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馆藏台湾地区文物及其研究价值

董建辉 黄铭松

摘要： 作为大陆高校一所专业性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收藏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类史前遗物、历史文物及民族学标本等。其中，种类丰富的台湾地区文物是其馆藏的一大特色。这些文物标本大都由人类博物馆创始人林惠祥先生搜集采买于台湾史前遗址及各个原住民族，其携带的丰富文化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史前文化及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样貌，具有很高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价值。

关键词： 厦门大学 台湾地区文物 研究价值

随着海峡两岸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交流的深入，台湾原住民族及其文化渐渐被大陆民众所认识。在此过程中，典藏相关文物的专业性博物馆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对博物馆藏品的了解往往集中于物件本身，而忽略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相关信息。本文在概要介绍厦门大学馆藏台湾地区文物标本的基础上，通过回溯其主要捐献者林惠祥先生两次赴台采买文物标本的过程，探讨馆藏台湾地区文物的来源、年代及内涵，进而揭示这些藏品在台湾史前文化研究及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一、厦门大学馆藏台湾地区文物概况

厦门大学馆藏台湾地区文物基本集中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人类博物馆源于林惠祥先生于1933年在厦门顶澳仔自建房屋前厅设立的人类学标本陈列室。1951经当时的华东教育部批准，成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1953年3月15日正式开馆，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家专业性博物馆，也是高校中唯一的一所人类学博物馆。该馆典藏的台湾地区文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台湾史前文物，另一类是台湾原住民文物。其中，台湾史前文物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2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47件，总计49件。2件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均为打制石斧，大小相当，色灰黑，质为花岗岩，形态完整，没有残破，保存状态十分稳定。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绝大部分为石器，共有43件。石锛占大部，共计16件，其中有段石锛4件，其余的为常型石锛。数量次之的为石环，共12件，均为石饰物残余。其他石器尚有石斧、有肩石斧、石枪尖(残品)、有孔石枪(残品)、石箭镞(残品)、有孔石箭镞(残品)和沉网石等。这些石器大小不一，但均为磨制，有的十分精致光滑。质多坚硬，材质以砂岩、泥板岩、玄武岩和片岩居多。除石器外，尚有玉石器和陶器各2件，分别为玉质斧、玉质弯形器和陶制纺锤。

台湾原住民文物标本仅存38件，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并不少。按照林惠祥先生的分类法，大致能分为以下几种：

①人种风俗模型2件，为木雕泰雅族人像，和泥及纸塑番人像；

遥感课程的考核评价由平时成绩、作业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组成，占比分别为20%、20%和60%。其中，平时成绩主要通过考勤来考核，作业成绩靠提交课后习题来考核，期末考试成绩则是试卷分数。目前，对学生最终成绩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的认定仍停留在“上课了(学生听与不听，教师考核不了)，课后习题写了(学生的创新技能考核不了)，平时成绩就可以拿高分”的阶段。这种考核评价方法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过程，无法真实地体现学生对知识的消化程度和对实践技能的掌握程度，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也不能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服饰类7件，包含有贝珠衣、贝珠腰佩、棉麻外披、棉麻上衣、腰带和藤帽；

（3）经费使用要求：项目经费、培训和会议经费支出应合理合规，区县（自治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应加强对财务的监管，保证项目资金的安全和正确使用。

④娱乐品8件，为排湾族双连杯和各式烟斗；

⑤艺术品8件，为人形柄木匙、木雕女像、木雕二人像、陶偶和泥偶(或并称土偶)；

⑥器物类9件，分别为木勺、背物用绳、陶器、火药盒、木药壶和瓠壶。

在这些藏品中，较具特色的是泰雅族贝珠衣、排湾族木雕及各式武器。

通过对漏极瞬态电流积分而获得可以获得归一化收集电荷QCOL。对于PMOS归一化的收集电荷等于QCOL/QCOL(VB=-1.8 V)；对于NMOS归一化的收集电荷等于QCOL/QCOL(VB=3.6 V)。

(一)贝珠衣

中国从1990年起正式制定气候政策,建章建制,完善组织机构建设,健全气候政策体系,设定与发展阶段相符合的减排目标,迄今经历了起步期、夯实期和深化期三个阶段。

馆藏的这件贝珠衣，应是将贝珠串以并缀式和纵缀式缝缀而成的直襟长上衣，长96.5cm，宽42.6cm。以白色麻布为底，在两襟、两外侧及下摆位置交织上红色线，贝珠缝缀在红色区域内，并留出红边，颜色对比鲜明，甚是好看。这件贝珠衣除了有一些贝珠串缺失之外，总体状况良好，无需修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据称，目前大陆还有复旦大学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及上海市博物馆收藏有贝珠衣。收藏数量以复旦大学博物馆为最多，达21件。[注] 另有珠裙12件、腕饰14件、腿饰1件、腰饰1件、颈饰及头饰9件、饰带1条、菌形贝耳饰5个、梯形贝耳坠6对、珠串10余件等，共计仅百件。参见陈叔倬：《大陆复旦大学所藏台湾原住民文物现况调查》，《自然科学博物馆(台中)馆讯》第309期。 中央民族大学次之，有10余件。

