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散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反身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闲散论文,青少年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少年权利保护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也是理论界一直探讨的课题。但从以往的研究看，“多数研究者往往只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以主流社会的视角去检视作为社会边缘人群的弱势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弱势青少年自己的声音很少被充分考虑，致使相关的文献多少都带上了自言自语、淡漠研究对象之恶疾。我们认为，弱势青少年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确立以弱势青少年自身为中心的研究路径。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弱势青少年的生活世界，以同情性的行动与眼光，认真地聆听这些身在边缘的孩子的声音，以他们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从他们的立场来思考他们的行动”|1]。
笔者作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办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班学员，2012年6月到8月期间，在北京市某青少年服务中心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实习的服务对象为闲散青少年群体。本文试图借助个人的实习活动，分享以反身性的方法论立场认识和看待闲散青少年，用反身性的研究方法来探索青少年的生活世界，聆听青少年的声音，了解青少年的需求，以期为今后的青少年权利保护研究提供些许另类的启示。
一、用反身性的方法论立场来重新审视闲散青少年群体
既然服务的对象是闲散青少年，那么进入现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闲散青少年这一群体，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意愿、利益和要求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意味着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回到了方法论的起点。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闲散青少年群体“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
1.实证主义视角下的闲散青少年评价观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是相同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客观真实，这种客观真实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是有规律性的，并且可以通过人的不带主观偏见的观察和分析去把握，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因此，实证主义以定量方法为主，通常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梳理一下目前国内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大多是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进行的。
在实证主义视角下，闲散青少年被定义为由于各种原因处于“失学、失管、失业”状态的青少年，其年龄介于6岁至25岁之间。以下一段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特征的描述，可以说是代表了目前国内多数文献以及政府文件的观点，成为了描述闲散青少年的主流话语：“闲散青少年是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人既没有在学校接受教育又没有固定的工作，游离于社会管理和控制之外，处于社会边缘。这部分青少年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就业技能较差，许多人还有一些不良行为甚至是严重的不良行为。如有的经常盗窃、敲诈、勒索，导致侵犯他人财产的违法犯罪案件增多；有的相互结伙、聚众打架斗殴，既严重妨害公共安全，又影响社会风气，特别对正常的青少年产生较坏的负面导向；由于闲散青少年好逸恶劳，行为怪异，又经常惹是生非，也给其家庭造成巨大压力，影响其家庭在周围群众中的社会评价；因为他们游离于正常的组织之外，处于社会边缘和失控状态，游手好闲、精神空虚，为追求感官刺激或非法享受，极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失足青少年，是当今社会上的高危人群，对社会治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2]。
现象学代表人物胡塞尔在《欧洲的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批评说，实证主义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3]，它把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客观的事实和规律，排除了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在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者运用调查、实验、测量、统计等量化的手段来收集和分析数据。被研究者也大都被物化了，在研究中被抽象为人数、人次、百分比等角色，其后面丰富的思想、情感、体验统统被忽略了。
2.反身性理论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质疑和挑战
反身性理论涵盖了民族方法学的民族志(也称常人方法论)、批判的现象学、扎根理论、双重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等重要领域[4]，经过西方大批学者的研究与推广，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反身性理论中，人们把经验视为一种解释活动，以开放的心态，对一切解释和认知现实的理论和真理本身以及这些理论和真理形成的背景进行怀疑、反思和重新建构。反身性理论认为，人们在认识对象时，总是处在外在文化、主观情绪等主客观的成见之中，这些成见往往左右着人们能否真正地认识对象。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事物，需要现象学的“还原”，也即把人们带回到体验世界的意义和存在的起源之处，研究者要把自己的前见、偏见、看法等放在一边，不论在意识中显现了什么，都要以开放的、事物本身的样子去看待它。
