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邓小平“三农”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格局、基本模式和主要方法
近年来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倍受学界重视，各政府研究机构、高校、社会科学院所几乎都把“三农”问题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北京作为首都，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具有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包括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经济研究中心等在内的不同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目前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模式是“单一式”的，即学者思考问题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是侧重于农业的经济研究，或侧重于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农民权益保护、民主法制建设的政治研究，或侧重于中西文化比较、思想意识形态剖析、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文化研究。尽管诸多著述中不乏有综合分析的地方，但是囿于学者们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固有的思维方式，多数学者很难跳出“单一式”研究模式。同时，“单一式”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符合“问题”研究的基本要求，能就具体问题展开探讨，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
同目前我国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模式相联系，其基本方法往往采用历史研究法、实证研究法、逻辑推理法三种。历史研究法侧重于农业发展史、经济发展史、文化发展史（村落文化）的考察，而且许多研究者本身就是长期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实证研究法侧重于数据、资料的收集和实地调查；逻辑推理法侧重于从固有的理论模式，或从应该如是而非如其所是的前提，譬如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或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出发，推导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方案，因而大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出现或“左”或“右”的倾向。
当前的“三农”问题研究具有情绪化的特征。有人明确提出“要怀着对农民的强烈情感进行研究”的呼吁。过去是“愤怒出诗人”，现在是“愤怒出学术”。研究工作需要人们的热情，列宁说得好，没有人的感情，从来也就没有真理的追求。但是，当前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愤怒的学术”却大都缺乏深沉的理性思考，不能提供富于可操作的、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因而是一些无补于“三农”问题解决的“次品”。
我认为，在任何学术研究过程中，研究方式或思维方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什么样的思维工具，决定了生产出什么样的“学术产品”。马克思曾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思维工具对于学术研究的作用，类似于生产工具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类似与生产工具对于劳动产品所具有的先决意义。传统的、保守的、僵化的思维方式总是生产出过时的、老式的、粗糙的“学术产品”，而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学术精品只有用现代的思维方法才能生产出来。
邓小平关于“三农”的思想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邓小平早在1983年就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首先处理了农村问题，这是牵扯到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问题。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农业问题上的做法十分正确”。[1]这是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内在同一性和整体性思想的首次完整表述。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基本精神。应当说，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土地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等等，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中国农村改革是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展开的。坚持邓小平理论指导，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开拓创新，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完成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二、邓小平“三农”思想研究学术综述
从邓小平理论的角度研究“三农”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逐步着手，不时有精品论著问世，到世纪之交，规模较大的理论著作陆续出现。如中国社科院韩俊、刘振伟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邓小平农业思想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朱希刚、缪建平主编的论文集《邓小平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5月版），唐春元的《巨人与大地——邓小平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从哲学高度和意识形态的视野进行邓小平“三农”思想研究，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学术感的，如袁银传的《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版）。
2003年出版的两本学术专著，丁力的《中国三农：国际竞争中的观察与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中有一篇题为《对“三农”问题的跨世纪思考——关于21世纪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21个问题》多次深刻谈到邓小平“三农”思想，富于启迪性。秦晖的《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中有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农民观进行了评述。这类著述不是专题研究，但对于研究邓小平“三农”思想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邓小平“三农”思想的论文，笔者视野之内的相关文献有范德官的《试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海1995年第5期），刘业富的《邓小平的“三农”思想与我国农村的发展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成都1997年第3期），吴振兴的《稳定发展农业的强大思想武器》（《上海党史研究》1998年增刊），冯雷的《论邓小平关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丁振京的《邓小平“三农”思想探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周树立、姬汝茂的《邓小平“三农”思想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林雄辉、宋歌的《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陈文通的《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内容和地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年第10期），马汉平、陈雪梅、徐建民的《论邓小平“三农”理论的核心及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任学丽的《新时期再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金丽馥的《江泽民“三农”思想探要》（《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镇江2003年第2期），陈海秋的《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2期），王宁的《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及其特点探索》（《理论月刊》武汉2003年第6期），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成绩斐然。
