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广东劳资关系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广东论文,劳资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010年以来，广东多家企业发生停工事件，有媒体甚至称，中国的劳资纠纷有扩散、蔓延的趋势。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所说，劳动市场往往是利益争端、社会冲突和政治骚动的源泉。过去的一个世纪人们目睹了劳资双方在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和组织权力等方面的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①无疑，劳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之一，在我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从国外来看，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了劳资纠纷高发到平和的过程。这些国家都建立起具有本国特色的劳资关系制度，由此形成不同的劳资模式。
劳资关系模式一直是学者关注问题之一。有人认为当今世界劳资关系模式分为四种，即斗争模式，多元放任模式，协约自治模式和统合模式，其中美国是多元模式代表，协约自治模式包括劳资抗衡和劳资制衡两个亚模式，其代表分别是法国和德国，统合模式包括社会统合模式和经营者统合模式两个亚型，代表分别是瑞典和日本。②国内有人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模式分为三种模式：劳资协议自治式，以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为代表；家族式劳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自由多元化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③对我国劳资关系模式，有人认为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政府雇主双边主义，企业层面则表现为资方单边主义，④有人总结浙江劳资关系模式“第三条道路”是劳资双方自行协调、走向合作、两利。⑤受法团主义影响，对中国劳资模式建构，有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关系模式在先期是“单边决定”，到现在为止发展为“双边决定”，未来理想是“三方协和”。⑥还有学者提出新合作主义劳资模式。⑦从历史变迁角度看，劳资模式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要素共同塑造的结果。经济发展是形塑劳资模式最主要因素，这对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⑧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承接了港台地区以及日韩等国的服装、玩具、鞋帽、电子等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中心。从产业分工角度来看，这些产业多是进行贴牌生产，基本属于产业链下游，其利润主要来自廉价劳动力。由于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使得这一类企业劳资关系资方单边主导尤其明显。这一类企业产品大多不在内地市场销售，市场信誉对其基本没有约束力，为保持利润，这些企业极力削减劳动力成本，从而使得其劳资冲突格外严重。
二、广东劳资关系模式及其影响要素
一个社会的劳资关系主要由环境（特别是经济层面）因素以及劳、资、政三个群体的态度所决定。⑨决定劳资关系三个主体分别是劳方（工会）、资方和政府，三者彼此之间在特定的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影响下互动，形成劳资关系。若环境发生变动，必然会影响劳资间的互动，从而演变为新的劳资关系。
各国由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政府政治经济理念以及对待劳资关系问题态度的差异，从而使得工会、雇主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劳资具体制度运行也会产生巨大差异，由此型塑成不同的劳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劳资关系模式划分为政府单边主义、政府雇主双边主义、政府工会双边主义和国家三方机制四大类。⑩所谓政府单边主义是政府负责提供劳资关系基本架构并予以维系；政府雇主双边主义是指政府雇主形成联合并决定劳资关系基本架构；政府工会双边主义是指政府与工会联合来规制雇用等；而国家三方机制是指政府、工会、雇主三方相互沟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同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浙江，发展的资本主要来自内部，产品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广东经济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其发展主要依靠海外资本、国际市场和内地低廉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港台、外资企业进入广东，但这些企业更多是根据海外订单进行贴牌生产的三来一补型企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转移过来的，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最下游，控制劳动力成本、削减劳工福利成为这一类型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吸引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生产线以及资方单边决定企业劳动条件等成为这些企业基本特征。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方力量单边增长打破了原有的劳资平衡状态。从上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主导性理念，尤其是在一些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它们强调管理方权力受制于一些制度化因素，国家支持下的工会作用以及工人一系列所谓权利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这是引起经济下滑主要因素。（11）所以，他们强调政府应消除任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制度，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这是保持经济竞争力，提升就业最有效途径。由此，政府总是在保护劳工与维持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间徘徊，资方由此获得了超越以往的权力。
对我国而言，由于地方政府对GDP追求、资本强大以及工会缺位，使广东地区劳资模式多以政府资方双边主义和资方单边主义出现。实践中，受资本所在国（地区）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企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资本进入广东市场后其劳资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外资企业中英美企业多以共决或集体谈判制出现，而日韩港台企业以政府资方双边主义为主，中小民营企业更多是资方单边主义。当然在劳资关系模式形成中，外资企业也会有一个本土化过程，而民营企业也会有一个向外资靠拢的过程。对广东劳资关系模式的型塑，首要影响因素就是广东产业结构，其次就是劳、资、政三者互动及三者的战略选择。
1.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压低劳工工资福利以及劳资事宜资方单边决定成为必然。