在台湾旅游时，我都起早在街市跑步，然后回到宾馆。早饭前，我总要到一楼翻阅当地报纸，特别注意到一份《旺报》，刊载有“大陆人看台湾”专栏，我悄悄记下其电子邮箱。

(二)排湾族木雕

厦门大学馆藏台湾原住民文物中，以竹木雕刻品数量为最多。台湾各原住民族都会雕刻，但尤以排湾族的雕刻技术最高超，木雕艺术品最为精美，其“艺术业已出现初步的专业化的现象”[注] 王嵩山：《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第74页。 。排湾族的木雕常刻有百步蛇纹、人首纹及鹿纹，还有对应的抽象化几何纹样，以表现其特色文化。馆藏的16件原住民木雕主要为烟斗和人形木雕，基本来自台湾南部的排湾族。其中的木制烟斗形态各异，或刻以人面并加合金为饰，或人面施以白粉，或翘尾木形，或螺形，造型精美，是生活与艺术结合的很好例证。

除烟斗之外，人类博物馆还收藏有两件排湾族木雕双连杯。虽然台湾其他原住民族也有二人合饮的风俗，但却不用连杯。[注] 陈奇禄：《台湾土著文化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第143页。 双连杯为排湾族特有的酒具，由一独木刳成，有两个呈八角形的杯部，两端有手柄，中间以柄相连。该馆第一件双连杯小巧精致，左右两柄上分别雕出人头，其面朝上。双连杯中间连接处，侧边中间的前后两面各雕有一人首，上面刻有几何状蛇纹。第二件双连杯较之第一件更大，但造型更简单。左右两柄挖空便于手拿，柄的外侧刻有蛇形纹，两杯连接处侧面刻有三个完整的人首纹和两个只露一半的人首纹，呈连续排列。两件双连杯，设计均呈现出对称美。排湾族连杯多用于节日宴会、祭仪、婚礼和部落媾和等欢宴场合，饮酒时两人各执一端，共同饮酒，以彰显双方深厚的情谊。[注] 迟翔：《台湾木雕造型艺术研究——以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馆藏作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第25页。

以前由拥挤的公车内下车时，难免会跌跌撞撞，有时甚至是狼狈不堪。而下车后踩在地面时，肩上和手上的负重会提醒我升学压力的存在。但她这句叮咛即使只是单纯的客套，也会让我下车时的心情从容笃定。我甚至会有身上的负重减轻了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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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木匙和木雕人像。木匙柄部雕有全人形，形象逼真，造型独特。木雕人像为两尊女像，露齿，并刻有生殖器，以别男女，或带有生殖器崇拜之意。以上均表现出了排湾族人高超的雕刻技艺和独特的审美风格。

证明 类似地，独占暂存性离散资源分配的最优方法应该满足极大相容公理组ESCA4，即要求分配方法满足{Ax.4,Ax.5,Ax.6,Ax.7}.

(三)武器

其二，南部落铁刀。据剑鞘上所撰文字记载，此为阿美族铁刀。与短剑相比，铁刀直而长，锋末斜削。刀鞘也是木制，但只有半面，鞘末翘起。鞘上于尾部雕有蛇形，蛇头所对前端雕有连续的四个人头。人眼、蛇眼和蛇身均用铜钉装饰。因刀鞘上的装饰和雕刻具有典型的排湾族风格，故推测此铁刀应为居住在南部、受排湾族文化影响较大的卑南阿美或恒春阿美之物。这种刀多“为头目于祝祭宴会或出行做客时所佩，非常用物”[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影印本)，第43页。 。佩戴时同样是将有装饰的一面朝内，露刀面朝外，这也是台湾原住民的佩刀习惯。

其一，为一件雅美族短剑。相比于台湾本岛上原住民族的长刀、雕刀等武器，该短剑更加短小而薄。剑鞘形制很有特点，非两面相合，其中一面刻有全身人形10个，两两相连，配以斜纹；另一面于鞘末刻有两个全身人形，鞘身有一长隙，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短剑。短剑还配有一条用藤条编成的长带，使用时，雅美人将其挂在肩上，露刀面向外。和长刀不同，短剑并不作为真正的武器使用，而是主要用于渔猎。

