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研究的典范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范论文,资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论述图书馆学与资讯研究的典范变迁，介绍典范的意义及重要性；探讨图书馆学与资讯研究的5个典范，如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典范、系统导向的典范、Belkin知识的非常态状态典范、Dervin的意义建构论及诠释学等。
[关键词]资讯研究 典范 变迁
1 前言
自Thomas Kuhn于1960年代于其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一书中提出“Paradigm”这个名词后，“Paradigm”已变成科学史、科学哲学与思想史讨论中常常出现的概念。这个名词在大陆被翻成“范式”〔（2）〕，在台湾则有两种不同的称呼，在教育工学被称作“派典”〔（3）〕，其他社会学科则称之为“典范”〔（4～5）〕。
依照Kuhn的说法，典范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时间内，它们对于科学社群而言，是研究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解答的范例。”〔（6）〕而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和仪器的设计、制作与操作。然而，Masterman算过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谈的典范，至少有21种不同的意思〔（7）〕。也因此，在1969年的后记中，Kuhn再度说明“典范这个词有两种不同意义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一特定社群的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涉那一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或范例，可以替代规则作为常态科学其他谜题的解答基础”〔（8）〕。
典范到底有何重要性，为什么会引起晚近学术界多方的争议与讨论，恐怕是有心者最想追问的问题。其实典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研究人员有着空前的成就，因此能自敌对的学派中脱盈而出，吸引一群研究者跟着研究；第二，研究成果中发现许多问题能让追随者持续研究〔（9）〕。除此之外，典范更有下列的功用，让我们无法忽略它的重要性：
·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象征：如kuhn指出的，“任何科学研究领域，已经产生典范和必须研究典范才能从事进一步的研究，正是这个领域趋于成熟的征兆”〔（10）〕。
·是研究人员入门的指导：任何一个科学社群的研究，不论多么专门，研究人员加入这一社群共同研究时，都必须由它的典范开始〔（11）〕。
·是研究传统延续的条件：Kuhn强调如果研究人员能以“共有的典范为基础，就能信守相同的研究规则及标准。这种信守的态度及因而产生的明显共识，是常态科学，也就是某一特定研究传统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12）〕。
·让研究详细而深入：常态科学的研究范围极小，眼界亦因而受限。但因遵守典范，而产生的范围缩小，却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此乃因典范帮助研究人员把焦点集中于小范围之内的专门问题，让研究得以详细而深入。如果没有典范的引导，这种深入的研究是无法想像的〔（13）〕。
·平息争论、建立研究的自信心：典范不仅可以平息学派间的争论，使研究人员不用多费心力在基础性的问题上。它更帮助研究人员建立研究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的建立会激发他们进行更精确、深奥的研究〔（14）〕。
·社会学家Ritzer指出，典范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科学社群，例如物理与化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典范也可以用来区分某一科学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例如19世纪物理学的典范与20世纪的典范有所区分。典范概念也可被用来区分相同科学领域的次级社群。以当代心理分析学而论，又可区分为佛洛伊德、容格和杭妮等不同学派的典范〔（15）〕。
如果我们由Kuhn所描述的典范与学科成熟度的关系，来反观图书资讯学界的研究现状，下列问题毋宁是值得我们加以思考的：①图书资讯学有哪些典范？②有多少人是由典范入手，了解及发觉本行的问题，而进行研究的？③这些典范帮助我们达到哪种成熟度？
本文旨在探讨第一个问题，发掘并介绍图书资讯学界现有的几个典范。本文所探讨的只是较具代表性的典范，其他尚有未被涵括者，有待其他有兴趣者继续深究。
2 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的典范
Miksa指出，在图书资讯学界，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典范：图书馆被视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典范和人类资讯传播系统中资讯流通的典范〔（16）〕。
