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问题：远景与求解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景论文,中国论文,粮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是否会给国际社会造成粮食威胁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历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长期变迁，但今天仍然是“民以食为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粮食问题上，有过大跃进时期曾饿死3000多万人的悲惨历史，也有过改革时期粮食持续增产，出现稻米喂猪，仓容危机的纪录。进入90年代，粮食供求矛盾对宏观经济和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鉴于世界经济的互相联系，以及国际社会仍有数亿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现实，展望21世纪，粮食问题不仅仅在生存层次上，而且在发展层次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粮食的消费大国，21世纪粮食供求的前景如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因为粮食问题而难以为继？世界会因为中国的粮食缺口而出现粮荒吗？
在中国粮食的远景方面，国外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以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为代表的，关于中国会让世界挨饿的非主流的论点，一是国际组织和有关学者与布朗的判断有显著分歧的主流观点。在《世界观察》1994年9期～10期上，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布朗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将远远超过粮食出口国的剩余生产能力。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很有可能至少下降近1／5，即使正在繁荣的经济并不带来肉类、蛋类及啤酒消费的增长，中国的粮食产量由于耕地消失，淡水资源严重短缺以及能够迅速提高土地生产率来抵消耕地丧失的前景非常渺茫等原因的作用，下降20%即下降到2.63亿吨，也会带来2.16亿吨的缺口。这个缺口超过1993年全球粮食出口2亿吨的总量。如果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从现在的300公斤左右上升到2030年的350公斤，那时的粮食需求将是5.68亿吨，进口量将上升到3.05亿吨，中国粮食消费中将有56%依赖于进口。如果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上升到400公斤，那么，中国粮食的总消费量将达到6.41亿吨，进口赤字将达到3.78亿吨。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在购买粮食的外汇支付能力方面较为乐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提供如此多的粮食。当中国持续地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时，中国的粮食匮乏将成为世界性的匮乏，中国的耕地和灌溉用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性的短缺。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将出现暴涨，从而危害到那些贫穷的粮食进口国。
国际组织和多数国外学者在中国粮食远景的看法上与布朗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认为21世纪中国的粮食生产不会下跌。在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率方面，国际上多数机构和学者认为中国粮食将进一步增产。美国农业部预测，中国粮食的年增长率约为1%。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中国小麦、玉米及大米的产量将分别增加90%、80%和54%。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尼科斯·亚力山德拉托斯认为：从1990年到2030年，即使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下降12%，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包括小麦、玉米及大米）仍将增长68%。
其二，认为粮食生产者会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上涨做出相应的反应。在粮价上涨对全球粮食生产及贸易量的影响方面，多数国际组织和学者认为，布朗关于世界粮食出口量0.5%的年增长率的估计是偏低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帕尔倍格认为，布朗大大低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农民对粮价上涨作出反应的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世界粮食出口年增长率为1.6%，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为1.3%。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帕累利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将休闲计划中的2500万公顷投入粮食生产，单产以目前平均水平的80%计，每年就可增产粮食1.7亿吨，只要粮食价格使农民有利可图，阿根廷有3000万公顷，巴西有6000万公顷耕地可投入生产。罗伯特·帕尔倍格认为，对现在或将来的粮食体系而言，真正严重的问题不在中国，而在南亚与非洲，对于21世纪地球如何养活其全部人口这一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有其应验之地的，但这应验之地不是中国。
其三，认为2030年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数量大大低于布朗的预测，因此不会对世界粮食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克劳森考虑到中国实际耕地面积高于官方公布数字，假定粮食总需求6.4亿吨不变，粮食单产水平380公斤不变，粮地面积占耕地面积93%，期内减少粮地0.25亿公顷的前提下，对中国2030年的粮食进口量作出两种预测，一是进口4500万吨，二是进口1.2亿吨。
今天，作为一家之言，莱斯特·布朗关于中国粮食远景的悲观预测及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潜在威胁论，已经引起我国学者及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有学者将布朗作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予以驳斥，指出：“布朗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布朗先生是否是一个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布朗的学术研究是否存在先验的政治动机，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布朗得出的中国会在21世纪出现粮食供求的严重失衡，从而构成对国际社会粮食安全与生态环境的威胁，这一研究结论，客观上恰好为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造并推销中国威胁论，进而遏制中国的政治企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尽管布朗的学术研究中可能隐含着明显的政治和道德立场的偏向，有些主要结论在学术上难以成立，在国际学术界是非主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布朗所采取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及部分推断有其合理的内涵，有些可谓真知灼见。比如，随着中国迅速工业化及收入提高，中国将像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曾经历过的那样，增加肉蛋及其他畜产品的消费，改变膳食结构，从而增加粮食的消费。再如，根据国际比较，布朗得出了中国耕地的减少难以避免的推论，指出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增产粮食面临淡水资源日益短缺的困难，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面临农业技术创新的制约等。事实上，布朗的研究方法与极端悲观的结论对加深中国粮食问题面临的挑战的理解，避免决策失误很有裨益。