除兰屿岛上的雅美族外，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传统上都有“出草”的习俗。[注] “出草”也即猎首，参见董建辉、何茂旭：《台湾高山族“出草”习俗及其成因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在出草过程中，以刀、剑为主体的武器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人类博物馆馆藏的台湾原住民武器数量不多，仅存4件，但从形制上来看，却是来自不同族群，分别是台湾北部、南部和东南离岛兰屿岛。

②武器类4件，分别为北部落铁刀、南部落铁刀、雅美族匕首和泰雅族藤盔；

1951年向厦门大学捐赠文物标本时，林惠祥曾提交《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呈函》(以下简称《呈函》)及《古物标本细目》两份文件，其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所捐赠文物标本的类别、数量和采集时间。[注] 蒋炳钊、吴春明：《林惠祥文集》(下)，第628-684页。 在《呈函》中，记载有“第十二类：台湾旧石器时代石器2件。第十三类：台湾新石器时代遗物，石器53件，陶片3块”[注] 林惠祥：《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呈函》，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下)，第630页。 ，共计58件。而在《古物标本细目》中，则记载有台湾史前遗物共60件，包括台湾旧石器时代遗物2件，圆山遗址史前遗物58件，均于1929年由林惠祥“本人就地购得”[注] 林惠祥：《林惠祥捐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古物标本细目、图书细目》，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下)，第638-649页。表中并特别注明“以上台湾新石器共56件”，但实际每项相加则是58件，应为林惠祥先生当时统计之误。 。然而如前所述，除2件旧石器时代遗物外，其他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应为1935年采购，1929年采集的部分已“不知在何处”。所以，“1929年”的采买时间记录应系林先生本人笔误。

贝珠衣又称贝壳珠衣，据说为泰雅人所特有，他们有着悠久的制作贝珠衣的历史。据林惠祥先生介绍：“番族自古即以贝壳制成小粒扁圆珠，以为货币，并缝缀麻制衣服上，以为最盛装之服。”[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页。 贝珠衣无领无袖，无扣无带，由两幅麻布为布面打底，再往上缝缀贝珠串制成。贝珠串的制作与缝缀是整件衣服中最精细的部分，其制作工艺繁杂，耗时长久。据介绍，首先，要将挑选出的合适的砗磲贝切割成颗粒状，然后再逐个打磨钻孔成平均直径约3毫米的小颗贝珠，之后再串成串，以并缀或纵缀或并纵等三种式样缝缀在麻布上。[注] 杜辉：《何处寻衣：书写泰雅贝珠衣的传记》，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第25、30-31页。 一件贝珠衣所缀贝珠多可达数十万颗，少者也有上万颗。张光直先生曾根据清代志书、日人所记及垦丁遗址出土物等，将贝珠衣的制作技艺分为阿美式和垦丁式。他并纠正指出，“台湾全岛诸土著族，除雅美族外，皆使用贝珠之制作品为贵重之饰物；在泰雅、赛夏及排湾三族中，贝珠于不久的过去尚用为交易的媒介”[注] 张光直：《本系所藏台湾泰雅族贝珠标本》，《考古人类学刊》1953年第2期。 ，只是近代在泰雅族中最为发达而已。

不同于传统轨道交通，中低速磁浮列车1节车厢具有相对独立的5个悬浮架，轨道不平顺对列车运行舒适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于1个悬浮架的作用，因此在1个悬浮架范围(2.8 m)内的轨道不平顺对列车运行的舒适性尤为重要。