第一个典范是将图书馆视为社会机构的一组观念，它起源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这个典范截至目前为止，对图书馆员仍具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图书馆实务单位常以这个典范来指导工作的推展，更主导图书资讯学界在图书馆行政与规划上的当代研究〔（17）〕。
这个典范的焦点是图书馆本身。图书馆被视为一个社会机构，而且是一个定义明确、独一无二的社会机构。就像所有的社会机构一样，图书馆有资料、组织、知性属性（intellectual properties）作为工具来发挥它的功能。所谓的资料指的是所搜集的文献，组织则是行政机构与人员，知性属性则是观念系统（如分类系统、编目结构、选采政策等），可作为管理资料与驱动组织的有效基础，以达成图书馆的功能〔（18）〕。
在这个典范中，图书馆的功能包括作为经济系统的消费者、政治系统的参与者和人类日常生活社会交换的一个场所。但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则是同其所搜集的文献与设备息息相关；图书馆设立的主要原因，是使提供的馆藏，有让民众（不管是哪一群特定的民众）使用的可能。所有的搜集、组织、馆藏管理与提供使用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达成这个基本的功能，并提供图书馆员教育及研究的概念架构〔（19）〕。
这种理念还扩及到文化与社会改变的大环境观点，这个大环境的观点提供图书馆作为社会中，重要而且意义特殊机构的合理化基础。这个观点指出，一方面人类累积的社会知识（具化在文献中）到了某种程度后变成社会与文化的记忆，另一方面人类又是这些社会知识的消费者，依照这个观点，社会与文化的改变，是透过个人吸收或使用组织化的社会知识而完成的。这些社会知识则是透过图书馆所收集的文献来传递个人知识的。但同样的过程，也促成个人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新知识的产生。后者更促使社会知识累积增多，有贡献于知识传递的持续循环〔（20）〕。
其实，很多社会机构（家庭、教育机构等）也扮演着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但在这个典范中，图书馆被视为在所有同文化与社会变迁相关的机构中，最重要的社会机构；因为这个典范认为，系统化知识传递的特殊要求，需要图书馆这个机构来完成〔（21）〕。
对这个典范的第一个批评，乃是它过度简单化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复杂性。这种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观念其实植根于19世纪社会进步的理想。而社会提升与进步的理念，则与西方依靠文化记录促成社会与个人进步的观念密切结合。基于这些假定，这个典范认为文字记录的使用与社会进步有直接的相关。这种相关不仅是一般文献的使用，而且必须奠基于权威作者的权威作品的基础之上。后者的重要性并不在个人使用多少文献中的资讯，而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对个人的影响有多少。简而言之，阅读（知识传递的主要动作）是在产生有教养的个人，在知识与价值的吸纳中，对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做出重大的贡献，而更因这种转变使文化的生存成为可能〔（22）〕。
Miksa指出，这个典范所受到的最大挑战，是在下述几个根本性问题的质疑上：①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真的这么简单吗？②某种特殊人群的形成，真的与文献的资讯内容有关吗？③文献的使用如何达到这些目的？④文献内容与资讯使用者的心灵，真的有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吗？⑤或是事实上，有其他的因素也扮演着其他重要的角色〔（23）〕？
另外，常久以来，虽然这个典范一直将提倡阅读作为图书馆角色的焦点，并且也进行过阅读行为的调查，但这样的努力很少扩充到阅读对认知和社会面向的影响，而这种了解才能帮助我们解释阅读与文化及社会变迁的关系〔（24）〕。
第二个批评则与第一个批评相关，这个批评质疑，如果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过程，不如本典范所认为的那么简单，那么它将图书馆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机构的声明，则显然有点站不住脚。各种社会机构都在传递文化价值与社会知识，但不是所有的机构都透过文献的使用来传递，而且与社会及文化变迁相关的社会知识的传递，也不能化约成只是一个社会机构的责任，或只由社会的单一阶层来促进文献的使用〔（25）〕。
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指明图书馆这个机构未在社会中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其实在教育与科学的发现方面，图书馆所扮演的辅助角色是很重要的。但这种重要性很难测量，关于这种重要性的声明似乎也得不到共鸣。这样的结论不只强调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角色及价值是相对的，而且指明图书馆仅是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机构中的一种而已〔（26）〕。
