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西方，难观日出——谈影响教改的几个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教改论文,误区论文,日出论文,面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认为，当前“素质教育轰轰烈烈”而“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局面的形成原因很多，但以下几个认识误区不能不说是其主要原因。本文前两个问题仅以课业（主要是数学课业）负担为例加以澄清。
一、当前的应试教育就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吗
不少教师，特别是不少年轻教师把中学生作业多、考试多、学习压力过大当成中国传统教育之“必然”。例如在某省某次高考研讨会一篇交流论文的两个表格就冠以“传统数学作业布置统计表”和“学生对数学作业态度的调查表”。统计表中列出了某校高二2006年某8周内①《课本》、②《练习册》、③《一课一练》、④《自编习题》的布置使用次数：课堂使用①38、④7；课外使用①5、②41、③41、④9。仅②、③两项的内容，每次学生完成的最短时间就需90分钟。就算每周数学课增至6节，除去小考，每节课必须②、③同时运用。对215名学生的调查说明87%的学生对数学作业感到厌烦，以上反映的真是传统数学教学作业的布置情况吗？
《寻回美好的中学时代》[1]的作者尹裕老师肯定地说不是，因为他说，他上世纪60年代上中学时“没有那么多压力”，下午两节课后学生就都到操场上去了，课外生活“丰富多彩”。
上世纪50年代上中学的笔者经历的与尹老师大体一样。不同的只是笔者就读于山区中学，条件更为艰苦。先进入竹篱围成的一所初中，星期六下午学生要走数十里山路回家，是不能上课的，是没有作业的，其他时间作业也很少，都在课堂上完成了。后进入刚第二届招高中生的一所中学，一度每月仅交2.1元米钱、0.9元油盐和咸菜钱共3元的伙食费，课余时间要轮流种菜、养猪、每个星期天要轮流进深山砍柴，又正值“大跃进”，给钢厂运铁、送炭、农忙下乡。高中每个团员都有到初中辅导少先队开展各种活动的任务。尹老师所说城市中学的课外生活，我们也大都经历过，但没有人感到“负担重”，学习是轻松愉快的。
尹老师与笔者的中学时代正值祖国解放到“文革”之间，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前呢？
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听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杨忠道教授的报告。杨教授说他去美国后的确感到他们中、小学时期学业负担比美国重多了。但这次回祖国又感到现在的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比他们那时更重了。他们那时的作业完全可在课内完成，课外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杨教授与一批同学喜欢玩数学游戏，当时他们初、高中数学教师学历都不高，但知识面广，学生玩数学游戏遇到疑难时，不能直接解答，但能指出去查阅哪些书籍。就这样，这个学校玩出了包括苏步青教授、杨教授这样的一大批大学校长和数学系主任。
即使杨教授所指的“负担更重”的上世纪80年代，也没有现在那么重。现在这种状况，也只是80年代中、后期开始并逐步加重的。比如笔者任教的厂矿中学，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开设晚自习，星期三下午是教师集体备课时间，学生不到校，课外教辅资料尚未进入多数非毕业班级。每天清晨大操场上体育锻炼的学生很多，下午文体活动和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开展得有声有色。要说学业负担重，仅仅是毕业班重一些。只是90年代初，学校领导班子更换后，形势才开始逆转。
以上足以说明，当今应试教育的“课上满堂练，课下用题海”等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而只是近20年来的“传统”。
二、要提升高考成绩就必须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吗
多数人对此作肯定的回答，即使反对搞“题海战术”者，也不敢否定，只是认为这样做让学生承受过大的压力，浪费了青春，牺牲了快乐，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对民族前途的损害和牺牲”。[1]笔者的经历对此问题却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笔者所在学校学生的课业负担并不太重，但高考成绩并不差。如1977年我校130名初二学生直升高中，我带两个班数学并任重点班（45人）班主任。由于“文革”刚过，包括重点班在内的学生，普遍不愿学习，纪律成问题。笔者在班级工作和教学中，均注意鼓励、引导，教学中紧扣课本，只在考前自编了一点习题，以弥补地方课本与高考大纲的差距。其他各科均无课外资料。1979年，除一名男生跳级、一名女生直接参加1978年高考，分别被科大少年班和太原钢院录取外，重点班余下43人中23人报考大学，数学均分52分多，3人80分以上（百分制，所在省区最高90分），13人被录取；20人报中专，19人被录取。另有78年落榜生40余人专听笔者的数学课，其中7人考上大学（中专未作了解）。
