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的国家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国家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学说的更新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思想前提；国家制度的变革——由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则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保证。作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注：引自严群“严译名著丛刊”序，《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和中国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其国家学说前期理论新锐而实践保守，后期则从向西方寻找真理回归孔孟之道。严复一生以“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注：《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5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版（下同）。）自励，但终局不是“修古而更新”（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81页。），却是崇古而弃新。从严复迹近乖离的言行轨迹中，人们能肯定他的哪些独特贡献，又能提取哪些理性借鉴？对此，本文试图加以索解。
一、双刃剑：启蒙与批判
19-20世纪之交，在国家学说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严复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对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传播和对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批判，为戊戌变法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作了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
介绍西方国家制度和议会政治，魏源时代即已开始，王韬时代常有所见，《万国公报》也有佳作；但是，透过西方国家制度的外壳和政治运作，由表及里，深入介绍国家学说，从理论上吸取其精华，则开创之功非严复莫属。早在1895年3月，严复就曾引用西方学者的言论，称颂民主制的国家制度，强调：“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注：《辟韩》，《严复集》第1册36页。）对于这一惊世骇俗之论的学理依据，严复后来在自己的论著和译文按语中作了深刻阐述。
关于国家制度，严复认为：“五洲之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而已。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与一。”君主制和民主制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一国之中，君有权而民无之者，谓之君主”；“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所谓“君民并主”，“则其君民皆有权”，只是“其中或君之权重于民，或民之权重于君”（注：引文均见《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37，950页。）。显然，在严复看来，只有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民有权而自为君”的民主制国家，国家才是人民的公产，官员才是人民的公仆。他还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指出：“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57页。）给予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以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孟德斯鸠将各国的政体区分为共和政体（Republican，严译“公治”）、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认为：“公治者，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者也；君主者，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法度；专制者，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注：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21页。）对于孟氏上述观点，严复有同意也有分歧。同意的是，民主制国家与共和政体都以主权属于人民为基准，两者因缘共生，表里一致；分歧的是，既然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都以“治以一君”为特征，那就很难以“有法、无法”加以区分。因为，君主无法无天，“以恐惧为精神，以意旨为宪法”；由于君无法民无权，国家必然陷于“无道之专制”。但是，君主政体即便有法，国君照样可以“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按诸史鉴，“秦固有法”，却为“专制之尤”。可见，在君主政体下，无论立宪、专制，一切“惟其所欲”，“又何必斤斤然，为谨其分于有法无法也哉！”事实上，严复不但从理论上坚持以人民是否掌握国家权力，而不是以形式上的“有法无法”，作为划分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的标准，而且在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取便发挥”中，精辟地揭示了君主国家与专制政体的内在联系。此外，严复还十分推崇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认为西方“立宪之国，最重造律之权（按：即立法权），有所变更创垂，必经数十百人之详议。议定而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此其法之所以无苟且，而下令常如流水之原也。”（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49-950，938-939、995页。）
19世纪末，一对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体用观，在国家问题上引发人们广泛的思考：究竟什么是西方社会的体或什么是资本主义立国之本？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认为，民主政治（包括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西方立国之本和富强之原，主张摒弃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模式和思维定势。