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诗作论文,新时期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新诗及其理论诞生以来，研究者历来有两道相反的目光关注着它，其一是乐观的，重在发现新诗的成绩，持鼓励的态度；另一是忧患的，指出新诗发展的弊病，取鞭策的立场。尽管着眼点不同，双方对新诗现状的隐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新诗历史的一次次再阐释、再反思的标的是相同的，即把观照新诗的视线聚焦到一个点上——救赎。从这一角度看新诗研究，胡适诗作诗论研究不无典型性。由于对新诗造成的无法抹去的影响，使得胡适诗作诗论一直受到多方面的注意和未间断的研究，即使此后20多年，它们依然是被一再研讨的论题；在多侧面、多层次的批评、探讨之中，这一领域成为新诗研究具有较高的总结理论和指导创作的代表。
一
虽然胡适的新诗经典之作《尝试集》在不同的时代都遭遇“非诗”的品评，却也因此平添了被研究的趣味，成为新诗研究的一出重头戏。新时期刚开始，也许为改变新诗现状的研究目的还不明确，而意欲改换20世纪后半以来胡诗的文学史边缘位置的动机是显著的。当时涌现了一批评论《尝试集》的文章，如文振庭《胡适〈尝试集〉重议》(《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龚济民《评胡适的〈尝试集〉》(《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秦家琪《重评胡适〈尝试集〉》(《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蓝棣之《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刘元树《论〈尝试集〉的思想倾向和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刘扬烈《重评胡适的〈尝试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吴欢章《论胡适的〈尝试集〉》(《艺谭》1981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感染着新时期的新气象，开设了一个新起点，从不同角度或清算了此前对《尝试集》非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该如何运用公正的评判尺度的问题，进而肯定其内容、诗体形式诸方面成绩；或从新诗发展的历史角度认定《尝试集》作为第一部白话诗集的地位及其影响，例如，龚文指出“胡适的新诗创作活动，不仅是他个人的文学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整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或从胡适的文学主张与“尝试”不可分入手，探寻胡诗取得积极成果的根源，讨论胡诗的思想和诗体解放的历史作用，如吴文详细、深入地考察了《尝试集》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包括诗体、语言、形式、风格)及其成因，还将其同前后的诗界革命、南社和郭沫若的诗作进行比较，论述客观、翔实，为该阶段研究画上句号。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从主题思想方面认可《尝试集》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指出胡适的诗体形式革命是使新诗地位在诗歌史得以肯定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清除狭隘的阶级论观点，平整了新时期胡适诗作研究的场地。其中一个特点是思路徘徊于诗歌的外部，没有揭示新诗的独立性质，当然，这是时代氛围里的研究；从研究史看，这一步的工作显得很必要。这时，从肯定的角度研究胡诗，是对此前非公正评价的反拨，实际带有为新诗溯源的倾向。
进入1980年代后，胡诗研究逐渐分划为三个方向。一是关于《尝试集》能否作为中国新诗开山之作的论争，这可能是对前期“矫枉过正”现象的校正。相关文章有：林植汉《应当怎样评价〈尝试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文万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辩白》(《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阎焕东《新诗的基石与丰碑——〈尝试集〉与〈女神〉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陈孝全《五四诗苑第一枝花——论胡适的〈尝试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孙宝成《〈尝试集〉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王吉鹏《胡适的〈你莫忘记〉是一首坏诗——兼谈〈尝试集〉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胡明《“新诗老祖宗”》[1]、张全之《平行与互补：中国新诗的两大源头——重评〈女神〉与〈尝试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1期)等，持《尝试集》不能作为第一部新诗集观点的林、文、王三文分别从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比较了《尝试集》与《女神》的优劣，指出只有后者才不愧为第一部新诗集。