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后的中国心理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后论文,批评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茅盾在有关“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中指出：文艺创作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反映处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文艺作品的题材，取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占压倒的多数”；即使是写工农兵，人物的“意识情绪，则依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接着谈到，文艺理论上的倾向与文艺创作上的倾向是“相对应的”。他特别批评了文艺思想中强调作家“生命力”、“主观意志”的倾向，认为这“离开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任务”（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纲领》。）。作为从“国统区”来的代表人物，茅盾的发言预示着中国文学基础的巨大转换：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的意识母体，将大规模地从文艺家群体（大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移向“工农兵”。从表面意义上看，这似乎延续了三十年代“国统区”有关文学“大众化”的讨论的主题，推进文学向大众生活、大众心理迅速靠拢。但是从周扬在同一会议上的另一个报告中对“工农兵”方向的阐释中，可以发现在作家和批评家和“工农兵”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更重要的方向——党的基本政策。周扬指出：党的“基本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广大人民需要，指导人民行动的东西”；“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这一论述，使“工农兵方向”的含义转变为“党的政策方向”。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本质上是为党的政策服务。从1994年到1976年间的大陆文学发展的状况看，尽管文艺界的指导方针、口号几经变化，但是“党的文学”、“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从实践上验证了周扬的报告。
茅盾与周扬的报告内容，预示着我国文学心理批评在发展空间上的危机。新的文学方向在两个方面为心理批评树立了屏障：
1、在批评赖以生存的文学创作方面，能够进行心理批评的作品日益稀少，从理论上说，一个社会在发生剧烈转换的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精神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异。存在于作家和知识界的精神危机、存在于社会大众中的价值危机，往往是文学创作的现实源泉，然而在为政治（具体化为政策）服务的文学体系中，理解党的“基本政策”成为作家的绝对律令。作家在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与新的时代有距离的时候，首先审视的是自身的肤泛，以自觉的自我否定来偃息或者掩饰精神上的痛苦。1950年初，茅盾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讲话中，曾经生动地谈到这种痛苦。他说：“赶任务”而不得不写政治主题，对“一位忠于文艺的作者也确是有几分痛苦的”。但是他马上用一种解释消解作家的痛苦：“既然有任务要交给我们去赶，就表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对革命事业有用”。所以他得出结论：“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上差一点”。这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当然难以出现丰富作家自我的心理小说、戏剧和诗歌，大量出现的是没有作家精神内涵的“遵命文学”。面对这种非个人化的文学，文学评论基本上无法展开对作家的心理分析。
2、从理论与批评的方法上看，在为政治服务的引导下，必然以政治概念、政治意识、政治斗争为核心价值，出现批评中的价值一元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政治革命，在政治学范畴里，属于无限革命，即不仅仅是推翻一个旧政府，而是要对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因此从理论上说，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也可以渗透到人的心理层面，分析人的精神心理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的簸荡。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可能被文学理论中有关“人”的狭隘观念所窒息。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中的“人性”观念宠罩在“阶级性”的樊笼中，文学分析逃不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贫下中农的革命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之类框框。人的复杂的心理结构、人的心理共性、人的茫茫无际的下意识、潜意识，都被简化为阶级意识。心理批评在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中，只能随着政治的风向捕捉人的心理中的“阶级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心理批评应有的精神深度。
上述两个方面的障碍，决定了1949-1977年间的我国文艺心理批评只能是一片荒原。其间虽不乏想在沙碛上挣扎着生长的小草，但在政治台风的席卷下，每每连根拔去。挣扎与毁灭，正是这一期间心理批评的写照。
1949年—1977年的心理批评