最后，为藤盔一顶。藤盔呈半圆形，用藤编成，制作精美，非常牢固。林惠祥先生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曾经对藤盔进行过描述：“半圆形，藤编成，甚坚牢。此为番族之最上藤制品。下系以绳，扣于颏下。平时及战时皆戴之。太么族物。”[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影印本)，第47页。 从形制上看，两者甚为接近。因此，推测馆藏藤盔亦为太么族(即泰雅族)之物。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辛考察，他收集了“石器大小104件、陶片32片”，并“运回大陆，存于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标本室”。[注]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在1930年出版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之《中篇·标本图说》中，他简略介绍了这批石器及其他所采集的原住民族文物标本的概况，并附有图版。[注] 据统计，总数有274件，其中原住民民族学标本150件，台北圆山遗址石器文物124件。 这些文物标本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公开陈列，供游客参观。其《自传》云：“《申报画报》为出特刊，致京沪多人来院参观，盖民族学标本之采集及陈列，其时尚甚少见也。”[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6页。 但遗憾的是，这批文物标本最后竟不知所终，石器也“不知在何处”[注]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最大的可能是，它们都于1949年前后随“中央研究院”被运往台湾。有证据显示，目前台北“中研院”确实藏有林先生当时采买的标本，如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的林先生1928年采集的排湾族烟斗[注] 兰文里：《药草、烟斗与台湾原住民》，中央研究院数位典藏资源网，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subject/resource_content.jsp?oid=16777483&queryType=qs&queryString=%E5%8E%9F%E4%BD%8F%E6%B0%91%E5%82%B3%E8%AA%AA.2019-03-15。 ；“中研院”历史文物陈列馆台湾史料区展出的泰雅族贝珠衣，也是他1929年所采集(但二者都被误写为1928年)[注] 兰文里：《药草、烟斗与台湾原住民》，中央研究院数位典藏资源网，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subject/resource_content.jsp?oid=16777491&queryString=%E5%AE%9C%E8%98%AD%E7%B8%A3%E5%A4%A7%E5%90%8C%E9%84%89%20%E6%B3%B0%E9%9B%85，2019-02-18。 。

《清初手绘台湾地图》(残卷)长530厘米，宽44厘米，卷轴纸本彩绘。地图上并没有标注图名，绘制年代也不详，但依据图中所绘官署、行政区划等信息，大致推断为清乾隆年间所绘。与西方传入的比例尺地图不同，该图系采用中国古典青绿山水画的技法，方位为上东、下西、左北、右南，绘制范围在台湾本岛南起凤山县，北至大鸡笼城，东靠山，西抵海。地图上绘制了许多近海岛屿、沙洲、礁石等，还有澎湖列岛、山川、港口、河流、县城、衙署、庙宇、炮台、村社等，都逐一详细标明。全图共标注1000多个地名，其中包括300多个原住民部落社名，400多个汉人聚落，以及200多个军队营地、衙署、庙宇、塘汛等建筑，是了解台湾古今地名演变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二、馆藏台湾地区文物之来源及年代

这批馆藏台湾地区文物主要来自林惠祥先生捐赠。林先生曾任厦大人类博物馆馆长、厦大南洋研究所副所长兼历史系教授，一生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在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及博物馆学等诸多领域均颇有建树。[注]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林惠祥同志对人类学、考古学的贡献》，《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他曾于1929年和1935年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日据时期的台湾，调查原住民族文化及圆山考古遗址，采集考古标本，搜集和购买原住民民族学标本。1930年写就《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并由中央研究院印行，反响甚大。[注] 蒋炳钊：《林惠祥年谱》，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7页。 也正因为此，他被誉为大陆学者开展台湾考古和原住民族研究第一人，“开启了大陆学者对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之先河”[注] 董建辉、黄铭松：《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933年，林先生在自建房屋前厅设立人类学标本陈列室，供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使用。1935年，陈列室被扩充为“私立厦门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注] 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前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1951年，他决定向厦门大学无偿捐赠他所搜集采买的文物标本和图书，并向时任校长王亚南先生提议，创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人类博物馆正式开馆，既供教学科研参考，也让一般民众参观。

馆藏的两件旧石器时代石斧，系林惠祥先生1929年首次赴台湾调研时，由台东大马武窟(Toa Mabakut，今台东县东河村)学校所赠送。[注] 1929年9月初，林惠祥先生访问该校，“蒙该校送石器六件及陶器二件”。参见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下篇《游踪纪要》，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下)，第105页。 是年，他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担任助理员，受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委派，利用前往台北替父奔丧之机，化名林石仁，假托为商人，“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6页。 。期间，他多次赴台北圆山西麓的新石器时代贝冢遗址考察，又从台北南方山区乌来社开始，历桃园角板山，经苏澳、花莲，再转赴台东、新港，回到台北后，复折往日月潭，先后访问了卑南、马兰、哈喇巴宛、大马武窟、知本、水社等番社，涉及太么(泰雅)、派宛(排湾)、阿眉(阿美)、蒲嫩(布农)等族。[注] 依今日之认定，卑南、知本等社为卑南族，日月潭水社为邵族。

2012年主汛期，江苏连续遭遇了“达维”“海葵”等多个强台风的袭击，刚刚研制成功的应急指挥所迅速“走马上任”，开赴沿海防御台风一线，及时准确地将抢险现场语音、图像、文字、数据等信息传递至省指挥中心；现场决策人员在指挥所内就能方便快捷地查询到所需的各类综合信息，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调度指挥，减免了灾害损失，取得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也用事实证明了该系统设计可行，通信可靠，数据正确。2013年汛前，在水利部组织的卫星通信应用培训班上，该指挥车在现场进行了应用技术交流和展示，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推介作用。