与此观点相反的胡、陈、孙三文仔细辨析了《尝试集》的主题、内容、技巧及创作态度等，认定尽管存在若干缺失，但它仍不失为新诗第一家。阎、张两文认为胡诗郭诗孰为第一的论争陷入了就事论事的窠臼，只有挣脱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捆绑，才有利于科学地认识对象。阎文从诗体、内容、创作精神等方面论证《尝试集》是基石，《女神》是丰碑。张文指证两者是独立平行的，分别代表了中国新诗的两大发展源流——说理的写实主义和抒情的浪漫主义。从对立双方的出发点看，该两文可能有调和的色彩；但它们毕竟跳出非学术理性争执的误圈。严格地说，这场争论仍属一元论思路制约下的立场分明的好坏、先后之别之辩。而争论促使研究者再思考什么是新诗的问题？新诗是白话文的应用，还是以白话表现的新思想？这已接近诗学至今仍探讨的——语言工具论与本体论问题。该争论有助于淘清新诗的源头，使其在时间、形式、内容等方面与旧诗划清界限。在此，对胡诗评价的分歧已现出端倪。
二是继续挖掘胡诗作为初期新诗代表所具有的质素。此时已过了新时期初期对研究对象满怀热情的阶段，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分析理路渐渐深入胡诗内部，结论也异彩纷呈。这方面研究文章有：吴奔星《〈尝试集〉新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康林《〈尝试集〉的艺术史价值》(《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姚丽《自古成功在尝试——从胡适〈尝试集〉说开去》(《西部学坛：昌吉师专、昌吉教育学院》1992年第1期)、马银翔《评胡适的〈尝试集〉》(《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孙宝成《对胡适情诗的再审视》(《海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沈寂《论胡适与诗体解放》[2]、黄钢等《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谢昭新《胡适〈尝试集〉对新诗的贡献》(《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步大唐《评胡适的〈尝试后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朱文华《开风气的尝试——评〈尝试集〉》[3]、李丹《试论胡适白话诗的散文化倾向》(《西安石油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夏爵蓉《论胡适诗歌主张与诗作》(《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吴文是篇约2.4万字的长文，细致地引用胡适的文学史观和诗论材料，勾勒胡适的诗作从文言旧体到白话旧体，再到白话新诗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而首肯胡适作为白话诗先驱的功绩。康文采用语言学的方法，从艺术形式演化史的角度展露《尝试集》的整体价值，并探讨汉语抒情诗的文本结构是如何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该文的研究方法与此前大不相同，颇使人耳目一新，运用科学主义的理性工具开掘人文学科的心灵矿藏，似有不能活现后者艺术美之嫌，但这种尝试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黄文指出胡适新诗艺术理论和创作的局限、失误及其形成的缘由。朱文论述了胡诗体由旧到新的变化，《尝试集》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尝试后集》的平庸之处。这一研究方向在诗歌体式、语言修辞、思想内容、艺术技巧诸侧面每有延展，逐步客观地指出胡诗的成就及缺陷。胡诗研究到此已达成一定的共识，值得肯定的有：首创白话语言形式之功，反封建等内容与时代同步，解放旧诗体、确立自由体，探索自然音节等；缺陷表现在：不是把诗作为独立的抒情艺术而是作为传播思想的工具，缺乏诗的艺术，模糊诗与文的区别，做诗的方法单一，音节仍有问题等。指出问题症结及产生原因，为后来者指示可直接攻克的堡垒。
三是把胡诗作为一个流派源头的研究。当年胡适提出“胡适之体”的说法，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新诗主张在文坛的影响，现在把具有“胡适之体”风格的诗人、诗作归类研究，既梳理了一个新诗流派，又对目前新诗的发展提供镜鉴。这类论文有步大唐《论胡适诗派》(《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周晓风《早期白话诗与“胡适之体”》(《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等。步文历述了胡适诗派的主要成员、诗作发表的刊物、使用的创作方法和态度及在音节、用韵等方面的相似主张。周文从白话诗的缘起入手，用“夫子自道”的理论论证诗作实践，分析胡诗的内容特点、语言方式，最后总结“胡适之体”的相应特征。概言之，“胡适之体”所追求的说话要明白清楚，运用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实，章节要注意结构等目标，自然有其产生的背景和应用的现实土壤，也给初期新诗带来些许生机，但因其没有制衡因子，造成语言风格的“明白如话”以至过于浅白笨拙，取材的平实化乃至随意化、平庸化，诗体结构自由化甚至散文化等后果。“胡适之体”的消失，成为新诗持续发展的一个负性参照。
