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压力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旅游企业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压力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制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社会责任(CSR)理念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凸显和日益严重，企业社会责任很快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关于转型期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渐增加，[2]特别地，随着研究转型期国家企业战略管理的学者引入制度理论视角，[3]“制度因素”成为研究转型期国家企业经营与管理的重要方面。一些学者针对各种制度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7]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发达国家完备的制度环境所展开的，而忽视了处于快速发展的转型国家的不完备制度环境(如中国的制度环境)，[3]转型期国家制度上的独特性也会造成这些国家中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差异。
以中国为例，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由于各项制度体系并不完善，[8]各级政府部门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方面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需要辨别不同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影响以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相应机构或部门，在获得资源的同时需要将一些资源配置在发展与政府机构的关系上。[9,10]企业通过建立这种政治关联来应对不完备的制度所带来的压力，并能够使得包括社会责任行为在内的企业行为更具有制度合法性。这是因为许多社会责任如诚信经营、安全生产、员工就业、慈善事业、国家责任等往往是由政府直接要求或间接推动的，企业主动承担和顺利完成这些社会责任符合政府的预期，企业和政府之间能够进行良好的“互惠交换”，进而也可以更好地巩固这种政治关联。[9]另外，由于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还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制度来惩罚违反社会道德与伦理的行为，所以企业需要通过承担CSR来构建它们的社会合法性基础。[2]
本文主要基于制度理论视角，进一步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关于制度前因的研究，增强了制度理论在研究转型期国家的企业行为方面的解释力。针对中国作为转型期国家的制度特征，本文提出政治关联是中国企业为了应对当前制度压力、使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更具制度合法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即制度压力是通过影响企业建立政治关联进而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对404家旅游企业高管的调研，完善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和测量问卷，增加了安全和国际视野两个维度；针对中国转型期制度特点，深入讨论三种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还发现普遍存在的政治关联是制度压力与社会责任的中介变量。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企业社会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中所包含的维度，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等四个维度，[11，12]而Porter和Kramer则从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出发，认为可以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划分。[13]Dahlsrud通过对37个使用较为频繁的CSR定义进行分析发现，尽管CSR定义较为多样，但整体来看是结合了五个维度：社会、经济、利益相关者、环境和主动性。[14]之后Moon和Shen通过对73篇关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中的CSR定义进行分析，发现了四个主要的维度：社会、环境、利益相关者和伦理。[2]本文综合上述Porter和Kramer以及Moon和Shen的观点，将利益相关者维度细化为顾客和员工两个维度。
进一步，本文增加了安全责任和国际化视野责任两个维度。这是从本文的样本企业特征出发来考虑：第一，与购买普通的消费品不同，旅游者在进行一次旅游消费时，会在“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产生安全需要，特别是涉及出境旅游中旅游者进入更加陌生的和异质文化的国度，各种安全问题是途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5]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到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成为趋势。锦江、港中旅等大型旅游企业集团都开始进入跨国经营阶段。旅游业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产业，国际性是其主要特征。旅游企业在接待国外游客和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时，都要有国际化视野责任，如是否考虑到了“全球契约”、某些产品是否通过了SA8000的认证等。[16]旅游企业的国际性特征将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普适性的借鉴。安全维度和国际视野维度是中国其他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应当考虑的。因此，本文借鉴麦颖、徐尚昆和杨汝岱等相关研究结论，[17，18]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慈善责任、顾客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安全责任和国际视野责任六个维度。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是什么？Joseph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由制度、道德和经济三个因素共同驱动，其中经济动因是最根本的内在动因。[19]Waddock和Graves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财务绩效对CSR有正向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CSR较复杂的多维度测量方法，同时还加入了企业规模、管理者风险容忍度和产业类型等变量对CSR的影响。[20]Basu和Palazzo也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建构过程模型，主要从认知、语言和意动三个维度论述CSR建构的过程。[21]而近期一些学者开始对一个影响CSR的重要前因变量——制度因素进行深入研究。[4-7]
