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对母国“产业空心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国论文,跨国公司论文,海外论文,产业论文,空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否会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随着跨国公司海外生产的扩大，会造成母国“产业空心化”现象；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并未影响母国制造业基础，反之还会促进母国制造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跨国公司近年来最新发展趋势的研究，认为后一种观点所依赖的某些条件和事实已经或正在改变，因而跨国公司的海个生产对母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从而对母国的“产业空心化”起到推动作用。
一、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不会影响母国制造业的观点是基于两个基本前提的。
（一）垂直型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有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和型（即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交叉的网络分工）。决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主要动因有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投资气候因素和贸易壁垒因素。FDI有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战略资产导向型四种主要类型。在垂直型国际分工下，决定跨国公司FDI的两个主要动因是成本因素和市场因素，相应地，FDI类型多为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从而形成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在水平型国际分工下，投资气候因素和贸易壁垒因素上升为FDI决策的主要动因，相应地，FDI类型转向效率导向型和战略资产导向型，形成跨国公司内部的水平型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正属于前一种情况。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全球化和不均衡化同时发展。60、70年代，基于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制造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成多层次（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制成品生产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等）和多元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分布，呈现出以垂直型为主的国际分工格局。此时的跨国公司主要是以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它们为了降低稀缺性成本（主要是劳动和资源要素成本），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将比较成本上升的国内消耗密集、污染密集和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移至低资本和低技术含量的资源、劳动力要素富集的发展中国家，以此获得比较利益。在这种垂直型的企业内国际分工下，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与母国原有生产是互补性的，而非替代性的，因而前者不会冲击后者，甚至会促进后者。这是因为：
1.通过将比较成本高的原材料和劳动密集的生产工序或生产环节移至海外，降低母国国内产品的总成本，从而提高母国生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通过将低附加值产品生产移至海外，而将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留在国内，促进母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产值增长。
3.海外生产的扩大带动了对母国零部件、配套产品和生产设备的需求与进口。此外，合资方式中以设备出资，也会增加母国生产设备的出口。①
（二）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本国化”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实行的是“简单一体化战略”，或称“多国国内战略”，即跨国企业针对单一东道国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和海外生产，并力求该投资资源收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在这一经营战略下的海外生产，不会影响母国制造业生产的发展，原因如下：
1.该战略的实质是“利用外部资源的母国生产”。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多限于在某一特定东道国进行某一特定工序生产的成本优势，而其目的，是为了将诸如此类比较优势的好处传递回母公司，促进在母国的生产。这种仅仅是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通过商品贸易和转移价格机制，攫取高额利润的海外生产，不但不会削弱母国制造业基础和发展的能力，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代表民族经济利益的母国政府的意愿和政策。
2.首先，在该战略下，母国市场支配着跨国公司多国组织的战略思维，母公司是产生新信息（包括新的技术、新的威胁和新的机会）和新战略的主要来源。这样，掌握了母公司这一信息源，就具备了控制整个跨国公司生产导向的能力。其次，适用于该战略的组织结构采取所有权与控制权紧密结合的纯粹股权形式（如独资、高股权的合资），每一海外子公司都经过精心设计，具有相对独立主权。这样，无论从人、财、物力的角度看，还是从管理和控制成本的角度看，海外生产的企业规模、地域广度和对母国生产的必要性与影响力都很有限。因此，在“多国国内战略”下，母国政府较易实施对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控制，通过调控母国国内生产，就能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使之符合民族制造业的利益。
然而，随着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这两个基本前提的性质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致使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对母国制造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后者有发生“空心化”的危险。
二、国际分工的发展使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对母国制造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
随着全球和企业内国际分工更多地向混和型和水平型发展，企业创新和技术开发国际化，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与母国制造业生产的互补性基础逐渐削弱，而代之以竞争、替代和互补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从而使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对母国制造业生产的国际竞争力构成威胁。
1.全球和企业内国际分工向混合型和水平型发展，海外生产的劳动和资源要素比较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母国制造业日益难以分享海外生产比较优势传递的好处，国际竞争力受到影响。