心理批评的重要基础，是得以展开心理批评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五、六十年代，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如小说中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注：《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注：《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注：《文学月刊》1956年9期。）宗璞的《红豆》（注：《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方纪的《来访者》（注：《收获》1958年第3期。）杨履方的剧本《布谷鸟又叫了》（注：《剧本》1957年第1期。）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聚焦于人的心理冲突，现出人在爱与恨、理性与感觉、社会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彷徨和焦虑。例如，《我们夫妇之间》直接涉及到男女之爱的性角色问题。“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了革命。”战争年代俩人恩恩爱爱，解放以后却日见疏远。从爱欲心理的角度分析，以前的恩爱，是在战争使人普遍地“男性化”的环境中滋养的，情爱中没有对女性过多的性感要求。进入和平时期，人（尤其是文化人）恢复了心理的常态，男性对女性的审美由飒爽英姿转入冶容多姿，小说中妻子那僵化的“战士风格”，自然会引起夫妇之间的心理距离。《来访者》中的康敏夫对风尘女子那执迷的爱，更有狂乱的无理性特征。而这种狂乱，本质上是时代变迁时期精神价值飘移造成的心理崩溃。这一批作品，曲折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一些人的心理现实。从正常的心理批评角度看，颇有分析的价值。然而在政治思维“独具慧眼”的年代，这些作品都被“阶级斗争”之矛挑人“小资产阶级思想”深渊，遭受沉重的政治批判。
上述侧重于人的心理探索的作品被送上政治审判席的同时，另外一些侧重于描绘政治风云的作品却为心理批评提供了机会。这主要指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小说。从文学的认识功能上看，这些小说由于或多或少地描写了中国农村社会当时的变化过程，是1949年—1977年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作品。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风俗画式的湖南农民生活再现中，细腻的笔墨每每融入农民的心理深处，使小说的空间扩展到乡村生活的精神意识领域。“亭面糊”、陈先晋、“菊咬筋”等人面对合作社运动的忧悒，生动地呈现了农民的兀臬不安的心境。《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在农村互助合作的急流中，忧戚、彷徨、无奈，体现了他在新社会生存的精神困境。文学批评在这些“中间人物”的心理中，发现了分析的空间。1961年《文学评论》杂志第3期发表的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是一篇很有代表性文章。文章别具一格地认为《创业史》的“最大成就”，不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农民形象，而在于成功地通过了梁三老汉这个人物，“以异常精细的手笔，成功地描画了潜在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他们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向社会主义可靠同盟军转变中的精神状态及其变化历程”。应当说，这样的论断比较正确地把握了这一类作品的价值。从今天的眼光看，《山乡巨变》、《创业史》所歌颂的“运动”及其“英雄人物”，已经被历史打上了重重的问号。而这些作品中的“梁三老汉”们，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严家炎有关《创业史》的文章受到了大多数批评家的指责，甚至遭到《创业史》的作者的严厉批评。这显示出他的声音只是当时的一种反主流的“杂音”。1964年，《文艺报》的8、9期合刊刊登了编辑部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通过对邵荃麟的批判，从政治上又断绝了对“中间人物”的探讨。
这一时期有些例外的是对茹志娟小说的评价。她的《静静的产院》等作品没有时代激流的咆哮声，只有政治风云在人们心理上撩起的漪涟，尤其是那些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人们的心理变动。她的小说也曾受到引人注目的批评，希望她在小说中描写“英雄们光芒万丈的性格”，把普通人物的精神世界“提高和升华到当代英雄已经达到的高度”。（注：欧阳文彬：《试论茹志娟同志的风格》，《上海文学》1959年第10期。）对她的小说的辩护集中体现在侯金镜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娟小说有感》（注：《文艺报》1961年第3期。）中。侯金镜的文章一方面承认“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调”，又指出“茹志娟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个方面”。这样的辩护固然也带有将心理小说“颂歌化”的弊端，但是能够在当时狂热的政治气氛里提出“多样化”的主张，也是难得的。
与文学批评的寂寥相反，文艺理论中与创作心理、审美心理有关的争论在特殊的条件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主要得益当时进行的关于“形象思维”和美学问题的讨论。
“形象思维”这个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准确的。在我国颇有影响的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1838年提出“诗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他强调的是艺术家对于真理的直觉性把握。在人们对于人生命本能、下意识、直觉和大脑结构还处于蒙昧状态的时期，“形象思维”的概念可以模糊地描述文艺创造和欣赏的心理特质。大陆文艺家对这个概念感兴趣，主要还不是理论激情，而是对文艺现实的关注。1949年以后，不少文艺作品概念化、公式化，革命的理念淹没了艺术的形象性。1956年2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不少人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进行分析，提到了缺乏形象思维的问题。例如康濯在发言中指出：“不少搞创作的人”对艺术特征——形象思维的认识和掌握能力还很差”。（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154页。）这次会议以后，我国文艺界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有关形象思维的讨论。应当说，这种讨论在理论上给文学提供了摆脱政治传声筒附庸地位的机会。因为从形象思维这个角度思考文学创作的问题，与“赶任务”、“写政策”的思路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形象思维重视作家的特殊想象过程，从而为作家的独特性、创作的主体性提供了空间，从而作家有可能争取在作品中表达更多的主观精神和心理内容。