因此，反身性理论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将研究者自己作为研究工具，亲身体验、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了解他们的思想以及价值观，经过解释性理解和领悟，对被研究者的世界做出描述、解释和分析。与此同时，研究者必须反思自身的角色、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个人立场、前提假设、情感等因素对研究过程和结果产生的影响，了解自己如何领会到对方的想法，自己与对方的互动对理解对方的行为有什么作用，自己对对方的解释是否确切，等等，以确定研究结果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动而得到的[5]。具体到对闲散青少年的认识和评价，研究者要抱着一无所知的态度，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忘记”自己的偏见、已有的研究规律、理论和知识，抛开所有的中介，拒斥“一般来说”、“总的来说”等提法，使意识本身直接与体验建立联系。对闲散青少年不能有任何的概念化、理论化、标签化的认识，这样研究者就不会以专家的身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闲散青少年群体。
二、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探索闲散青少年的生活世界
从反身性的方法论立场来看，要弄清闲散青少年群体“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只有在参与式的经验研究中我们才能实现这样的区分，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客观’的，才能帮助我们发现事实”[6]。因此，我们在对闲散青少年进行的服务活动中，选择了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探索闲散青少年的生活世界，了解评估闲散青少年的需要。
口述历史是20世纪下半期史学界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它打破了单纯以文献资料为资源、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将历史还原到个人，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历史认识偏差，扩大史学研究范围，而且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7]。时至今日，口述历史已经成了社会科学调查方法的其中一种。在对闲散青少年进行个案服务的过程中，采取口述历史的方法，对探索青少年生活世界，评估青少年的需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颠覆“权力”关系
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制造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访问者往往操控了访谈历程的权力。在实证主义视角下，科学是反映事物普遍规律的知识体系，因为研究者本身受过专门的技能训练，掌握专业的知识，而且通常具有相应的实践经验，因而能够指导、帮助服务对象。因此，不管研究者个人的实际生活怎样，在工作中需要保持专家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的合作关系，才能积极影响服务对象，指导并帮助服务对象消除困扰。比如问卷调查法，问卷中的很多问题往往是根据研究者的预设和推理设计出来的，被访者通常不管是否明白或者同意问卷中设定的问题都必须作答。这种不平等的研究关系无疑使被访谈对象失去讲话的权力和声音。人们不禁要问：研究者凭什么认定自己是专家?凭什么认定自己要问什么?凭什么你的答案会对被研究者有意义?因此，站在反身性理论的立场，人们发现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往往非常强迫性地把研究者的东西强加于研究对象。而口述历史是一种比较民主的调查方法，因为它强调的是尊重被访者的经验和知识，要求探访者作为虚心的聆听者，把说话的权利交还给被访者。被访者回到个人的生命故事里，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经验的感受。
2.提供主流话语以外的声音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强调的是个人经验，正因为是个人经验，通过聆听个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可以得到主流话语以外的多种声音。“社会上，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群、妇女、老人、小孩等)的声音往往被忽略，她\他们的历史并非自己书写，而是由别人操笔，因而经常被抑压扭曲”[8]。闲散青少年的人力资本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弱能，“这种弱能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再加上社会歧视，形成污名化的身份认同，从而与社会主流群体形成隔离”[9]。因此，闲散青少年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群体，也是一个失声的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声音被淹没，致使他们真正的需要往往不被看到。通过口述历史访谈，让他们的声音发出来，发掘他们被埋没和隐秘的生活领域，让人们看到他们的需要，这样，对他们的干预和权利保护才能真正到位。下面是笔者对“失业”大学生阿兰做的一段口述史逐字稿整理：
“现阶段我属于待业状态。待业状态基本上就是……正常的作息时间基本上就是安排自己做点事情。一般就是出门，或者是在网上，要不然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吧。”处于待业的人生阶段，构筑成了阿兰这一时期的人生状态。自研究生毕业已有半年时光，作为一个石家庄人来到北京，身居异地并且独居，大部分时间也都独自待在家中，很少出门。偶尔也有些时间，“下午四五点以后，我一般就出来了”，到处转一转；要么“偶尔我会见见同学，见见朋友，然后吃个饭什么的。”