8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和经济一体化推动国际分工不断向混和型和水平型发展。特别是原先跨国公司进行垂直型分工的FDI的重点地区。——东南亚和拉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上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扩展，在发展战略上由出口导向型向内外并需型过渡。由此，不但填补了发达国家结构调整所让出的产业空间，而且不断缩小与发达国世界的产业层级，使开展国际水平分工的交叉领域不断扩大。目前，这些地区的国家已跻身世界制成品出口国行列，本地企业的实力和跨国公司的开拓迅速增长，并开始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贸易。例如，1990年，韩国、台湾和香港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均达90%以上，新加坡亦达87.7%。②新加坡的三德公司、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金星社和大宇电子公司等已迈向世界大跨国公司行列。香港企业成为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投资者，巴西和阿根廷企业向波利维亚和乌拉圭提供技术。随着这些国家日益深入地参与水平型国际分工，其所具有的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随之丧失，垂直型分工的FDI逐级流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递减的国家和地区（如在东南亚的FDI转向东盟国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进行垂直分工的区域和国家越来越少，全球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工被迫在更广的范围内向混和型和水平型倾斜，从而提高了母国国内生产的替代效应和竞争程度。
由于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成本在国际竞争力中的决定作用弱化，FDI的成本因素下降，而投资气候因素上升。跨国公司的FDI更加注重投资环境（如劳动力素质、当地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状况、政治稳定和法律健全的程度等），投资类型向效率导向型和战略资产导向型转变。其结果是世界FDI流向国际分工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发达国家集中了世界FDI的大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日、欧为核心的“大三角”地区集中了七成以上的国际FDI和五成以上的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而“大三角”内的跨国公司行为又有75%是通过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公司进行的。西欧和北美的区域一体化更加强了这一趋势。自1987年以来，日本的FDI的40%流向北美，1990年日本对欧的FDI增加额占据了当年FDI增加额的1/4。③其次，对非发达国家的FDI高度集中在少数工业发展水平高的东道国。10个东、南亚、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对非发达国家的FDI总量的2/3。④虽然，对发展中国家的FDI仍以市场或资源导向型为主，但亚洲和拉美的区域一体化趋势正在改变这一状况，使之向效率和战略资产导向型的投资方式发展。⑤这样，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形成了北美、西欧和新兴工业地区资本对流，效率导向与战略资产导向为主的国际FDI格局，从而使跨国公司内部日益趋向水平分工，母国生产被置于和海外生产同等的竞争性地位，面临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
2.技术进步成为决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企业创新又愈来愈国际化，从而使母国制造业拥有的技术和技术创新优势日渐削弱，国内生产产品与海外生产产品的附加价值差距缩小。
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使产品中的资源、劳动和资本传统要素含量不断下降，而产品中的技术、信息和知识含量趋升。传统要素成本的国际差异不再是决定产品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信息、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源（或日新生产要素）将取而代之成为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早期的跨国公司多是以母国的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在海外的附属机构（如销售公司）发挥其技术领先的优势。随着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开始运用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原理，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和生产。根据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对成熟期的产品，技术基本稳定，竞争者和仿制者开始瓜分市场，此时跨国公司就会基于市场因素进行FDI，开拓海外市场，以保持竞争优势。进入标准化的产品，价格竞争成为关键，跨国公司于是基于成本因素进行垂直分工型的海外生产，产品向创新国反向出口。但是，对于刚开发出的新产品，则通过在国内生产使其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优势得以发挥。⑥因此，在垂直型国际分工下，技术创新仍然在国内进行，母国生产和海外生产的产品在附加价值上可保留较大差距。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深化，跨国公司由“多国国内战略”转向“全球战略”（“无国境战略”），跨国企业开始构建从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到零部件、配套产品生产和产成品生产、销售一条龙的海外生产体系，从而打破了FDI主要转移母国国内非优势技术和非创新产品的传统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最佳技术配置。例如，美国惠普公司的新加坡分公司已能完成从开发到销售打印机的全过程。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美国形成了从彩色显像管到彩电生产一竿子到底的“一贯式生体系”。“技术无国界”的概念出现了，企业创新呈现国际化趋势。所谓企业创新国际化，即企业运用两国或多国的人、财、物力资源进行超国界的创新活动。其形式主要有：(1)跨国公司在国外开设专门研究机构；(2)将产品设计和开发移至海外生产公司；(3)大企业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如国际战略联盟）；(4)吸引外资开发。⑦
企业创新国际化，使跨国公司由利用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转向利用其智力资源，将技术创新环节扩展到母国以外，从而给垂直型国际分工下的比较优势和比较成本的传统概念赋于了新的内涵和外延，即技术和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技术与产品创新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而这些正是水平型国际分工下决定比较利益的基础。并且，在水平型国际分工下，产品附加值上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小，比较利益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即通过同一产业不同型号、规格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化生产，获得差别利益和规模效益（例如，松下在本国专门从事分离式室内空调器的生产，而在马来西亚专门从事窗式室内空调器的生产）。由此可见，随着企业创新国际化，跨国公司将逐渐失去技术和产品创新的母国优势，失去产品附加价值的母国优势，从而不利于母国制造业生产结构升级和增加产值。
3.随着贸易壁垒因素在FDI决策中地位上升，提高“当地化率”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生产的当务之急，因此削弱了海外生产对母国零部件、配套产品和机器设备出口的带动效应。