在讨论的起初阶段，陈涌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注：《文艺报》1956年第9号。），他不但注意到“艺术加工对象的个别化的、具体感性的特点，是不应该被抽象的事物吞掉的”，而且意识到作家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不一致性：“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在形象的思维上能达到的，并不一定就同时在逻辑的思维上达到”。从他的推论延伸出去，文学为政治（政策、“任务”等）服务的理论，就背离了审美性质。当然，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见解。他只是含蓄地提出：“文学艺术形象不但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应该真实地反映出人们对于美的需求”。然而如此温和的观点，立即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此类观点随后打入冷官。以后的讨论还相当热烈，出现了多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局面。
有关美学问题的讨论与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关系，与形象思维问题有所不同。形象思维问题主要辩析作家美的创造的意识特点，审美问题则更多地关注“什么是美”的问题。我国美学研究的大师之一朱光潜在其三十年代撰写的《文艺心理学》中提出：美感态度具有排除一切情感欲望的超脱性、忘我性；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这种强调美的独立性、主观性的观点在1949年以后，仍然有很多的信服者。对此不以为然的美学家蔡仪1949年底发表《谈“距离说”与“移情说”》一文，认为审美感觉是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美感和“实感”有深刻的联系。蔡仪的论述不仅阐述美感内含，而且直接推导出了讨论美感问题的意义：“所以艺术标准服从政治标准，正是很中肯地阐明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个基本问题”。问题一旦上升到艺术与政治的高度上，朱光潜的观点就不得不退却。1956年6月的《文艺报》第12号上刊登了他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朱光潜在文中检讨道：“我的文艺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起的，因为它完全建立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然而他又没有从美的创造中彻底驱逐主观的作用，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观：“美不仅在物，也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这一观点马上受到黄药眠的批评，而朱光潜和黄药眠又遭到蔡仪的批评。由此引来的宗白华、蒋孔阳、李泽厚、高尔泰等人参与的美学问题大讨论。有关讨论的过程与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但是有一点与心理批评关系极大：讨论中始终有一种对于美的主观性的辩护声。朱光潜固然批判了自己的“主观唯心论”，但是不少人还是批评他保持了“由物我交流而物我同一”的基本观点。吕荧、高尔泰等人则鲜明地坚持了“美是主观的”主张。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并不成熟。美学问题也决不是仅仅依靠概念推演和思维实验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协同发展，在更高的文明水平上予以解答。但是在美学讨论中能够坚持对美的创造、美的本质的主观因素的肯定，无疑在文学现实中冲击了那种仅把文学框定在“认识历史规律”之类的机械反映论的偏狭观念。在“美是主观”的观念基础上，作家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心理因素在创作中也有更大的作用。考虑到五十年代初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过严厉的批判，美学讨论中还能有“美是主观的”的声音，确实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勇气。
1966年以后，文学彻底地变成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武器。“三结合”式的“创作”使作品失去了个性，更谈不上什么作家的“心理”因素。文学写作中对人的情感问题全部做了淡化处理。例如《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回家，突然碰到未曾见面的未婚妻一节，应当是一个情感的高潮戏。但是小说中也是一笔带过。最明显的对比是电影文学剧本《小兵张嘎》与《闪闪的红星》的两个不同特征的孩子形象。张嘎的少儿特点在剧本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潘冬子则完全是一个“革命人”。文学创作中人的异化必然反映为文学批评扭曲。批评的术语、概念一律政治化。例如在不正常开展的对《水浒》、《红楼梦》评论中，有关“阶级斗争”的“分析”主调淹没了一切。心理批评在这种形势下自然进入了绝迹期。
回顾1949-1976年间的心理批评，看到的仿佛是凋零的苦楝树。能不能说，这是中国文学的畸变期？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看，其实这恰恰是文学“正统”的延续。中国文学的主流，向来是“载道”的文学。梁元帝所说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观念，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仅仅是一种亚文化。现代文学通过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文化与观念，“性灵摇荡”的文学意识伴随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曾在二三十年代弥漫文坛。但这种新苗根不深枝不壮，还没有发展成为本土化的大树。随着重视社会群体、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胜利，文学从“人性—人道”模式转向“社会—历史”模式，也是不可避免的。文学的“载道”传统在文学界的积淀之厚，由此也可见一斑。在这过程中，文学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然而又有几个文学家能够感到悲哀呢？以自己能够用“文学武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感到光荣的当然不少，为自己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而诚惶诚恐地自我改造的也相当普遍。