阿兰的日常的作息时间比较随意，“可能8、9点”起床，“12点之前”睡觉。这种状态下的她“心里面特别不安静”，待在家中的时间里，“看不下去什么东西，做不下去什么东西，基本上就是在网上转转。”上网基本是“看看新闻，然后，或者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由于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收入，因而阿兰毕业以来的房租以及日常开销，一直是在老家的爸爸妈妈提供的。
对于目前的状况，阿兰感觉很不满意。虽然表示“不想再这样待下去了”、“应该去做一点事情”，但也一直没有去找一份工作。原因在于，“想去的地儿去不了，能去的地儿不想去。”在她看来，工作已经演变成了维生的工具。之前的她，“很想把我的工作，作为一个我本身又非常喜爱的”事情来做，但却在现实的实践中发现，“眼下肯定是不现实的。”选择自己喜欢做、又能谋生的工作的可能性，她认为十分渺小。为了早日自立，她也有过妥协的想法。
对于外地学生而言，留在北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一个能够户口留京的工作。阿兰之前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户口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世俗与功利的问题，并不能作为人生的追求。她很抵触自己单凭为了户口而选择一份工作，很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势利的人，但出于现实的无奈，在“不势利，但也清高不起来”的情况下，她又不得不将拿到北京户口作为现阶段的首要目标。做出妥协之后的她，对于尝试着让自己改变(先找一份工作)、约束自我(去一个新的圈子)的想法，始终还是未能落实。同样，这种在她看来既没有规律又没有意义的生活状态，依旧还是日复一日地延续着。
在整理阿兰的故事的时候，我用了“灵魂深处的迷惘”作为标题，是因为坐在我面前侃侃而谈的阿兰，给我的感觉是：作为一个高学历青年，在分析问题时，她并不缺乏理性的思考；在不利处境中，她并非看不清眼前的荆棘；在困惑面前，她并非做不出明智的抉择。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世俗的羁绊，使她深陷于矛盾的漩涡，进而表现出一种无奈与无力感。但她追求完美、争强好胜的个性又使她不愿意向现实屈从，因而，她只能在生活的孤岛与世俗的枷锁中挣扎着在原地徘徊……
当我们进入阿兰的生活世界，我们会看到对闲散青少年的另一种解读。当前社会，多数青少年在面临职业选择时，或服从父母的安排，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这样一路走下去。最近有过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3000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点。哈尔滨“清洁工编制”招聘的被热捧，恰恰说明当前青少年求职的“趋稳”心理，高薪也罢、到“体制内”去也罢，它们指向的都是某种可以预期的稳定生活，这种心态显然是与青年群体的朝气蓬勃特征不相符的。一位网友在新闻后留言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而如此看来，像阿兰这样的因失业而“闲散”的青少年，他们或许是在认真思考开始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或许是继续在找寻自己的理想，至少他们还没有失去梦想的力量。
3.起到“充权”的作用
充权又被称为赋权、增权和激发权能。美国学者所罗门(Solomon)指出：“充权是一个社会工作的专业活动，目的是要协助一些受社会歧视的社群对抗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并减低其自身的无能与无奈感”[10]。在主流群体看来，闲散青少年粗鲁、低级趣味、品行恶劣、偷盗，其种种行为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这种污名化的叙事，把治安、犯罪等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于闲散青少年，而且由于大多数新闻传播媒体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看待闲散青少年问题，更多的是负面内容的报道，使得闲散青少年在各个方面不为主流群体所接纳。闲散青少年常常因此陷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形成本群体内部的一种内卷化的关系认同，成为游离于主流群体外的边缘人”[11]。而通过口述的方法，当他重新掌握自己发声的权利的时候，这个权利让他建立信心，重新有能力来重拾自己的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肯定自己；重新有能力来解读这个世界，重新认识被固化了的现有的处境。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经历过铁窗生涯的大军的故事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高中的时候，大军曾因为打架，被判刑八个月，并从此在档案中留下了这一笔。提起此事，他还是有些略带迟疑。“那时候小，不知道，也不懂，莫名其妙就浑了这么一下。呵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呵呵。”“就是朋友打架，那会儿小么，就说打架那好吧，一块去吧，就一块去了，去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刑事责任了。”原本是一场帮朋友的“义举”，在孩子眼中并不算是事儿的打群架，意外地导致了如此之大的后果，这是让大军完全没有预料的，然而事当临头，也再回天无力了。“其实当时我觉得打架有什么新鲜的?没什么新鲜的，你也不知道打着打着打出这么大事儿来。完全没有当怎么回事。”“你说那个岁数，换了别人也一样能做出和我一样的举动，没什么新鲜的。”
大军说，这场事故造成了被打者“软组织挫伤”，虽然仅是“青了淤肿”，但可能由于被打者的家庭背景“比较庞大”，本来“顶多两边家长坐着吃个饭和解一下给个处分完了”的事情，却给了他一记重拳——铁窗生涯。
还是单纯少年的大军，虽历经了复杂与坎坷，但多少还是个孩子。然而这个事故的发生，彻底为他揭开了底层社会的真实面纱。“接触那些人吧就比较杂，有点过早地进入了阶层社会，弄得就是后来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像是正经大学毕业生看到的那个样。”“正常的毕业生，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基本直面的都是来自企业高管和事业单位的审视”，而大军却“接触的正好是最低层次的这帮人”，所以在他看来，“这个社会不是他们看来的那个样。”
遭遇这段经历，大军无可奈何，只能认命，“那你这怪不得人家，人家家里势力庞大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对不对这件事?那你就该着呗，该着就该着呗。我也认了，没办法，谁让我去了呢。”“不去帮忙对不住朋友，去了谁知又无法回头”。
