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建筑理论_建筑论文

新古典建筑理论_建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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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建筑对古典美学的轻视和对形式的漠视使得它越来越走向大工业批量化生产的泥淖:越来越远离传统、远离艺术、远离文化,呆板、干巴,千篇一律,一览无遗。这种情形终于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从而也引起建筑师们对新传统的反抗。正像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情形一样,每当某一新形式变成一种无个性的公式化惯性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把眼光投向过去,从历史的废墟中,从古典法式中,去寻求突破现行的窠臼或框框的契机。从五、六十年代起(注:约翰·萨默生爵士在《古典建筑》(Claasic Architecture)一文中写道:“自从1939年以来,有3个特别的问题:第一,人们发现现代运动包含严重的内在缺陷,尤其是从总体上说不能创造一种流行的意象和隐喻;第二,公众对保存(conservation)和环境的观念翻了一个个儿,从对废弃和丑陋的战前城市环境的普遍的敌意,到把这种环境当作‘遗产’以一种浪漫主义和怀旧态度加以接受;第三,从1939年以来,建筑的历史几乎全部被改写。这样三个问题交织起来,互相作用,就使我们进入一种新的建筑思想想氛围,一种使我们有可能讨论现代古典主义建筑的氛围,而这一点,长期以来是被认为不适合讨论的。”约翰·萨默生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若从后现代主义建筑角度来考虑新古典主义,我们还必须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参见Dr Andreas C.Papadakis&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16.),在西方建筑界,一些有远见的建筑师,开始了以反抗现代主义新传统为标的、后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严肃的探索。

Demetri Porphyrios说:“现代折衷主义是从格罗皮乌斯和赖特晚期的作品开始,还是从阿尔托成熟的作品开始,或者从更晚一些的60年代,即从文丘里、摩尔和格里夫斯的早期作品开始,我们尚不能肯定。不过可以肯定,它今天仍然充满生机,而且十分流行。”(注:《古典主义不是一种风格》(Classicism Is Not A Style),参见Dr Andreas C.Papadakis & 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19.)

只要对现代建筑历史稍加回顾,我们就不难发现,对现代主义最先发起挑战的,恰恰就是那些当初在鼓吹和实践现代主义美学方面用功最勤的人,比如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等大师。

要像詹克斯或埃森曼宣告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死期那样,准确指明新古典主义诞生的日期,是困难的。但是我愿意把它产生的大致时期定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之间。因为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作品,比如阿尔托的珊纳特塞罗镇公所(Civic Center,芬兰Saynatsalo,1949-1952),爱德华·D·斯东的新德里美国大使馆(United States embassy New Dehli,1954)和布鲁塞尔博览会美国馆(1958),菲利普·约翰逊的阿蒙·卡特西方艺术博物馆(Amon Karter Museum of West Art)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谢尔顿艺术纪念馆(Sheldon Memorial Art Gallery,1958~1966),雅马萨基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麦克格雷戈尔会议中心(McGregor Memorial Community Conference Center Wayne State University,1955~1958)。这些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突破了现代主义几何学定式,以浓厚的怀旧感情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对古典语汇作了新的阐释。阿尔托的珊纳特塞罗镇公所“将乡土的和古典的形式融汇到一种原始的和更真实的表现形式之中”(注:福兰姆普敦著,原山等译:《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爱德华·D·斯东的新德里美国大使馆、布鲁塞尔博览会美国馆以及菲利普·约翰逊的阿蒙·卡特西方艺术博物馆和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谢尔顿艺术纪念馆(1958~1963),以旧曲新唱的巧妙构思,把高雅的古典情趣和潇洒而精巧的现代手法融为一体;雅马萨基的美国韦恩州立大学麦克格雷戈尔会议中心则以更为抽象而洗练的手法,在对现代生活的讴歌中展示了古典美学的无穷魅力。