2.制度压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制度环境因素是促发或改变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22]Scott在DiMaggio和Powell提出的三种制度趋同模式的基础上扩展并明确了其理论根源，[23]他认为，制度是由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层面的支柱要素所组成。而制度压力包括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这三种制度压力与Scott的制度三个支柱、合法性的三个来源一脉相承。其中规制压力是通过制定规则、监督承诺和奖惩行动来规制企业行为，它更多地体现为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行业标准。规范压力更多通过道德支配的方式来约束企业的适当性行为，体现为价值观和行为规范。[23]认知压力是指企业通过对同行中已经存在和较为流行的各种经验与行为方式的认知，采取模仿等行为以使自身的行为稳定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阐释的制度压力是指企业自身感知的制度压力，这与Lau和Delmas的研究相一致。[24,25]
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Husted和Allen认为，跨国公司是在制度压力的影响下而进行CSR管理方面的决策制定。[6]Campbell提出，在政府规制较为强势、非营利组织等对企业CSR的监督更为明显的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会体现出较好的社会责任绩效，[4，5]这一分析框架是对前述Scott的分析框架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
规制压力方面。企业所面临的规制压力主要来源于政府、专业组织、行业协会等部门制定的法律、政策和法规等具有法律权威或者与法律权威相类似的各种细则。[23]Campbell在总结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因素中，将政府规制放到了制度性因素的首位。[5]一些学者研究了不同国家政府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所具有的规制作用[26]在中国，各级政府通过法律和颁布行政文件的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规制。[2]由此可见，规制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据此，本文提出：
H1：规制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规范压力方面。规范主要是指企业在制定社会责任政策和采取社会责任行为过程中针对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而具有的一系列伦理、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其中，价值观是行动者源于社会环境而获得的偏好或需求，这种偏好会形成一系列标准而对相互存在竞争的多种行为进行比较、区别或评价。行为规范则是使上述行为得以正式化并作为追求目标的恰当方式而出现的。沈奇泰松提出了规范压力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两种方式，[27]一是各种媒体如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将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和反映反馈给企业，[28]二是一些关于教育或职业培训的权威机构可以通过建立标准来影响组织的合法性行为，如一些顶级欧洲商学院都把CSR作为商科教育中高级经理教育课程不可缺少的部分。[7]另外，社会规范压力还可以通过NGO组织建立各种规范来督促企业察觉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例如Baron研究了NGO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施加的压力等。[29]据此，本文提出：
H2：规范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认知压力也被称为“模仿压力”，它依赖于组织在社会环境影响下而产生的组织理解。Basu和Palazzo在构建组织关于CSR的意义建构过程模型时，提出组织对于合法性的认知会影响社会责任特征。[21]Matten和Moon认为，认知模仿的行为来源于组织对商业气候、组织域中逐渐增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环境的认知，从而倾向于将被认为是“最佳实践”的行为作为合法性的实践来模仿。例如，欧洲的一些跨国公司(MNCs)通过加入商业联盟(如CSR Europe)以及CSR培训项目来学习CSR最佳实践。[7]在中国的“关系”文化以及政府主导下的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下，企业会将政府所倡导的承担社会责任行为视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而加以“理所应当”地进行，同时其他企业也同样会这样理解并加以模仿。据此，本文提出：
H3：认知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制度压力与政治关联
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国家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地将商业和政府分开的机制，[25]特别地，这一体系下的契约常常是以“关系”为基础开始的，[30]关系是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规范及方式的核心概念。[31-32]基于这种以关系为独特特征的制度环境，企业必须通过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关联”来应对不完善的制度所带来的挑战。多数学者关于政治关联的研究均是从“显性政治关联”的角度论述的，如Betrand等认为，在法国如果公司的CEO毕业于精英学校同时也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则认为企业有政治关联。[33]类似地，Faccio认为，只要公司有一位控股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政府部长、州长或跟某位高官以及政党有紧密联系都认为是有政治关联。[34]国内学者中，余明桂、罗党论和唐清泉等学者则以公司的总经理或者董事会成员是否为政府官员作为政治关联的标志。[35，36]吴文峰等认为，政治关联是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曾经在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或军队等部门任过职。[37]