3 人类资讯传播系统中资讯流动的典范
Miksa所提出来的第二个典范是将资讯流动的过程作为人类传播系统的一组相关概念。但事实上，这个典范因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又可分为3个不同的典范：由资讯理论所衍生的系统导向典范、Belkin的非常态知识状态典范和Dervin的意义建构论。
3.1 资讯理论及其衍生的系统导向研究 这个典范起始于1950年代通讯领域及控制论者的想法，其焦点是人类传播系统中资讯流动的过程。它所关注的重点不是机构，而是资讯。一如Miksa所声称的，这个典范所产生的资讯系统是来自申农与韦伯的“通讯的数学模式”〔（27～28）〕（见图1）。
图1 申农与韦伯的通讯传播模式〔（29）〕
这个模式以很简单的步骤描述资讯传播的过程。资讯源选择出所要传递的讯息，经过传输器转换成信号，透过频道的传送，由接收器接收后再转换成资讯端可辨识的讯息。中间的部分则是传送过程中所出现的杂讯。
依照申农与韦伯的看法，通讯所产生的问题可分3个层次：①技术问题：如何将通讯符号正确地传输出去？②语意问题：传输出去的符号精确地传达原始的意义的程度如何？③效用问题：接收到的意义如何有效地影响所预期的行为变化〔（30）〕？
申农在贝尔电话实验室所提出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只应用于解决通讯的技术问题。如申农与韦伯所言，在这个理论中，“资讯有其特别的意思，尤其重要的是资讯千万不能与意义混在一起”〔（31）〕。换句话说，它只是探讨不同符号从资讯源到资讯端，如何正确无误地传递的技术问题。针对这样的通讯系统，常常必须解决的问题是：①我们如何测量资讯量？②我们如何测量通讯管道的容量？③具效率的编码程序有哪些特质？④通讯管道的传输速率如何？⑤噪讯的特质是什么？⑥噪讯如何影响终端讯息的正确性？⑦我们如何能将不必要的噪讯减到最低，甚至完全消除？⑧如果讯号是连续性的（如演说与音乐），而不是不连续性的符号（如演说稿与电报等），对上述的问题有什么影响〔（32）〕？
Miksa指出，这个典范在图书资讯学界的影响表现在下述几个重要概念中：
第一：如熵与不确定性、负熵、反馈、资讯减低不确定性的说法等，都在影响将资讯视为系统中流动的事物。而在这种系统的环境中，不管资讯是什么，它都可以被测量、处理和达到不同程度的控制〔（33）〕。这种看法，不管是在资讯理论的数学符号中，或是图书资讯从业人员的日常对话中，都已变成一个不容置疑的假定。
第二，资讯被视为是可被分割，而不连续的事物。这种结果就产生了以bit来测量资讯的作法。
第三，这个针对资讯流动所产生的典范，也帮助我们对资讯的概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虽然并未被完整地定义出来，但至少让我们触及两个关连甚深的层面。首先，资讯的流动被视为一种物理现象——也就是可测量信号的传递——而这提供了这个典范的主要概念。从1960年代以来，另外一种资讯流动的领域开始出现，这个领域关心观念（idea）或意义的流动，这种导向显然与记号学（semiotics）、语意学（semantics）有关〔（34）〕。
总结来说，这个典范关注资讯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两点之间透过频道进行资讯流动的反馈与控制。从它自通讯的数学理论开始，这个模式帮助创造与实验了新一代资讯检索系统的丰富环境，而且它也提供了图书资讯学基本概念的重要改变，包括可控制的资讯传输、资讯作为分割单元的观念和资讯流动具有物质与语义两种特质的概念〔（35）〕。
针对这个典范的批评主要是在它的概念基础。一如Cherry所批评的，通讯的数学理论的主要核心是在电讯传播（telecommunication）的领域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在技术的层次，资讯的容量可以以数学的基础明确地定义出来，但用在人类的沟通时，显然有些失当〔（36）〕。其实在1961年，申农曾明白地表示，将他的模式应用到通讯理论以外，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也没有什么重大意义〔（37）〕。因此“通讯的数学模式”的概念并不是很适合应用到资讯的语意方面，例如以资讯能降低不确定感而论，在甚多的场合，资讯并无法降低不确定感，有时反而增加不确定性〔（38～39）〕。另外，有关资讯可以被测量分割成标准单元的概念，也是来自通讯的数学理论。信号或可谈及标准的度量，但语意方面的资讯流通如何被测量？意义如何被切割成单元？有意义的资讯如何分成不同的单元〔（40）〕？
这也是晚近部分研究人员对此不断提出批评的原因。例如Dervin把这些受到资讯理论影响而产生的研究，归类为传统或系统导向的研究。在这种研究导向里，资讯被视为一种物体，就像砖块一样，独立于资讯使用者之外，可以在系统与资讯使用者间搬来搬去，而不会改变其内容。资讯使用者则被看成可以输入及输出的资讯处理器，像一个被动的接收站一样，只能就现有的资讯，加以吸收与利用〔（41～43）〕。而绝对资讯则是这个典范最重要的假定：任何资料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必定会被用到。换句话说，资料的存在即预设资讯使用的充分与必备条件〔（44）〕。
在这种系统典范的概念里，资讯乃是人类应付日常生活事务极有价值及有用的工具。它可以帮助人类减少不确定感，资讯可以帮助我们描述与预测实在界的发展，因而让人类在时空下的运作更为顺畅〔（45）〕。因为资讯有这些作用，所以能提供这些资讯的图书馆及相关机构亦被认为有用。而资讯系统则可被设计成标准化的格式，应付一般资讯使用者的需要：因为资料有其自有的秩序与组织，一经标准化，不同的民众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些格式，以便能使用这些资料〔（46）〕。