笔者所带81届高考成绩也不错，但由于其他种种原因，我厂小学、初中优秀毕业生从1982年开始大量外流，我校高中只好降分录取且每年仅能招收一个班，文、理分科不分班（数学仍合上）。笔者除继续带班外，跨年级带数学课。入校新生均分一般要比市均低10分以上，但直到90年代初为止，每年高考成绩却比市均高8分以上。
例如：1982年仅某校初中就专为我厂子弟开设两个初中重点班，小学毕业生仅百余人进入我校初中，1985年又有部分初中生外流，高中50余人（无真正学优生）进入我校高中。笔者接任班主任和数学课，在该班进行以引导学生自学为主的非正式“异步教学实验”。1988年高考数学文、理均分均比市均高近20分，得分率达75%。其中两女生既是班级和校级干部，又是长跑队员、校篮球队员，每周三整下午都到校参加航模训练，多次参加区、市、省航模比赛。高考一人文科数学得满分120分，一人理科数学得115分，双双考入重点大学。考前关键的两个月内，由于各种原因该班有两科教师不能正常上课，但由于学生自学能力提高，这两科高考成绩仍未受到多大影响。
1984年初中毕业生分两年进入高中，我校1987年初中仅70余人毕业，其中16人考入某省属重点中学，另有部分成绩较好者入其他中学，我校高中仅招到20余人，中考数学得分率50%及其以上者仅4人（最高60%）。除笔者带数学外，包括班主任在内其余各科教师均首次带高中。当时外校已大批使用课外资料，我校1988年高一班主任也自行订购并开晚自习。但在笔者力劝下，除一中年理科教师效法并说就是要用“题海战术”外，其他各科均未效法，仅在高三适当引入复习资料。1990年高考结果是：该中年教师这科均分比市均低近8分，其他各科均比市均分高2分以上（数学高8分多）。中考数学达50%的4人全部被高校录取，一名1989年在外校参考，数学仅20余分的插班补习生数学考得86分，被本科院校录取。与之比较，入重点中学的16人中，有两人留级，仅6人考上大学。这届参加中专中技考试的学生数学有得满分的。
90年代初我校形势急转直下，晚自习开了，《配套练习》《一课一练》《形成性测试》等课外资料统一订了，节假日补课了，星期三下午集体备课时间没有了，……，学校还制定了高考成绩高低的奖惩办法，学生课业负担明显加重，而高考成绩大幅降低。如92年高一，一入学就开晚自习，多种资料并用，就连历史、地理等课都在自习课上加开“加强课”，节假日补课，教师抢占自习……，笔者曾极力劝阻，但领导认为我“多管闲事”（笔者未在该班代课），仍坚持这样做。结果是1995年高考成绩大幅下降：数语外三科单科均比市均低15分以上，数学低了20余分，理综低30余分。此时，领导却把责任推给教师，说大家“不上进”，出现1996年新高一家长会上有家长对任课教师攻击，并坚决要求换教师的情况，干群矛盾异常尖锐。
上述恶果，笔者也未幸免。如96届，高二一转入学生仅补交英语资料费就达近百元。高考成绩：仅数学文、理均分比市均高1.75分，政治高0.2分，其他均为负值。校领导要给175元奖金，笔者拒领。就是笔者所带班的97届，由于校领导不适当干预，也未起死回生，高考各科均告“负”。这年底，我们十余名教师被“一刀切”后，学校干脆关闭了图书馆、阅览室（至今未开），一年三天的校运动会改为一天多完事……，情况更糟。
笔者的经历可能只是一个特例，但这个反例也足以证明：“题海战术”很有可能降低高考成绩；即使能提高的话，那这种提高的“途径”也不是唯一的，有心者可找到更好的办法或“途径”。何况，笔者从几年前见过的一篇关于广东一高考女“状元”的报道得知，笔者的“经历”并不是唯一的“特例”：这位女“状元”的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深知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曾代女完成“不必要”的作业，支持鼓励女儿参加学校各项活动，重视女儿的全面发展。该“状元”身为校学生会主要干部，组织、宣传等工作样样出色，文体活动样样参加；学习上从不加班加点。结果，在高考中几乎门门满分。笔者所在省区近十几年来学生负担可谓够重了，但高考文科数学得分率一直徘徊在30%～35%之间，不也说明笔者的经历不是唯一的吗？
三、只有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才能成为人才，或者称之为人才吗
何为人才？有人“把大学生人数的统计称作人才的统计，把学生出国学习称为‘人才流失’”[1]，有人说只有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才能称为人才，有人故意混淆人才与英才的概念，说“奥赛”优胜者、高考前三甲才是真正的人才……。如果按照如此人才观分析，那种靠姐姐养活或沿街乞讨的研究生、博士生定然是人才，那种用高科技行骗的人定然是人才……，反之，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大多不是人才，像华罗庚、方志敏那些没有机会上中学的人不可能成长为人才，解放初那些劳模们不是人才，近来用高薪聘请的技工也不是人才……
