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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在近代上海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全面而深入。
在《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中，笔者曾梳理西方文化在上海租界传播的脉络，阐述上海社会对西来文化的反应：器物层面，从西方近代的照明用具、自来水、通讯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到日常生活用品；制度层面，从市政管理制度、教育制度、作息制度到三占从二的议会制度；精神层面，从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到倡导乐利主义、竞争意识、进化观念。对于西方文化某些方面的输入情况，《上海通史》的晚清文化卷、民国文化卷也尽可能地作了一些量化分析（注：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许敏：《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熊月之：《上海通史·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我们还比较了某些体现近代西方文化的器物，在上海和中国其他设有租界城市出现的时间，比如，以上海与天津相比，煤气的使用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报纸早35年，公共体育场早44年（注：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许敏：《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熊月之：《上海通史·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于这些，即上海租界在传播西方文化重要性方面，本文不再重复。概括地说，租界的存在，为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规模地、系统地、迅速地、少受约束地输入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
上海在近代中国为什么能充当西方文化输入的典型场所？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原因，显而易见的有：上海租界设立早，比天津英租界早15年，比广州、汉口、九江租界早16年；历时久，比天津英租界长15年，比广州英租界长16年，比汉口英租界长33年；范围大，上海两租界总面积是其他23个租界总面积的1.5倍；外国侨民多，最多时超过15万。这些原因都很重要，也早已为许多学者所论述过。本文拟讨论的是以下几点：（一）特殊的城市格局；（二）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三）文化传统中的近代性因素；（四）移民社会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
特殊的城市格局，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近代上海，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都在经营着自己的上海，都自认为是主人，但也不否认另外两个上海。这在上海的外事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60至1880年代，英国王室多次派人来上海参观游览，上海的接待通常分两批，一批是英美公共租界，接待地点在英国领事馆和外滩；另一批是上海道台和上海县，接待地点在县城的豫园。1879年5月，美国前总统格兰忒(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在上海访问一个星期，上海的接待也分两批，一由英美租界负责，标志性的地点在外滩；一由华界负责，标志性的地点在豫园。法租界则另外举行一次宴会，以凸显自己的身份。
这三个区域既各自为政，互有矛盾，也有互相配合、协作的时候，比如在清末民初禁止鸦片、查禁烟馆时，三家就合作过。万国禁烟会是在租界开的，但中国政府派大员出席。远东运动会也是租界、华界合作举办的。特别在预防疾病方面，租界与华界曾经很有效地合作。
晚清上海一市三治，既存在着政治控制、文化管理方面的缝隙，也为不同文化的共处、交流、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租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少数领事、大班、金融寡头垄断权力，经济上是竭力榨取，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并没有为建立西方文化霸权作过太多的努力。德国学者瓦格纳(Rudolf Wagner)对《申报》历史的研究表明，英国领事、英美租界当局对于美查创办、经营《申报》，并非总是支持的（注：［德］瓦格纳：《申报的危机：1878-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租界报纸、杂志、出版、学校大多为民营。对于一般文化事业，租界当局大多不直接干预。1889年，德国、法国等八个国家，因《点石斋画报》刊登歪曲西方人处理尸体的图画，提出交涉，他们不向英国驻沪领事或英美租界工部局，而是向上海道台交涉，上海道台坦然地接受他们的抗议，并参与了案件的处理，这件事很能说明晚清租界言论自由放任和文化管理的混乱情况（注：关于《点石斋画报》案件，详见熊月之：《从点石斋画报案件看晚清上海言论自由》，《世纪书窗》2000年第3期。）。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西方文化人，包括一部分传教士，在其本国多属于边缘性人士，如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来上海以后，也没有建立起西方文化在上海的霸权地位。