本文借鉴张祥建、郭岚所提出的标准，[38]将“隐性政治关联”和“类政治关联”引入，其中，显性政治关联是指民营企业家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身份或使政府拥有企业的股权，从而与政府建立外显的联系。隐性政治关联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形成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非正式的柔性关系。在中国，民营企业主要通过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和老乡关系等与政府及其官员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当然也不乏有企业通过“中间人”与政府拉上“关系”，而这种政治关联又在隐性政治关联之外，本研究称之为“类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是组织面对制度环境所做出的一种追求合法性的战略反应。[39-41]例如，Peng认为，中国本土新兴企业在面对这些制度环境中的限制时，必须发展非正式关系，特别是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即“网络战略”，[3]才能更好地应对制度环境。另外，根据张建君等对中国民营企业采用政治战略的研究，发现政治战略是企业适应制度环境的战略选择。[42]尽管政治战略要比政治关联概念的范围要大，但政治关联应当是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度压力对企业政治关联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三种制度压力对政治关联的影响方面是不同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如贾明等提出，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很好时，企业寻租的空间就会减少，政治关联对公司的价值就会降低，企业不需要再配置过多资源去填补制度空洞。[10]因此，制度越完备或规制压力越大，企业则会减少建立政治关联的倾向。另外，在中国情境下，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以儒家信条为主所形成的“以义取利”等行为规范，重视人际关系，善于审时度势和协调人际关系，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关系”文化。[32]因此企业高管越倾向于这种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那么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倾向越大。由于整个中国社会被“关系”文化所主导，企业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其他企业的做法，采用基于“网络”或“人脉”资源的行为方式与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建立关联，即对这种文化的认知越强烈、越认同，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倾向越大。据此，本文提出：
H4：规制压力对政治关联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H5：规范压力对政治关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6：认知压力对政治关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
政治关联不仅是企业适应制度环境的战略选择，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制度合法性，得到了政府对公司的信任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承认。当然，企业政治关联也是一种关键资源，特别是政治关联中官员的级别越高，政治影响力越大，带来的利益或价值也越大，[10]而一些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来要求或推动的，由此企业会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降低会失去与政府关系这一关键资源的风险。李四海研究发现，企业政治的维护和提升需要企业的资源付出，存在着基于互惠交换的理性捐赠行为。[43]企业的一些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会公众等)也会根据企业的特征来形成对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水平大小的期望，政府部门可能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来进行协助。由此可见，企业具有政治关联，就倾向于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李维安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可以借助政治关联的长期比较优势制衡政府干预，但会存在初期的内部效率损失，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的效率损失之一，但长期来看，会带来企业绩效的提升。[9]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捐赠、慈善)更加符合中国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和期望，显示出企业具有更高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会体现出更好的企业公民形象。[44]据此，本文提出：
H7：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企业为了更好地采取社会责任而需要通过建立政治关联，与政府建立“互惠关系”，从而可以在社会责任方面取得较好的结果。如Detomasi认为，企业高管首先要考虑政治制度是否赋予他们合法性或者预期去从事社会责任活动。[30]其中法律标准和社会行为准则是高管如何看待社会责任的重要条件，影响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而企业可以通过政治关联来获取这种合法性，使得企业拥有更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期望，从而可以更好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相类似的研究还有Campbell和Werbel等认为，企业高管的思想意识会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而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是制度压力中认知压力所导致，可以通过“后天”形成的政治联系去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44,45]总之，面对当前的制度压力，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有助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据此，本文提出：
H8：政治关联在制度压力、企业社会责任中间起到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给出了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本文理论框架图