女作家宗璞回忆父亲冯友兰时曾写道：“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很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许多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于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宗璞的所说的情况。表达了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化界的部分状况。如果再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看，文学的这一段历程，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从属现象。从中国1949年—1976年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看，仍然属于社会学上所称“机械团结”的时期。国家各地区、各阶层的人们的认同基础是快速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迫切愿望。这种愿望压倒了原来存在于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的差异，使社会在精神意志上呈现同一性。在这样的情势下，社会力量高度统一，能够通过整体的力量完成一些前人不能完成的事业。但是，个人在这样的结构里时时受到社会“绝对一致”的压力，没有个性存在的空间。如此背景下，社会安排给文学的系统性任务当然不可能是发展人的独特的精神世界，相反是弱化人的个性意识，“教育”读者服从整体。文学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结构，这是我们观察那一阶段文学批评的历史视点。
1978以后的文艺心理研究
1976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文学来说，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有了解脱“为政治服务”的禁锢的可能。文学界也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1979年3月，《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会议上达成了“文艺不是政治的工具”的共识，而且还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论证。《上海文学》紧接着在第四期发表了该刊评伦员的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随后，该刊又连续发表了多篇讨论文章。这些变化，使笼罩在文学心理批评上的冰凌开始融化。尤其是1980年以后，外国的各种文艺思想、文学批评方法纷纷进入中国大陆，加速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裂变。心理批评作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分支，逐步地延展铺蔓。这一过程分为鲜明的两个阶段：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中期左右，心理批评的进展大多在文艺心理学探讨的范围内，在理论形态上还具有新旧交替的特征。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心理批评从理论消化向方法移植、实践创新的方向移动，拓展出不同的批评空间。
在推动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诸多因素中，大陆文学创作母题的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再复在《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注：《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中曾经这样描述了演进的过程：1977年之后的文学是反思文学。从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再发展到自审性反思。在文化性反思的阶段，文学的眼光开始渗透到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和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探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层次。而在自审性反思的阶段，达到了与民族共忏悔的精神层次。刘再复的观点虽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文学的整体精神，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向内转”的趋势。在这种文学气氛下，部分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向内转”也就顺理成章了。除了文学现实的推动，中国现代研究者在这个领域的已有成果和外国当代文艺心理学的新发展，也刺激着新的一代研究者向形成的综合性体系的方向拓进，获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金开诚、鲁枢元的研究影响较大。
1981年，金开诚出版了《文艺心理论稿》一书，这是1949年之后我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文艺心理学专著。书中对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心理过程进行了系统的阐释。1987年，他又出版了《文艺心理学概论》，其中仅有五分之一是《文艺心理学论稿》的内容，可以说是作者研究新的结晶。两本书和他的一系列论文，有两大特点：
一、在哲学基础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以探讨文艺心理的“规律”为目标。因此，在具体的论述中，反对“超现实主义”等注重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现代文艺心理学主张。但是作者也反对“客观现实→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形象”的“二环论”，提出了“客观现实→主观反映和加工→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形象”的“三环论”。这实际上也是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分立了“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感情与认识”、“修养与创造”、“创作与欣赏”等专章。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力图克服1949年以后文艺心理学研究中的机械反映的弊端，强调了人的主观心理的因素。这种修正的研究，体现了当时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过渡性质。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文艺心理学的重心，逐渐向分析的方向发展，而且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科学美学、精神分析等学说的成分，不再具有《文艺心理学概论》那种既宏观又凝重的特点。