此外，该馆还收藏有台湾原住民独木舟一艘和《清初手绘台湾地图》(残卷)一幅。该独木舟系用独木刳成，长4.75米，宽0.85米，高0.55米，底部无龙骨，也无横木支撑，但刳面尚属平整。首尾两端，一端平齐，另一端外侧为尖形，内侧则是半弧形。外围近顶部，刻有两条凹陷细槽，绕独木舟一圈。

馆藏的47件新石器时代台湾文化遗存和38件台湾原住民文物标本，均为林惠祥先生1935年再赴台湾调研时所采买。1935年6月，林惠祥先生受聘为厦门大学文学院人类学教授。为了给自创的人类学标本陈列所添加藏品，他又于“暑假自费复往台湾，再入番地，采买标本”。此次他化名为林淡墨，假托为教会中学教员前往。历时两周，“采得标本为番人之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型、史前石器等数十件”。这些标本就是1951年捐赠给人类博物馆的那批民族学文物标本。与1929年的那次调查相较，此次调查时间短，去的地方也少，“经两星期，赴三数处，不如前次之远”[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8页。 。

47件新石器时代台湾文化遗存采集自台北圆山贝塚文化遗址，当属无疑。林惠祥先生本人曾回忆道，“1935年自费到台湾采集，又在圆山获得石器78件、陶片3片。除与国内外各机关交换外，至今尚保存石器63件，现都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内”[注]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至于那些台湾原住民文物标本究竟采买自何处，林惠祥先生没有明确交代。在1951年向厦门大学捐赠文物标本时提交的《林惠祥捐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古物标本细目、图书细目》(以下简称《古物标本细目》)中，林惠祥先生的记载是：木雕女像和红头岭番人制土偶系“本人到地搜集”，木雕太么族人像和泥及纸质番人像(略破)为“买得”，其余的均为1935年“本人到地采买”。[注] 林惠祥：《林惠祥捐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古物标本细目、图书细目》，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下)，第646-647页。 “到地”之“地”究竟是何地，不得而知。其中有一些标本也许是从当时的台北(乌来)交易市场[注] 乌来是林惠祥先生1929年调查台湾原住民族的第一站。1915年，日本殖民者为了在泰雅族中引入现代货币的观念，在乌来设立固定的交易所，要求所有交易的物品均以现金买卖。参见张宜珍：《日治时期乌来地区经济社会的变迁》，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03年。 购得，或者仅是观光纪念品。据台湾学者研究，1930-40年代是台湾岛内观光业的兴起时代。[注] 陈叔倬：《大陆复旦大学所藏台湾原住民文物现况调查》，《自然科学博物馆(台中)馆讯》第309期。 林惠祥先生所收藏的人像木雕和土偶等均有可能是当时的观光纪念品。其中，那尊带有圆盘木底座的“泥及纸质番人像(略破)”(应是布农族)，颇具日本土偶师井上清助“博多人偶”[注] 井上清助(1867—1922)是日本福冈“博多人形”风俗人偶著名艺师，1910—1913年间在森丑之助、坪井正五郎等人类学者的指导和协助下，完成了“世界人类风俗人形”的土偶创作，其中就包括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人偶。 的韵味，也许属于其后的升级版。此外，一些文物标本明显非生活实用品，如木雕泰雅族(疑为泛排湾族)人像和雅美族的藤盔等。而且，他本人并未去过雅美族聚居的红头屿(兰屿)。

其三，北部落铁刀。此刀刀身弯曲，刀鞘同样只有一面，由整块木刳成，鞘上有两个绳扣。“一扣系带，带围腰间，另一端穿入他一绳扣打结，刀便平横”[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影印本)，第42-43页。 。整把刀外形非常简单，没有雕刻，另一面用铁丝钉就。为了使用时出刀收刀之便利，同样将露刀面向外。这种刀的功用在于横斫，而不能直刺，主要用于战争、出草和狩猎，平时也佩戴不离身。

再者，人类博物馆目前登记在册的台湾史前文物仅有49件，与总数58件或60件均有不少误差。易言之，有约10件台湾史前文物已不明去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管理不善，例如有些文物因年代久远，早年又登记不详，故无法确认为文物，而仅以标本的形式统一存放，像一些陶片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据年近九旬的人类学系退休教授叶文程先生回忆，出于安全考虑，博物馆曾于1965年将所有文物标本打包装箱，准备疏散，所以不排除其中少数文物损毁或遗失的可能。

