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入继与西汉政治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政治论文,宗藩入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以皇帝为轴心的传统权力运作机制开始于秦始皇，但是它的确立与巩固则是在西汉。皇位继承制度是一项关系这种机制延续和运转的重要制度。一般认为，中国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不过对于一项维持现行体制正常运作的制度来说，嫡长子继承制度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皇位的传承问题。① 所以就需要一些辅助性的政治措施来加以补救。在老皇帝死后无子，或嗣子早夭的情况下，这时就需要由其他男性皇室成员来入承大统。在汉代的政治实践中，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诸侯王或王子侯被选立为新皇帝。清人赵翼将之称为“外藩入继”。宗藩入继无论在西汉，还是在东汉都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政治现象，除赵翼外，它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影响至今尚无人专文探讨。赵氏做的仅是粗线条的现象罗列，其注意力只局限于后汉，他也未能点出这类现象背后所蕴涵的政治意义。② 本文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前人认识的这一阙失，而是试图借助分析西汉在皇位继承方面出现的此类波折，揭示两汉政治体制运作中的问题与矛盾，为两汉政治史的研究提供另一种切入渠道。
一
西汉由宗藩入承大统的皇帝共有七位，第一个重要皇帝当数汉初的文帝刘恒。③ 刘恒是刘邦的中子，本在代国做诸侯王。④ 代国地当北部边境，与匈奴为邻。匈奴在冒顿为单于时期势力达到极盛。“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⑤ 匈奴称雄蒙古高原，且不断进犯北部边境，抵御来自匈奴的侵扰就成为新生汉王朝的外部头等大事。在刘恒之前，刘邦先后委任刘喜、刘如意为代王，企图借助宗室势力稳定北部边陲。但是匈奴强盛，汉朝国力衰弱，无从制驭匈奴的铁骑。所以代地始终干戈扰攘，无法稳定。“是时匈奴以汉将数率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⑥ 刘恒在这种背景下之代为王，且一呆就是十七年，这样的经历对培养刘恒的政治才干，形成切实的政治主张势必会发生作用。
刘恒在代的时期，正是吕后专权的时代。高祖时代，削除异姓诸侯，分封同姓为王，非刘氏莫王，非有功不侯，建立起以皇权为纽带、由刘姓宗室与功臣集团共同支撑的权力架构。⑦ 前195年高祖崩，惠帝继位。惠帝仁弱，而“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⑧ 汉廷的决策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吕后手中。惠帝在位七年崩，吕后临朝称制，又名正言顺执政达八年之久。是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⑨ 但是汉廷在内政上并不是稳定的。这种不稳定首先表现在吕氏外戚势力的崛起。吕后依靠外戚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外戚则借助吕后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势。吕氏外戚势力的急遽扩张，极大地侵害了刘姓宗室与功臣集团的政治权益，威胁着他们的政治地位。公元前180年，吕后在称制八年之后病逝。功臣集团与刘姓宗室迅即联手消灭吕氏外戚，并计划废掉吕后生前所立的小皇帝，通过宗藩入继的方式延续汉家的皇权政治。当时齐王是刘邦的嫡长孙，有人建议立齐王，结果遭到功臣集团的一致反对：“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又有人提出立淮南王刘长。“以为少，母家又恶。”经过反复计议，功臣集团与宗室决定选立代王刘恒为帝：“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⑩ 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高祖时代由刘姓宗室与功臣集团共同支撑的权力架构得以重新恢复。文帝元年，尽以吕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刘泽王燕，益封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各二千户。二年，又以齐之城阳郡立刘章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刘兴居为济北王。(11)“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12) 文帝时代功臣集团的政治地位继续得到尊重。张苍免相之后，文帝一度很想让自己的小舅子窦广国做丞相，但是由于“恐天下以吾私广国”，破坏目前的政治权力架构，最后还是任命功臣申屠嘉做了丞相。(13) 在申屠嘉之前，文帝时代的丞相，陈平、周勃、灌婴、张苍，也均属功臣集团。终文帝世，王朝内部再没有发生过牵动全局的大规模政治动乱。宗藩入继化解了政治僵局，稳定了国内局势。
在对外关系方面，刘恒在边地的藩王生活显然对朝廷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文帝即位不久，将军陈武等建议攻打南越和朝鲜，结果遭到文帝的反对：“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14) 文帝曾长期在与匈奴相接的代地做宗藩，他对南越采取守势，不仅因为汉朝一时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考虑到了匈奴威胁的存在。为了安抚南越，文帝特为赵佗在老家真定的父母亲坟墓设置守邑，岁时奉祀。并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随后他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放弃帝号，对汉廷称臣。恢复双方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稳定南部边疆的形势。(15)
