批活动持续了两年多，对经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使董辅礽把批判的触角渐渐引向传统体制。二是开放之初他多次出访国外，目睹和感受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悬殊差距。鲜明的对比，使得董辅礽对改革旧体制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由此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命题。三是他对颇有争议的温州地区所进行的考察。在温州，他看到一片繁荣景象，几乎家家办工业、开作坊，商品琳琅满目。董辅礽深刻地感受到，要想迅速摆脱“短缺”必须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要想国富民强，必须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
治学颇有特点生活亦有个性
熟悉董辅礽的人都说，他在学术研究上有一种专注其一、锲而不舍的精神。董老认为，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而知识长河却是无限的。如何以“有限”攻“无限”，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到“术业有专攻”。只有对自己的选题做深刻、系统、长期的研究，才能“学而有成”。同时，董辅礽还强调专业方向也不要太狭窄，因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相互关系紧密，专业方向太狭窄就会限制钻研的深度。
董辅礽有一个“绝招”是乱中取静，在杂乱的环境中也能够潜心工作。据说这个功夫“修炼”于留苏期间居住的带天井的四方形的楼房里。当时，管理人员为了便于学生休息、聊天，在楼的四个拐角处放置了桌椅，这就为像董辅礽这样抢时间学习的学生提供了条件，在人来人往中，他逐渐培养出了一种“心远地自偏”的境界。回国成家后，房子小，但无论孩子多闹，家人听广播看电视的声音多大，他都能从容地于嘈杂声中看书、写文章、考虑问题。至于火车、飞机上就更成了办公的好地方，他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写就的。
董辅礽的脾气急，动作快，不仅办事快，写文章快，吃饭、做家务也快。但就这么个急脾气的人，生活在我国这样一个自行车王国里，居然不会骑自行车。遇到急事，他宁愿跑着到研究所或在公共汽车站苦等，也不愿学骑车。但有“失”必有“得”，多年来快速走路的习惯对他的身体起到了很好的保健作用。他极少生病，而且御寒能力特别强，冬天从不穿毛衣或棉衣。一次去法国访问，天气很冷，他的学生穿上毛衣还觉得不够暖和，而他只是身着单衣。此事令年轻弟子对老师身体潜藏的热力惊诧不已。
董辅礽还有一个特点是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但字迹有时也潦草难辨认，所以他写的文章发表出来后，时不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被排错。对此他很宽容：“毕竟是自己书写不清才出的错呀”。为了避免由此出现的错误，这两年来董老又鼓捣起了电脑，还上了国际互联网……
这就是董辅礽：一位身体和思维仍然焕发着青春活力的老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