二、语境的差异与中国粮食的远景
在讨论中国粮食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分歧，难以达成共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粮食问题的语境不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及包括生态学家在内的技术专家对于粮食问题一词的解读有着内涵迥异的差别。技术专家谈粮食问题的时候，把粮食问题置于系统的能量转换和系统的可持续性框架内，常常从技术可能性以及生物和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很少顾及粮食的政治及经济的内涵，对粮食问题做出判断的标尺是技术理性。经济学家则倾心于资源的配置效率，把粮食问题放在经济成本与效益的层次上去考虑，考虑的是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理性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政治家那里，粮食问题是与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粮食问题上，政府的担心在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依赖粮食进口，一旦粮食成为政治武器，会危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弄清对粮食问题解读方式的差别，有助于避免对我国粮食生产远景的误读。从理论上说，粮食的生物产量不等于经济产量，粮食生产的比较经济利益不等于政治利益。从经济的角度看，有一个有没有必要将生物产量转换为经济产量的问题。如果一个地区生产更多的粮食是以破坏生态环境因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为代价，如果增产的粮食其经济价值不能抵补本地的资源成本，那么，在经济学家看来，即使该地区增产粮食的潜力很大，也应放弃以增产粮食为目标的本地资源的开发，转而生产其他具备比较经济优势的产品。另一方面，政治家在决策中虽然要尊重经济和技术规律，但是，经济和技术决不是惟一的和最终的因素。政治逻辑不等于经济逻辑，由于经济利益本身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获得比较经济优势和增进国家利益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高于经济利益，这就是粮食问题的政治逻辑。
粮食问题的技术语境，其基本话语是资源、技术与环境。从中国的资源潜力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潜力看，对中国粮食问题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是有足够依据的。中国进入21世纪后，在达到人口增长的高峰时，粮食的供给能力超过了可能的需求水平。从技术分析看，由于中国粮食供需不断扩大的缺口而导致全球粮食危机的论点是不成立的。考虑到现有耕地资源的深度开发和非耕地资源的潜力，以及农业技术的创新，中国粮食生产有着巨大的增产潜力，从非耕地资源潜力看，我国1747万公顷内陆水域中，可供养殖的水面675万公顷，目前利用率仅为69%，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公顷，利用率仅为28%。我国现有草地面积3.9亿公顷，其中可利用面积3.2亿公顷。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0%，增加木本食物的前景十分广阔。从粮食提高单产的前景看，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是令人乐观的，中国实际上拥有的耕地面积近20亿亩，比公布的耕地面积多近6亿亩，我国有占全国耕地面积2／3的中低产田。“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从相对水平看，我国单产潜力的总水平是已实现的大田亩平均单产的1.5倍～3.5倍。中国农业大学90年代初运用FAO提出的生态区法对黄淮海平原的粮食作物生产力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主要粮食作物有新增1倍或1倍以上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曾对我国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我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500公斤的消费水平计，人口承载能力为16.6亿。
粮食问题的经济语境，在农业改革以来，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发生了重大转变。变化主要是：从追求农产品产量扩张，人人有饭吃，转向注重提高农产品质量，改进经济效率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如果说以前讨论粮食问题是在生存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那么现在讨论粮食问题的框架已经演变为可持续的有效率的经济。从经济角度看，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进一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换期，在资源禀赋上人均耕地占用量和水资源占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劣势是一种长期现象，中国粮食生产的比较经济优势是一种下降的趋势，因此，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潜力，着眼于世界资源来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的粮食问题，不仅能获得参与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经济利益，而且有利于为资源的非农化转移创造宽松的环境，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变迁，有利于解决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过度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也存在很大的经济风险，经济风险在于：主要粮食生产国与进口国的农业保护政策、区域贸易避垒、国际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的状况难以在短期改变，实现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稳定还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很难避免大国和区域性政治经济组织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控制和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中国如果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必然要承担国际粮食供求关系超常波动的风险。