汉匈关系是汉初对外关系的中心。文帝深知汉朝的国力与匈奴的实力。所以即位伊始，“复修和亲之事”。但在文帝时代，匈奴对汉朝的骚扰始终不断，汉匈之间冲突依然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每次汉朝都出动重兵反击，但最后总以匈奴暂时退却，汉廷曲意和亲告终。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进犯上郡，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前十四年，匈奴单于率领十四万骑进入朝那、萧关，锋芒直指汉廷统治的腹心地带，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速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匈奴。单于停留在塞内月余才离去。之后由于匈奴岁岁入边侵扰，又有和亲之事。文帝后三年，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大肆杀掠过后始退去。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国军队屯句注，赵国军队屯飞狐口，缘边诸郡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过了数月，匈奴退却，汉兵始罢。一年多以后，文帝就病逝了。(16) 终文帝世，匈奴侵扰无已，汉朝始终未能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地位。相反，匈奴在此期间仍在扩张自己的势力，其政治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早在文帝前四年，冒顿就曾致书汉廷，谓已破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7) 文帝荷一朝重任，对此自然忧劳备加。一次，文帝听中郎署长冯唐谈战国时代的名将廉颇、李牧如何领兵作战，聊到高兴处，文帝不由拍着大腿说：“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18) 但是汉朝的国力又决定了其被动防御的姿态。所以李广骁勇善战，文帝不能有大用。(19) 匈奴进犯云中，太守孟舒不忍士卒出战，文帝以为贤。(20) 这几件看似矛盾的事情，不但暴露出汉王朝尴尬的政治军事处境，也反映出文帝作为一个大国之君面对尴尬处境时的复杂心情。
早年的代地藩王生活，王朝在对付匈奴问题上的一连串失败，使文帝决心尽快壮大帝国的社会经济实力。史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21) 是时“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22) 从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文帝开启文景之治的政治局面，既与汉初以来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有着决定性的重大关联，也与文帝早年的藩王生涯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国力虚耗，这种状况，对抵挡匈奴的代王刘恒来说，体会得要比其他的刘邦皇子深刻得多。所以一俟天降大任于斯人，他的政治作为，乃至个人生活喜好就会显露出早先经历的影响。而这种素质对一个亟需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新兴王朝来说，自然至关重要。文帝时期，虽然匈奴侵扰未已，外患始终未消，但在内政方面，和高祖、吕后时代相比，无疑要稳定得多。总括高祖至文帝时代的内政外交，可用绥外安内这四个字来概括。绥外安内是一种守成的统治策略，源自高祖刘邦，但它是在刘恒由宗藩入继大统之后，才得到了最好的贯彻。(23) 尽管绥外安内是一种屈辱的、被迫的统治策略，然而它不但为景帝时代的政治革新蓄积了巨大能量，也为武帝时代更为宏阔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强大的社会物质基础，功莫大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24) 文帝宗藩入继对西汉前期的政治发展意义重大。
二
宣帝刘询是西汉由宗藩入继的另一位重要的皇帝。不过宣帝的出身比较特殊，他虽是皇族出身，在政治上却一度是平民身份。严格说来，他后来短暂拥有过的宗藩身份只是他正式继承汉统的必要程序性形式。根据两汉通例，只有同姓诸侯王或王子侯才可以继承皇位。本文着眼的是汉代政治体制运作的程序性安排，所以我们仍将宣帝入继作为宗藩入继的一个特例来处理。(25) 刘询原名病已，即位后更名为刘询，系卫太子之孙，汉武帝的曾孙。武帝时代，“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结果是“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26)“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27) 其在政治上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地方吏治腐败，人民怨声载道。朝廷内部围绕着武帝和太子，逐渐形成了事功与守文两股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并最终酿成了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卫太子举兵起事，兵败自杀，守文一派遭受重创。