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全球贸易摩擦升温。特别是FDI聚集的美、日、欧三驾马车，相互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囊括绝大部分对非发达国家FDI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跻身制成品出口国行列，而遭到发达国家传统出口市场的贸易保护压力，双方贸易摩擦逐日加深。在这种国际贸易格局下，跨国公司进行FDI考虑更多的就是贸易争端、东道国市场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例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FDI，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际收支和汇率不平衡等造成的美、日、欧贸易关系恶化，迫使日本通过FDI绕过贸易壁垒。
为避开贸易摩擦而进行的FDI，在东道国内仍然有可能受制于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演化为投资摩擦，从而失去在海外生产的意义。“当地化率”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东道国政府基于各种保护和增进本国利益的考虑（如利用当地资源、增加当地就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阻止跨国公司在本国的企业向第三国出口等），而要求在本国的跨国公司机构推行零部件、原材料等的“物料当地化”，即提高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当地配套率。例如，美国要求开始走上正轨的日本在美企业的当地配套率应达到50%，否则即视为“变相出口”；法国为了阻止日本在英国生产的“日产”汽车向法出口，坚持要求“日产”汽车的当地配套率超过90%才能视为欧共体产品（在欧共体内部，该比例为50%），否则即视为日本汽车实施进口限制。⑧一般而言，跨国公司为了避免由此产生投资摩擦，都尽量提高海外生产的当地化率。如此，“当地化率”作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的产物，以及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进行利益制衡的工具，就削弱了跨国公司通过扩大海外生产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产品出口的作用。例如，日属OA机器厂家从日本进口机器配件，就被欧共体当局课以倾销税。
三、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变化使其海外生产对母国制造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向地区化和全球化发展，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全球企业（无国籍企业）”与以母国利益为追求的民族经济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到民族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
世界贸易的主体正在发生由国家和政府向跨国企业的转变，跨国企业的经营战略随之发生由囿于民族经济和母国利益的“多国国内战略”向服务于全球范围内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无国境战略”的转变。所谓“无国境战略”，是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主地进行资源配置、经营管理和组织协调，以谋取价值增殖链条的最优布局和公司整体目标利润的最大化。这一淡化企业国籍和母国重心，而强调全球观念和全局利益的企业经营战略，意味着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的利益和政策趋于相对独立，分歧难以摆平：
1.在该战略下，一方面，跨国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利用高度“内部化”，各子公司不再是母国生产借以利用外部资源的海外工具，而是以同母国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全球资源最佳配置决策的定位点，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新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子公司又作为整体价值增殖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对整个公司的全球利润目标负责，而不是对在母国的生产和利益负责。因此，在“全球战略”下，跨国公司生产中的“母国因素”不再居于核心地位、代之以体现为母国生产和海外生产相互依存的“全球因素”。这样，跨国公司的利益目标和生产行为就易于背离母国制造业的需要，而母国政府亦难以通过调控国内生产，引导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生产行为符合其产业政策的要求。
2.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跨国公司庞大生产经营组织机构的管理和联络成本大大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愈来愈低于社会交易成本，企业“内部化”趋势加强，公司内贸易兴盛。90年代初期，跨国公司的商品销售额（5亿美元）超过世界商品贸易总额（4.4亿美元），而其中的1/3为公司内贸易。“全球战略”进一步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使其逐渐与民族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脱节，从而限制和削弱了国家外贸政策的贯彻实施。并且，跨国公司的FDI日益向服务业倾斜，而公司内部的这种无形贸易（研究开发、产品设计、金融服务、营销服务、信息服务等），更增添了政府控制和统计本国外贸流量的难度。
3.随着全球FDI向第三产业转移和制造业FDI也由传统要素（劳动、资源、资本）密集型向新要素（技术、信息、服务）密集型转变，“无国境战略”进一步推动了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由生产型向营销型转变，产权关系由股权型向契约型转变，各种新股权（如跨国公司相互持股）、低股权和非股权（如国际战略联盟）形式逐渐取代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纯粹股权形式，从而意味着全球跨国公司开始从竞争走向合作，利用比较优势的联合效应，获取共同的全球利益。跨国公司之间跨国界合作的加强，更减少了跨国公司对于母国经济和母国政府的依赖性，从而使母国更难依照其产业政策导向和母国制造业生存、发展的要求，对跨国公司实施有效的管理、控制和引导。
4.无国境战略，加速了金融国际化趋势，从而造成由货币、信贷和投资的国际流动形成的“虚拟经济”与由生产、服务和贸易构成的现实经济脱节，给民族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制造了新的难题。⑨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转向“无国境战略”，一方面其生产经营活动可能无益于甚至背离民族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削弱了政府限制和纠正这种倾向的宏观调控能力，其结果就有可能无助于甚或有损于母国的民族制造业，造成母国的“产业空心化。”
注释：
①参见张弛《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与母国的“产业空化心”》，《世界经济文汇》1993年第5期。
②见张捷《论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问题》1994年第2期。
③见胡俊文《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现代日本经济》1994年第2期。
④参见储祥银《当代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合作》1994年2月号。
⑤参见（英）约翰·H·邓宁(John Harry Dunning)《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管理世界》1994年第1期。
⑥参见（美）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和小路易斯·T·威尔斯(Louis T.Wells,Jr)著，沈根荣译《国际企业的经济环境》，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1版。
⑦参见邰志强《企业创新国际化的趋势及对我国企业的启示》，《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3年第21期。
⑧参见（日）上野明著，李铁锤译《决胜千里——无国境时代的企业经营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⑨参见罗龙主编《走出战后体系的世界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