在上述所有作品中,1961年获ALA奖的爱德华·D·斯东(Edward Stone)设计的新德里美国大使馆,是一部尤其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作品。这是一座有着类似帕特农神庙的典雅比例和纵向平面布置的建筑。它丝毫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几何学的限制,以不古不今,又古又今的设计理路,把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既以列柱、轴线和装饰表现古典的庄重和雅致,又以水池、深挑檐、遮阳表现了地方传统,并兼顾了调节局部气候的功能,同时通过纤细华丽的简化柱式、白色的幕墙和玻璃内墙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斯东不仅在这座建筑中复活了古典主义的精魂,而且它的成功和获奖,使这一类型的作品迅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60年代之所以会出现文丘里和《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会出现查尔斯·摩尔等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师,与斯东50年代的探索显然有着深刻的联系。

60年代之后,在西方建筑界,新古典主义作品开始大量地涌现出来,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如文丘里的护士和牙医总部(Headquarters Building for Nurses and Dentists,1960)、基尔特老人院(Gild House 1960~1963,费城)、栗子山庄(Chestnut Hill House,1962)和胡应湘堂(Gordon Wu Hall,与洛奇和Scott Brown合作,1982~1984,新泽西,普林斯顿),摩尔的建筑师自宅(1962)和意大利广场(1975~1980),迈克尔·格雷夫斯的波特兰市政厅(1980~1982)和Humana Headquarters(1982~1986,肯塔基),罗伯特·斯特恩为Best Products公司所作的店面和新泽西别墅(Villa In New Jersey,1983~1987)以及Residence of Marblehead(马塞诸塞州,1984~1987),雅马萨基的西北国民人寿保险公司(1961~1964),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1965),菲利普·约翰逊和博吉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部(1978),芝加哥南拉塞尔大街190号大厦(1983)等。这些建筑对现代主义几何学和纯净主义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力,可以从70年代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衰落、转向、发展这种剧烈而复杂的变化中体会到。

新古典主义建筑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抽象的古典主义;一种是具象的或折衷的古典主义。前者以菲利普·约翰逊、格雷夫斯和雅马萨基的作品为代表;后者以摩尔和里卡多·波菲尔的作品为代表。

抽象的古典主义以简化的方法,或者说用写意的方法,把抽象出来的古典建筑元素或符号巧妙地融入建筑中,使古典的雅致和现代的简洁得到完美的体现。雅马萨基的西北国民人寿保险公司是以希腊式庙堂为原型的,可是,它的柱廊、檐部、拱券全部以一种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简洁有力,朴实高雅;格雷夫斯的波特兰市政厅通过把古典元素平面化和色彩化的方法,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中,创造出一种富有张力的和谐;菲利普·约翰逊和博吉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部,在一座充分显示现代技术和时代精神的摩天大楼中,通过三段式结构、顶部的山花、底部的拱券和圆窗、石头饰面,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的典雅与高贵;平板玻璃公司总部则以更为娴熟的技巧,以现代技术和材料,以哥特式城堡的形式,创造出一座富有童话色彩的纪念碑。

具象的古典主义则不同。它既不是考据式的教条古典主义,也不是雅马萨基式的写意古典主义。在这类建筑中,建筑师可以充分表现自己浓厚的古典文化情趣和深厚的古典建筑功力,换句话说,可以采用地道的古典建筑细部,但决不是停留于亦步亦趋的模仿与抄袭。取精用弘、博采众长,色彩艳丽,装饰性强,是这类建筑的主要特点。具象式古典主义与抽象古典主义的写意性不同,它具有工笔画的特点,比抽象古典主义更细致、更精美、更富丽、更庄重,更富有历史感。但是,在这个没有英雄、没有权威的时代,任何将某一时代的建筑类型定于一尊的企图,是不可能有立锥之地的。虽然相对于抽象古典主义来说,具象古典主义更尊重它所模仿或隐喻的古典原型,但它们在采用古典细部时,一般都比较随意,而且可以在一幢建筑中引用多种历史风格。所以,同样的具象古典主义,文丘里多采用杂凑式,斯特恩多采用夸张与扭曲式、摩尔与波菲尔则采用细致、隆重的纪念式。