(28) 是时刘询始生数月，由于丙吉的养护，他在这次喋血事件中侥幸脱身。“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正式获得了皇族成员的身份。“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29) 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既培养了他过人的胆识，也使他拥有了不同于其它王侯子弟的独特人生阅历，并对他而后的帝王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巫蛊之祸在政治方面的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皇位继承人的暂时空缺。“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正式决定改立自己的宠姬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嗣，并组织了一个以霍光为首的辅政班子。“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30) 自此霍光开始主持朝政。是时“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31) 国内政治开始重新走上正常轨道。“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几番权衡，霍光立昌邑王贺为帝，贺为昌邑哀王髆之子，昭帝的子侄，武帝的亲孙。霍光立昌邑王为帝，本来是想巩固与加强上官太后和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昌邑王骄奢淫逸，即位二十七日，即大肆重用昌邑旧臣，与大将军霍光争权，遭废。(32) “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33) 这时曾经做过大将军长史的丙吉奏記霍光，建议立刘病已为嗣。(34) 霍光的亲信杜延年也劝霍光立刘病已。“时宣帝养于掖廷，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35) 而车骑将军张安世之兄即为收养刘病已的张贺。“曾孙数有征怪，语在宣纪。贺闻知，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贺有一子蚤死，无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36) 所以张安世也主张由刘病已来入承大统。在这种情况下，霍光决定立刘病已为帝。“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軨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37) 皇位继承人问题的解决形式上仍是通过宗藩入继来实现的。
“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即位以后，虽有一帮大臣的拥戴，但是“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霍氏把持着朝廷，宣帝一时尚无法形成自己的权力班子，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皇帝已换，权力关系格局却未变。君臣之间的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势难避免。“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翦除霍氏政治集团需要适当的时机和足够的政治力量。“光薨后，……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38) 利用许、史外戚加强自己的权势只是一个方面，宣帝还需要在朝中培养自己的亲信。魏相，宣帝即位，征魏相入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四岁，大将军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为右将军，兄子乐平侯山复领尚书事。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建议削夺霍氏职权。“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韦贤以老病免，相遂代为丞相”。(39) 萧望之，“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白处奏皆可。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40) 外朝权力也逐渐被皇帝一派掌控。“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自若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41) 霍氏里外权力都被架空。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政治较量，最后霍氏集团被诛，“宣帝始亲万机，厉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42) 大刀阔斧展开自己的事业。宣帝在这场斗争中也展示了自己的卓越政治才能。在昭帝时代，皇帝的政治权威由于霍光主政而黯然失色。而这对一个以皇帝为轴心运作的政治体制来说是不正常的。西汉两度出现权臣秉政的情况。霍光是第一次，但是因为宣帝的出现没能酿成政治后患。第二次是王莽秉政，皇权最后被王莽所篡取。所以在西汉政治发展上，宣帝的出现对刘氏皇权的延续意义重大。如果考虑到这是在汉代严格限制宗室诸侯发挥政治作用的条件下涌现出来的一个优秀政治家，就不能否认宣帝特殊的出身背景以及宗藩入继的皇权传递方式在恢复皇帝政治权威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汉代的吏治状况与国家的整个政治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43) 这是绥外安内政治方针的现实产物。“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44) 霍光秉政时期，虽有矫枉之举，但一直到宣帝时代，情况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45) 宣帝特殊的出身背景成为王朝大力改进吏治状况的推动力。“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46) “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47)