郑观应甚至在1892年暮春写的《盛世危言·自序》中，已经借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之口指出：“西人立国，具有本末，……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批评中国的洋务首领本末倒置，“遗其体而求其用”，因而“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注：《郑观应集》上册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上述认识突破了对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皮相观察，由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不仅是知识分子在忧患意识驱导下对改革前途的合理思考，而且符合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可贵的是，严复比同时代的维新志士甚至后来的革命党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在他看来，自由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严复认为：“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注：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书前，“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版。）“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注：《主客评议》，《严复集》第1册118页。）有了自由，才能充分施展个人的才能，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所以他鞭辟入里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才具有“争驰并进，以相磨砻，……此既日异，彼亦月新”（注：均见《原强》，《严复集》第1册23页。）的竞争机制和创造活力。诚如美国学者史华慈所分析的那样，在严复心目中，“自由意味着无约束地发挥人的全部才能，意味着创造一个解放和促进人的建设性能力，以及使人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环境。但中国圣人所做的每件事都在限制和禁锢个人的潜在能力，而近代西方则创造和培育了旨在解放这些能力的制度和思想。”（注：[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5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了寻求富强，“知西法之当师”，向西方国家学了不少东西，办同文馆、办船政、办制造局、办招商局、办海军、办矿务、办邮电、办铁路、办留学、办新式学堂，“拉杂言之，不下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吾人行之，淮桔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受其效者，则又何也？”（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26页。）原因并不单一，然而归根结底，严复认为：“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2页。）处于“尊主卑民”的专制统治下，中国人没有自由权利，“噎冒不能出气”（注：《与吴汝纶书》，《严复集》第3册521页。），又如何能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西方国家的学术政教学到手？无怪乎“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3页。）。严复“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精辟论述，在中国近代国家学说发展史上，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其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和理论思考的深刻程度，戊戌时期无人能及。
以自由平等为思想武器，以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为外来参照系，严复向中国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国家学说发动猛烈攻击。君主制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国之权，集于君主一身，所谓“朕即国家”便是维妙维肖的写照。严复尖锐地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在“家天下”的中国，“天下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拥有超越一切、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由于君主处于“至尊无对不诤之地，民之苦乐杀生由之”（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48-949，976页。），因此“君王而外，其余皆奴婢仆妾而已”（注：《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935页。）。民有权，则民与国一体而国强；民为奴，则民与国对立而国弱。严复认定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失地丧师，寻根究底就是因为“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31页。）
唐代韩愈的《原道》篇，是中国传统国家学说中维护封建君权最有影响的代表作。1895年3月，严复专挑《原道》篇为靶子，在《辟韩》（注：以下引文凡不另注者，均见《辟韩》，《严复集》第1册32-36页。）中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成为上世纪末国家学说除旧布新强有力的启蒙宣传。韩愈鼓吹：“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不出“则诛”，赤裸裸地宣传君权至上。严复首先在君主和国家起源问题上指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人民本来不需要国君来统治自己，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有各种“相欺相夺”纠纷，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而自己又忙于“耕织工贾”，所以才“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以维护民之利益。“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为道之原。”批判了所谓圣人降世，为民君师的传统观念。正因为君由民择，所以严复特别强调：“君不能为民除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除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然而，封建君主非但不能保护民众利益，反而剥削、压迫、欺夺、虐杀民众，因而严复愤慨地揭露：“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这样，韩愈的《原道》便成了窃国大盗的歪道。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就义正词严地说过：“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注：[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4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版。）如果两相对照，那么严复关于君由民择、民可废君的论述，明显地带有西方近代国家学说中“人民主权”的光辉思想。
在甲午战后的十年时间里，严复走在时代前列，扮演着“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角色，以从西方引进的思想学说为解剖刀，剥露了君主专制的狰狞面目，撕破了“君权至上”的神圣面纱，批判了将封建君权神化为“天之意”、“道之原”的谬论，传播了民为“天下之真主”（注：《辟韩》，《严复集》第1册36页。），国家是人民的公产，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推翻暴君的真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的国家学说集启蒙与批判为一身，是一把所向披靡的锋利的双刃剑。严复在《辟韩》和《法意》按语中闪耀的光芒，不仅在戊戌之前成了谭嗣同《仁学》的思想前驱，而且在二十世纪初成为民主革命思潮奔腾全国的开路先锋。