从许多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来看，其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趋同性趋势，即第一产业份额会显著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会快速上升。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因素除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结构和科学技术因素外，国际经济交流中他国产业结构变动亦会影响本国产业结构，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尤为明显。二战以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流动一直向三极地带（指北美、西欧和东亚）集中，从而造就了全球化的群岛经济现象。（12）从20世纪5、60年代起，美、日首先把轻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亚洲四小龙，使其在该产业领域充分获得比较优势，到70年代美、日又将丧失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给亚洲四小龙。随后美、日以及亚洲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转移。广东毗邻港澳，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其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港澳以及台湾地区的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电子等制造业产业转入地。这些产业主要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催生了广东加工贸易的发展。据称全国9万家加工贸易企业，大约7万家在广东；自1986年至今，广东进出口总值一直稳坐全国各省头把交椅。（13）广东进出口主要依赖于三来一补，其比例有时甚至高达70%以上，而提供进出口的主体则是外资企业。
无疑，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既是我国主动融入世纪经济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结果。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首先将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尤其是毗邻港澳的广东。随着时代发展，原有的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被复合网络型的新型国际分工取代，它不再是简单的产业国家分工，而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国际产业分工的内部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行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所占据的环节上。（14）虽然广东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比例逐步下降，并逐渐成为全球重要高新技术，产品的组装加工基地，体现产业升级成效。但高附加值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仍在国外，原有加工装配、贴牌生产等仍无法改变高投入、低附加值、低利润局面，它被固化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为获取利润，这些企业只有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工人福利。工人不仅工资相对较低，也缺乏职业规划，对企业认同度较低。同时，由于其缺乏自有品牌，不可能有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所有事务均由资方单边决定，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这些产业必然是孕育劳资冲突的温床。
2.全球化改变劳动生产体制，使劳资权力结构发生变异，资方更为强大，资方单边主导成为可能。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从而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按照乌尔里希·贝克观点，全球化是指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被拥有不同的权力机会、取向、认同和网络的跨国行动者所打压及穿透的过程。而打压和穿透的最大武器就是流动性资本，其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传统的劳动生产体制：资本凭借其轻盈的流动性，突破了生产空间对其的制约，实现了与劳动力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的沉重时期，资本像劳动力一样固定在那个领域。现在，仅仅通过一个只包括公文包、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资本就能轻松地传动。它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作短暂停留，只要自己不满意，它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呆得太久。另一方面，劳动依然像它过去那样纹丝不动”。（15）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无法摆脱经济全球化的语境，它是“由没有约束的资本流动和没有障碍的自由贸易所催生的全球性工业生产的科技扩散”。（16）
资本的流动及其与劳动力的分离产生最大后果之一就是它打破了劳、资、政三者间的均衡。首先，资本使工人更加温顺，失去反抗的能力。世界上一切工人都依赖于自己的企业来满足各种需求，这是工业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基础，由此形成工人对资本的依附。（17）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下，工人被锻造成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类型，即那种温顺、服从、勤勉、任劳任怨、不在乎工人公民权利的类型。
其次是资本迫使政府听命于自己本。资本迫使政治游戏去适应自由贸易的规则，使用所有由政府支配的管理控制的权力，来撤销对它的管制。政府的政策受制于跨国公司，国家政策必须能满足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否则，跨国资本则会离开主权国到其他地方寻求更大利益。发展中国家为寻求发展而不得不摆出欢迎跨国资本剥削的架势，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弱化政府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以及各种优惠政策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主要方法。对这些国家而言，为保持本国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地方，政府则推动政府雇主双边联盟来提供可接受的对劳动力管理控制，并寻求避免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作为一种选择，政府将工会整合进名不符实的三方机制中，或者是使工会势力较弱，其作用仅限于阻止和管理劳资冲突。（18）资本掌握了在劳资关系各方面更大的话语权。
3.劳资关系中工会功能萎缩和工人组织力量不足助长了资方单边主义。
和上世纪相比，当代劳资关系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工会的衰落。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大洋洲、亚洲，产业结构的转换、新自由主义兴起、非正规就业增长以及工人白领化，以传统制造业工人会员为主体的工会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挑战。首先是工会会员大幅度下降。在评估工会力量中有两个最重要指标，一是工会会员绝对数量，二是工会会员占全部工人的比例，即会员密度。以欧洲为例，除北欧少数几个国家外，欧洲地区大部分国家工会会员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下降。（19）
其次是工会功能的不断萎缩。经济学家认为，工会有经济和治理两种功能。从经济角度看，工会的经济目的就是财富分配，保护和提高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20）从治理角度看，工会不仅被视为工业治理结构一部分，同时也是提升劳资关系民主的一个工具。工会的作用就是平衡力量，在雇用周期、雇用条件等问题上为劳方发出声音，从而使劳资关系民主化，以保证工作规则是在公正监管中产生出来的。（21）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下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调整使得政府、雇主和工会把注意力转向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灵活性劳动就业政策成为政府、工会和雇主的共识，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集体谈判的大幅度下降和谈判层次降低。到1980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倾向于通过集体谈判来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在西欧许多国家中，中央集体谈判也较高。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为获取更多灵活性和有效产出，雇主给予较大压力。当工会在劳动力市场和政治舞台力量日渐式微，走向分散化集体谈判势头更劲。（22）集体谈判和工会代表在亚洲更是弱化的。（23）
