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追求近代化的最初觉醒——隆重纪念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国人论文,隆重论文,最初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无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究竟何在，它给我们今天又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呢？
过去，人们在讨论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时，往往只是提出一些较为笼统的结论，如“反动势力过于强大”、“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之类，这不仅失之于抽象和空疏，细推敲也未必完全精当。我以为，具体一点说，以下几点似乎不能不加考虑：
①这场改革，就全社会的意义来说，思想准备是不充分的。甲午以前，早期维新派曾努力作过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但其影响只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或封建官僚之中。甲午以后，康梁等人以更大的热情从事舆论宣传，呼唤改革的到来，社会影响也大大增加了。但仍然不应过高估计这方面的社会效果。很多人，类型上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数量上也许是社会的大多数，对这场改革不仅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甚至缺乏起码的思想和心理准备。②推行维新改革的政权机器，从本质上说来是旧的。这种目标与手段之间新与旧的尖锐矛盾，当时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是无法克服的。于是出现了朝廷不断发布新政诏令，而地方政权或抵制、或拖延、或置若罔闻的现象。使新政无法得到很好的推行和贯彻。③在上述情况下，只有最高决策者亦即改革的倡导与推动者，是个铁腕人物，既有坚强的决心，又有独断一切的力量，才能把新政推开，取得成效。而当时的光绪皇帝，在主观与客观上，恰恰不具备以上这些条件。④在改革的步骤与方法上，没有计划，没有阶段，没有重点，而是百策俱兴，全面推进，不分主次，散杂零乱。没有做到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实际的好处，把大的目标同人们的实际利益较好地结合起来。
胡绳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有一定群众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力主变革，将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它帮助人们认清世界大势，看清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激发了爱国热情，空前提高了民族觉醒的程度；它大力宣传“变”的观念，帮助许多人打开了眼界，对人们世界观的变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戊戌变法是先辈们试图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真正开端。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不断奋斗牺牲，并取得了社会和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以迅猛之势滚滚向前。诚然，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的社会问题，显示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道路，但我深信，百余年来，多次的挫折与失败的磨练，我们的民族已经逐渐成熟起来，聪明起来，一定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智慧，坚定而又稳步地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戊戌变法运动的高峰在1898年，但其开端可追溯至1895年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为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先后有3000余人次向清政府上书达38件次，要求拒签条约，反抗外敌，改革内政，变法图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爱国救亡热潮，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成为推进戊戌变法运动的起点。戊戌变法最终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而失败。这一北京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剧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戊戌变法运动迸发出来的爱国精神、改革精神却是长存常新的。有一位学者说得好，一个城市需要有城市精神。发生在北京的戊戌变法运动留给北京的城市精神是戊戌精神。也就是爱国和改革的精神。北京是戊戌运动的起点和中心，遗存不可胜数的历史文化故迹，尤其是北京城南宣武地区。这是北京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戊戌爱国改革精神的载体。今天，北京人和全国人民一道，正以前人所不可能及见的崭新步伐从事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采取各种可能和可行的方式，妥善保存戊戌历史文化遗迹，继承和发扬北京城市精神，使之成为历史文化教育的生动教材，成为北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这将是戊戌百年珍贵的纪念。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和变法成败的战略高度。梁启超大声疾呼：“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维新派对封建旧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严复痛斥科举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并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张，如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普及学校，提倡西学，重视政学，广派游学，发展师范，倡办女学等等。他们还在各地兴办学堂、学会，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培养了一批变法维新的骨干人才。在维新派的建议和推动下，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不少改革科举和兴办学校的命令。而其中第一项新政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梁启超为总理衙门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勾画了中国新教育体制的雏型。光绪命各省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具仿照办理”。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政变后仍被保留下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又是当时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进展。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百年前的戊戌维新，应当视作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起点。鸦片战争以降，虽有魏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派主“中体西用”，但均因未能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思想的藩篱，而缺乏跨世纪的冲动；维新派接受和传播西方的进化论，大声疾呼“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使国人的思想得以突破传统的循环论，开始确立起了自然进化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从而具备了观察国家与民族命运广阔的视野与全新的思想工具。此其一。维新派以为洋务运动的致败，咎在仅取西学皮毛，“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即“非能真变”。西学之真，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们主君主立宪。这便为国人确立近代民权观念，最终结束中国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辟了先路。此其二。维新派强调，变法自强远非是单纯的政府或政治的行为，归根结蒂，它亟待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为此，他们提出了开民智、新民德、厚民力即“新民”主张。这便是揭出了近代国民性改造的重大的时代课题。此其三。要言之，戊戌变法不惟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而且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它将争取民族独立与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结合起来，体现了国人追求近代化的最初自觉。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戊戌政变时的重要事件。有关情节，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记载，两者有很大不同。多年来，我们相信梁启超，怀疑袁世凯，但是，梁书有意隐瞒了康有为“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武力夺权密谋，在一些关键情节上以猜想代替史实，或者凭感情说话，于是，我们就被梁启超引入迷宫，搞得昏头昏脑，导致戊戌政变史的真相长期得不到澄清。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虽对自己出卖维新派的动机作了美化，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隐瞒，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其所述谭嗣同夜访情节真实性很高，甚至可以说，很准确。正确地运用《戊戌日记》，可以廓清政变史上的迷雾，揭示出许多问题的真相。例如：西太后和荣禄的天津废弑密谋问题，康有为、谭嗣同的武力夺权计划及其实施步骤，袁世凯告密和西太后政变的关系，荣禄和御史杨崇伊等人的作用，以及光绪皇帝曾否赐袁世凯密谕等。可以说，戊戌政变史上多年来争吵不休的若干问题都可以解决。
何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上世纪末，我们的先辈为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为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神州大地又形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高潮。相隔一个世纪的两大社会变革，虽然同是“变法维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我仍以为二者之间，并不能简单的类比，也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今日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她的经济环境、政府职能、民族素质，以及改革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与百年前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的戊戌维新与今天的改革开放，虽说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们却完全可以吸取先辈们舍生忘死的改革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言：“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中国的改革历来是一个长期、复杂、艰苦的历史过程，改革的成功，不仅需要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而且需要深刻地认识国情，上下一心，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戊戌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除康梁领导的维新派外，还有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即驻外使领、参赞及其随员曾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与传统士大夫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都曾到过国外或正在国外，沐浴过欧风美雨；第二，大多数都懂得一门或几门外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些人的政治态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当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维新运动，他们或主动上奏朝廷，呼吁变法；或参与新政，执行光绪皇帝的谕旨；或组织学会，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或翻译西书西报，传播新知识、新文化。他们的变法主张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对批判封建主义起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以往，学术界一提起戊戌维新，就要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为它脱离群众，幻想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实现变法，所以不能不失败。其实，这种说法本身的合理性是很有限度的。首先，在1896年4 月底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之前，维新派不仅没有完全将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甚至觉得整个最高统治者都不足靠，特别是1896年后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康有为等大力办报、开学会等活动，主要动机就是为了直接发动广大民众，进行自救。梁启超在《记保国会事》中谈其动机时，曾明确说明：“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康氏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望在上者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实际上，无论是百日维新之前、之中还是之后，维新派在企图通过最高统治者“变成法”的同时，都从未放弃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因此，戊戌维新也未尝不可说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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