这种基于传统模式所建立的资讯假定，应用在图书资讯学界时，让我们认为这些被视为客观事物的资讯，可以自系统与参考书中抽练出来，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交给使用者。我们的核心焦点主要集中在馆藏的搜集与管理和利用多方面的目录与索引系统提供查询。我们更提供各种引用文、摘要甚至全文的资料库，并从自己的馆藏与外在资源影印论文。不管使用者有任何需求，总有资讯可以满足它；如果我们没有资讯，我们总可以拿得到〔（47）〕。
依照这个典范的引导，研究者通常会站在系统（system，如图书馆）的角度来看资讯使用者，并提出研究的问题，例如：①资讯使用者的资讯需求是什么？②资讯使用者需要哪些类型的资料？③哪一种储存方式最便于检索？④如何教导资讯使用者更有效地使用检索系统？⑤哪一种图书馆服务最常被使用？⑥哪一类群的资讯使用者喜欢哪一种图书馆的服务〔（48）〕？
Dervin指出，这种传统导向的研究，无法帮助我们设计新的系统与拟定新的服务。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系统导向的，他们只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资讯使用者，而不是从资讯使用者的角度来了解其资讯需求。如果不了解资讯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又如何提供真正需要的服务？而任何基于传统导向所设计出来的系统与服务，又如何能满足资讯使用者的真正需求？
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导向的观念里，虽然想跳出机构的限制，将焦点放在资讯。但又将资讯视为物体，这也是文献就是资讯的理性基础。如从这一点来看，图书资讯学界并未脱离资讯理论的窠臼：传播的模式是一样的，只是将书或文件换成资讯而已。
3.2 Belkin的知识的非常态状态典范 Kuhn指出，一个新理论（或典范）的产生，通常都是因为有公认的异常现象产生，而旧的典范无法加以解释及吸纳的时候〔（49）〕。如果我们对照前述Dervin针对旧有典范的批评，可以发觉旧有的典范已经逐渐无法解释资讯使用的现象，这也是认知观点的典范在1970年代出现的原因。Ingwersen也指出，1970年代之会有相反的典范出现，乃是因为旧有的典范太强调资讯资源与系统内部程序的探讨，而忽略系统本就是为他们设计的使用者，而更糟的是我们还要求使用者配合系统的设计〔（50）〕。
认知观点的研究早在1970年代中，即有学者陆续提出来。例如布鲁克斯即被推崇为资讯科学认知观点的第一个支持者〔（51）〕，而他的想法则具体化在他的“资讯科学的基本方程式”：
▲I＝（S+▲S）－（S）
▲I＝▲S
其中（S）是人类现有的知识结构，（S+▲S）则是吸收了新的资讯▲I后所改变的知识结构。如果我们将公式展开，新吸收的资讯▲I即等于新增的知识结构▲S〔（52）〕。这个模式虽然在1980年有了下列的改变，但也只是在S（structure）之前加上K（knowledge）而已，原意则与1975年的公式相同〔（53）〕：
K[S]+▲I＝K[S+▲S]
▲I＝K[S]+▲[KS]－K[S]
▲I＝▲[KS]
而DeMey于1977年哥本哈根的研讨会中，也指出认知观点的核心思想乃是任何资讯的处理，不管是知觉的（perceptual）或是符号的（symbolic），都是透过类别或概念系统来传达，对资讯处理器（information-processing device，如人类）而言，这些概念系统则是他们的世界图式〔（54）〕。DeMey这一段话，早已变成资讯科学认知观点的核心假定。
但真正使认知观点深化、体系化的则是Belkin。Belkin认为，资讯科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应是“促进资讯生产者与资讯使用者之间需求资讯的有效沟通”。围绕这个核心问题的相关议题是：①关心人类认知传播系统中的资讯；②关心资讯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③关心资讯与使用者的关系；④需求资讯的观念是什么；⑤资讯的效用与资讯传递的效用〔（55）〕。
由上述资讯科学的问题及其相关议题，Belkin指出“资讯”必须是资讯科学兴趣的核心现象。而且，作为一个实务的科学，从业人员对什么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也应该有些共识（这是科学理论假定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找出大家一致赞成，且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资讯概念”。在这里，Belkin特别指出，我们并不需要再试图追求资讯的定义，而应该积极寻求资讯科学所需要的“资讯概念”（information concept）。这二者是不同的，定义是问资讯是什么，概念则是注视与解释现象的一种方式。Belkin如此强调追求资讯的概念，乃是因为当我们接受概念的想法时，我们是很开放地找寻“有用的”资讯概念，而不是找寻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资讯定义。这个想法是从实用性来考虑的，而不是以追求真理来思考的〔（56）〕。