与其他国家工会相比，我国工会会员数量密度在全世界都是比较高的。我国工会除了面对全球化冲击以外，还存在工会主体地位、利益代表及制度保障等问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会相比，我国工会是国家政治整合的产物。为了将党和政府与广大工人群众连接起来，它需要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这一传动装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会是“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24）工会基本功能被定位为政府从上到下政策理论的传送带，实践中工会往往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体现国家管理功能。由此，工会领导因此在党和政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25）很遗憾的是，我国企业工会相关制度安排制约了工会功能的发挥，“有工会的企业经常把工会当作一个管理工具，即劳资间的一个平衡装置。工会的作用是调解劳动争议，向资方传递劳方意见，它仅仅充当劳资中间人而非工人利益代表者。而且工会领导一般由企业人事部门管理者兼任，从而为资方所控制”。（26）虽然广东省总工会全力推进非公企业工会组建及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等，但短期内很难扭转企业工会制度性积弱的状态，这种局面直接促成了企业劳资关系中的资方单边主义。
4.劳资关系中政府在平衡劳工保护与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间两难抉择，这会促成劳资关系政府雇主双边联盟和资方单边主义。
在劳资关系中，政府尤为重要，它是平衡劳资力量，保护双方最重要主体，但经济全球化使得政府在平衡劳工保护与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间徘徊。首先，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侵蚀政府保护劳工的传统就业政策。经济全球化使“高工资、高福利和高税收”的劳动就业政策难以维持，这助长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对市场和效率的推崇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僵化被视为经济增长和导致失业的最大障碍，政府对劳工的就业保护、集体谈判协议和最低工资等制度安排都是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破坏，它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所以，为推动经济增长以及解决失业问题，灵活性劳动就业政策成为这些国家的选择。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纠正政府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以及恢复市场的激励机制，以此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从而降低失业率成为许多国家的就业政策目标。很明显的是，在许多国家，政府和工会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在下降，这些变化原因在于市场和生产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根本性政治变革，快速技术进步和思想观念等强化企业层面管理方权力。（27）正因为此，里斯本小组将劳动就业政策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劳工数量、时间、薪酬以及解雇等越来越灵活化，以便企业能快捷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工人工作灵活性加大、工作质量下降、正式工人与非正式工人区分等在许多国家司空见惯。
其次，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使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被迫偏向资本而非劳工。为了能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中，政府往往在保护劳工权益和鼓励外商投资二者之间总是陷于两难境地，这在中国、越南等后起工业化国家中尤为明显。在跨国资本“用脚投票”的压力之下，政府强化了偏向资本而非劳工的倾向。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热。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在本地投资，有的甚至默许资方可以不给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上社保，农民工权益保护成了资方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牺牲品。“中国政治权力的下放为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及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方面留有许多余地，在许多方面，地方政府扮演了外商投资企业代理人角色，他们很少去关心农民工，他们不仅勤勉工作以使外商满意，而且保证不使农民工跨越企业和城市联结起来，损害外商投资企业利益”。（28）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它已经成为“世界工厂”。（29）而珠江三角洲更是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心，10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则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劳动力。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即通过控制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并迅速地进行资本积累）和社会主义政治逻辑（即通过有效控制劳动者的流动来达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而无需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双重作用之下，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困难重重。（30）农民工普遍文化水平低、技能差，劳动力结构上的低层次同质使资本有机会压低劳动力价格及相关福利，迫使农民工接受恶劣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从而导致生产中工作条件和劳工利益“向下竞争”（Race to bottom）趋向，加剧了本已脆弱的劳资关系，劳资冲突由此屡屡发生。
5.伴随经济社会转型，市场社会推动劳资关系由资方单边主义向劳资双边协商转变。
世界著名学者卡尔·波兰尼指出，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市场似乎逐步取得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当市场组织空前发展时，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就工业革命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不过如果混乱过大共同体就必然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31）从广东来看，其发展中血汗工厂漠视劳工的合法权益屡见不鲜：拖欠工资，超时工作，搜身，职业病等，不一而足。而血汗工厂推动国家对劳动保障监管加强，工人主体性也开始增强，逐步形成与市场自由放任运动相对应的保护运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广东许多企业则倡导“共建共享，双爱双赢”理念，构建职工民主管理机制。企业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主席参与公司董事会、签订集体合同等多种渠道落实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从源头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企业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推进企业劳资民主协商，职代会先后讨论制定了一系列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如员工配股、员工守则、集体合同、奖惩规定、劳动保护等等。