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潮论文,转型期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诗歌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代诗坛是多种话语并置的诗坛，正是不同诗人的独特的诗性话语，汇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主潮。对当代诗歌的潮流可以从多个向度进行描绘，在我看来，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当代诗歌显示的平民化倾向。
提到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我不由得回想起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平民文学》。这篇文章一开头，周作人便说道：“平的民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注：周作人：《平民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这话虽是在80年前说的，不过对我们考察当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依然有一定的启发。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当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也主要是从诗歌精神的角度来谈的，关键是看诗人是否能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艺术、面对现实，能否真诚地传达出一定时代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的意识、情绪、心理……
当代诗歌所显示的平民化倾向，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特殊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我们不妨把90年代同新时期初期做一对比。新时期初期，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春之声》中的主人公尽管坐在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闷罐子车里，却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这感受是有相当代表性的。粉碎了“四人帮”，压在人们精神上的巨石被掀掉了，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即使是揭露“四人帮”罪恶的伤痕文学，也依然能透露出一些明丽的亮色。90年代则是个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历经20年风风雨雨的跋涉，重重难关，举步维艰，使人们对改革开放道路上的盘根错节的阻力有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诗人李小雨慨叹道：诗在历史上是“贵重的帛锦”，而今天却沦落成大街上的“一堆废纸片”，“不比一把老芹菜值钱”（《关于我写诗》）。传媒上不断散布着“诗歌怎么了”、“给诗歌看病”、“诗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文学形式”这类让人气馁的舆论。拜金潮的涌动削弱了诗人的自信，物欲的喧嚣使诗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要求当年的启蒙者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那些想以诗的高贵来装点自己的伪诗人开始从诗坛撤离。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人们的反思深入了。一些在80年代醉心于在语言迷宫与纯诗的象牙之塔中徜佯的青年诗人，进入90年代后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给自己重新定位。
80年代的某些新生代诗人，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曾持有片面认识。在他们看来，社会层面的因素是非诗的，与诗的艺术属性无关，至少不能在美学方面有助于诗，因而他们在诗作中竞相逃避对社会现实的负载。这种情绪最初源于把诗看成是对现实简单反映的逆反心理。固然，让诗超越现实的层面，让水分蒸发到空中成为云霓，不无道理。但把这种认识推到极端，也往往会走到它的反面。诗飘浮在半空，成为与大地、人类、现实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也就难免遭到读者的冷落。那些尽力回避现实的诗人，自认为是在维护缪斯的尊严，实则是划地为牢，大大地缩小了诗的领地，也进一步加速了诗的边缘化。进入90年代后，许多青年诗人也深刻地认识到这点。