二、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旅游企业的高管进行问卷调查来获取数据。选择旅游企业作为调查样本，主要是考虑到旅游企业是较为典型的现代服务企业，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引进国际先进管理模式，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具有较强的借鉴和示范意义。①同时，旅游企业在各个方面的社会责任也较为普遍，如旅游度假饭店在风景区的环境保护责任、旅行社对游客的安全保护责任、旅游星级饭店解决当地员工就业、节能减排、食品安全、国际视野的责任等。虽然在具体的或个别的方面旅游企业会与其他行业企业具有差异性，但整体来看，本文认为旅游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各个维度以及制度压力、政治关联等方面的内容和其他行业企业的相关内容具有普遍的相似性，特别是针对社会责任、制度压力和政治关联三者关系而得出的理论会对其他行业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为保证问卷填写质量及回收率，本次调查共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全国性“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及其他相关会议中，在国家旅游局、地方旅游局行业管理负责人、中国旅游协会和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旅游企业高管的帮助和协调下，进行问卷发放。二是成立调研小组，通过事先与相关企业联系，然后分别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南京、昆明等地的旅游企业进行调研。由于本调查内容为企业高管知晓的范围，因此本次调查对象主要为企业总经理或办公室主任层级。为保证样本代表性，每个企业发放一份。调查主要在2009年底至2010年7月间进行，共发放问卷572份，回收490份，回收率达到85.7%，经检查，剔除了86份数据严重缺失的无效问卷，保留有效问卷404份，其有效率为70.6%，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具体见表1。
本研究的有效样本量为404个，超过一个中型样本200的临界值，[47]而且远远大于题目数的五倍，因此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是稳定的。
2.测量工具
考虑到行业因素会对CSR产生重要影响，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范围主要控制在旅游行业的企业，本文认为，在同一行业背景下研究结论会更具可靠性。此外，为了便于被调查者理解各个题项的意图，在设计题项时，一方面贴近旅游企业的现实，一方面尽量使用浅显易懂的词句。
问卷内容包括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社会责任和制度压力潜变量测量项目，鉴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受地域影响，本研究采用本土较为成熟的问卷，其题项的设计参考了麦颖、徐尚昆和杨汝岱的相关研究，[17,18]最终将社会责任分为慈善责任、顾客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安全责任和国际视野责任六个维度。“制度压力”部分参考沈奇太松的问卷。[27]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其中1表示“很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评价进行选择。
第二部分为旅游企业政治关联的测量项目，本文综合中国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将政治关联分为显性、隐性和类政治关联三类，每类的测量由四个问题组成，量表一共有12个题项，答案分0(代表“否”)和1(代表“是”)两项，由被调查者根据各自企业的实际情况作答。为便于资料简化和理论概括，借鉴边艳杰和丘海雄、徐尚昆和杨汝岱的处理方法，对各个维度下的问题进行合并。[48,18]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分别对每个维度下四个问题的答案进行相加，得分越高，代表该维度政治关联的强度越高，其中0表示强度最低，4代表强度最高。这样处理的理由是：首先，问卷题项设计主要来自于归纳性分析中出现频次较多的描述，它们较全面地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企业在该维度上的表现强度；其次，问题的答案都是0、1变量，且代表类似的含义，它们具有很高的同质性，相加后的得分具有很好的区分度。以“显性政治关联”为例，如果某公司四个题项都回答为0，相加后的得分也为0，那么该公司在显性政治关联上的强度很低；如果另一家公司四个题项都选择了1，相加后的得分为4，则该公司在显性政治关联上的强度很高。
第三部分为被调查者所在企业的基本信息资料，包括企业类型、所在地、员工数量、所处发展阶段以及总经理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和学历)等方面。
本研究模型中各测量题项均来源于国内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题项，在对这些题项进行分类整理后结合预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企业安全和国际视野两个维度，最终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量表、制度压力量表、政治关联量表，共36个题项。其中，企业社会责任量表由企业的慈善责任四个题项、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四个题项、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三个题项、企业对环境的责任六个题项、企业的安全责任五个题项、企业的国际视野责任四个题项组成，共26个题项；企业制度压力量表由企业受到的规制压力四个题项、企业受到的规范压力三个题项和企业受到的文化认知压力三个题项组成，共十个题项；企业政治关联量表由显性政治关联四个题项、隐性政治关联四个题项和类政治关联四个题项组成，共12个题项。
3.数据检验
(1)信度检验
采用SPSS16.0软件对调查问卷各变量进行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的描述性统计，并用Cronbach's α系数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在内部一致性方面，表中各构面的Cronbach’s α都大于0.7，表明该量表的信度符合要求，[49]说明各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而且整个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5，表明整个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很好。
由于安全维度、国际视野维度等是本文尝试提出的社会责任中的新维度，因此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问卷中各个变量的维度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限于篇幅，Varimax旋转后因子负载略。结果表明，关于社会责任量表的题项可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慈善、员工、顾客、环境、安全、国际视野等六个维度。同理，制度压力量表可以提取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
(2)效度检验