另外，《尝试集》在几次修改、出版的过程中，胡适或自己动手、或请朋友协助删诗的事已成佳话，对此事件意义的发掘也是胡诗研究的一个侧面。孔子删诗而成《诗三百》，其目的是传达“思无邪”的诗教观；胡适积极地删刈自己的诗，为了什么呢？亦坚《从鲁迅为胡适删诗说起》(《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叙述了胡鲁两人的学术交往。22年后，陈平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4][5]，阐释了胡适主动删诗的前因后果。该文共约6万言，从新发现的材料考证入手，论述了该事件中老朋友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的意见，学生康白情、俞平伯的建议，鲁迅、周作人删诗的眼光，胡适的自我调整及至经典地位的确立等问题。认为“《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冲突与对话的产物”。指出经典的形成，不只是阅读方的事，作者的行为也能发生效力，“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作者并非毫无所为。像胡适那样借助于自我完善(不断修订自家作品)、自我阐释(撰写《尝试集》三序)以及自我定位(关于‘胡适之体’的论述)，有效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与史家的评价”。该文促进改变传统的关于经典的观点。
二
相对于诗创作研究而言，诗理论的研究就不那么具体；正像诗作不能离开诗论指导一样，诗论如果摆脱诗作也会显得大而无当。胡适的新诗理论并不抽象，也没有宏大的体系，散见于《尝试集》自序、再版自序、四版自序、《谈新诗》、《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及为他人新诗集所作的序言、评论等文章中，主旨与其新文学运动思想、新诗倡导及实验的关系十分紧密，是他尝试新诗过程中，理论方面的不断总结、完善。这具有文学革命风格的诗论在新诗史有怎样的遭际呢？七八十年后的研究似乎更客观。
韦学贤《胡适早期的新诗理论和实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陆弘石等《胡适五四时期的新诗活动刍论》(《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许霆《闻一多、胡适诗论的艺术思维比较——新诗发展第一、二阶段的基本特征论》(《南京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高逾《胡适〈谈新诗〉论析——新诗的自然音节是什么》(《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董炳月《中间物：胡适新诗理论的历史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胡晓《胡适早期新诗理论述评》(《徽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张目《“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张明廉《论胡适的新诗理论及〈尝试集〉》(《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许霆《胡适“诗体解放”论的文学史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廖四平《论胡适的诗论》(《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陈本益《谈胡适的“自然音节”论》(《涪陵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代表对胡诗理论的研究。韦、陆、张等文从各自的角度谈论对胡诗论的理解，以《谈新诗》为主，分析胡适的诗体大解放、新诗的音节、诗歌的具体性等理论。再阐释在某种程度是赞同对象，并肯定其历史影响力。认同历史必然性固然重要，认识历史局限性更有必要，董文立足于新诗的进展，用约1.4万字的篇幅将胡诗论分为三个部分论述，分辨功绩、局限及其缘由：1.新诗形式。胡适致力于旧诗形式的破坏和新的诗歌语言、诗歌体裁的建设，成绩斐然；局限在于对新诗语言的理解停留在较浅层次和对传统的不自觉认同，实质是向传统诗歌观念的屈服；客观原因在于胡适的建设是开创性并带有几分盲目性的探索，甚至在开始这种探索的时候还抱着“尝试”的态度；主观原因是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太深。2.新诗美学建设。胡适提出的新诗审美尺度有：真实朴素，自然清新；具体性即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的新诗审美范畴，涉及看、听、总体感觉等不同的感受方式；这种新诗审美追求在初期新诗美学建设中具有代表性，体现了中国新诗美学建设在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它的局限在于没有突破中国固有的诗歌审美规范，没有创造出只属于新诗的美，而只能寄生在传统诗歌美学的宏伟大厦里。3.新诗思维方式。胡适“诗的经验主义”、“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具体的写法”等理性思维方式是非诗的，与诗的主观精神、可品味而难以名状的本质相违背；这与胡适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即特定社会氛围的制约有关。