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宇宙学起源的多元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元性论文,起源论文,宇宙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以前的论文[1][2]强调了汉武帝太初改历的科学革命性质，认为前此中国的宇宙学是盖天说为主，在太初改历中，浑天说革了盖天说的命，认为盖天说在历史发展程序上居先，有个理由是：上古人对天地的最初的经验性认识是：地在下，天地一般大，同时考虑上下观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以生理为基础的各向异性观念。但是这条理由也须进一步推敲，不可过多推广使用。特别是若以天与地为不相交的平行平面，如周髀之平天说那样，那应只是以较小局域的经验为基础，这是中国北方民族生活的特点。由此出发，我们就应该考察不同的宇宙模型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活经验的相关性。只有如此，才能更细致地理解中国早期宇宙学史的民族性质，进而更完备地理解世界科学史上宇宙论起源的一般问题。
让我们用理想化的极端状态作解说。假定一群人生活在北极，他们所见到的天体运行状况当然只能导致盖天说的理论，或者平天说理论，天以某点为极轴平转，这天极几乎正在上顶。日月星就是水平绕圈运动。事实上当然没有人真正住在北极点。那么在高纬度区生活的民族倾向得出盖天说理论总是较为合理而自然的。然而还有另一极端情况。假定一群人生活在赤道上，如新加坡、苏门答腊。他们就不会得出盖天说的认识，他们看不见北极，或者看见北极很低，以致较难于发现那是天的转动中心，况且，他们有同等机会看见南极，他们看见的日月五星，平均来说是从东出，向上行到正顶上，再向下落到西边去。他们凭经验应该得出浑天说。特别是向北向南都去看过之后既知有北极又知有南极，那就只能是浑天说了。浑天说还不认为大地是比天小得多的小球。
然而古代欧洲人却得出了地球说，这也不难解释。因为欧洲的地理条件与中国有个重大差别，那就是高纬度地带非常温暖，古代腓尼基人在希腊人之前早就驾船走出直布罗陀海峡。北到挪威，南到赤道，在挪威北部他们会看见夏天几十天太阳不落，在赤道以南看到南天极，也看到太阳运行上而又下行经正顶。这种大跨度的经验综合起来自然是大天球小地球的宇宙模型了。欧洲航海者有直接体验，地中海南北大陆人员也可以交流知识。
但是早期中国人不拥有这样的经验。北行很难超越贝加尔湖，那也只相当于英伦三岛的纬度，南行很难超越交州，而且陆上旅行在南方是非常艰难的。河湖交错，林莽密布，瘴气弥漫，蛇虎出没，南方民族早期的文化交流是困难的。相对而言，北方民族容易一些，漫漫大草原，乘马疾驰，夏日里日行几百里不成问题，有探险精神的人不难到达白令海峡以观日不落之景。以此推断，中国上古人民的盖天说应是发源于北方民族。考古学上倾向认为夏商二代的民族起源都来自北方，红山文化可能是商或夏的先祖。
由此可言，盖天说大概是从黄河流域以北的民族的观念升华而成，浑天说则源起于南方。但这只是纯推理的说法，还应该寻找史料的考古的证据。
《山海经》讲地理，也就有涉及宇宙论的内容，其中大荒东经记日月所出之山凡六处，大荒西经记日月所入之山凡六处。可见此书的资料来源是多元的。“出、入”之言似带有浑天说特色，但也不能肯定。最有趣的是海内北经登北和大荒北经烛龙的二条神话：
“舜妻登北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大泽”常被说成是贝加尔湖，“宵明、烛光”这两个名字就意味着近北极圈地带的天光情态。或对冬季的漫漫长夜心怀悸虑，寄幻想于供给光明的女神，或对夏季的长明企图解说，谓是女神之灵所照。“西北海”所指也应是贝加尔湖之类，烛光神双目有光，闭上就是黑夜，睁开即是白昼。这形象是寓意于日也好，寓意于月也好，总是发光天体之象。它能照亮“九阴”，九者多也，什么偏僻角落都被照到，不是这光源面角大或亮度大，那是因为它会转动到所有方向。在低纬底处的高耸之物（如山、树、高楼）北面总是阴，但在近极区，夏天的太阳月亮挨近地平周转360度，那就都会被照到了。“不食不寝不息”正象征着若干天日不落的状态。