审美趣味的改变制约了水墨动画的进一步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审美标准的盛行改变了动画受众的审美趣味，继而影响了国产动画的创作风格，水墨动画随即成为过眼烟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的日新月异，各种先进的动画技术以及西方审美思想的影响，从制作技术、审美趣味到艺术风格上，中国的动画片逐渐被“西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色和优势，外来动画风格成为动画创作的主要风格。

馆藏的“台湾原住民独木舟”是否确属台湾原住民文化遗物，尚有待考证。据馆藏目录记载，该独木舟系厦门港陈乌糖所赠。传闻称，陈氏系老厦门港渔民，20世纪50年代在厦门海滩拾得独木舟一艘，后赠送给人类博物馆。是林惠祥先生生前抑或是其他人确认该独木舟主人为台湾原住民，已不得而知，但林惠祥先生的确曾于1929年在日月潭水社购得独木舟一艘，“雇番人由小径偷运出山，中途经一铁线桥，几致失事”[注] 林惠祥：《自传》，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6页。 ，最后“用手押车运舟赴外车埕，由火车回台北”[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下篇《游踪纪要》，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110页。 。该舟系用樟木树干一段刳制而成，长14.8英尺，“阔不及2呎，深不及1呎，重约200斤……底无龙骨，首尾不尖削，舱底不平坦。无帆橹等物，只有手提小桨，其桨端手提处不加横木”[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篇《标本图说》，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第87页。 。馆藏独木舟与林先生所购大小相当，但形制不太一样，材质也不知是否为樟木，所以无法确认是否为台湾原住民独木舟。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中，目前已知只有日月潭的邵族曾经制作并使用独木舟，但现在很难找到实物。2018年11月，笔者在日月潭调研期间还专程到邵族部落去探寻，但都无果而终。当地友人告知台北某私人收藏家手中藏有一艘，希望今后有机会可以看到。

前述《清初手绘台湾地图》(残卷)则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绘制于清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间(1756—1759)的《乾隆<台湾舆图>》几乎无二样，只是后者图长667厘米，较为完整，而人类博物馆所藏则在右侧残缺了100多厘米。馆藏资料显示，该地图系于民国年间购于厦门地区，1954年入藏该馆。目前在馆内展出的是复制品，原件被妥善保管。但因年代久远，且过去受条件所限，保存不善，所以该图布满霉斑，呈暗褐色，不似台北故宫藏品那么清新亮丽。两图之内在关联尚待有关专家后续研究。

三、馆藏台湾地区文物之研究价值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藏台湾地区文物主要包括台湾史前文物和台湾原住民文物标本两部分。就史前文物而言，它们是研究台湾史前文化及其发展的重要考古学遗存。而台湾原住民文物标本则是我们了解20世纪30-40年代及以前台湾原住民社会文化的实物依据。馆藏史前文物包括2件旧石器时代打制石斧，和47件新石器时代石器、玉器和陶制品。2件石斧均来自大马武窟遗址，即今东河遗址群，属于台东海岸长滨八仙洞遗址的文化遗存物。东河遗址群位于台东马武窟溪入海口南北两岸，共发现8处史前遗址，存在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金石并用时代，分属不同时代的文化层，包含长滨文化、绳纹红陶文化、卑南文化、麒麟文化和静浦文化(阿美文化)等类型，时间跨度从距今6000年到500年不等。不但有台湾独有的器物，也有接近东南亚文化系统的器物。按林惠祥先生的看法，打制石斧应属于台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实物，与磨制的新石器物应该是同时使用。[注]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馆藏新石器时代遗物数量相对较多，其中石锛种类最多，既有常型石锛，也有有段石锛，其次是石斧、有肩石斧、石枪、石镞等，均系林惠祥先生采集于台北圆山贝冢遗址。其中，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最为特殊，可视为台湾史前文化的代表性石器。圆山文化距今约3410-4510年，是继大坌坑文化之后，台湾新石器时代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其代表性遗址即为台北圆山贝冢遗址。[注] 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圆山贝塚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扁平石斧和少量实锄为主，这类工具多适于伐木和掘土。[注] 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林惠祥先生曾比较世界各地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以及印文陶、彩陶等考古文物，提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虽有一点地方特征，但从大体上看，却是属于东南亚一带的系统，这个范围包括大陆东南沿海及台湾、南洋”[注]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他进而推断，台湾的新石器文化是由大陆东南部传过去的，甚至台湾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也是由大陆东南部漂过去的。这种从大陆过去的新石器时代人，后来便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一支来源。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明确认定这些考古遗存与台湾现存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学界基本肯定，在台湾原住民中，北部和中部各族明显与大陆东南海岸的文化有关，而南部与东海岸各族则与南洋群岛文化有关。[注] 王嵩山：《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第6页。 这些史前文化遗存对于考察包括台湾原住民在内的南岛语族的起源、社会文化及其与我国大陆南方地区的历史关系，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和民族学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升，大家越来越注重群众文化的建设。同时，文化的种类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先进文化的发展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现出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重视群众文化的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