宣帝时期，“霸王道杂之”(48)，在总体上仍沿承了武帝以来的内外政策，但他对帝国吏治的重视与改善，却在极大程度上延缓了西汉社会的衰退趋势。(49) 虽然宣帝之治并不纯任儒术，班固在《汉书》里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50) 而宣帝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仍与其特殊的出身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汉政是在宣帝以宗藩入继之后才真正实现了中兴。
三
哀帝刘欣是西汉后期由宗藩入继的一个重要皇帝。成帝时代，后宫由于赵氏姊妹专宠，子嗣不昌。与西汉其它皇帝不同，成帝在生前就选定好了入继的宗藩。刘欣是元帝之子、成帝之弟定陶共王刘康的儿子。“年三岁嗣立为王，长好文辞法律。元延四年(前9年)入朝，尽从傅、相、中尉。时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来朝，独从傅。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成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定陶王刘欣少年早慧，深得成帝赏识。在个人素质上具备了选嗣的优先权。但是要成功入继还需要取得当权政治势力的支持和拥护。“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上所幸赵昭仪及帝舅票骑将军曲阳侯王根。昭仪及根见上亡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明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哀帝。(51)
哀帝的成功入继，为汉代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次挽回颓局的机会。史谓“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52) 成帝时代后宫秽乱，王氏外戚专权，朝纲不振，政治腐败。“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王凤执政，“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这种情况在哀帝还是藩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所以他即位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王氏外戚政治势力。“上少在国，见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夺王氏权。”(53) 哀帝虽然重用外戚，但是惩戒王氏擅权，对外家尚予稍加抑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权势，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54) 哀帝时代，西汉的政治已明显衰败。当时的谏大夫鲍宣，曾经说过民有“七亡”、“七死”：“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逆，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55)”哀帝一度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他虽然资质聪慧，却缺乏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政治魄力。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奴婢买卖愈加盛行。辅政大臣师丹建议限民名田和占有奴婢，哀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并让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政策甫出，“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但是“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这项政策受到了丁、傅外戚和宠臣董贤的反对。“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56) 外戚政治肇端于汉初惠帝、吕后时期，武帝之后，已成西汉政治难以根除的痼疾。皇帝借助外戚伸张皇权，外戚则借助皇权维持甚至扩大自身权势。哀帝的这种反应有其迫不得已的时代条件。政治上既有外戚掣肘，哀帝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当时盛行的受命改制之说上，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接受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改元，并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这当然无补于政，故月余旋废。