孙文波近来曾在一首诗中谈过重读自己旧作的感想：“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第一句就太夸张：‘他以自己的／胡须推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人的胡须怎么可能推动时代的风尚？／想到当年为了它自己颇为得意，／不禁脸红。那时候我成天钻研着／怎样把句子写的离奇，像什么／‘阿根廷公鸡是黄金’之类的诗句／写得太多啦。其实，阿根廷公鸡／是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黄金，／更是不属于我这样的穷诗人。写它们，／不过是觉得怪诞，可以吓人一跳。／现在，写了十年诗，我才明白，／谁也不会被我吓一跳，搞糟了的／不过是自己。现在，我终于学会，／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改一首旧诗……》）。孙文波对旧作的反思，不仅仅是他个人对诗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同时也代表了90年代青年诗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自然地渗透在90年代诗人的创作观念中，导致他们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这里所指的民间，不但是一般指称的社会下层的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等。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睛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一种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
二
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当代诗人平民化倾向，突出表现为诗人往往喜欢从身边的平凡事物上取材，从而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李霞的组诗《现代生活》，把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广告、自由撰稿人、高速公路等写进诗歌，体现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现代人的焦灼感。谢湘南的组诗《呼吸》、《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则展示了深圳打工族的原生态，从中可以窥见打工生活的紧张、单调与严酷。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流行诗坛的那些轻松地歌颂劳动、欢快地抒发主人翁感的作品，而是透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白，展示了90年代工厂面临的凋敝、严峻、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心态：“我的工厂沉重 我也沉重／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这里打动人的是，作者不是以诗人的身份俯视现实、游离现实，而他本人就是现实，已成为庞大而衰老的机器的一部分。白连春的《逆光劳作》，则展示了农村中普通劳动者承受的苦难，像他笔下的“抠藕的人”：“一双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已不是在抠藕，是在／哭泣！是在为世界难过！抠藕的人在最低的地方／俯瞰这个现实社会，就是白和美越来越少了。”面对漫长的时间之流，面对无尽无休的苦难，诗人与“抠藕的人”合成了一体。那“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的意象仿佛一个特写镜头，凝缩了一切苦难；那发自内心的哭泣，是对人的精神家园失落的悲哀。在表现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状态上，陈超的《本学期的述职书》与周所同的《住房申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对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报告文本的戏仿，但又各有侧重。陈超的《本学期的述职书》，透过一个高校教师写期末述职书的苦恼，在调侃与自嘲中展示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当前时代的窘困的精神处境。周所同的《住房申请》则倾诉了普通人在极度窄狭的居住空间中的苦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怨而不怒的陈情。