在内容效度检验方面，由于本研究所使用问卷题项全部基于已有的文献，很多学者都曾使用这些量表来测量相关变量，本研究在最终确定问卷之前，为保证问卷的科学性，2008年5-8月间在行业会议上对相关领域的专家五名、36位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同时对基于文献的问卷进行预调查，再根据预试者提供的意见对问卷的部分提法、内容进行修订。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在建构效度检验方面，选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样本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和Bartlett球度检验，KMO的值为0.934＞0.7，说明样本充足度高，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P值为0.000＜0.001，因此拒绝Bart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说明本问卷及其各因子组成项目的构建效度好。
在聚合效度检验方面，对由26个题项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量表按特征根大于1、最大方差和正交旋转进行因子提取后发现，本研究共有六个共同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271%，大于50%的最低要求。从因子归属来看，理论预设六个维度下题项的荷载基本大于了0.5的载荷标准，仅有对员工社会责任一项的荷载大于0.4，即本研究使用的企业社会责任量表的聚合效度良好。另外，对于十题项组成的企业制度压力量表共有三个共同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4.034%，大于50%的最低要求。从因子归属来看，理论预设三个维度下题项的荷载都大于了0.5的载荷标准，即企业制度压力量表的聚合效度良好。因此，本研究的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高，聚合效果好。
对于区别效度的验证，本研究使用SPSS16.0对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见表2，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在0.002-0.689之间，各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均不含有1.0，表明各构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区别，区别效度达到要求。
为了进一步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本研究使用Amos17.0软件对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进行衡量，相关指标与理想结果进行对比见表3。所有拟合指标均达到理想标准，[50]说明模型与数据有很好的拟合度，本研究所构造的变量衡量的收敛效度很好。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运用Amos17.0统计软件，就总体样本对所构建的制度压力及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模型进行结构方程估计，根据λ、β值以及显著水平可知，前文所提出的假设的验证情况具体见表4。根据实证结果，结构模型统计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从实证结果看，本研究提出的八个假设中，有七个得到了支持，有一个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以上假设检验结果，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概括和分析。
图2 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第一，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031、0.292、0.147，从显著性水平上看，规制压力对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而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显著。因此，假设H1没有支持，假设H2和H3得到验证。而且，规范压力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最为显著。关于规制压力并没有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情境下，一方面，由于转型时期关于社会责任的正式颁布的政策、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并不完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治结构和法治结构并存局面，人们对基于条文的法律法规的法治认识程度不高。由此，规制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二，规制压力、规范压力、认知压力对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163、0.286、0.159，均显著，证实了假设H4、H5和H6成立。此外，研究还发现，规范压力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最大，认知压力次之。规制压力对政治关联行为影响所得结果与假设相同。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健全，企业存在普遍的政治关联行为，然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规制压力增大，政治关联的作用空间减小，其“效用”逐渐降低，从而抑制了企业政治关联行为。因此，规制压力与政治关联显著负相关，这也是本文一个区别于以往的重要结论。
第三，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显著为正，其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119，假设H7得到支持。
第四，政治关联是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变量，这一路径的间接总效应为0.034(-0.163×0.119+0.286×0.119+0.159×0.119)。其中，政治关联中介的正效应为0.053(0.286×0.119+0.159×0.119)，负效应为0.019(-0.163×0.119)。尽管这一中介效应较小，但是假设H8仍得到支持。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第一，本研究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前因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其中制度压力是重要的前因变量。本研究发现，规制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并无显著影响作用。这和西方学者基于发达国家企业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体现出了中国情境的特殊性。而规范压力对社会责任影响系数最大，说明在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缺失情况下，行业(如旅游行业)中存在的主导价值观和默认的行为规范等因素会作为一种补充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另外，认知压力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主动承担的倾向。这和Scott所提出的理论相一致，即规范压力实际上也会对企业的行为具有使动作用，[23]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意识。