由此，Belkin指出对资讯科学有用的资讯概念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①必须是具目的性及有意义的资讯；②它必须是人类社会沟通过程中的资讯；③它必须是被要求或被需求的资讯；④它必须是对接收者产生影响的资讯；⑤它必须触及资讯与知识现状（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⑥它必须触及讯息影响的不同层面；⑦它必须能概化到单一个案以外；⑧它必须提供方法以预测资讯的影响〔（57）〕。
从这里，Belkin传承自布鲁克斯的想法，认为“资讯就是能转换（知识）结构的东西”〔（58）〕。他指出，资讯科学的资讯，应是可转换知识现况或知识结构的组织化资料〔（59）〕。因此，他认为文本（text）是传送者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符号结合体，意图改变接收者的意象和影像结构〔（60）〕。而受到DeMey的影响，Belkin指出认知观点的本体或真髓是它明确地认为人类（资讯处理器）的知识现状、信仰等，与他们所接收、感知、制造的资讯一直在互动〔（61）〕。
因此，Belkin认为资讯科学所必须探究的基本现象乃是：①文本及其结构；②接收者的影像结构及其变化；③传送者的影像结构及文本的塑造。
其中，资讯科学对第一个现象的关心较多，第二个现象则只有少数人注意，但焦点却又放在心理学与教育的范围在思考。第三个现象则是资讯科学的处女地〔（62）〕。
Belkin将他上述的理念应用在资讯检索的层次。Belkin指出，传统的看法认为使用者到图书馆或资讯系统进行检索时，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已有很明确的了解。只要我们能掌握这些问题，即能提供满意的服务。但事实上，资讯中介者常常碰到的却是，资讯使用者常出现无法描述资讯需求的倾向〔（63）〕。如果使用者无法描述他的资讯需求，中介者该使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使用者将资讯需求适切地表述出来，乃是资讯检索成功的主要条件。基于此，Belkin提出“知识的非常态状态”（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ASK）的概念。所谓知识的非常态状态的假设，乃指资讯需求的产生是起于使用者认识到自己知识的非常态，无法面对某种问题与情境时。一般而言，使用者也无法精确地描述需要什么来解决这个非常态。因此，资讯检索的目的，最合宜的说法就是企图描述知识的非常态状态〔（64）〕。
很明显，使用者所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它是问题、为什么问题会产生的陈述，对资讯中介者有很大的帮助：问题为什么会发生的陈述，等于是使用者引发他到这种情境的目的或意图的描述；为什么它是问题的陈述，等于是使用者引发问题的知识现况的描述。掌握这些资讯，中介者可以开始了解使用者的情境，然后基于此建立起往后检索知识资源的模式。另外，经由这个模式，中介者由于对使用者的了解，可以与使用者进行良性互动，从而帮助使用者明确地描述自己知识的不适状态，间而指出哪一种资讯或许有用。换言之，使用者的目的与使用者知识的掌握，乃是资讯系统成功的核心〔（65）〕。
因此，Belkin指出，我们对使用者的了解至少要包括下列事项：①使用者在问题处理过程中的现况；②使用者所面对的问题的主题与类型；③使用者面对问题时的知识现状；④使用者的目的、意图与背景；⑤该如何与使用者互动以获取上述的知识〔（66）〕。
如果我们将Belkin上述的理念以一个完整的资讯系统来表述，它开始于一个文本的潜在作者决定传播他的某些知识。这个决定影响了作者本身知识的重组，进行某些特殊主题的切割，组成作者想要传递的概念结构。但在这个结构变成可传播的形式之前，它必须依照作者的目的与意图，与对潜在接收者知识的了解进行转换。以统计学家为例，他的概率与统计学知识；即可为社会学一年级学生写成一本统计学概论的教科书。而此书的基本结构将视传播的目的、企图和接收者的知识程度而修正。这些修正过后的结构再以语言转换成可传播的结构——教科书，这本书即变成教科书全体的一部分，可由接收者获取〔（67）〕。
从接收者看，因他感到一种知识的非常态状态，故启动沟通系统，将知识的非常态状态转换成可以沟通的结构（通常是一个request），然后再利用这个request在可以解决其问题的文本中检索。接收者解读文本以发掘文本的内在概念结构，而这个架构则与接收者的知识的非常态状态互动，此时接收者就可以作一个决定，看他的知识的非常态状态是否已被完满地解决。如果是，系统即开闭。如果否，系统必须重新起动〔（68）〕。
3.3 Dervin的意义建构论 认知观点另外一个较具代表性的典范是Dervin的意义建构论。如前所述，传统的典范认为理论上这个世界有完全的秩序可寻，而资讯即是世界秩序的描述。如果某种秩序没有出现，即代表这一部分的资讯有所欠缺，因此它必须被找到。在这种看法中，人类乃是一种被动的调适动物，资讯是我们用来认识与调适这个世界的工具。然而，Dervin批评这个观点只看到人类的调适能力，而完全否认人类的创造能力。事实上，资讯会老化，会因时空的不同而变成没有用处。另外一方面，只要有任何不可见的资讯在我们的掌握之外，资讯即无法帮我们描述全部的实在界〔（69）〕。因此，Dervin认为客观资讯是不完全的，因它忽略了人类本身也在创造资讯。既然客观性的资讯被证明无法描述所有实在界，它所谓调适的作用也就有其必然的限制。如果每个人都有其主观性的资讯，那么资讯的功能及用途，也是资讯使用者自己才能决定的，并非系统所能为他们定义的〔（70）〕。
这也是Dervin提出意义建构论的原因。依照意义建构的理论，资讯并非独立于使用者之外。相反，这个典范认为资讯是使用者所创造的〔（71）〕。我们可以透过意义建构论的几个假定来比较它与传统资讯理论的不同〔（72）〕：