同时，企业依托工会给员工配股，开创了新时期非公企业老板与员工共建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先例。（32）而在深圳的XD企业，一直以来参照深圳本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如果要加工资也是由资方以非透明方式单方面给予某些员工增加工资。2009年因高温补助员工与企业方发生争议，后经工会调解圆满解决。到年底，工会提出增长工资，但被企业方婉拒，由此，生产一线工人自发拒绝加班，警示性地支持工会增加工资的诉求。后迫于压力，企业方被迫与工会进行协商。历经8轮谈判，在企业工资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达成共识，尤其是在工资集体协商方面，双方商定出工资增长方案，并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作为回报，工会组织员工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比武，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33）实现了劳资的和谐与双赢，劳资事务实现了由资方单边决定向劳资双边协商的转变。
三、结语
要解决劳资冲突，制度建设等极为重要，但我们还是应回到市场，让市场给予劳工更好的保护。当前广东正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虽然目标是推动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但产业转型升级必然会改变其在国际产业分工地位，这又为劳工利益保护争取了空间。珠三角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成为过去，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转型不可避免。人口结构变化使得工人议价能力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企业员工选择停工等方式给企业施加压力，来实现其利益诉求。它要求企业必须转换观念，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对所有涉及职工利益的事情都通过协商、协调、沟通来确定，从而实现劳资关系和谐、企业和谐。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下，只有政府加强对企业劳资协商的引导，劳资模式由资方单边主义向劳资共决转变，和谐劳资才有可能。
注释：
①[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②[台]黄越钦：《劳动法新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常凯：《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当代中国的劳动问题》，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年。
④杨正喜：《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⑤徐小洪：《浙江模式劳动关系》，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⑥石秀印：《劳动关系：由单边决定、双边决定向三方协和转型》，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⑦陈少晖：《新合作主义：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整合的目标模式》，北京：《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⑧佟新：《对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关系的研究》，上海：《工会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
⑨[台]蓝科正：《在台外资企业劳资关系之调查研究》，台北：《劳资关系论丛》，1994年第2期。
⑩（18）Stephen J.Frenkel,David Peetz."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Esat Asia:A Three-Country Comparison".Industrial Relations,Vol.37,NO,3 （july 1998）.p285; pp.286-291.
（11）（22）（27）Michael Poole,Russell Lansbury,Nick Wail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ments in Industrial Democracy",Industrial Relations,Vol.40.NO.3（July 2001）p497; p498; p497.
（12）[法]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13）李溯婉：《珠三角代工产业地震企业内迁趋势渐显》，北京：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7月2日。
（14）汪斌：《全球化浪潮中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5）[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16）郑功成、郑宇硕：《全球化下的劳工与社会保障》，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
（17）[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Denis Macshane,"Adieu to Trade Unions？" Critical Quarterly,（Vol41）.No.2.pp.165-172.
（20）Commons John,"Labor and Administration",New York:Macmillan,1913.p121.
（21）Bruce Kaufman,"The early Institutionalists on Industrial Democracy",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Spring 2000 （2）.pp.189-209.
（23）朱迎：《比较与分析：东亚各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会》，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演讲，2010年12月14日。
（24）Bill Taylor."Trade unions and social capital in transitional communist states:The case of China".Policy Sciences 33:3/4,2000.p344.
（25）Chan,Anita,Senser."China's Troubled Workers".Foreign Affairs 76（March-April） 1997,p112.
（26）Mary E.Gallagher:"Time is Money,Efficiency is Life: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ummer 2004,Vol.39,No.2,pp.27-28.
（28）Saywell Trish,"On the Edge",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5 February:1999.pp.46-48.
（29）Pun Ngai:"Women workers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China",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12,No.2,July 2004.p29.
（30）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北京：《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32）AMT电器（深圳）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共建共享，双爱双赢》（未刊稿），2011年。
（33）2011年5月11日作者对宝安区XD企业工会主席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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