新古典主义的产生起源于建筑师们对建筑现实进行救正的冲动,到后来才变为一种文化策略,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思潮的产生也说明,古典建筑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永远是后代人一笔宝贵的财富,那种视传统为包袱,动不动就要与传统决裂的所谓革命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一种有害无益的行为;同时也说明,如同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古典建筑已经成为人类精神结构中的一种历史情结,一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型图式。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温煦的阳光,这颗文化与艺术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斯特恩说: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相信古典建筑语言仍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相信古典主义可以很好地协调地方特色与从不同人群中获得的雄伟、高贵和持久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古典主义语法、句法和词汇的永久的生命力揭示的正是这种作为有序的、易解的和共享的空间的建筑的最基本意义(注:Robert A M Stern,What the Classical can do for Modern.Dr.Andreas C Papadakis&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

作为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斯特恩以他大量的成功创作和令人信服的理论对新古典主义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与评价。他推崇古典建筑的文化价值与美学价值,但他同时指出,他并不认为古典建筑美学是现代生活中唯一的价值。他明确指出:“这种复活古典主义的祈愿……并不是想用一种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取代另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相反,是要确认建筑师作为文化价值保护者的作用;是要呼唤创造,而不是模仿他人的形式的肤浅的改造;是要祈望一种含孕文化记忆理想的为‘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定向的唯物主义’。”(注:Robert A M Stern,What the Classical can do for Modern.Dr.Andreas C Papadakis&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确乎如此,新古典主义和西方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古典复兴都不同,可以说,它是文化上的折衷主义,美学上的自由主义。

如果说现代建筑创造的是一种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美,那么,新古典主义建筑创造的则是植根于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有厚度的形式美。在现代主义建筑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历史时空的工业理性,一种不顾一切的非文化性商业动机;新古典主义建筑则不同,它着重要表现的是一种历史感,一种文化纵深感,在这类建筑中,你可以看到某种厚重的沉甸甸的东西——一种文化意蕴。就像一首充满着丰富的典故和历史隐喻的意境美好的诗歌,新古典主义建筑在其表面形式和文化蕴涵之间,创造了一种意义的合成,一种立体的美学合成。你可以赞美它的深厚,你也可以批评它的古奥,你也可以抨击它的怪诞,但是,你无法否认它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意义。

新古典主义建筑创造了一种与现代主义建筑不同的人性化空间,从而在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改善建筑的亲合性方面,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建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味追求高大的体量、宽广的空间、无装饰的整一化的外形,是现代主义建筑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这从经济和空间的使用角度来看,也许有其合理性。但是,建筑从根本上说,毕竟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人类为建筑服务。因此,作为为人类提供工作、休息、娱乐和活动场所的建筑来说,它应该也必须表现出与人性相关的因素。把建筑从一种冷冰冰的物,变为一种富有人情的空间;把与社会和自然相隔绝的空间,变为一种同社会和自然展开对话的空间。这正是新古典主义建筑为新时代提供的一种新价值,一种最有价值的价值。在这方面,查尔斯·摩尔、文丘里和斯特恩作出了很大贡献。