文章总结道：“胡适过于注重新诗形式的建设，而相对简单化地理解了新诗的内容，在此，胡适失去了在新诗理论建设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契机，这是他新诗理论中一切局限的总根源。”该文论述充分，客观地将两种相反的研究思路融合在一篇文章里，执允中透出宽容，标示胡适诗论的整体研究在现阶段所提升的高度。许文从后起的诗论和胡诗论的差别着眼，利用比较的方法，把胡适的新诗理论当作新诗发展第一阶段的代表，与第二阶段(以闻一多的诗论为代表)进行比较，使前者的缺陷一一暴露：胡适主张的让自然的生活不加选择地入诗及让自然的生活内容不加诗化地表现在诗里，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理论忽视了主体精神，落入“非诗化”陷阱；忽视抒情，否定想象，偏于说理，注重新诗的社会效应与思想价值，致使其诗学体系处于无序状态；“诗体大解放”理论的片面性在于弃绝诗式规范，否定了形式的积极功能，其“自然音节”就是散文的“自然节奏”，为口语和诗意所决定，却不对口语和诗意加以限制和调整，其实质是主张无形式、取消音节；等等。从继起看过往能发现诸多在过往情境中看过往所发现不到的问题。文章强调绝不否定胡适诗论的历史价值，并遵循新诗理论由初级不断上升的规律，肯定了胡适诗论在新诗发展中的奠基作用。该文虽多批判胡适诗论的弊病，而持论必言之有据。7年后，该作者另著文专论胡适“诗体大解放”理论，认为：无论从外在的节奏韵律结构，内在的心理结构，还是从文本结构划清旧诗和新诗界限，其标志首先体现在诗体上；“诗体大解放”引起诗学观念的巨大变化，体现了一种“真”的诗观；这种理论最重要的建设性成果是“自然音节”说，即散文式的语言结构，一种与西语自由诗的“短语节奏”极为相似的词组节奏；其文学史意义在于本身的影响和造成新旧诗艺发展的断裂。该研究可看作对前文个别观点的补充、深化。胡适的“诗体大解放”理论既是他新诗思想的总指导，又是新诗尝试成功的公认理论成果，从大胆假设到小心求证，最终成为定理，在新诗初期具有无可替代的功用，但新诗无法也不能停留于此。从整体研究胡适新诗理论到把范围缩小至“诗体大解放”、“自然音节”理论，已把握新诗理论的要害，触到新诗的命脉，围绕该论题仍存在和缓论证与激烈批判的不同观点。陈文从正面解释胡适“自然音节”是“诗体大解放”的理论基础，认为它建立在意义和文法的自然区分上，同时指出潜在危机是强调与旧诗格律化音节的对立时，忽视了诗歌语言的音节与散文语言、日常用语音节的区分。与陈文的温和态度相异，高文断言新诗迄今没有建立适合民族语言特点的韵律形式，从反面观照胡适“自然音节”理论，论证胡适关于音节概念混乱的四种表现及构成原因，并推导出与胡相悖的结论：1.新诗节奏不是顿挫段落。2.节奏分析的依据不是意义和语法。3.新诗的声调包含新型节奏，而不仅仅是笼统的“自然的音调”。4.词句组织不是“音节”的重要方法。该文对胡适新诗音节理论所能关涉的内含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使该问题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总之，理论的探索只能逐一排除非真理的成分，从而一步步逼近。这里，我们看到对同一对象从顺逆两个方向研究，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顺向思维往往受到原理论的牵制，难以产生对抗性疑问；逆向思维虽可能偏于过激，却有助于发掘理论的生长点。
关于胡适诗论的研究还有探究其与英美意象派关系的一脉，涉及新诗理论与西方诗歌思潮的关系问题。黄维樑《五四新诗所受的英美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铃木义昭《闻一多与胡适“八不主义”——以意象主义为中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童炜钢《收敛和放纵——论胡适与“意象诗派”之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旷新年《胡适与意象派》(《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等文与这方面研究有关。黄文先梳理已延续几十年的胡适诗论与意象派关系的纷争历史，继而认为胡适诗论借鉴了意象派主旨。铃木文比较闻一多与胡适受意象主义影响的不同表现，说明胡适偏重理论借鉴与中国文学现状的适应。其论述前提是肯定胡诗论受意象派理论的影响。旷文从胡适与意象派关系的研究史着笔，论证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意象派无关，而胡适的新诗论则明显受到意象派的影响。与以上观点相左，童文指出胡适诗论立足于时代，与意象派有根本区别，两者理论旨趣的明显分野在于：意象派想把诗由英文原有的繁复、松弛变为简约、精炼，胡适则把古诗的简约、精炼变为白话的平易、松弛；意象派把诗变得意深而耐读，胡适把诗变得意浅而易读。该文将此前的影响研究转化为平行研究，把纷扰的问题拉回胡诗论自身。探究中国新诗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如果仅考察其被影响与影响的关系而忽略中国新诗建设的主题，就难以献出研究的智慧。
理论作为“武器”，历来受到研究界的重视。研究胡适新诗理论，从最初的阐释对象到对其文学史意义的肯定，再到对其影响的双面性揭示，指出其局限并寻找失误成因，到强调从始至终都未解决的现代汉语诗音节等形式问题，可以说，对胡适诗论的评价毁誉参半，这是对新诗走过的、仍坎坷不平之路的回顾，是对新诗前途荆棘的预料。这种亦喜亦忧并不意味着研究的毫无进展，正相反，它标志着理论研究正在逐步修剪新诗之树的枝条。