3.3.1 资讯使用是一种建构，它并不是一种传递。在意义建构的不连续假定中，资讯被概念化为人类在时空中某一特定时刻下所产生的意义。这并不意谓着意义建构论者采的是激进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有人称之为后现代观点），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次序可言，或人类没有任何工具可用来探求实在界的完整而稳定的面貌。事实上，它假定如果真的有某种次序存在，它是随着时间与空间产生不连续状态的。而且它也假定，如果真有次序存在，它不是直接由人类的观察获得的。人类的观察受到时空、种族与个人能力的限制甚多。另外，它也假定人类没有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评估真理，不管是在绝对或是在相对的标准下。人类所使用的标准，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都是由人类透过互动所建构与创造出来的。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看，标准的使用本身即是一种建构。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不同导向的研究基于对资讯的不同假定。如果有人假定资讯存在于人类的建构以外，那他的焦点就集中在传输的问题（如他得到多少资讯？他所得到的资讯正确吗？我们如何使人类获得更多正确的资讯？），而不会去问建构的问题（例如他使用哪种策略让他认定资讯是正确的？是什么策略使他们拒绝可能是正确的资讯？我们该如何设计一种系统，帮助使用者应用这些策略来进行检索？）
3.3.2 我们应该从使用者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看资讯使用。资讯与资讯系统的需求与使用，必须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研究，而不能从观察者的角度。但偏偏现行的大部分研究几乎都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因此所问的通常不离下列几种问题：就我们所能做的，你喜欢我们为你做什么？我们现在所提供的，你使用哪一些？我们所做的，你喜欢哪一些？我们所做的，你觉得方便吗？我们所做的，有多少你认为对你有益？如果我们提供某种服务，你会使用吗？你有足够的能力使用我们的服务吗？
这种态度，预含着系统存在着绝对必要的秩序，而使用者必须配合。当观察者提供一长列服务的项目要求使用者勾选时，他们其实是在为使用者建构一个世界。依着这样的逻辑所搜集来的资料，并没有告诉我们人类及其真实的需求。而且这种资料也无法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民众说他们需要某种服务，但却不使用它。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在传播科技无远弗届的现代社会中，欲创造出一个资讯富有者与资讯贫穷者的世界。这种资料也不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提供使用者所需要的服务时，如何使系统更接近他们。
3.3.3 资讯使用应该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意义建构关注行为，所以它假定我们在人类的资讯与系统使用中学习的最重要事情，是人类在他们的世界中建构意义时所采行的步骤。然而，大部分的系统角度者只关注恒定的状态及其实体，忽略了过程与行为策略；这样的研究不会问是哪种建构的角度，推动使用者走向资讯系统，反而促使资讯的研究企图应用横跨时空的因素，来预测与解释资讯与系统的使用。这样的研究问题常是：谁在使用资讯系统？而基于此问题所得到的资料，不外是谁是我们的使用者？使用者用了什么资料？与其他使用者如何连络？使用者的技巧如何？
意义建构认为人类是在时空背景下行为的实体，它假定个人在这些时空下建构理念，这些建构的动作本身即是策略。而这些建构的动作有时是过去使用过的想法的重复而已，有时则是面对新情况时新创造出来的策略。这样的假定说明每一个人的资讯使用是由个人针对情境反应出来的，实质来说，个人的资讯使用是在企图弥补差距或不连续的状态。在时空的某个特殊时刻，个人定义自己面对某一个特殊的差距，他需要某种特别的沟通策略。在不同的时刻，面对不同的差距，他会使用不同的策略；他可能会很僵化，但这种僵化所代表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差距，所以有这个策略〔（73）〕。
因此，在方法的方面，意义建构论是在研究人类如何自经验中建立意义建构的过程。因此，以资讯需求而论，意义建构论强调的是：了解使用者如何看到自己停下来？他们如何定义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及困难？他比较喜欢哪一种策略以获得答案？他得到哪些所要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对他的帮助又如何？还有他觉得得到这些答案所面对的阻碍有哪些〔（74）〕？
在加州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调查研究中，Dervin针对加州居民的资讯需求进行调查，以发觉公共图书馆对他们的帮助有哪些。受试对象被要求逐步描述他们最近所碰到的最重要困难。针对每一个步骤，他们也被要求回答有哪些问题产生，而针对这些问题，则被要求指出是否得到答案，这个答案有多少帮助〔（75）〕。
在这个研究中，Dervin特别指出一个案例来说明。以时间线（time-line）的描述而言，这个个案：①因为怀孕而休学；②一个月前生产；③不知该不该回学校继续读书；④只有18岁，亲朋好友都说继续读书很重要；⑤住在家里，没有什么花费，而且妈妈帮忙照顾小孩；⑥决定回校〔（76）〕。