摩尔的建筑师自宅(加州,奥兰多,1960~1962)是一部非常典型的作品。在创造建筑的人性化,在建立建筑与环境的勾连方面,摩尔为现代主义建筑师们提供了非常富有启示意义的经验。克罗兹说:“查尔斯·摩尔是这样一个建筑师:他懂得如何用恰当的手段创造复杂的、令人兴奋的空间、混合了惊奇和熟悉的空间。”(注:克罗兹:The History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The MIT Press,Masachusetts,1998:173.)在这座建筑中,摩尔创立了一种搭积木式的设计方法。他把整个建筑划分为许多独立的部分分别进行设计,然后组合成一个整体。建筑,对摩尔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场所而不是处理形式的配置”,因此,“场所”一度成为摩尔乃至许多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的一个重要概念。现代主义崇拜纯粹的几何形式,并且把这种纯粹形式的完美构成视为终极目标。摩尔对这样的信念是不屑一顾的。他鄙视这种信念,并且坚决抵制这种霸道而武断的美学。他的“场所”决不是来自于形式的拼凑,而是来自于他对建筑与人类的基本需要之间的一致性的敏感的探索。摩尔在他的建筑师自宅中,对他的“场所”论作了全面的诠释。摩尔认为,一个人住在一幢单间平房里,而不是住在其大无比的楼房里,从最基本的生活角度说,他会感到舒心愉快。因此他的住宅,是一座小型独室住宅:阳光从两边或帐篷式的屋顶照射下来,室内的一切尽收眼底。有几段墙壁可以像谷仓大门一样拉开,这样,居住者可以从室内看到院子、草坪和周围的植物。因为里层的墙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玻璃。室内不同物件的共存和交织,成为摩尔用以探索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的叙述手段。这样,在人与住宅之间,在住宅与环境之间以及在人与周围环境之间,一种自然、和谐的关系,就既自然,又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了。文丘里的栗树山万娜·文丘里住宅、基尔特老人院,斯特恩的Residence at Marblehead等建筑,也都以各自的表现手法,展示出各自的特点。

新古典主义在由现代主义建筑的纯粹主义转向对形式的关切的同时,也显示出了一种新的装饰美学。从卢斯以《装饰与罪恶》向建筑的装饰主义发难开始,到密斯的“少就是多”的纯净主义美学的流行,现代主义建筑几乎把在建筑美学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的装饰趣味扫除净尽。新古典主义却毫不犹豫地把被现代主义先驱们弄得臭名昭著的装饰趣味重新寻找回来。他们公开宣称,“建筑是带有装饰的遮蔽物”,装饰不是罪过。文丘里更是无所顾忌地叫喊:“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清教徒式的正统现代主义建筑的说教吓唬住了。我喜欢基本要素混杂而不要‘纯粹’,折衷而不要‘干净’,扭曲而不要‘直率’,含糊而不要‘分明’,既反常又无个性,既恼人又‘有趣’,宁要平凡的也不要‘造作的’,宁可迁就也不要排斥,宁可过多也不要简单,既要旧的又要创新,宁可不一致和不肯定也不要直接的和明确的。我主张杂乱而有活力胜过明显的统一。我同意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并赞成二元论。”当然,早在这篇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宣言发表之前,装饰趣味已经成为新古典主义乃至于所有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反对现代主义干瘪美学的一面旗帜。

新古典主义装饰表现为下列特点:

一是艳丽而丰富的色彩。如格雷夫斯的波特曼市政厅和(Lcos Pegase Winery,加州,1988),波菲尔的意大利广场,摩尔的游泳池与桑那浴室更衣室(加州,1967,Klotz,160)、文丘里和约翰·洛奇的纽黑文狄克斯威尔消防站(1970~1973,Klotz,158)、文丘里、约翰·洛奇和斯科特·布朗的BASCO超级市场(费城,1976,Klotz,157)和BEST超级市场(宾西法尼亚,1977,Klotz,157)等作品,通过色彩的巧妙对比,创造美妙的画境效果。尤其是文丘里等人设计的BASCO超级市场和BEST超级市场,或以体形巨大、色彩艳丽的字母装饰店面,或以巨大的梅花图案装饰墙体,不避雅俗,构思大胆,充分显示了他所标榜的“要素混杂”的美。

二是把古典元素抽象化为符号,在建筑中,既作为装饰,又起到隐喻的效果。如菲利普·约翰逊、文丘里、格里夫斯和雅马萨基的一些作品,古典的柱式、拱券乃至山花和线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历史与现实、建筑与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文脉上的勾连,并产生修辞效果。

三是粗与细,雅与俗的对比。在许多新古典主义建筑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方面是高雅精致的细部,一方面又有低俗粗犷的浑朴,两种对比鲜明的风格既互相对抗,又互相统一。文丘里的作品,主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美丽的混乱;而斯特恩的一些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浑朴与典雅完美结合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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