在新石器时代，除圆山文化外，台湾还发现了其他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如大坌坑文化和凤鼻头文化等。这些史前遗迹和遗物分布遍及全岛及周边诸岛，所挖掘出来的器物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青铜器、铁器以及人骨遗留等。考古学者通过对比台湾史前文化遗存与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用品及技术工艺等，对两者间的关系做了一些推论。例如，陈奇禄先生指出：“一般相信现存台湾土著移入台湾，最早可能在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third millennium B.C.)间，即距今约五千年前。台湾北部山地的泰雅族与赛夏族，可能就是最早移民的后裔。他们移入时也许还是先陶时代(pre-ceramicage)，也许因其居地无陶器的制作，所以他们一直不制作陶器。”[注] 陈奇禄：《台湾土著文化研究》，第6页。 王嵩山先生也认为，台湾北部的泰雅族与赛夏族到达台湾的时间最早，约在五千年至六千年前。[注] 王嵩山：《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第10页。 廖杨则进一步指出，赛夏人可能是圆山文化人的后裔。[注] 廖杨：《台湾早期移住民的史前文化论述》，《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林惠祥先生也在其书中写道：“圆山为市北一小山，原系石器时代番族之住地。其后番族或因死亡，或因转徙，竟致绝迹……其近处又有数尺径之大石一方，系番人磨石器及贝壳珠之砥石……”[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影印本)，第77页。 由此可见，在圆山贝冢遗址出土的这些文物，很可能是台湾原住民先民的文化遗存，和台湾现原住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馆藏的台湾原住民文物标本则直接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及之前一段时期原住民的社会文化，其中蕴含了原住民社会、经济、政治、风俗、信仰、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它们是原住民族物质及精神文化的载体，真实地反映出原住民的生活状态、艺术品位、文化特征、社会面貌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以人类博物馆馆藏排湾族木雕为例，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及气候，岛上树木众多，台湾原住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利用这些材料来制作生活器具、装饰品和独木舟等，并在这些器物上进行艺术创作，将其文化与信仰体现于点滴之间。在原住民族中，一直流传着各种传说，有认为祖先死后灵魂转入动物者，也有认为其族先人诞自动物者，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影印本)，第25页。 而雕刻于各种生活或仪式用品上形式多样的纹饰和造型作为原住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正是原住民族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意识及审美情趣的体现与传递者，如排湾族的人首纹、百步蛇纹和鹿纹，雅美族的太阳纹、波浪纹及人形纹等。排湾族和鲁凯族一样[注] 因为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在过去，排湾、鲁凯和卑南均被纳入排湾系统，统称“泛排湾族”。 ，都是具有严格等级制的阶层社会。贵族制度、财富的累积以及分工的专门化，使得他们的传统工艺，尤其是木雕、石雕，发展出非凡的成就。[注] 王嵩山：《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第18-19页。

排湾族木雕无论是木匙、双连杯还是烟斗，均有造型丰富的雕刻纹饰。有人首纹、具象的蛇形纹饰、简易的全身人形纹、全身人像、几何蛇形纹、鹿形纹等纹饰，形式十分多样。这些纹饰从雕刻技法来看，主要有刳削、圆雕、浮雕、阴雕等，以阴雕为主，浮雕次之。[注] 迟翔：《台湾木雕造型艺术研究——以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馆藏作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第23页。 这些纹饰体现了排湾族人的信仰。对排湾族人来说，蛇是他们的原始崇拜，族人不敢杀害，酋长家中甚至还备有一间小房，以为其巢穴。在排湾族人的观念中，蛇是他们的图腾，能够庇佑族人。为了得到蛇的保护，他们把蛇或写实或简省或几何的形象，用雕刻的方式呈现于各种器物和日常生活用具上。正如林惠祥先生所说，“番人因拜蛇之故常雕蛇形，以表敬意”[注]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影印本)，第27页。 。此外，人首纹在排湾族中也很常见，代表着他们的祖先，由此可见排湾族人对神灵及祖先的崇拜。