当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还表现在对普通人温热朴素人性的充分展示上。王小妮的《和爸爸说话》是一首悼亡诗。在诗人的心中，爸爸没有死，她照常可以同爸爸谈心。诗中没有捶胸顿足的痛哭，没有呼天抢地的哀号，但是诗人失去父亲的无限痛苦与惆怅，却极为真切地表达出来了。诗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她失去亲人的悲痛的洪水经过控制和调节后，变成了汩汩流动的清泉，诗中不仅渗透着深沉的悲痛，而且充满爱的温馨，达到了古人对挽歌的要求：哀而不伤。黄灿然的《给妻子》已褪去了爱情生活的浪漫，而展示了一对普通夫妻的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亲爱的，生活不怎么好，／但也不会更糟，／结婚六年，孩子五岁，／你还保持单纯，对爱情抱有幻想，／这是你的幸福；／我呢，还继续写诗，并且越写越玄，／你知道也不容易。／我们谈了恋爱，做了夫妻，／有了家，生了孩子，／两地分居，通信，打长途电话，／然后团圆了，高兴了，不满了，／笑了，哭了、吵了，好了。／我知道生活并不太糟，／可也不期望会更好，大概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比起花前月下小儿女的卿卿我我，黄灿然的平淡如水的诗句似乎缺少了某些激情与浪漫，但是却体现了当代无数的平民家庭的爱情生活的真实。与黄灿然的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不同，匡满的《家》则侧重表现了家庭生活温馨的一面：“阳台日见拥挤／妻子日见苍老／皱纹的一半是怨艾／皱纹的另一半是温存／每个小小的别扭／都是佐餐的辣椒／……家里的钥匙总是带着／临街的窗子却常常不关／当妻子的双手／环住你的脖颈／并与你融为一体／这才是真正到家了”。这里传达出的正是当代普通知识分子的价值尺度，这种传达不温不火，却直逼人的心灵。
当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还表现了普通人在不尽如人意的生存状况中对生活的自信与执著。这里尤为感人的是那些坚持终生写作，且向晚愈明的老诗人。这些老诗人大多诞生于上世纪初叶，亲历了世纪的沧桑。他们中有的人在创作道路上虽也曾经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是，到了生命的晚年，他们返朴归真了。他们以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的呼唤，给后人留下了他们对生命的真诚的理解。这是蔡其矫发出的心灵的对话：“这几年你怎样过来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你记得过去吗？／记得，一次次暴风雨／淋得像落汤鸡。／你害怕死吗？／不，没有看到光明，／我不想坟墓。”（《对话》）绿原则这样表述着他的爱情：“而今我老了／把伸出的双手缩了回来／一切对我都已太迟。／我的生命随时会／在最后一丝呼吸里休止。／把我留住不放的是我的／爱：我的爱只剩下／……一直没有写出来的／一首情诗”。这是一首出色的生命的赞歌，凝聚了诗人毕生的人生磨难与情感积累，那种穿越了人生暴风雨的宁静，那种绚烂后的平淡，可使人领悟到什么叫返朴归真。杜运燮的《八十自语》是诗人进入耄耋之年的言志之作。诗中一方面真切地表达了八十老人的人生体验，一方面则展示了老诗人的不泯的诗心：“且看那一棵棵绿树／从有芽起，就奉献绿色／最后只剩下一片黄叶／也要捧出最后一角绿”。这样一种“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三
90年代诗歌平民化倾向的出现，体现了诗人在经历了80年代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这必然带来诗美追求上的变化，并对诗歌的表现手段提出新的要求。一般说来，浪漫时代的诗人，喜欢凭借激情展开幻想的翅膀，构筑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而平凡时代的诗人，则更多地依赖日常经验与个人体验，否则诗歌会显得空疏而飘浮。舒婷、北岛那一代朦胧诗人，着意将生活的秘密溶解在意象中，将深挚而多层次的情感寄寓在冷隽的暗示与象征中，不是按现实的时空秩序，而是按诗人情感的流向和想象的逻辑来重新安排世界。诗中的意象不是客观事物的直接反射，而是在经过诗人心灵世界的过滤后有所模糊、有所省略、有所变形。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也给后来者的逾越平添了难度。但朦胧诗人的时代毕竟过去了。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叙事性话语的加强就是其中之一。
90年代诗人的叙事，与传统的叙事相关，但不是一回事。传统叙事的基本元素是故事、人物、环境，其主要特征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讲述，如黑格尔所说：“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9页。）。而在现代生存场景挤压下，当代诗人的叙事不是以全面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
朱文有一首诗，题为《黄昏，居民区，废弃的推土机们》：
还差一百米的距离，就可以进入／居民区。但是不长的一条路，／足够他们行走一生。／／这些推土机，这些奇怪的游民。／引擎已被阉割，命运早已注定。／此刻，带着钢铁的最后一份／矜持，去试图了解当地的风俗。／／能否在天黑以前，被居民区接纳，／他们显然没有太大的把握。／／这群冲动的词语，愤怒依旧，／搁浅在这里，已失去最初的指向。／谈话的双方，以及那次谈话的／背景，因为已被接纳，／而从这里永远消失。／／只剩下他们了。／钢铁一般的词语，／词语一般的钢铁。／／拓荒者的胸怀里，／居民区华灯初上。