1854年以后，租界人口的主体部分就是华人。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之间除了在战争时期，一般没有不可逾越的藩篱，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华界的士绅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正如无法阻挡江风在华界、租界上空飘来飘去一样，他们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通过租界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可以毫无遮拦地扩散开来。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如细雨润物般地影响上海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海人对西来文化，由诧异、羡慕而仿效、拿来。上海绅商主动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以铺路、筑桥、管理治安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都是上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认同的表示，都是中西文化平静地、深层次地交流的结果。对待以英文为主的外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对西方文化态度的晴雨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学习外语在北京等地还被士大夫普遍嗤之以鼻的时候，上海各种各样外语培训班已经多得可以与当铺相比，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经出现进外语学校要送钱开后门的状况（注：详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268页。）。连龙门书院这样以研习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机构也逐渐为西方文化所浸润：
斯时，院内群处三四十人，长者四五十岁，幼者一二十岁，长者领导，幼者附从，据旧学之基础，展新学之钻研。一因徐家汇天主教已有天文台之设置；二因制造局翻译馆已出西学之新书；三因求志、格致两书院之开风气；四因耶稣教学堂之教授科学；五因英人李提摩太广学会之译书日出；六因张焕纶设梅书院，仿新学堂之模样，龙门社会蒙其影响，而姚文栋历东西洋十二年而归，绍介其见闻所得，故乃发求新之大欲启请院长孙锵鸣大置新书，购天地之球仪，展中外之舆图。治算术则紬绎《九章》，观星宿则攀登屋顶。科学、哲学、教育、政治，自我学习，朝此昔斯。理窟开而思想放，知识张而意气豪，开风气于士林，播风声于社会。唯是溺于举业者多诧为奇事，至目为疯狂（注：姚明煇：《上海的书院》，载《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7页。）。
翻翻龙门书院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就可以发现，《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万国新地图》、《近世物理学教科书》等西书触目皆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机构出版的西书，大部分都有。龙门书院培养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如吴馨、赵履福、沈恩孚、袁希涛等，日后成为上海著名新式文化人。
在文化交流中，有意识的、强制性的文化灌输，有时反而会引起受众的排拒，阻滞文化交流。近代许多教案的发生，都与传教士强行传教有关。在西方器物文化输入过程中，也有类似情况。1870年，英国洋行不顾上海地方政府反对，自行建筑吴淞铁路，虽然建成通车了，但最终还是被中国政府买下拆除。英国洋行曾经强行在浦东安装电线杆，结果在上海道台指使下，浦东居民连夜将其拔去。铁路、电报都是中国所缺、亟需仿效的西洋长技，但西人倚势强行输入，结果引起排拒与反弹。顽强排拒是对强行输入的抵消。二十多年后，在无强力压迫的情况下，被拆除的铁路又重建通车。
无霸权状态下的文化共处与对流，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与融合。西人在租界用电灯、电话、自来水，并没有强迫华人照办，但上海人经过疑虑、思索以后，见贤思齐，照章办理。西人在租界实行严格的市政管理制度，在工部局和纳税人会议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强迫华人仿效。但是，上海人看到其有效性、合理性，自觉仿效。上海绅商在清末进行的地方自治运动，所颁布的《违警章程》之类条例，多取法于租界；所设议事会、参事会均由选举产生，也是自觉地仿效租界制度的结果。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由于长期闭关、交通阻隔等多种因素，真正到西方作实地考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般人了解的西方，大多是观念中的西方。因此，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流，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中。租界的存在，使得西人不但将其母国的日用器具带到这里，而且将其母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搬到这里，使得中西文化在实践的层面上，共处一地，平静地、从容地接触、交流、融合。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性特点，弱化了上海对西方文化的排拒力。
在开埠以前，上海在文化传统方面，便与广州、福州等城市有比较大的差异。《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广州、上海等第一批通商口岸相继开放，西方人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十分看好上海的，他们曾经对广泛、宁波、福州都抱有很大的期望，并作过一些努力，但是经过将近十年的摸索，最后看中了上海。上海之所以被看中，除了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外，人文特点是很重要的一条。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人和广东人，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对待外国人，广东人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上海人至少在表面上愿意和外国人接近（注：兰宁、柯灵：《上海》(George Lanning & Samuel Couling:A History of Shunghai,1921)，第34章，译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3页。）。开埠以后，西方人进入上海，远比进入广州、福州顺利得多。