这个个案的主要问题是：回校到底有多重要？她到底有多想回去就读？最后的答案则来自自己的分析与父母亲的建议。而这些答案的帮助则是让她感觉很好，让她开始准备回学校就读〔（77）〕。
在此研究中，Dervin搜集不少需求情境的本质、民众问题的种类、他们寻找答案所碰到的困境、不同策略的成功性、他们希望从答案中得到的帮助等等。以帮助而论，研究中也找出不同的帮助类别：观念的创造（creating ideas）、找到方向、得到技巧、得到支持与肯定、引发动机、与他人联系上、冷静下来或放松、得到娱乐或快乐、到达目标〔（78）〕。
虽然Dervin的研究与Belkin同被归类认知观点的典范，但她与Belkin的方向却又有不同之处。Belkin的理论立足于资讯需求起于个人知识的非常态状态的假设；因为个人无法轻易描述他们所不知道或缺少的，因此面对系统所提出来的问题恐怕无法代表他们真正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困难，Belkin认为应该将焦点放在个人的资讯需求产生时的问题陈述。在Belkin考虑资讯需求产生的情境这一点上，他与Dervin是一致的：在Dervin是发觉使用者的情境，在Belkin则是问题陈述。在Dervin是了解使用者的差距，在Belkin则是知识的非常态状态〔（79）〕。
但两者一致的地方也到此为止。Belkin所关心的是如何在资讯检索系统中表征化使用者的问题陈述；为了达成此目标，他将陈述的文字转换成语意的网络以代表词汇之间的关系。文脉或情境（由问题陈述中表述出来），则被转换成一系列的字与字根。因而，情境除了变成语意网络的一部分外，已不具任何相关性。Morris指出，由此来看，它并不是完全的作用者导向〔（80）〕。
认知科学的观点，目前几乎是各方的显学。但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也逐渐地出现。这种批评可分成两方面：一是针对认知科学本身；二是针对资讯研究中的认知观点。
针对前者，黎黑指出，认知科学家将认知科学定义为人们如何接收讯息，如何把讯息编码并记忆，如何作出决定，如何转换内在知识的状态，以及如何把这种状态转换成行为的学问。黎黑认为这样的思想停留在把人当作实验的白老鼠或把人当作计算处理器两者之间，似乎不把人视为有人性的。黎黑指出“行为主义问世的时候，心理学家不愿赋予人之本性，而现在讯息处理‘范型’则想把人比拟成计算机”〔（81）〕。
认知科学家也假定人们“一定会”对资讯进行处理。其实，当认知科学家说人们“一定会”做他们所断言的事情时，资讯处理学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因而对于我们如何做其它任何事情所作的唯一可能的答案，必然是讯息处理的答案。这种问题的问法限定了答案〔（82）〕。
而对资讯科学认知观点的批评，则又以Frohmann为主要。Frohmann指出，资讯科学的认知观点是一种理论的帝国主义，认知观点不认为自己是诸多理论中的一种，也不认为自己是某些特殊问题的局部理论，却自认为代表的是图书资讯学的所有理论。另外，认知观点常以几个概念来表征人类的认知世界，如意像（image）、模式（model）、图像（picture）、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和知识储存（knowledge store），这样的表征是不是能代表全部的实在界，确实值得探讨〔（83）〕。
Frohmann也批评认知科学的观点太膨胀资讯科学专家的角色。认知观点认为资讯科学所关心的3个角色——生产者、中介者与使用者中，只有中介者（资讯科学家）拥有完整的知识。他们发觉使用者知识结构差距的轮廓与形态，他们发现使用者无法知道的到底是哪些，他们使用这些发现去询问“知识储存体”。资讯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深入到使用者自己都无法触及的人类心灵深处，资讯科学家发觉了使用者的“内在程式”或“意义建构的过程”，他们调查使用者的“影像”、“世界图式”、“认知地图”或“内在的实体”。表征的具化（reification of representations）与理论的帝国主义综合的结果，乃产生了个人与集体心灵遭受图书资讯学专家的殖民化。而这样的倾向也演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Frohmann指出，认知观点所强调的是人类内在、隐藏的内部实体和使用者的内在世界。认知观点认为大部分的沟通、咨询、计划、诠释、创造、解决、回答的行动，都是在这些内在世界中完成的。也因为太强调个人的内在世界，因而社会的影响变成不明显，甚至彻底消失〔（84）〕。
最后，Frohmann批评认知观点的工具理性色彩。认知观点所强调的仍然离不开效率、标准化、预测性与效果的决定等思想，因此它的理念其实植根于申农通讯传播的思想〔（85）〕。
4 诠释学的兴起
Miksa指出，前述两个典范的主要区别是关注的现象不同。第一个典范的创造者，自教育与社会学得到启发，他们的焦点是社会机构，是社会与文化的改变。相反地，第二个典范的创造者，从通讯的数学理论开始，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人类传播系统中的资讯流动过程。第一个典范因此比较注重书籍角色与阅读的主观体会（appreciation），其目的是丰富图书馆使用者的个人生活，但忽视了资讯检索这个面向。第二个典范则注重工具性目的的资讯流通，很少研究丰富个人生命的资讯流动，而且也缺乏对图书馆机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体建构过程的了解〔（86）〕。