除了日月形象的内容，《山海经》里还有关于天极的一些话。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目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此文错乱晦昧，疏解困难。“嘘”和“噎”可能是一个字，然而重和黎则是其它古老天文史文献中提到的人名，且最后的“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之语，涉及天文学之事无疑。可是，何以附之于西方？可否设想，这些话原本传闻自西来之人，西人已有地球说，故有“对脚”之想。那两只脚长在头上的神的形象原出于对脚人假说。西客说他们那里的挪威就很接近天极，乃传作西方天枢。
又，大荒北经也有天极：“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其中“柜”字也许原本是“枢”字？这段文字中就没有其它信息了，然而紧接着下文是夸父的故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夸父故事亦见于海外北经。夸父的神话在穷北之国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北极附近的人确是可以与日逐走而胜之。
设想，日在天，人在地，地有南北，所谓逐日之走，可以定义为与日平行运动。若日在正南，我走甚速，以致永保日在正南，则我与日等速；若日反东，则是我行疾于日。在低纬度处，现代喷气飞机已可逐日。在高纬度区，纬度圈甚小，例如在距北极10公里处，只要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就能逐日而平行。虽然现实情况是没有人去北极逐日，但可设想北方民族以盖天模型为据，推理导致夸父逐日之说，这就不是纯文学性的神话，而是一种科学幻想。海外北经中的文字是：“夸父与日逐走，入日……”其中，“入”字不好讲，有人说那是“八”字之误，反对的人问难说：“每天晚上太阳入地，夸父是否也入地去追？”如果说北极圈里太阳可以几十天不落，那“八日”就讲得通了。
大荒西经：“有寿麻之国……寿麻正立无影，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文虽在大荒西经，其事却必属赤道地带。这当然也可以用西客传闻来解释。“正立无影”是赤道正午的情况，“疾呼无响”，响就是回声，这是大海或沙漠中的情况。这传述故事的西客难道是位海客？“大暑”，正是赤道气候。无影无响的国度，按郭璞云：“《吕氏春秋》曰：‘南服寿麻’”。今本（诸子集成本任数篇）作“西服寿麻”，恐怕仍以郭璞之说为确。另，吕览之有始览：“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地形训》则曰：“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这两部古书的这两条，一可证明《山海经》的寿麻国之文确实为天文学资料，二可证明二书资料也是多元的，因为它们书中都有盖天说的陈述。《夏小正》：“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这里的描述天体方位的“中”和“下”不可能由北极人说出。
以上对古书资料的分析基本上支持宇宙学起源的地区性、民族性，因而也就是多元性的假说，凡同一部书中彼此矛盾冲突的内容也正是多元性的证据。
宇宙学多元性是民族和地区文化起源多元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前一般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为黄河流域，近年考古成果已经证明，东北地区，长江流域以至云贵高原都是上古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起源多元化已是公认的了。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李约瑟倾向认为东西两大文化都起源于巴比仑[3]，他的观点与我们不一致。但是宇宙论起源多元化还只是个假说，需要进一步探索，可以设想民族科学史方面应是探索的重点所在。
起源的多元化不等于较晚时期的理论必有清楚的民族地区界限。《周髀算经》起首先讲“周公问于商高”，当然可以说这是西汉作者杜撰之语，但更可能是言有所出。商高其人从名姓看应是商朝遗老。陈述的言词与《列子·汤问》开头的话有相似性，那里说的是“殷汤问于夏革”，那夏革是否为夏朝遗老？殷汤之问也是宇宙天地之事。如果夏和商的宇宙论从原始的近于神话状态传承于周，周人已非地道的北方民族。那么，盖天说就靠传播交流扩大影响，超出它的发源地了。从这种发展程式而言，李约瑟的传播观念也不无道理，但盖天浑天却不能说与欧洲的地心说同源。进一步，到东汉坚持盖天说的王充却是住在浙江，那就完全不是北方人了。当然如果叫王充去赤道南北考察一番，他怕也不能死硬坚持盖天说。王充其人是个老保守，一辈子没出家门多远。