进入90年代，房地产建设开发成为遍及全国、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身边事物”。围绕着拆迁安置等实际问题，社会上积累了重重的矛盾。朱文由于是写诗，无须乎也不可能像通讯报道那样交代拆迁的起因，以及造成当地居民与推土机对峙的来龙去脉，他只选取了居民区与废弃的推土机默默对峙的场景，形成了一幅充满着张力的图画：被阉割的引擎、一百米的距离、谈话的双方、黄昏的灯光……暗示这里围绕拆迁曾进行紧张激烈的谈判，谈判未果，推土机隆隆推进，遂出现了愤怒的居民砸毁推土机引擎的事件。目前，黄昏降临，剑拔弩张的对峙虽暂时平静下来，但更大的冲突也许还在后边。当代中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的矛盾，以及人们心理的失衡，就这样通过叙事性的场景显示出来了。
如果说朱文的《黄昏，居民区，废弃的推土机们》等诗是通过叙事展示了当代的较为普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心态，那么庞培的《上午的记事簿》展示的则是一个较为个人化的文本：
早晨载重卡车的体积，／和晨光吭哧吭哧的声音，／辗转着这冬日的街道。／一个远方的问路人途经我书店，／他那往前举起的手指和他背上肮脏的行李，／是我在一天的开始的全部收获。／（我在他脸上看到某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市区各主要马路，／像刚刚缠上绷带的手一样干净。／我在消逝的夜里带着某种凶恶的斗殴和药碘气味，／侧身拉起寒天里铅质的卷帘门。／一个死于外省的友人的脸，／突然出现一本书的封面。
这里直接写的是清晨在一家个体书店门口远方人问路事，间接写的是头天夜里发生的一场斗殴。既没有复杂、紧张而有序展开的情节，人物也失去了在传统叙事中的中心地位，不过场景的作用在诗中却膨胀起来，透过那样的平淡的生活场景，当代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灰色心态展露无遗。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除去强调上述的个人视界中原生现实的实录外，还涉及多种多样的叙事方式与手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颇受读者欢迎的戏剧化的叙事。
西渡的《在硬卧车厢里》是他的诗歌写作由对纯粹抒情的迷恋转入对日常经验关怀的一个标志性文本。此诗的写作缘起是诗人在硬卧车厢里邂逅一对陌生的男女。诗人把他观察的结果适当地加以调整和安排，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写出了这首诗。戏剧的几个要素在诗中已基本具备。地点：开往南昌的硬卧车厢。时间：符合“三一律”的不超过一天。人物：男主角——一位民营企业家，女主角——一位图书推销员，还有一位作为这个事件的旁观者兼记录员的作者。情节：幕启时，男主角正在车厢里用大哥大遥控北京的生意，引起了邻座的女主角的注意，于是她说话了：“‘你原先的单位一定状况不佳／是它成全了你，至于我，就坏在／有一份相当令人陶醉的工作，想想／十年前我就拿到这个数’。她竖起／一根小葱般的手指，‘心满意足／是成不了气候的。但你必须相信／如果我早年下海，干得绝不会比你逊色！你能够相信这一点，是不是？’”这是一段放到戏剧中也绝不会逊色的台词，话中有话。女主角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猎手，她知道如何吸引男人的注意。她不是那些青春浪漫的追星族，更不是为了金钱而随时准备投怀送抱的三陪小姐，她知道要夺得一个男人的心，首先要引起男人对自己的重视，因此她一方面抓住男方的弱点：“你原先的单位一定状况不佳”，而自己则有一份“相当令人陶醉的工作”，从而制造了一种心理优势，告诉男主角：你可不要小看我！这一招果然有效，男主角先是“不失风度地道歉”，然后开始叙述他的奋斗史，他的失意、挫折，他后来的成功，他未来的抱负。此时女主角也改变策略，由开始的高傲与盛气凌人，变为温存、体贴：“几乎像一对恋人，他撒开一袋方便面／‘让我来’，她在方便面里冲上开水，／‘看你那样，就知道离不开女人的照顾。’”普通的动作，普通的对话，但后边有丰富的潜台词，作为旁观者的诗人不失时机地补上了：“如果把‘女人’后面的补充省略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结局：“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城市／他们提前下了车，合乎情理的说法是／图书推销员生了病，因此男人的手／恰到好处地扶住她的腰，以防她跌倒”。据西渡本人讲，这首诗便是他目睹了上述景象后，就在硬卧车厢里写下的。在这里日常经验与诗贴得是那么近。而这一幕场景已足可以令我们体察到商品时代导致的人的道德标准的失衡与人性的扭曲。这首诗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对当下经验的批判性介入，另一方面则得力于诗人这种戏剧化的叙事策略。