政治才干的缺乏，其大背景是王朝前期削藩政策的成功和随之开始的严格限制宗室近亲参与政治的政策。《汉书·诸侯王表序》云：“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在这种政策实施以后，除宣帝之外，两汉以宗藩入继的皇帝，很少表现出超人的政治才干。从昌邑王与哀帝身上可以看出削藩和限制宗室政治活动政策对健全的皇位继承制度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皇帝才干的不足，可通过外戚参政来弥补。外戚是皇权的派生物。在皇权强大，足以控制政治全局的情况下，外戚是一种巩固和加强皇帝权力的重要力量。而在皇权衰弱，朝纲不振的情况下，外戚参政反而会削弱皇帝的统治权威。一般皇帝都是通过打击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外戚，扶植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外戚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威。当时以王莽为首的王氏外戚虽遭罢斥，却在朝中保留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尤其是王莽，威望极高。建平二年，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称尊号。有司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贬抑尊号之议，亏损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就国。”天下多冤王氏。“元寿元年，日蚀。贤良对策多讼新都侯莽者，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太后。”(57) 莽“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58) 王莽的政治影响力会削弱哀帝加强皇权的努力。要增强皇帝的权威和号召力，就必须选择有名望又能被自己信任的外戚参与主持政务。傅喜是丁、傅外戚中唯一有时望的人，虽然哀帝很器重，但由于傅太后的排斥，最后还是不能委以重用。(59)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病死，年仅二十六岁。哀帝“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60) 但他少年早逝，壮志未酬，汉朝恢复元气的最后一次机会也丧失了。
“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61)“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帝年九岁，当年被疾，太后临朝，委政于莽，莽专威福。”(62) 王氏擅权的局面重新出现。哀帝以宗藩入继，却没能像他效法的宣帝一样给汉室带来中兴。他的早逝无嗣，使汉朝连续出现宗藩入继的形势，王莽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平帝年二岁，孝王薨，代为王。哀帝崩，无嗣，太皇太后与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为帝。莽欲颛国权，惩丁、傅行事，以帝为成帝后，母卫姬及外家不当得至京师。”(63) “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64) 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又死。“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列侯广戚侯显等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65) 这种情况下的宗藩入继，已经不过是王莽代汉立新的前奏罢了。
四
西汉一朝的政治，从大政方略着眼，自高祖创立帝业至王莽立新代汉，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由高祖到文帝为前期。这一时期，王朝草创，高祖拨乱反正，对内削除异姓诸侯，分封同姓为王，非刘氏莫王，非有功不侯，建立起以皇权为纽带、由刘姓宗室与功臣集团共同支撑的权力架构。并执行休养生息的社会政策。对外南与南越剖符通使，和集百越，北与匈奴和亲，尽力保持边疆形势的稳定。这种绥外安内的统治策略，在刘恒由宗藩入继大统之后，得到了最好的贯彻。从而为随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由景帝至宣帝为中期。自景帝起，文帝时代就已暗潮涌动的削藩运动(66) 在晁错的推动下成为政治现实。王朝由内而外，在政治上渐次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把这种变革推向了顶峰，但是也消耗了大量国力。频繁地征发人力物力，导致吏治苛酷，地方上民穷人怨，社会危机四伏。宣帝长在民间，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重视和改善吏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汉政治的颓势。可以说，宗藩入继又一次在相当程度上为西汉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自元帝开始，西汉政治进入后期。元帝时代，皇帝仁弱，宦官受宠，政治趋向下坡路。到了成帝时代，王氏外戚盛极一时，皇权更趋不振。