广州在开埠以前是广东省会，是两广总督府所在地，是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势力强大的官绅有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也有鄙视、藐视、仇视“番鬼”的传统。福州在开埠以前都是福建省会，是闽浙总督府所在地，是福建政治、文化中心。在通商五口中，福州是鸦片战争中唯一未被英军占领过的城市。开埠以后，福州官绅以极为傲慢的方式对待英国领事，让他在最不体面的形式下自己摸索上岸。上海呢，并不是江苏省的政治、文化中心，甚至连松江府的政治、文化中心也算不上，只是一个沿海的港口城市。
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上海地区在很长时期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先秦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儒、墨、道、名、法等百家争鸣，讲学论辩，盛极一时，吴越一带则相对冷寂。在中原人写的先秦典籍中，对吴人的描述，常是被发文身、淫祀鬼神之类，多带鄙夷之情。在吴地，与苏州、无锡等处相比，上海一带离海更近，开发更晚，人更少，可能更野些。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上海所在的路、道、府、省，常是全国文化最为昌盛的地区。以上海小范围而论，书院添了几个，文人出了一批，不再是文化的荒滩，但以上海与松江相比，却又每每显出其边缘特点来。
其一，喜事功，尚意气。《松江府志》指出：
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注：正德《松江府志》卷四。）。
“东北五乡”即上海。意思是说，上海人不像府城人那么朴实。府城是一府政治中心，上海是一府贸易中心；府城松江重文，县城上海重商，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所在。
其二，崇尚奢华。县志称，上海居民“颇崇华黜素，虽名家右族，亦以侈靡争雄长，往往逾越其分而恬然安之”，至于沿沙薄海之民，“尤好崇饰其外，以耸观视，而肆然无所惮焉”（注：弘治《上海志》卷一，“风俗”。）。除了明初一段时间以外，从元代到近代，上海一直崇尚奢华。食必求精，山珍海味；衣必求贵，绮罗轻裘。衣着的色彩、用料、式样每每越份逾矩，朝廷的服饰典制在这里几成一纸虚文。
其三，迷信鬼神。这些特点，持续到开埠之初。王韬记述咸丰前后的上海民风，还是这几条，好争利，喜夸诈，尚奢靡，祀鬼神。这几条分别地看，并非上海独有，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比如祀鬼神，在沿海是普遍习俗；崇尚奢华并非上海特有，而是江南地区普遍现象。但是，将这几条综合起来，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相比，就显出了上海的边缘性特点。
上海地区在唐代开始有独立行政建置，上海县到元代才设立。上海城市远没有西安、开封、北京、苏州那些名城古都那么深厚的文化传统，上海文化远不如齐鲁、中原、巴蜀、荆楚等中国其他区域文化那样历史悠久、根基雄厚。历史短、根基浅、文化保守性差，易受异质文化影响，这到近代，在与西方文化会面以后，便成为容易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
开埠以前，上海地区文化的发展，受中国历史上几次政治大变动影响甚巨。第一次是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北方许多富户、文人随之南渡。上海地近临安，为交通要道，又比较安宁，有些富户、文人便在此定居下来。伴随着宋室南渡，中国文化中心南移，中原文化对东南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次是元末战乱，江北一带战事不断，上海地区基本无战事，扬州一带的富户、文人纷纷避居上海。这样，上海文化的发展，除了受其所在区域吴越文化的影响，还受到了中原、维扬等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上海文化异质程度比较高。在文化传统悠久的区域，当地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关系，大多呈客随主便格局，而在上海，则呈主客自便、甚至主随客便的格局。这在总体上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徐光启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那种罕见的开明态度，吴历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
边缘性、后起性、开放性，开埠以前上海地区文化的这些特点，使得上海在西方文化涌来时，显得比较从容、大度，排拒力较小。
三
上海地区传统文化中的近代性因素，为接受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开埠以前，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在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和行为方式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有一些近代性因素。
其一，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明代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1页。）。上海自明代以后，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上海社会生活中，商人地位也比农人为高。上海县城人口的分布，东面靠黄浦江码头，商人为多，西面则为落乡地方，以农民为多，西农东商，西贫东富。