二、富强——民智：目标与手段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严复生存的时代和社会的召唤，决定他的国家学说必然以民族生存危机为政治背景，以谋求国家富强为崇高目标。
1840年之后，中国的大门已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鸦片贸易打开。严复清醒地意识到，那种“跨海之汽舟不来”，中国“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2页。）的闭关自守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海通以来，洋务三十余年，又“无一实效之可指”（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888页。）。以致甲午战起，“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百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7，20，31，32，14页。）泱泱中华，已到了“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4页。）的地步！面对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严复忧心忡忡，每念亡国之痛，中夜起而恸哭。他在《原强》中惊呼：“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要求人民“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呼吁“朝廷除旧布新”，“标本并治”，效法西洋，以求中国之富强（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7，20，31，32，14页。）。严复之所以在甲午战后迅速将《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来，正是出于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自强保种的神圣目标。他在《天演论》及按语中警示国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中国若不能“变今之俗”，改革现状，就可能“弱者先绝”，亡国灭种；若能自强不息，变法维新，则能制天而胜，争得民族生存与国家富强。因而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严复特别强调：“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注：《严复集》第5册1321页。）
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是严复权衡一切的理论尺度——只有紧紧把握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严复国家学说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才能合理解析他对西方国家学说的选择、诠释与扬弃，和他对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批判、反刍与复归。如所周知，严复十分赞赏穆勒(Mill,John Stuart)的自由思想，认为是自由促使英国在传统主义框架内实现了国家的富强。在严复心目中，“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27页。）他反复向国人论证，“以自由为体”是西方各国富强之基，有没有自由是中西贫弱与富强的分界线。为此，严复在1903年出版了他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但是，严复并没有对穆勒的自由思想照单全收。台湾学者黄克武对照中西文本，细致研究了严复对穆勒自由思想的认识。他认为：“对弥尔（即穆勒）来说，他当然强调群己权限之分‘界’，但界的观念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界内的个人自由应该尽可能广。然而对严复与梁启超来说，他们有很清楚的‘界’的观念，他们认为引进西方自由观念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国人了解群己之间以‘界’为基础之平衡关系，所以严复将On Liberty译为《群己权界论》，又在序中开宗明义地表明‘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他们与弥尔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主张界内自由要尽可能广。”（注：黄克武《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以严译〈群己权界论〉为中心之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第146页，1995年6月出版。）这也就是严复一再提出的：“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小己自由非今日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注：《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981，985页。）可见，在严复手里，穆勒的自由思想也被“取便发挥”，并在抑扬取舍过程中，磨损了穆勒主张个人自由应在界内尽量扩张的锋芒，张扬了他本人强调的在民族危亡和民智未开、民德未进条件下应以“国群自由”为重的思想。这样，经过调合改制的自由观念，也就成了严复救亡图存、谋求富强的思想工具。
严复的国家学说与富强之道，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机体论为理论基石。严复相当崇拜斯宾塞，称颂他的《综合哲学提纲》（严复译为《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注：《天演论》按语，《严复集》第5册1325页。）斯宾塞“用生学（生物学）之理以谈群学（社会学）”（注：《天演论》按语，《严复集》第5册1393页。），即应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构筑了他的“社会机体论”。在他看来，社会同生物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26，17页。）；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相等于细胞与生物体。个体既不能享有无限制的自由而影响群体，社会机体的进步也离不开个体细胞的更新与发展。只有每一个人的素质提高了，才有国家和群体的富强。所以严复认为：“今夫国者非他，合亿兆之民以为之也。国何以富？合亿兆之财以为之也。国何以强？合亿兆之力以为之也。”（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917页。）“是故，欲觇其国，先观其民，此定例也。”（注：严复译《群学肄言》38页，“喻术第三”译者注，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版。）