粮食问题的政治语境的新特点是西方大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反遏制的内部矛盾。一方面，产生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并未由于冷战结束而改变。在全球政治秩序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原先的文化、经济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就局部看，在文化及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有升级趋势。文明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别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立场的渊源，加上中国经济持续十几年快速增长，使得习惯于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领导者地位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深感不安。一些政治家把正在强大起来的中国视为21世纪延续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国际政治秩序范式的威胁，由此产生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思想。从源于文明差异和经济利益矛盾的地区军事冲突与经济制裁的现实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霸权主义行为的历史看来，和谐、平等、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梦想还远未成为现实。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如果依赖仍旧处于动荡、重组中的国际社会和非一体化的国际粮食市场，来解决长期的粮食问题，存在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来自粮食有再度成为政治武器的可能。美国对前苏联实行粮食禁运的历史并不遥远，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并未形成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为西方提供了经济机会，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事实上有利于现在及潜在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农民的长期利益。因此，在西方阵营内部，甚至是存在遏制中国强烈冲动的西方大国，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以及国内农民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西方国家在粮食国际贸易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反对将粮食问题政治化的要求。
三、21世纪中国粮食的远景；是一个定数还是一个变数
对于21世纪中国粮食前景的疑惑还来自经济预测本身。在科学史上，德国科学家威纳·海森堡1926年提出的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曾使得拉普拉斯科学理论，即一个完全宿命论的宇宙模型的梦想破灭。不确定性原理不仅对于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性质。其基本含义是：我们虽然就某一事件能预言一组不同的可能发生的结果，但是即使我们拥有该事件过去的完全信息，也不能对此事件的未来作出准确预测。迄今关于中国粮食前景的计量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即只要变量的逻辑关系和函数关系正确，能获得准确的历史数据及横截面数据，那么，通过给出假设条件，择定适当的预测模型，就能准确地对21世纪中国粮食某一时点的供给、需求及供需缺口做出准确的预测。在预测所做的条件假定，采取的模型以及数据处理方面的差异，虽然会导致预测结果的差异，有时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但这丝毫不影响预测者本身对各自预测结果的自信。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粮食的有三种前景。一是在21世纪将出现粮食危机，到2030年缺口为2.07亿吨，或3.69亿吨。供给严重短缺将波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问题。二是中国能立足自身，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到2030年中国人口出现高峰值时，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左右。总需求量达到6.4亿吨左右，中国将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三是中国能养活自己，但是将通过国际市场的分工和资源交换来实现粮食的供求平衡。在2020年或2030年时进口粮食达到峰值1亿吨左右。
从开放系统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将21世纪中国粮食的供求关系的基本格局划分成三种情况，一是依赖性平衡，二是基本自给性平衡或非依赖性平衡，三是系统危机。虽然可以从概率分布上很容易地做出中国粮食无外乎三种可能前景的假设，但是，要对中国粮食远景做出具体准确预测的可能性非常小。首先，经济学家在建立并运用经济模型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除了在诸如数据收集、整理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和技术方面的变量究竟是作为外生还是内生变量处理，怎样量化等方面存在非常棘手的问题，难以克服的困难还来自中国粮食远景至少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时间四维空间的复杂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在粮食问题上，既存在政治话语占据垄断地位的现象，也存在技术话语和经济话语不同程度地覆盖政治话语，不同话语相互作用的倾向。无论是小国模型，还是大国或全球模型，如果对政治、经济和技术话语之间的作用机制缺乏科学的把握和表达，即便在历史数据的收集和运算方面的精确性无懈可击，也很可能成为一种不同级别的数字游戏。其次，即使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能建立起一些经济模型，我们也不能保证决定这些经济模型正常运转的假定条件以及作为模型框架的基础变量的函数关系在几十年内仍旧有效。依照测不准原理，即便我们知道过去某一特定时刻中国的粮食供求关系所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准确具体地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测不准是关注中国粮食问题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技术专家已有的经验和科学手段所解决不了的难题。
从中国粮食前景是一个变数非定数出发，那么，无论是用小国经验来推论，还是构建一个大国或世界模型，或者采取其他方法进行比较和推论，得出有关中国粮食在21世纪某年度的需求量、供给量及进口量结论的可靠性和意义就得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确定原理为我们思考中国粮食的长期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维。我们所需要做的很可能不是想方设法去断定在某个时点上粮食的供给量、需求量及贸易量，而是去寻找中国21世纪粮食远景取值的概率规律。弄清楚政治、经济、环境的多维空间中决定变量在某个范围内取值概率的主要因素，进而研究如何诱导、规范这些因素，使其变化导向我们所期望的均衡。