在这种情况下哀帝由宗藩入继大统，给朝纲的整肃提供了一次重要机会，但是他虽有武、宣之心，却既无武、宣之时，又乏武、宣之才，在位日浅，从而为王莽重回权力中心，利用宗藩入继的时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为最终代汉自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通观西汉一代的历史，不难看出宗藩入继对王朝的政治运作具有体制上的必要意义，其对前汉刘氏皇统的延续、政治格局及大政方略的承继与修正，构成西汉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通过宗藩入继的形式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并通过继承人的具体选择凸显现实政治运作的权力结构与复杂的政治利害关系，从而最终实现中央国家机器的持续有效运转，就中国专制主义皇权政治来说，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意义。而具体选择的继承人又会对历史进程发生各不相同的政治影响。作为皇位继承人选必要储备的宗室王侯，其在汉朝的政治作用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汉初，宗室王侯一度是稳定政局、维系汉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是伴随其势力在地方的日益坐大，与皇帝血缘关系的日渐疏远，诸侯王逐渐发展成为帝国体系之内的离心力量。这种趋势与专制皇权愈益强大的政治趋势相向而行。文、景之间，诸侯王问题已成为帝国内部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削藩势在必行。经过文帝时代的酝酿，景、武两代的努力，最终解决了诸侯王问题。诸侯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其屏藩王室的政治功能也日趋衰微。削藩的成功，使王朝得以专意于开边拓土的伟大事业。削藩也使得宗室王侯处于受控制、被监视的不自由状态，缺乏培养、锻炼政治才干的机会。在专制主义皇权政治条件下，皇帝个人的政治才能又往往是专制权力强弱、国家政治良窳的重要因素。因此英明的皇帝往往非常重视对皇位继承人的政治培养。武帝时代的卫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67) 按照制度的规定，太子手下还有一套相对完备的官僚机构，(68) 而其中的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往往是当朝的名儒重臣。这样做既有利于新老皇帝权力的和平转移，又有利于政治统治经验的传承和国家统治政策的相对稳定。应当说，在老皇帝在位较久、且有合适嗣子的情况下，这套制度安排还是起作用的。而在皇帝死后无子、或嗣子早夭的情况下，太子的培养制度就对现实政治失去了影响力。这时候就需要由宗藩来继承大统，但王侯的政治才能在制度性的约束下却往往很缺乏。政治体制运作上的必要安排与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体制性要求适相矛盾。
由于“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京亦频繁发生宗藩入继现象。但与西京不同的是，由于入继的宗藩多为幼主，太后临朝机制在政治运行中的作用益形重要。而屡次出现的太后临朝，又不断强化外戚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69) 外戚专擅朝政，其负面意义不仅在于对现实政治有腐蚀作用，以皇帝为轴心的权力运作机制亦同遭破坏。新皇帝成年后急于恢复自己的统治权威，在外朝党援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势必就近发挥宦官潜在的政治能量。这样围绕着入继新皇帝加强皇权的努力，宦官在政治上的分量越来越重。梁冀被诛之后，宦官在政治上的声势开始超过外戚。窦武被诛之后，宦官成为东汉政治的主要腐蚀力量。桓、灵二帝均为入继的宗藩，他们缺乏政治才干与政治抱负，纵容甚而直接参与制造腐败，是宦官干政乃至政治腐败的源头活水。两汉王朝同工异曲，都在频繁的宗藩入继条件下逐渐走向倾颓。但总括西汉一朝的政治情况，和东汉相比，入继宗藩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尚是良性的。这是因为对汉代政治影响最大的两个入继宗藩，代王刘恒和阳武侯刘病已，本身都有特殊的个人背景。文帝在削藩之前立为诸侯，长期在边地与匈奴为邻，不但才能突出，而且深明形势。宣帝因为巫蛊之祸的牵连长期在民间生活，对吏治不良和霍氏擅权的情况洞若观火。即便单就哀帝而言，由于了解王氏外戚对皇权的强烈侵蚀作用，他的短暂入继对外戚专擅朝政的趋势亦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宗室王侯政治势力的衰微，频繁出现的宗藩入继，还是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西汉朝廷的覆亡。“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70) 这也是宗藩入继的体制性安排与强化专制皇权的体制性要求内在冲突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孟祥才指出：西汉10个皇帝中(刘邦除外)，真正以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只有惠帝刘盈、景帝刘启、元帝刘奭和成帝刘骜。而在东汉的10个皇帝中(刘秀除外)，以嫡长子继承帝位的也只有顺帝刘保和冲帝刘炳，其余8个皇帝皆非嫡长子。见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汉(孟祥才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②见《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外藩入继追尊本生”、“东汉废太子皆保全”诸条。不过赵翼说“外藩入继大统，始自汉哀帝”，显系失察之言。或许正由于此，他才没有意识到对前汉历史而言，宗藩入继也是一个屡次出现的重要政治现象。
③这七个人依次是常山王刘义、代王刘恒、昌邑王刘贺、阳武侯刘病已、定陶王刘欣、中山王刘衎和刘婴。根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刘恒并不是第一个由宗藩入承大统的汉朝皇帝。由宗藩入承大统的第一个皇帝就是所谓的孝惠后宫子常山王刘义(即位时更名为弘)。但他在位时吕后正临朝称制，吕后一病死，他很快就被废黜并杀害了，对政治的影响无足轻重，故不在我们的重点讨论之列。