三
因胡适诗作诗论间的密切联系，亦宜于两者的融合研究，这或许更易接近其本来面目；又因胡适的诗作诗论处于中国诗歌史的分水岭上，历来研究新诗与旧诗的演变关系，就不能不把它们作为论述的要点。这样，将其置于一个更宽阔的平台，取得不同于专论的成果。这方面的研究重新起步时，多偏重划分新旧诗的时间界限，或归纳初期新诗征象，华济时《关于白话诗最初出现的时间问题》(《湘潭师专学报》1981年第4期)、秦亢宗等《“五四”时期写实派白话诗述评》(《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徐荣街《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第一次大繁荣——早期白话诗创作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等文就属于这一阶段。把胡适倡导的白话诗运动与清末“诗界革命”相比照研究，开启新旧诗嬗变关系的考探，朱德发《从“诗界革命”到白话新诗的崛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论述诗歌改革从同光体、诗界革命、南社到五四白话诗运动的过程，比较诗界革命与胡适倡导的新诗运动存在的根本区别，承认五四文学运动中白话诗的典型意义。如此对比有利于再认识胡诗作诗论的重大历史意义。探讨包括胡适诗作诗论在内的五四新诗与旧诗传统的缠绕迎拒，使以前较朦胧地谈及新诗与旧诗千丝万缕关联的观点更具体化、明细化，张新《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刘保昌《既难舍弃也难归依——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学术交流》1999年第4期)、龙泉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诗的艰难突围》(《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等文在这方面作了考察。张、刘两文都指出胡新诗接受了宋诗观念。龙文论证胡诗在突破传统诗歌语言禁锢，实行诗体大解放的过程中身不由己地走向非诗化歧途的史实，使摆脱传统束缚且保留诗美成为两难选择；胡诗从旧诗格律形式、语言模式突围出来时，以诗美的被剥丧为代价，证明了胡诗的颠覆性。将胡适的主观动机与胡诗客观效果间的差距问题即把诗艺、诗美的存在与否和语言、形式骤变间的关系问题提出来，都是新诗研究中的重要步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往往把胡适诗作诗论放入初期白话诗潮流中审视，相关文章有龙泉明《“五四”白话新诗的“非诗化”倾向与历史局限》(《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王珂《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的对抗与和解——20世纪汉语诗歌的文体演变透析》(《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杨扬《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等。王文从新诗至今“有诗无体”现象切入问题，认为胡适代表的五四草创期新诗走出传统文体自发阶段，走向新诗文体自觉阶段，其特点是走极端，虽对新诗文体建设较重视，但总处在想破旧立新却无足够耐心及能力重建的状态中。“胡适等现代汉诗先行者总想开时代之风的‘浮躁冒进’严重影响了汉诗文体的健康发展，导致‘只破不立’的非诗运动在20世纪的长期存在。”从文体史角度为新诗“无体”症状寻找原因，表明作者对新诗的忧患意识。杨文论证胡适接受晚清宋诗运动“以文入诗”这一浅显明了诗风的影响，赞同胡适采用适应变革要求的语言——白话——使“作诗如作文”的传统满足了现实所需。该文把胡诗与历史文化资源不可分的具体联系在时间、流派精神方面向前、靠近推了一节，而一般研究新诗与旧诗关联的观点都没有上溯到这个对胡诗观念产生影响的时期。此外，钟军红的两篇文章《从文献史料看胡适对旧诗的态度》(《学术研究》2001年第5期)、《胡适新诗创作及理论的定位分析》(《文艺研究》2001年第2期)强调把胡诗作诗论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考察，不仅可以发现胡适自身观念的变动、调整，还有利于纠正含糊的乃至先入为主的定论给研究带来的舛误。
在新诗与旧诗演变间研究胡适的诗作诗论，探讨传统诗艺对新诗的滋养、制约乃至贻害，如将这些关系逐一梳理，可对新诗振兴增添镜鉴的途径。如上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应的新论产生，在清理博大精深的旧诗与单薄幼稚的新诗之间的承传、扬弃关系时，往往显现新诗的卑微，却也促使新诗更有理由自赎。这一研究仍不失为一块富有吸引力的领地。