四、宏观战略应避免的偏差
21世纪中国粮食的发展战略，首先应防患于未然，避免形势向严重失衡及系统危机的方向演变。系统危机的可能性源于：耕地资源加速减少，食物消费增长偏离资源基础，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投入下降，价格机制扭曲致使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系统内部供求关系的紧张和波动不能经由外部得以化解。中国政府在最近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中已经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耕地资源，增加农业投入，加强水利建设，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引导消费，建立科学适度的消费模式，避免粮食需求超过供给能力过快增长。提出并不排除利用国际资源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必要补充。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创造粮食生产、流通的良好政策环境。如果上述战略得以实施，那么，到21世纪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粮食供求关系由于粮食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有效供给缩减趋势得到抑制，就不会出现严重失衡乃至系统危机。
中国粮食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对于预防危机的战略安排和追求非依赖性均衡方面较易达成共识，但是在选择具体的均衡模式时存在着自给率过高或过低两种偏差。选择非依赖性平衡作为21世纪中国粮食的发展战略，在允许的自给率变化区间，存在着多种供求均衡的方案。如果设定80%～100%的自给率区间为非依赖性平衡，那么适度的自给率和过高的自给率及过低的自给率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宏观战略应避免的两种偏差来自过高或过低的自给率水平上的均衡。
自给率过高的偏差。所谓自给率过高，即是使自给率达到95%以上的均衡，国内粮食需求的增长靠国内资源来解决，即使国际市场产生大的波动或毁约行为，也不会对国内市场产生大的影响。国内的粮食储备和风险基金足以应付自然风险。中国在21世纪如果基于政治理性，出于对国际市场前景并非没有理由的忧虑，谋求过高的粮食自给水平，很可能要付出经济代价。首先是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遏止。作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结果，资源的非农化配置是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随着粮棉主产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的问题将传播和扩散到现在的粮食主产区，这将是21世纪中国粮食供求平衡所面临的基本挑战。耕地在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减少和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和市民，虽然从发展粮食生产的角度看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但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不在以农业和粮食为重心，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是现代工业技术和城市文明对落后的农耕文明的改造，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经济方面看，通过资源配置格局调整，使农业成为有效率的产业，有利于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实际上为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提供了契机。限制非农产业比较经济优势的发挥，将粮食问题过于政治化，重蹈“以粮为纲”的旧路，必然导致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局限在有限的越来越少的耕地上。形成粮食比较优势下降——缺乏竞争力——政府农业保护行为（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与价格补贴）——对保护的依赖导致粮食生产的竞争力难以提高的不良循环。对技术理性的过分依赖，依据技术分析做出将我国粮食的理论生产能力转变为经济产量的决策，有可能导致局部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扩展，使得解决已经较为突出的耕地质量下降，土地荒漠化，山区生态失衡，水资源开发重用轻养等问题的宽松环境难以形成。鉴于国际市场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新发展特征，世界经济从长期看存在一体化发展趋势，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和难以阻挡的要求；考虑到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美等国还有很多可利用的耕地，发展粮食生产的潜力巨大，加上西方国家农民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对于粮食问题非政治化的推动，我们没有必要过高地估计适当进口粮食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自给率过低的偏差。所谓自给率过低，是指自给率低于90%，国内粮食需求的增长尤其是食物结构转型所需的商品饲料粮和缺乏比较优势的小麦等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的耕地资源来解决，国内的自然风险难以全部靠国内储备承担，必须由国际粮食市场承担部分风险。自给率过低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市场的波动会引起国内市场的波动，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在极端情景下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从历史看，我国在农业和粮食问题上，相当长时期内，不同程度地存在以政治话语覆盖经济话语的倾向，即便将粮食作为经济问题来考虑的时期，追求的是数量而非效率，在传统的经济语境中基本上不存在等价交换和比较利益原则。实行农业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实际上是实行不等价交换的制度安排和市场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过程。粮食问题首先是与社会安定或政权稳定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调整利益分配的载体，体现市民优先和国家工业化优先的规律。从现实来看，在粮食生产的总体比较经济优势下降，局部地区甚至已不存在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的情景下，通过实行粮食省长负责制要求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农村非农产业已有较高水平的沿海地区恢复粮食生产发展的水平，实际是对比较经济利益规律的违背。据此，选择中国粮食的长期发展战略，诚然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经济话语覆盖政治和技术话语，但是重点应注意防范、纠正以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替代经济理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