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蛇类都是排湾人所崇拜的。相关资料表明，百步蛇和龟壳花蛇是他们的主要崇拜对象。[注] 刘军：《高山族排湾人的蛇图腾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这两种蛇有剧毒，且凶猛。如此，我们可以推测，排湾族先人是通过对这两种蛇的崇拜，来获得精神上的保护与慰藉。因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为了抵御来自外界的各种侵袭，会通过崇拜某些神灵或力量强大的生物来获取力量与保护，以取得精神上的安慰。排湾族人也不例外。

鲜明的图腾是排湾族人社会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因为崇拜共同的图腾，他们在精神内力上达到统一，其族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因此得以增强，同时与其它族群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蛇图腾是排湾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识，这种认同在多族群竞争、分配与共享生存资源的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在阶层化的排湾族社会，由于艺术常常被用来作为合理化社会现状的工具，所以这种图腾信仰及其标识也成为贵族阶层的特权，被他们牢牢掌握，以确认他们地位的崇高和不可挑战性。[注] 王嵩山：《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第74-77页。

除特征鲜明的雕刻纹饰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外，人类博物馆馆藏的多件原住民竹木雕烟斗则反映了原住民的烟草文化。荷兰档案资料显示，原住民最初是没有烟草的，也不会使用，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后由于台湾国际贸易交汇点的特殊地位，烟草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传入了原住民社会，一是由荷兰人传入，二是自大陆漳泉地区传入台湾汉人社会，再由汉人传入原住民社会。虽然烟草是外来物，但原住民对此甚是喜爱，男女老少皆吸食之。不仅如此，他们还逐渐学会了栽培烟草和制作烟具的技术，形成了独特的烟草文化。[注] 彭维斌：《从外来物到原生物——台湾原住民烟草文化的人类学考察》，《古今农业》2014年第2期。

因此，在传统排湾人的生活中，烟草为重要的一部分。各家都会种植烟草，抽烟也变得十分常见。虽然在20世纪初，台湾准许汉人种植烟草对原住民的烟草经济一度造成了打击，但原住民在烟草种植方面仍然有一定的能动性。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限制原住民种植及制作烟草，才导致原住民的私人烟草种植逐渐消失。[注] 兰文里：《药草、烟斗与台湾原住民》，中央研究院数位典藏资源网，2018年8月20日，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subject/resource_content.jsp?oid=16777483&queryType=qs&queryString=%E5%8E%9F%E4%BD%8F%E6%B0%91%E5%82%B3%E8%AA%AA，2018-08-20，2019年4月29日。 馆藏的烟斗正是曾经发达的台湾原住民烟草文化的最好印证，展现了当时以烟草文化为背景的原住民社会生活面貌。

在木雕特色器物中，还有饮酒用的双连杯。排湾族的双连杯样式精美，造型独特，很好地呈现了原住民族的酒文化。在仪式或庆典上使用双连杯时，需要饮酒双方同执酒杯一起饮酒，甚至连动作的快慢都要一致，才能将双连杯中的酒饮尽。这种饮酒方式不仅体现了双方的情谊，寓意夫妻或朋友间深厚的情感，还能反映出温馨和谐的社会景象。此外，排湾族的双连杯可能还揭示出两岸之间某种文化的关联性。从其风格、功用与形制看，排湾族的双连杯和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中期的木雕彩凤双连杯有诸多相似之处，都为两杯相连，寓意吉祥，也都多用于欢宴庆典、婚宴及祭奠仪式上。[注] 詹黎明：《从台湾排湾族双连杯和古楚国双连杯看中原古俗对台湾原住民造物文化的影响》，《美与时代(上)》2015年第8期。 从雕刻纹饰看，古楚木雕彩凤双连杯雕有凤，排湾族双连杯则刻有蛇纹。这看似无关联的纹饰造型却都出现在了楚文化中，楚文化以凤为图腾，同时又有蛇崇拜，与排湾族文化之间的相似性难免令人产生联想。

总之，厦大人类博物馆馆藏台湾地区文物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丰富，其来源清晰，年代可靠，文化内涵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史前文化状况及近代以来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对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民族学价值。

On the Cultural Relics from Taiwan Collected by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Their Research Value

DONG Jianhui HUANG Minsong

Abstract ： Being a professional museum in a university in the mainland,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t Xiamen University contains all kinds of collections including prehistorical remains, historical artifacts and ethnological specimens in different period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with various collections of cultural relics from Taiwan as its feature. The collections of specimens and artifacts from Taiwan were collected and purchased by the museum′s founder Lin Huixiang from the prehistorical sites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The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carried by the collections truthfully reflect both the prehistorical cultures and the production, life and social cultur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which are of great research value in the field of archaeology,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Key Words ：Xiamen University; cultural relics from Taiwan; research value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14ZDB113)。

作者简介： 董建辉，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厦门 361005)；黄铭松，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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