正是从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出发（注：这一学说的合理性及其缺陷，本文限于篇幅，不另论述。），严复一贯主张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尤其开民智，作为中国谋求富强的根本手段。如果说，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主要着眼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严复却主要着眼于影响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机制的改善和国民素质的提高。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明确指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国之“强弱存亡莫不视此”；“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注：《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560页。），“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27，18，29页。）1898年1月，也就是百日维新前半年，严复又深中肯綮地指出：“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注：《中俄交谊论》，《严复集》第2册475页。）戊戌政变后半年，严复更在给张元济的信中沉痛指出，如果民智不开，“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注：《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527，525页。）。1902年，严复在《原富》按语中再次强调：“大抵继今以往，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存亡之机，……亦深系乎四万万人心、民智之如何也。”伏脉千里，至此结穴：“窃谓中国处今，而欲自存于列强之中，当以教民知学为第一义。”（注：《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900，896，908页。）
严复一生坚持以开民智和教民知学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根本手段，教育救国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贵的是，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和教育史上，留下了思想启蒙、翻译名著和献身教育的先驱者的丰碑。
三、回归：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
从传统文化起步，经过向西方学习，最终回归传统文化，这是严复一生的思想轨迹。如从国家学说的政治实践考察，则严复由维新变法中的稳健派，一变而为民主革命的反对派，再变而为拥袁称帝的“六君子”，从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落伍的中国人。
甲午——戊戌时期，严复主要是以思想斗士的姿态，从西方引入进化论、自由平等思想、民主政治理论、近代国家学说和归纳验证的科学方法论，为行将到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启发过人们的头脑。1895年，他还提出过激进的现实的政治主张，要求“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认为“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31-32页。）但是，这个建议如昙花一现，尔后再也不曾提起。1901年9月，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哀叹：“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者也。”（注：《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544页。）无怪乎时人批评严复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
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严复焦虑不安，他担心的是：“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此时他已改变了自己原先的思想，认为：“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注：《政治讲义》（1906年），《严复集》第5册1242，1305页。）。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不久，严复便觉大祸临头：“吾国于今已陷危地”，“吾人之程度不合民主”，“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注：《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556页。），中华民国刚成立，严复就表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乎？”（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603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进步，然而严复始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711页。），认为“吾国由君主径入共和，越躐阶级”（注：《说党》，《严复集》第2册305页。），乃民国动乱之源。1915年，“挂名”筹安会虽属“被动”，但在他心目中，袁世凯是个强人，唯有他能担当国家元首之重任，甚至表示：“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因而背上帝制复辟的黑锅，严复自己觉得“亦无以自解”（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63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欧美各国的互相厮杀，议会政治的狭隘利己，毁灭了严复对西方国家的信任与幻想。以前，他歌颂西方“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繁荣昌盛的物质文明，如今，他却诅咒“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注：《瘉埜堂诗集》卷下，《严复集》第2册403页。），全盘加以否定。1918年，大战结束时，严复彻底告别西方圣殿，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向孔圣人顶礼膜拜。他说：“不佞垂老，亲见脂那（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692页。）他感慨万分地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668页。）1921年10月，严复留给儿女的遗嘱，第一条竟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注：《遗嘱》，《严复集》第2册360页。）
严复的回归，发人深省。迹近乖离的变化路向，是否不可思议？其中是否包含必蜕必变的机理？复古倒退的历史行程，是否蕴含若干合理的思考与深刻的哲理？
对于每一种思想体系，我们必须研究它内在的对立倾向，研究对立面或矛盾的斗争与展开，研究它们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在这里，毛泽东的名言值得注意：“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7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