其实，“德才兼备的人，有某种特长的人”[2]称之为“人才”，这是小学生都清楚的，只是近来“有些人故意把它弄糊涂了”[1]而已。因此，对上述“人才观”不值得一驳。但是，这种“人才观”又是加重学生负担的又一原因，因为按照这一观点，只有连连考高分的学生才能成为“人才”；对学生来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请看下列作法：
为吸纳未来人才，某“标准化”学校公开打出“我校无星期天、节假日，实行全封闭式教学”的横幅，并进行一系列虚假宣传以争取生源，某大型企业所属各重点中学将本企业子弟中考550分的学生（一般学校应视为“优秀生”）列为“列席高中生”（交高价学费），而从地方上招收“学优生”。
为扩大“成才率”，一些学校私开补习班，用其优秀生顶替应届生，或吸纳历届被重点大学录取但不去或休学复读生以冒充应届生，而把所谓的中、差生赶出校去参加成人高考。某些地方报纸大肆宣传、企事业高额奖励的高考前“三甲”中，就有连考几年的学生。
为了照顾未来的人才，一些学校对所谓的中、差生弃之不顾，教学上加难度、赶进度，考试出偏题、怪难题；考分越低，座位越靠后或是放置两前角；为了急于让学生成才，某校长不辞劳苦，晚自习深入教室，用自己孩子的“事迹”告诫学生，每天学习到凌晨两点以后，才能考上重点大学；为进入各“重点”而成为真正的人才，“英才教育”被普及化。幼儿园以家庭作业“起步”，小学就开始开“奥班”用“奥材”，因为那些“著名”中学初高中招生的独立试题中，就有“奥赛题”；“奥赛班”“奥赛训练营”更是令人向往；“走进北大、清华”“某某名师导学”等学习、试题集和教辅资料卖得十分火爆……，“题海”中，各种“新颖”“巧妙”、高难、怪偏题应运而生，其中不乏“浅入深出”的简单问题重叠组合题，“脑筋急转弯”式的“弯弯绕”[1]题。文[3]、[4]中所列的那种可被视为“垃圾知识”的假、错题，以及解答中的错解、错答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
四、几点启示
以上几个认识问题如不澄清，中国的教育教学改革，犹如一个人面朝西方，去看日出。即使他立于泰山之巅，也是难以看到红日是如何从东海平面冉冉升起的。中国的教育改革，即使更为轰轰烈烈，其“成果”也只是人们心中的虚幻之物。在当前，对以下几点具有清醒的认识尤为重要：
1)凡事不宜过。如当前教学中的“满堂练”和“题海战术”，就是我们对“精讲多练”“熟能生巧”采取过犹不及的态度产生的恶果。在当前的教改中，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由于操之过急，就出现过文[5]、[6]所指出的初中实验教材中那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使初中教师对新教材不放心，对教改失去信心，高中教师也是这样，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为严重。目前，新、旧课本一起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2)人才需求是全方位的，未来不少行业的精英很可能来自今天的“学困生”群体。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倾心关注这一群体，使他们与“优秀生”得到同样大的提高和发展。一个有责任心的教师，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计，就决不会为快速成名，只管优秀生而置学困生于不顾；为一点私利，在教学上留一手而去搞有偿课外辅导。
3)中国的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比较，各有利弊得失，没有优劣之分。因此，我们既不能自大保守，又不要盲从西方，还是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进行改革和自主创新为好。立志教育改革的教师，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必要的，但完全没有必要“言必‘结构’，行必‘发现’”，而置传统的启发式精讲、注重双基于不顾。若是照搬西方，又怎能有中国特色呢？
世界上见到众多工农产品“中国造”，也应该见到教育产品的“中国造”。创中国的教育学派，走自己的教育之路，让中国教育真正融入世界教育之林。这是中国的每位教育专家和教师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因此，我们在教改中，不仅要学习西方教学中的先进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更应对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经验加以总结，对其成功之处多作追寻和探索，形成自己的理论，教出自己的个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