如果说西渡的《在硬卧车厢里》是叙事成分的正剧化，那么在伊沙笔下，则更多的是叙事成分的喜剧化。他的《〈等待戈多〉》，写的是一幕发生在荒诞戏演出时的荒诞闹剧。此诗的前半部分是铺垫，也是造势。实验剧团在小剧场演出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这是正常的：“左等右等，戈多不来”，也是正常的，因为剧本就是这样规定的。可就在这一切似乎正常之中，反常的事件出现了：“在《等待戈多》的尾声／有人冲上了台／／出乎了‘出乎意料’／实在令人振奋／／此来者不善／乃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拦都拦不住／窜至舞台中央／喊着叔叔／哭着要糖”。这景象就够让人吃惊的了，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观众的反应：观众把这位大活宝看成是戈多，惊叹着说：“戈多来了！”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舞台上的荒诞与现实中的荒诞交织在一起，令人喷饭，同时也触发人们对这种“荒诞复荒诞，荒诞何其多”世界的思考。
四
由上述朱文、西渡、伊沙等人的诗，我们可以觉察到，平民化倾向的出现，已经使当代的青年诗人在语言观念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8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普遍存在一种“回归语言”的倾向。韩东提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其主旨是把诗从一切功利目的中解放出来，使其呈现自身。“非非主义”则提出“诗歌从语言开始”，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他们的“超语义”创作实验。尽管这些诗人“回归语言”的着眼点和操作手段不尽相同，但都视语言为诗的根本问题和归宿。这种“回归语言”的诗学观念给传统诗论以强烈冲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诗人通过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也确实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文本，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手段，使人们意识到，在回到语言本身的诗中，语言已不能再简单地视作某种意义的载体，而是一种流动的语感，读者虽难给予确切的解释，却可以像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出它们的存在。不过任何理论都有它的局限与误区，在中国这样一个盛行跟风的国度里，很多合理的东西很快就走向它的反面。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代诗人在“回归语言”的旗号下玩起了语言，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诗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在“实验”的旗号下，一些轻飘的语感训练和无聊的语言游戏纷纷出现，更严重的是对语言施展暴力，如评论家崔卫平所描述的：“从一种‘奇迹’的效果出发，任意改变一个词原先的用法，无端杀死一个词原先的含义，毫不相干的词语被粗暴地捆绑在一起，结果却并未赋予和产生任何新的含义，因此看上去狰狞可怖，花里胡哨，实质空空洞洞，毫无新意。”（注：崔卫平：《诗歌与日常生活》，见《中国诗选》第一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进入90年代以后，青年诗人纷纷对这种情况进行反思。周伦佑说：“90年代诗歌写作则要打破这种语言的神话，不是不要语言，也不是不重视语言，而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神圣的中心而迷信它。破除‘语言中心论’便是把诗和诗人从最后一个‘逻各斯中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使诗纯然地面对自身。”（注：周伦佑：《新的话语方式与现代诗的品质转换》，《文论报》1993年7月3日。）翟永明也在一篇文章中说：“90年代以来，我对词语本身的兴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当然，它们仍然贴近我内心的情感，我对纯粹的文学游戏一向不感兴趣，我所说的是过去不为我所注重的口语、叙事性语言以及歌谣式的原始语言，都向我显示出极大的魅力和冲击力，来自词语方面的重负（我对自己的某些局限）被逐步摆脱了，一切诗歌的特性以及这个时代的综合词语都变得极具可能性。”（注：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见《作家》1998年第5期。）这些话也反映了当代相当一部分青年诗人在创作中的追求，不再热衷于去搞激进的语言实验，却力求用多种手段让语言更贴近自己的内心。
应该说，90年代的诗坛已初步展示了诗人面对语言的多种风采。