第二个典范的另一个问题是太强调决策资讯的提供。换句话说，只强调资讯的工具性使用。它强调的是一个理性的人，需要资讯来帮助他作决策的参考。它忽视人类也有休闲的需求，也需要休闲资讯的吸收，而这对现代人类来说尤其重要〔（87）〕。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典范缺乏社会角色的思考；它所强调的是不连续讯息与个人使用者之间的传递，而并没有严肃地思考传递过程的社会层面，甚至个人使用的社会情境或系统本身的社会情境。资讯的使用其实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但这个典范则显然忽略这个层面的思考〔（88）〕。
事实上，80年代以后，我们也看到认知观点以外的声音——诠释学的出现。诠释学强调一个文本的任何部分，必须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了解。而整体要全部被了解，则必须各部分都被了解以后才有可能。查字典的一个单词并不代表你就能找到正确的含意，除非你从整个句子的内容来了解。一个完整的文本只有透过各个单词的了解后，才能得到完整的了解〔（89）〕。
诠释学认为人类的经验不只是感官的经验而已，而是与历史实体、历史的过程息息相关，经验是在历史过程中成形的。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个人整体经验的综合，新经验总是在旧经验的氛围中形成的。这个氛围就是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则会因为资讯的吸收而产生变化。当一个文本被阅读了，诠释学关心的是：了解后发生了什么事？不只是对资讯使用者，也是针对文本。它们是互相关连，两者透过了解互相转换；如果了解是成功的一种，改变即产生。在刚开始，资讯使用者将问题丢给文本，结尾时则是文本引发了不同的问题给资讯使用者，而且质疑其自我的了解程度〔（90）〕。
当我们进行诠释时，我们无法逃避历史，它永远在影响。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知识传递的方法。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想了解的观点，历史已在无意识中赋予我们这种观点〔（91）〕。这就是所谓效果历史（effective-history），也是视域融合的开始〔（92）〕；历史事件或文本有其视域，人也有其视域，两者的快乐接触，就是视域的融合。当这两个视域融合时，可以将陌生人变成熟悉的感觉。这种视域的融合可以用来形容资讯使用者与相关文献接触时的反应〔（93）〕。
5 结论
其实当我们谈典范变迁时，在自然学科而言，含意是学科中产生革命，由新的典范取代旧的典范。但在社会学科，常常并没有这么单纯的典范取代过程。以社会学而论，不同的典范同时并存，互有其解释的范围。因此，乃有多元典范学科的称呼〔（94）〕。
在图书资讯学界，也有这样的现象。不同的典范仍各有其解释的功能，并没有因为新典范的兴起，而让旧典范淘汰。另外，Saracevic也很不同意以系统导向与使用者导向来二分资讯的研究。他认为这两者是相关的，而且这两个典范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指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让这两个典范能一起运作，相辅相成。但目前它们是各自为政，互相隔离。因此，Saracevic认为如果真有典范变迁，它应该是两个典范的整合，研究结果的互相应用〔（95）〕。
但是如何克服典范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恐怕是这种整合理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图书资讯学界所必须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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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m Shifts in Information Research
Lloyd T.M.Lai
(professor and Chairman,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World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Taipe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trace the paradigm shift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This paper identifies five paradigms in LIS field.such as library as a social institution,system approach,Belkin's ASK approach,Dervin's sense making approach,and hermeneutics.For each paradigm,the author presents its focus and assumptions.Furthermore,the problems and criticisms are examined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