其二，市民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江苏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浙江乌程人凌蒙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十二楼》等一批言情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言情小说多出在江南，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所表现的思想、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
其三，行为偏离正统。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方面，逾分越矩，讲究排场，奢侈成风，追求新奇，在明清江南已是普遍现象。明初朝廷规定庶人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纻丝、绫罗，只许绸、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只用银。后来又规定庶人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人们应该衣着朴素，颜色暗淡。但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却是，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注：李乐：《见闻杂记》卷十。），甚至男着女装（注：李乐：《见闻杂记》卷十。），服饰擅用团龙、立龙等纹饰，逾越名分。饮食方面，明初还比较俭朴，到明中后期已奢侈成风：
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注：叶梦珠：《阅世编》卷九“宴会”。）。
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
，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也，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彘狗不能食（注：钱泳：《履园丛话》卷七。）。
追逐声色货利，讲究饮食衣着，夸富斗豪，行为偏离正统，蔑视礼教，这些都是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被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这些，也是西人东来以后上海社会风气的特点，是上海为内地士大夫所诟病的地方。1870年，有人将上海风尚归纳为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贯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注：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申江陋习》，《申报》1873年4月7日。）。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就是上文述及的“夸富斗豪”。“七耻”之外，还有四不耻，即“身家不清不为耻，品行不端不为耻，目不识丁不为耻，口不能文不为耻”。门第、品行、文化素养，这些为传统道德所特别看重的，倒被抛在一边，真是是非颠倒、荣耻易位。在1880-1890年，时常有人批评上海的服饰是男人学女人，女人学妓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晚清与明清上海文化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西方近代文化的某些因素，在开埠以前的上海文化中，也有类似物或萌芽存在。
四
上海城市的移民人口特点，对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有重要影响。
开埠以前，上海是港口城市、商业城市，城市生活中最富有的、最有活力的是南来北往的商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上海至少已有26个会馆、公所，这些会馆、公所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注：参见顾德曼：《上海同乡组织》(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95.)，第48-50页。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1074-1848.)》(Linda Cooke Johnson,Shanghai:From Market Town to Treaty Port,1074-1858.)，对开埠以前上海会馆、公所组织的作用，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于它们在上海社会、经济活动中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里的文化、教育设施虽然也有一些，但并不繁盛，用王韬的话说，“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近时，文物更尔寂寂，杜门自大，不与四方贤流相接，甘囿于鄙”。士大夫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传统伦理道德的支柱作用，于是“仆隶舆台凌轹士类，尊卑之等已紊”（注：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开埠以后，上海成为移民社会、商业社会，人口异质化、文化商业化、世俗化程度加大。买办、商人成为最有势力、最为活跃的阶层，维护、支撑传统文化的绅士阶层更加式微。于是，上海变成传统精英文化空缺、近代精英文化尚未确立、没有文化霸权的城市。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租界出现了精英文化真空的情形，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精英文化对平民文化控制角色的中国绅士在租界不存在，这并不是针对个体来说，而是作为社会集团的绅士阶层而言”（注：叶晓青：《上海洋场文人的格调》，《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2期。）。上海不同于北京、苏州等城市，她没有像样的绅士阶层维护着传统文化。活跃在上海的许多文化人，本从内地迁来，在移出地本来没有多少功名，没有多高社会地位，属于文化边缘性人物，来到上海以后，行为更少受传统拘束，也缺乏维护传统文化的内驱力，如王韬、蒋敦复、钱昕伯、沈毓桂。少数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文化人，如蔡尔康、黄式权、张焕纶，也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或在西人文化机构里工作，或在价值上趋向于认同西方文化。