臧棣是80年代开始起步，到了90年代才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他把自己在90年代的诗合集命名为《燕园纪事》，便是颇有意味的。燕园，表明了诗人求学与工作的环境，亦是他诗歌取材及触发灵感的最重要的来源。“纪事”与其说是诗体，倒不如说表现了他90年代以来的美学追求，那就是从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捕捉诗意，从日常经验中发现诗情。《燕园纪事》里收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诗或小叙事诗，它依然是一本抒情诗集，但是与追求“纯诗”理想的早期的臧棣作品大异其趣，而是注重日常生活经验的开掘。尽管是在燕园，但是臧棣的笔也不限于写未名湖、图书馆这些与知识分子生活紧密相关的东西，他的视野要宽阔得多。小保姆、摇滚歌手、建筑工地的看门人、工程师、艺术家等是他关注的人，过街天桥、施工现场、地下通道、露天舞会等是他取材的背景。在《建筑工地的看门人》一诗中，臧棣这样描写这位看门人：“现在，整个黑暗之网中／只有我和他：两个因为特殊理由／而没有睡去的人。在由砖头和木板／搭起的简易工棚内，他的老婆在打鼾／／工地进口处的一盏白炽灯／用这鼾声来给它自己催眠／而他对此置若罔闻。他穿着褪色的制服／他曾有过的经历使他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为运材料的卡车开门，巡视盗贼／可能渗入的角落：他有怨气，他讨厌黑暗／讨厌在黑暗中应尽的义务。他不理解／黑暗中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他想像他老婆那样／／在黑暗中酣睡，做各种各样的梦／他踢水桶，敲木板，让水龙头哗哗作响／把游戏机的声响开至最大……”作为当代的青年诗人，臧棣将他的眼光凝聚到最普通的小人物身上：这位看门人由于对现在的工作的不满，所以借值夜班的时候撒气：踢水桶，敲木板，……这行为传达了他心理的不平衡。90年代的社会心态，在最枯燥的生活场景中、在最平凡的小人物身上，被诗人艺术的眼光烛照无遗。就这样臧棣的诗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比起他的前期作品，诗的语言品格也有所丰富。
当然，诗歌的平民化，并不意味着只要那种白描式的叙述就够了。实际上，许多诗人也在尝试着把“身边事物”与隐喻、象征等诗性话语巧妙地结合起来。
作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小斌，进入90年代作品不多，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这首《候车记事》：
我放下旅行包／在一棵高大的红枫树下等候汽车／／有很多人看着我／一位好心的同志走过来／“同志，汽车站在那一边”／／我内心微微一笑／其实那古老的站牌我早已看见／／那是一块新油漆的站牌／上面写有很多古老的地名／中国，我要去一个地方／我这个幻想家要去的地方／你神圣的站牌上也应该写上／／我在这高大的红枫树下等候汽车／那边，雾花的青雾在站牌上弥漫／这边，我这棵红枫如同火炬在招展／／红枫树啊／是我的站牌／我从这里转向未来
此诗以记事为名，而且确实也是从候车开始写起的。不过诗人不在那新油漆的站牌下候车，而偏偏在高大的红枫树下候车，这迥异常人的行为，足以启发人把“候车”与某种精神状态的东西联系起来。细味全诗，不难发现“候车”在诗中带有“期待未来”的象征含义，而红枫树也不再是一般的树，而成为导向未来的航标。诗人从现实生活的一个寻常细节切入，思路却从具体的候车行动中扬升起来。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梁小斌式的诗性思维模式，但就其对纪实的强化而言，与前期完全建筑在象征意象基础上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作品已有了明显的不同。
当我写就这篇关于当代诗歌印象的时候，新世纪的春天已经悄然来临。常识告诉我，一个完整的时光段落的起迄与历史的转折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一个完整时段的起迄又往往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像百年起迄这样重要的时刻，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赶得上的，因而必然会使人，尤其是对时光流逝最为敏感的诗人，触发丰富的诗情与无限的感慨。这些年一直在精神病院生活的诗人食指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写了一首题为《世纪末的中国诗人》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年轻时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到中年做出难以想象的牺牲／谁知又遇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私欲和利己大作的暴雨狂风／／那就让该熄灭的成为灰烬／该被吹散的不必留踪影——／而我却在贫寒中苦苦地／精心守护着艺术的火种”。食指对诗的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不仅是他人格的写照，同时也折射着世纪末每一个诗坛守望者的心态。因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执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贴近，但愿我们也能主动去拥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