从外因考察，民初政治的乌烟瘴气，使本已认为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的严复愈来愈灰心丧气。1918年5月17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入木三分地揭露：“若夫民党，尤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护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广招党徒，无事则以报纸为机关，有事则以电报为羽檄，把持倡和，运动苞苴，一日登台，所先用者，必其徒党，曰，此固美、法先进民主国之法程也。蜂屯蚁聚，虽廿二行省全国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吏治官方，扫地而尽。……而党徒之中，驴夫走卒，目不识丁，但前有摇旗呐喊之功，则皆有一脔分尝之获。国会之中，党党相倾，但闻诟谇，……且所谓护法者，亦不过所奉之辞而已。至于手握重权，则破法者，亦即此辈，事虽未至，可断言也。”（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686页。）用词虽尖锐刻薄，却言之凿凿。西方民主政治原有不少弊端，搬到民国政治舞台，好的方面没有学到手，坏的方面变得更丑陋。如此中国式的民主共和，怎能不加深严复“何处青山隔尘土”的悲观厌世感！？
大战期间西方国家腐朽本质的集中暴露，更使严复彻底向西方文明告别。事实上，严复即使在戊戌前热情讴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富强之时，也并未对欧洲各国绝对地加以肯定。《原强》中他已提出：“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也无甚贱”；然而观乎西洋各国，“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24页。）1906年，严复又进一步批评标榜自由平等民主的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根本不讲平等，只有“势便力裕，则公然收之，名曰为启文明，而实则自固其圉，抑为通商殖民地耳。”（注：《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严复集》第1册178页。）类似识见，不正是欧战之后严复彻底否定西方现代国家的思想种子吗！？
当然，变化的根据还得从内因中去寻找。严复之所以赞美民主政治而又反对在中国搞民主共和，之所以一度主张设议院而最终却列名筹安会，除惧怕清廷加害（注：在《致曹典球》信中，严复坦认：“走事学三十年，尝精心于天人相维之际，……往者有《国闻》之作，《天演》之谈，亦所谓屈平系心怀王，庶几一悟而已。顾信谗赍怒，欲置之死地，岂无人哉？此仆戊戌以还，所以常嘿嘿廉贞，舍闭户译书而外，不改有妄发者，坐此故也”。《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二辑，145-14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和迷醉强人政治外，也自有其顺理成章的思考。在他看来，“夏葛冬裘，因时为制”（注：《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51页。）。“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25页。）“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注：《原强》，《严复集》第1册31-32页。）；“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民权，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注：《中俄交谊论》，《严复集》第2册475页。）恰恰因为严复将判断社会变革成败与国家强弱盛衰的基准，置于每个国民内在素质——智德力三者的优劣之上，因此他一生都对中国激烈的政治变革和革命运动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唯独对“教民知学”和提高民族素质终身不渝。我们并不赞同严复的政治立场，却不能不心平气和地承认他的深层思考有其合理性。
以往，严复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座标，批判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在辛亥革命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更多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准，衡量西方近代文化的利弊得失。其实，这两种立场和两个视角，自身都包含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对立统一。尽管严复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西学深有造诣，但骨子里仍是一个怀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他内心深处，“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只要“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注：《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933-934页。）而此摧斫不灭的“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678页。），是“自尧舜禹汤文武，立民之极，至孔子而集其大成”的“天理人伦”（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168页。）。比较中西国家的发展，严复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了，但是它的德育和教化风俗很少进步。况且，“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如“火器之用以杀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为凶人之利器？”“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严复的结论是：“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孔孟之道集“天理人伦”之大成，“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167-168页。）然而，“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注：《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668页。）；“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注：《英文汉诂》卮言，《严复集》第1册156页。）
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使严复在国家学说问题上备受心灵煎熬。直到生命之火熄灭，严复始终没有找到中国富强之路。但是，他的认识与实践、前进与落伍、成功与挫折，却为后人寻找中国由贫而富、由弱而强的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理想与现实的结合部，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国必须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决不能照搬西方要家的政治模式，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民性；
——在特定条件下，国群自由重于小己自由，但自由毕竟是国家机体的生命活力（注：《共产党宣言》早已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毛泽东也说过：“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书信选集》2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唯有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高度，以教育为根本手段，才能一步一步地推进国家现代化；
——我们决不能崇古而弃新，自蹈东方文化救世主义的误区，只有取西学之长，“修古而更新”，树立民族自信，才能导中国于富强、民主、文明之境。
这，也许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