牢狱生涯让大军失去了很多，但也不单单只是失去。他觉得坐牢这件事“没错”，通过坐牢，还学会了一些东西。“我出来之后感觉我也不是白进去的。呵呵，我倒没什么，要不怎么看得开这个事儿啊，有失必有得，没有说白给的事，没有说白吃的事儿，总会有一部分回报的。”大军所收获的，是看到了人本身，以及社会的真实面孔。“那里面有很多人。有小偷，有强盗，当然也有商人，有政治犯，一样的事情，他们并不是素质很低，只是因为他们犯的错误不一样而已。”“只是到了里面之后，那层被挡着的东西被拿开了，一切都是在很直接地进行，导致你一下子看见是怎么回事了，不用再这么遮遮掩掩的了。”
经过了一番“真刀真枪”“直来直往”的洗礼，当他走出牢门，面对这个“美化”的社会时，他一下便识破了玄机：“一样还是那些事儿，只不过开始掩饰了而已。”大军将这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比喻成一个种子，“再踏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种子发芽速度要比别人的快。在同一个年龄里面，我相信我能把他们侃蒙了，但他们说不明白我。”在大军眼中，人与人之间欲望的遮羞布不再存在，这段特殊的历练，也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他此后看待人与世事的眼光。监狱生活虽然结束了，可在大军此后的人生路上，它却始终如影随形……
记得歌手赵传在很多年前唱过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有一天突然飞上了蓝天，却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无依无靠。在整理大军的口述录音时，我就不由得想起了这首歌。因此，在做大军的口述史逐字稿整理时，我以“低空飞行的风筝”为题，来讲述大军的故事，意思是他想飞得很高，但因为某种羁绊却一直飞不高。那天在访谈室见到大军时，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一米九的个子，干净整洁的穿着，还有嘴角挂着的一丝丝笑容，多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或许正是这些外形条件，让人们会觉得他似乎应当“飞得更高”，但事实上他却仍然在“低空飞行”，这不能不和他的那次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直面大军的生活世界，我想到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句名言：“人啊，不是有病，就是有罪，不是有罪，就是有病”。试想，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犯了法进了监狱，到底是有罪还是有病?或许更大程度还是有“病”，因为他在成长的道路上缺乏了很多关爱，所以，他才做了许多“不靠谱”的事情。用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来解释：一个人不会天生下来就是罪人，他一定是受了社会或他人包括父母亲很多不公正的对待，然后他们反应性地做了攻击他人或攻击社会的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要把“罪”的范围缩小，“病”的范围扩大，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通过这次口述，让大军感受到了被尊重、被理解和被接纳!大军在朋友那里听到的最多评价是“不靠谱”。所谓的“不靠谱”，就是“比如说约我今天10点吃饭，没准儿下午3点才到。要么就是今天你给我说个事儿，明一早我睡着了我忘了。”虽然这么说，但每次的访谈他都如约而至，大军很认真地解释说：“毕竟是正事儿，玩归玩儿，两回事。”
三、反身性研究对闲散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几点启示
1.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现有的有关青少年权利保护的文献中，国内多数学者是从学者、研究者或者工作者的角度对如何做好青少年权利保护进行了一定的探索，鲜见有研究者对自己的实习服务过程进行反身性书写。且从目前研究文献来看，关于青少年权利保护问题泛泛而谈的多，文献堆砌的多，且大多数文章只是作者对二手文献的主观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反身性研究就显得难能可贵。相信通过反身性研究，能够进一步激活青少年权利保护的理论研究，拓展青少年权利保护研究的理论内涵，给青少年权利保护工作注入新的理念与活力。
2.“发声”本身代表了一种权利
在社会上，谁有权发声，谁的声音被淹没掉，代表了一种权利。闲散青少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大多闲散青少年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的管理和法律政策的制定，闲散青少年除了作为“问题”受到关注之外，他们的声音被淡漠，见解、看法或感受未能被充分关注，权利几乎被遗忘。反身性理论的研究立场，把闲散青少年当做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来对待，通过聆听闲散青少年的声音，增加了闲散青少年群体的话语权，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合理表达和有效保障，从而能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3.从闲散青少年的真实需要出发制定各项政策
“新的社会契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用以促进把弱势青少年看做是能够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行动者这一观念的形成，以改变现有的仅把弱势青少年视为一无是处的、危险的、疏离的、急功近利和自毁前程的群体看法”。“那些未考虑到弱势青少年的想法与力量的社会政策，因为只将青少年看做是被动的依赖者，其效能大受影响。当这些政策付诸实施时，它们无法得到弱势青少年的合作，更可能遭到他们的抵制”[2]。
通过反身性研究，研究者参与到闲散青少年的生活世界，一方面能够从积极的、优势的角度看待闲散青少年的潜能和显能，有助于社会公众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消除公众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的各种偏见，有助于为闲散青少年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生存环境，从而使闲散青少年群体免受歧视。另一方面，通过认真聆听闲散青少年声音，了解闲散青少年的需求，从而制定出闲散青少年发展的长远规划，最终将其主体作用和潜能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