目前邓小平“三农”思想研究尚存在着如下三个问题或不足：第一，研究角度的单一性。如前所述，诸多关于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研究往往采取了单一的形式，往往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而不是坚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即农业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上。第二，研究的粗糙性。对于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研究由于处于起步初始阶段，虽然提出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也形成了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极少数人随意地把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名字同“三农”问题研究结合在一起，不愿意下真工夫和大气力去进行深入研究，使一些学术论文呈现出肤浅、粗糙的缺陷。第三，研究的非体系性。目前关于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研究甚至一般的“三农”思想研究，很难见到严谨的理论体系，没有真正从总体上把握好“三农”的内在联系。一些研究者纵使已经从多个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体现了综合研究的方向，但是他们在谋篇布局上仍然是以小论文的形式出现，并不构建有机体系。也许人们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总是具体的，富于操作性的经济研究或进行社会学式的个案调查研究才是正确选择，如果搞“大而空”的纯理论思维，会被人讥笑为不务正业。这正好暴露出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其实，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正好需要全局观念和总体推进、多管齐下，因而研究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基本方法离不开综合性的整体思维。
三、深化研究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三农”思想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我们进行邓小平“三农”思想研究必须首先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不可畸轻畸重。目前关于“三农”问题的所谓“关键”的探讨可谓见仁见智，笔者收集归纳为如下几种：
1.三农”的关键是农民问题；[2]
2.“三农”的关键是农民增收问题；[3]
3.“三农”的最大问题是农村人口太多，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将农民转移出来；[4]
4.与3相关的论点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加快农民身份转移；[5]
5.“三农”的关键是农业问题；[6]
6.“三农”的核心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的核心是历史形成的政治体制问题，今后应该构建一个合理的政治架构，避免自古到今官僚体制的弊端；[7]
7.从长远看，农民收入应当是“三农”问题的核心；[8]
8.三农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9]
9.平等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核心之一；[10]
10.“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教育问题，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11]
11.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12]
12.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小农的观念及人与人互助关系的现代化；如果没有这个现代化，中国的农民与农村就无法走出传统的樊篱。[13]
诸如此类的观点，虽然不乏深刻思考和真知灼见，但是在他们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传统定势思维，即力求把复杂的事情通过抓重点、握关键而简单明了化，走一条马赫式的“思维经济原则”之路。这路思维方式不能说毫无用处，但是，把它运用于“三农”问题的思考，就很容易割裂“三农”问题的内在联系，看不到“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端性。这种对于“三农”问题的思考方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转换。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正好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最终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以综合考虑，整体规划的过程。现代科学思维的基本特点是“复杂性思维”。我们既要把握“三农”问题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又要把握其内在同一性和整体性。
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包括农业政策思想、农村改革思想、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农村稳定与民主法制建设思想、农民脱贫致富思想、农村教育思想六个方面。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是纲领，不断推动农村改革是动力，发展农业经济是基础，使农民脱贫致富是目的，维护农村稳定是前提，实施农村教育是根本。这六个方面，无一不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全局和整体，它们之间互相联系，相互渗透，而又各具有独立性。必须强调指出，这些思想理论虽然冠以“农业”、“农村”或“农民”的字眼，但是每一思想理论都是高屋建瓴地统揽“三农”的全局，而绝不能片面地加以理解。
邓小平农业政策思想包括农业政策指导思想论、农业政策本质论、农业政策方向论、农业政策内容论四个方面的内容。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包括农村改革地位论、农村改革性质论、农村改革“两个飞跃”论、乡镇企业论、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论、城乡改革协调发展论等多方面的内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包括科教兴农思想、城乡统筹发展农业思想、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农业综合开发思想四个方面。邓小平农民脱贫致富思想是以其深刻的反贫困理论——消灭贫穷论为基础和理论出发点展开的，包括互相联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农民脱贫思想、农民致富思想、农民扶贫思想。邓小平农村稳定思想主要包括：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开放政策是实现农村稳定的前提；维护农村自身稳定的基本途径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农村教育思想包括：要高度认识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农业问题的出路在教育；农村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和现代民主法制教育，推进农民思想意识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科学文化教育是农业问题的最终出路。
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性、开放性、科学性、批判性、革命性的特征要求坚持邓小平“三农”思想，就必须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发展和丰富邓小平“三农”思想。这就离不开对中国“三农”思想史的考察，对国外“三农”思想的借鉴，对马克思主义“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