在太初改历中浑盖二派人员组成情况没有完备的人事档案可查。司马迁是盖天派代表人，他家在韩城，先世为周秦之臣。他继承盖天之学当属情理之中。落下闳是四川阆中人，家世未明。蜀地与秦之交通开拓得很晚，神话传说：秦国美女入蜀，五丁壮士迎接，过太白鸟道，逐大蛇，摧倒高山。“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李白“蜀道难”诗句）。但是蜀中与云南与印度的交往却可能很早。张骞通西域，在大夏见到蜀锦和邛竹杖，猜测有条从四川到印度的商路。中原人竟不知四川有这种商旅之事。既有这种交流就不排除浑天说从南方传入四川。但扬雄同为蜀人，开始却信盖天。
早期四川的文化向北入秦确实困难，但经三峡或贵州入楚就容易一些。又且楚本南方之地，按说楚人应更近于接受浑天说的影响。楚词《天问》是可供讨论的文献。
“
则九重，孰营度之？”这“圆”既可属盖，亦可属浑，扬雄《法言》论浑天则以“营之”、“度之”为言，是否他理解《天问》的“营度”也指浑天？“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这应是浑天概念。“何阖而晦，何开而明？”“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显然是从《山海经》取题之问。这又近乎盖天了。“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只有以北半球命名的冬夏时节到南半球去测温，才会有此变异。这话如非随便发问而有实据，那又是南方人体验浑天的问题了。看来《天问》取材的来源也是多元的，但似偏重浑天。
《吕氏春秋》、《淮南子》的作者皆非一人，其中反映的观点当然是多元的。
放下这些非专业天文学著作不论，早期的专门天文文献更有必要考虑其地方性。先秦诸家星相体系以巫咸、甘德、石申夫为最著名，名世以“三家星”名之。南朝宋钱乐之作浑天象，以三色珠标示星象，以区别三家星。请问这三家星难道没有重合的吗？显然天上的亮星总有二三百个是三家都有的，那么这些星用什么色珠？怕不能每一个星都用三个珠吧！我以为这是一次统一多元化的处置，正如秦始皇之统一文字。以前，三家各出于不同方国，星象命名各有体系，互不通同。钱乐之为了把星名统一起来，就把三家星名各采其佳者编成新的星名体系，为了标记本源，乃各以颜色别之。于是自此以后，旧的不统一的星名体系都废弃了。流传至今的资料已经没有三家星原本。所以，考证秦汉星名之事不能不顾及这个多元化统一的过程。当然不排除在钱乐之之前已有人做了某种统一工作，例如陈卓。至于前此的正史文字，如《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都先要弄清那是哪些体系。不可以即以它们为根据去冒然释读其它古典如《左传》、《国语》之类。
至于甘德和石申夫的地区差别是否对他们的科学概念有影响，也值得考虑，石申夫是魏人，他工作的地方大概是传说为周公测景台所在的阳城附近。其人最可能是盖天家。《石氏星经》原书是什么样子，现在很难说清楚了。其中星名、星度有哪些是原来的，哪些是后来人添上去的，可以从岁差推算作判断，也可以拿浑盖之别作参考进行判断。今人潘鼐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恒星观测史》[4]中从统计性推断：有一部分去极度是公元前450年的数据。这与我们所说浑天始于落下闳不一致，即便在落下闳之前也有了早期的浑天概念，那也不能说有能观测去极度的仪器和工作。请注意，潘先生所统计的那些《石氏星经》二十八宿去极度数据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在含秋分点那一半，星位大都在赤道以南，它们的去极度好象是公元前450年的；在含春分点那一半，星位大都在赤道以北，它们的去极度好象是公元200年的。这个特征说明，显然在这些数据中存在某种系统误差，至于这种误差是什么性质的，它的来源如何，仍待探讨，笔者有专文（“石氏星度年代问题”）论之。
甘德若是楚人，那他很可能带有某种浑天观念，至少他的恒星观测和表述体系会不同于石申夫。这也是《史记》把石氏和甘氏并列引用的理由。至于巫咸，本是上古传说人物，以他的名字标记的资料最可能是后人伪托，伪托者的时代总不早于汉代。
讨论先秦两汉星名星度演变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与地区和民族相关的多元性。同时，也要考虑浑盖之争的历史。否则就无法从那些扑朔迷离的资料中理出什么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