④《史记·孝文本纪》。
⑤《史记·匈奴列传》。
⑥《汉书·匈奴传》。
⑦对汉初统治阶层的分析以李开元近年的论述最为详明，不过李开元将功臣集团称之为“军功受益阶层”。见其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三联书店，2000年，第21-58页，第119-146页。
⑧⑨⑩《史记·吕太后本纪》。
(11)《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2)(13)《史记·张丞相列传》。
(14)《史记·律书》。
(15)《史记·南越列传》。
(16)(17)《史记·匈奴列传》。
(18)《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19)李广是西汉难得的一员武将，作战非常勇敢。但在汉初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布局下。连文帝也只能叹其生不逢时。这一点参见姚小鸥：《什么是“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
(20)见《史记·田叔列传》。
(21)《汉书·刑法志》。
(22)《史记·律书》。
(23)但文帝毕竟是一个心存有为的皇帝，他好“刑名之言”，一度重用儒法兼修的贾谊，试图对现有政治予以更张，后期又曾沉迷于儒家所倡言的改正朔、易服色。这些举措大多有始无终，反映了时代对人政治作为的局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帝这些举措，亦可视作汉代政治革新的先声。这是汉代政治演进的另一个侧面。关于这一点，参看拙文：《从无为而治到儒法兼综——文景时期地方吏治的历史考察》，《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24)(26)《汉书·食货志》。
(25)通观两汉的皇帝，除西汉末年王莽所立的傀儡小皇帝刘婴没有爵位外，其他在嗣位之前均为诸侯王或王子侯。刘婴是广戚侯刘显的儿子，见《汉书·宣元六王传》。可见在一般情况下，由宗藩入继的男性皇室成员除了必须是皇帝的近亲支庶外，一般还要有王、侯这样的高爵位。
(27)《汉书·五行志》。
(28)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28-58页。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29)《汉书·宣帝纪》。
(30)(33)《汉书·霍光传》。
(31)《汉书·昭帝纪》。
(32)昌邑王被废的公开理由，是“行淫乱”。在列举的昌邑王罪状中，有所谓“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又昌邑王被废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遂不断，反受其乱。’”(《汉书·霍光传》)道出了昌邑王被废的真相。昌邑旧臣龚遂在此之前亦曾劝诫昌邑王“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汉书·武五子传》)可见昌邑王言行不检并不是被废的根本原因。见刘曙光：《论霍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硕士论文，1986年。另外本文在叙述群臣定议立宣帝，以及宣帝培植亲信势力剪除霍氏时也参考了该论文，特此说明。
(34)《汉书·丙吉传》。
(35)《汉书·杜延年传》。
(36)《江书·张安世传》。
(37)(41)《汉书·霍光传》。
(38)上引均见《汉书·霍光传》。
(39)(42)《汉书·魏相传》。
(40)《汉书·萧望之传》。
(43)《史记·酷吏列传》。
(44)(46)《汉书·刑法志》。
(45)《汉书·魏相传》。
(47)《汉书·循吏传》。
(48)《汉书·元帝纪》。
(49)对宣帝时代的总体评价，这里采纳的是陈苏镇先生的看法。陈先生并指出：宣帝在改善吏治方面虽然作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谓言中肯綮。见其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314页。然而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下，恐怕只存有改良吏治的努力，而空有根治的愿望而已。陈先生显然是从两汉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发论。着眼于西汉政治发展的现实，似仍应对宣帝时代重视与改良吏治的政治举措给予较高的评价。
(50)《汉书·宣帝纪赞》。
(51)《汉书·哀帝纪》。
(52)《资治通鉴》卷三十三，成帝纪下。
(53)《汉书·师丹传》。
(54)《汉书·外戚传》。
(55)《汉书·鲍宣传》。
(56)《汉书·食货志》。
(57)《汉书·元后传》。
(58)(61)(65)《汉书·王莽传》。
(59)《汉书·傅喜传》。
(60)《汉书·哀帝纪赞》。
(62)《汉书·元后传》。
(63)《汉书·外戚传》。
(64)《汉书·平帝纪》。
(66)文帝时贾谊、袁盎、晁错均曾提出过削藩的建议。贾谊当时就明确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以亲制疏的主张，而晁错本人在当时就已受到皇太子、也即后来的景帝宠信。分见《汉书·贾谊传》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诸侯王问题是在文帝时代才开始变得严重起来的，这是削藩思潮兴起的现实社会政治背景。
(67)《汉书·武五子传》。
(68)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
(69)谷口やすよ：《漢代の“太后臨朝”》，《历史评论》第359号，1980年3月。
(70)《汉书·诸侯王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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