随着新诗的延续、推进，整理新诗历史的研究愈发显著，其实质是着眼今天、反思昨天、瞩望明天。面对日益严峻的新诗现实，该工作越来越负有严肃的意味，以胡适诗作诗论所处的新诗滥觞位置，屡屡被当作反省的首选对象。这一方向的研究以疏浚新诗流派及对各时期特征的论述为起点，如唐祈《论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其传统》(《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汪东发等《新诗流派的嬗变与新诗艺术的发展》(《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吕汉东《论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诗美流变》(《淄博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文，在分梳新诗流派时，胡诗分别被列入白话新诗派、自由诗派、写实主义诗派；名目虽不同，本质则为一。从语言层面研究胡诗作诗论，是个较新的视角。李怡《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一文认为，“胡适正是依赖于白话这种鲜活的语言形式，早期白话新诗才传达出了中国古典诗很难具备的内容”，同时又指出“中国现代新诗从语言形式的革命起步是有道理的，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早期白话诗未产生西方人那种以形式颠覆精神的自觉意识，当形式固有的对精神特征的有限作用被开掘完毕，白话新诗就再难给人们提供新的内容了”。如果李文提出胡适对旧诗语言破除有功，而对新诗语言建设无力的问题，那么朱晓进《从语言角度谈新诗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一文进一步探索为什么新诗语言产生这样的结果以及怎么看待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问题。文章恳切地分析包括胡诗在内的新诗语言加工所面临的困难：一是“形象加工”之难，即“趋向于精确化、理性化的白话，在诗的内涵上的确逊于古典诗词的语言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白话便于精确地传达思想，分析和论证问题，但许多文言能表达的诗境，白话却是无法表达的，用白话写诗，很难保证新诗能像古典诗词那样蕴藉深厚。”二是“声音加工”之难，“白话诗初起之时，倡导者和尝试者们尽管力图打破格律，寻求诗体的彻底解放，但他们事实上却避不开诗歌的节律、音韵等形式问题”。进而论证要解决这两个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该文冷静地划分新诗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郑重提出现阶段面临的难题。要解决新诗语言直面的困难，正面分析是一种方法，寻找失误也是不可少的手段。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一文引起的争论把对新诗语言及相关问题认识的分歧展示给学界，范钦林《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相继申述各自的观点，虽然他们的意见尖锐冲撞，但属于严肃的学术探讨。现仅将与本文有关的论点述列如下，郑文强调的是指导白话文运动的思维是二元对立的，这种对抗式思维导致了汉语诗歌语言断裂，否定了母语中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对文言文的唾弃致使新诗自诞生时就带有损伤，并对整个新诗历史造成了不良影响。许、范两文则认为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在文化转型中是必要的，而新诗与语言变革的关系问题是口号和理论无法替代的实践问题。无论争论双方对历史的看法如何不一，最终却都返回新诗语言没能达到旧诗所能达到的诗美意境的现实问题。除了对新诗语言的忧虑，包括语言在内的新诗形式问题也引起相应重视，单占生《对新诗形式建设的反思》(《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认为新诗诗体形式建设一直没有注重的问题包括：1.诗的体性与文的体性在形式审美要求上的差别。2.诗的形式与诗的本质的关系。3.诗体形式的文化价值即汉语言特质的体现。言下之意，应注重从此三点建设新诗形式。新诗形式问题归到实处，是如何弘扬汉语言文字独具的诗歌审美质素的问题。至此，关于振兴汉语新诗的努力愈来愈逼近新诗的核心问题。
研究处于新诗史源头的胡适诗作诗论，一方面可发现其对整个新诗发展趋势的左右力量，揭橥其正面、负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可理清后起者对其保留了什么，抛弃了什么，以暴露其或暂时、或长久的真理性。目前，只公认胡适给新诗另立了门户，而一穷二白的面貌要期待来者改善。由此，或能归纳新诗发展史的某些经验、规律。这一研究视角仍有待对新诗语言等形式问题的探索。
综观新时期胡适诗作诗论的研究，已有相当重要的成就，其意义远远超出研究本身。从对研究对象的观照角度看，研究者由最初力求对其作正面、客观的审视，发展到进入其内部阐发宗旨，再到跳出其外，将其放入历史的宏大范畴中考察，这一变化过程是不断上升、扩展的；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自初期的单一化到后期的多元化，表征着这一领域的研究理路在不断地走向纵深处；从研究成果的角度看，由开始的追求统一结论到日益走向学术个性化，使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毋庸置疑，对胡适诗作诗论的研究，不但丰富了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的资源，而且对挽救新诗于尴尬境地不无裨益。实际上，新时期的胡适诗作诗论研究，是此后20多年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缩影，它的典型性不但表现在各种尝试性的研究方法上，也突出地体现在学界关注新诗的困境与寻找出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