第二，政治关联也是影响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前因变量。本研究发现，规制压力对政治关联具有负向影响，而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对政治关联有正向影响。同时，政治关联是制度压力影响社会责任的部分中介变量。在当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动机与政府建立良性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策略”为企业在“制度缺失”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政府也希望通过这种良性互动，使之更好地完成政府期望企业去做的一些社会责任工作。同样，这种“互惠交换”，[9]也使得企业为迎合政府的预期和赢得公众的信任，更有效率和更符合社会合法性来完成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
第三，本研究针对成长阶段中国企业质量型发展要求，尝试将安全责任维度和国际视野维度引入社会责任维度之中。这两个维度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提及，而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推导出这两个维度，并通过开放度和成熟度相对较高的中国旅游企业的实践进行了验证，在社会责任维度测量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本文在社会责任理论方面的一个创新点。
2.讨论
引入政治关联变量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变量是本文一个重要的创新。尽管政治关联活动很有可能导致贿赂、腐败等现象的发生，[38]但本文认为，当前制度环境下企业采取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应对策略，应当在深入研究和了解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合法、合理、规范的引导和管理，这样企业才会在合法的政治关联下更好地完成其他活动。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政治关联是中国企业在当前制度压力下的一种应对策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文化的具体体现。当前，中国的市场机制运行效率还有待提高，各种制度还不够完善，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政府在经济发展、制度建立过程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常各级政府掌握或干预资源分配。[8]与西方企业面对成熟制度环境不同，中国企业基于市场的商业活动以及基于社会的非商业活动(如社会责任)等都要寻求一些特殊的策略来加以应对，如张建君等提出中国民营企业采取的“政治战略”。[42]政治关联就是政治战略的一种，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对政治关联进行分类，分析企业建立不同的政治关联类型，会对哪些社会责任活动产生影响，例如民营企业通过建立直接的、正式的政治关联，确立与国有企业相类似的“红顶”身份，在慈善捐赠等方面会更加有主动的意识和行为。[52]进一步讲，“政治关联”不仅是制度环境下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关系社会中关系文化的具体体现。Su和Littlefield等认为，关系取向主要分为“求利”关系和“寻租”关系。其中，“求利”关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寻租”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定阶段、在法律制度不健全条件下的产物。[51]“寻租”关系是短期的、基于个人利益的权力与经济交换，而“求利”关系是企业追求长期性互惠共赢所应考虑的关系模式。“寻租”关系由于其“短视”和容易滋生腐败的特性，是需要企业警惕的。随着各项制度的健全，企业应当从“寻租”式的政治关联走向“求利”的政治关联，此时的政治关联将更加着眼于长期性、可持续的“政企”关系的维护。总之，通过对制度压力和政治关联这些前因变量的分析，将有助于探究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深层“驱动力”，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在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究竟是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以更好地完成社会责任，即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具有正向影响，还是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而获得了更多地政治关联、政治资源，即社会责任对政治关联具有正向影响？本文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回到现实中来，媒体、公众曾对某位民营企业家做慈善事业的动机、方式、获得的所谓“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孰对孰错，目前尚不可妄断。但有几点可以看出：一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承担社会责任的确会在政治方面带来一定的资源和影响力；二是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因变量很多，有很多深层复杂的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一定的政治关联可以促进企业更多、更好地完成社会责任活动。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政治关联、制度压力是社会责任的前因变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至于他们之间的其他影响关系，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样本的单一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均为旅游企业，因而所得结论的普适性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继续在其他行业进行检验。二是关于企业政治关联题项的开发，这是研究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首要问题之一，虽然本研究探索性地借鉴了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问卷形式和处理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仍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如早在1982年4月28日，北京建国饭店就开始引进香港半岛饭店集团管理，1984年国务院发布通知，号召全国学“建国”，随后全国建起了一大批较为知名的高质量旅游饭店企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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