在晚清上海，就中国文化人而言，分为相对独立的群体，一是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等，主要生活在租界，在西人机构里工作，与西人关系密切；一是冯桂芬、愈樾、刘熙载、孙锵鸣等，主要生活在县城，担任书院山长或执掌教席，是中国传统士绅一流人物。在西方文化涌来之时，县城的士绅曾努力振兴中国文化，以与西方文化抗衡。1860-1880年，在上海道台的支持下，他们兴办龙门书院（1865年）、求志书院（1875年）、诂经精舍等机构，以研究传统学问为主。这两个群体的成员，虽然互有联系，甚至有朋友关系，但在价值取向上，大相径庭。士绅阶层不屑与文化买办为伍。冯桂芬、愈樾、刘熙载等也不喜欢上海的社会风气，他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都移居别处了。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说过：“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注：刘光第：《南旋记》，《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页。），这种上海观，反映了士绅阶层对上海社会的鄙夷，在晚清很有代表性。
客寓上海的士绅是希望也曾经努力扮演精英文化对平民文化控制角色的，但是没有成功。在晚清士绅的文集中，我们常能看到对上海社会追逐名利的批评，对妇女出入社交场所的指责，对世风日下的慨叹，但言者自言，行者自行，不起多大作用。我们看到，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化在上海影响日益深入。不光煤气、电灯等体现西方物质文明的器物博得社会普遍接受，市政管理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开始为上海华人社会所理解、模仿，即使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西方精神文明也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宣传。
上海是晚清中国文化市场发育得比较充分的城市。由于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华人也就能够在这里创办民营的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得版权制度、稿费制度、报刊广告、出版法规，都在这里孕育、形成，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这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这种环境，有利于传统文化人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状态下游离出来，成为依靠自己知识安身立命的近代知识分子。通过文化事业，通过卖文、卖画、卖知识，他们有较为可靠的经济来源，有成就感，安全感。这使得各地文化人竞相流寓上海。
来自全国的文化人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便是上海文化人才的主体部分。他们来自江浙闽广，来自皖赣湘鄂，把各地的文化特色带到了上海，使上海文化海纳百川，绚丽多彩。他们来的来，走的走，川流不息，使上海文化流水不腐，生机勃勃。我们研究上海文化，常为能否确定某人或某部著作为研究对象而犯难，比如，梁启超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到长沙；吴趼人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到汉口；章太炎一会儿在上海，一会儿到东京；严复将家安在上海，人却北京、天津、安徽到处跑；原以为郑孝胥是福建人、外交官，没想到他自1898年已将全家搬到上海租界，一年中常常有五六个月住在上海，……这促成了上海文化以下两个特点的形成：一是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广东、宁波人的多钱善贾，苏北人的吃苦耐劳，江南的小巧，北国的粗犷，体现各地特色的戏剧、服饰、饮食、风俗习惯，都被带到这里。二是文化气度的宽容性。凡异质性高的文化必然同时也是宽容性大的文化，因为多种文化共处一隅，就其相互比较而言，表现为异质性高；就文化整体而言，则为宽容性大。在上海，西学中学都有知音，雅俗文化都有市场，正是上海对各种文化能够兼容并畜的表现。这是晚清上海文化不同于一般城市文化、地域文化的地方，也是晚清上海不同于开埠以前上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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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城市格局，文化传统的边缘性特点，文化传统中的近代性因素，移民社会的人口特点，这几条结合起来，造成了上海租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不可多得的优良场所。诚如民国时期一位学者所言：
上海的特点是混乱，乱七八糟的将国内外的一切集合在一起，而上海的力量便是这种容受力，这种消化力。人们诅咒上海由于此，但我们赞美上海亦由于此。现在的中国正在普遍的上海化中，不单政治经济，而且社会风俗，内地有那几处地方没有上海的气味？这是事实。这是不幸吗？也许是。但我们以为且耐心的等一等，上海正在进行其工作，一切正纷纷的投到上海去，上海正赶铸其货币。有一天，这洪炉内的东西结晶了，光华灿烂，惊心动目，恐怕人们都歌颂不及，谓为真正的国宝呢。
……
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我们只要等一等看，便晓得上海的将来为怎样（注：《上海的将来》，六六。）。
乱七八糟，良莠不分，没有霸权，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换一种说法，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中西不同文化、共处共存、交流融合的状态，是上海被称为文化熔炉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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