二、在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参照系中，加大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份量，具有中西文论对比分析的风格。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文艺土壤，在文艺心理学方面都有丰富的论述。1949年以前，我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向西方借鉴较多。而1949年以后，则以苏联的理论模式为绳墨，一西一东的移动，忽视了传统遗产。金开诚的探索，得力于他长期的古典文学修养，突出了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民族性。当然，由于我国自身的文艺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富于中国特色文艺心理学概念、逻辑、判断等仍然有待完善，金开诚在研究中的对比方法还只能达到知性的例证水平。
同一时期，活跃在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鲁枢元，从“创作心理”这个侧面，发现了一系列有研究价值的选题，发表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创作心理研究》出版（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初版）。鲁枢元认为，文学的创作活动，不仅仅是过去教科书上指出的“生活、思想、技巧”三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对生活的现象感觉、知觉、直觉、体验、注意、记忆、思维、联想、想象的过程。这是一个立体的、连续的、流动的心理活动过程，它既是错综复杂、因人而异的，又是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系统和规律的。”鲁枢元的贡献，正是对文艺创作心理的“过程”进行了很有理论生气、很有科学性的探索。从其有生气的方面看，主要在于接触了以往较少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注：《上海文学》1982年第9期。）、《关于创作心境模糊性问题的通信》（注：《文艺报》1884年11期。）、《试论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注：《文学评论》1985年1期。）等论文，仅仅从选题上看，就有较好的创新价值。从其科学性的方面看，他注意到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与文艺心理学的紧密联系，以科学分析的眼光，将文艺心理作为人类心理研究的一部分来审视，力图从社会的、心理的、生理的不同角度去寻求结论。这种科学性，使他的《试论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等论文别开生面地将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深化到较为精细的层面上。从整个八十年代的创作心理研究成果看，鲁枢元的成绩是最引人注目的。
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之外，文学的心理批评也全方位展开。在对朦胧诗、新潮小说的评论中，都大量地进行了心理分析。例如，对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过热烈的争论，接触到小说结构与人物意识流程、意识与潜意识等问题。其中吕俊华和林兴宅的文学评论很有影响。吕俊华的著作《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从变态心理角度，别致而又有说服力地解析了阿Q的“精神胜利”心理，拓展了鲁迅研究的思路。林兴宅的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注：《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将系统论的方法移植到文学评论，总结出阿Q奴性心理的三大特征：两重人格、退回内心、泯灭意志。这篇论文引起广泛的注意，对我国当时文艺界形成“方法论热”有较大的加温作用。除了专门的心理分析论文外，不少文章也具有或多或少的心理批评成分。例如刘齐的论文《长篇小说艺术探索新趋势》（注：《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里，精细地将文学的变化分为“感觉”、“心理”、“象征”、“语言”、“简化”、“融合”、“互补”七种趋势，其中的前三种都和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张德祥的论文《论近年来小说视野的拓展与结构变化》（注：《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积极评价了“心理结构小说”的艺术特性，并将其分为“主观型”和“客观型”两种类型，促进了文学界的思考。值得指出的是，在对作家作品的心理分析中，以鲁迅为分析对象的论文，取得了较大的反响。这说明，心理批评需要有心理深度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不然就是无米之炊。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又纷纷出现从心理、人格、个性等角度重新研究鲁迅的热浪，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渐退潮，专门的理论著作虽然不断问世，但新的突破并不多见。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学思潮的多元化，文学热点的多样性，分散了文学研究的力量，理论家与评论家常常是从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旁及文艺心理学的有关问题，而不是专门去研究文艺心理学。也可以说，文艺心理学分散到了其它研究领域，难以形成独立的繁盛景观。例如，美学研究中，大量地进行着对于人的审美心理、美的创作心理机制的论述。孙绍振的专著《美的结构》（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中，“作家的心理结构”一编，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杨春时的《审美意识系统》（注：花城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几乎就是一本文艺心理学的专著。但是由于属于美学研究的范围，他们的理论发展的着力点，依然接近于哲学，而不是文艺心理学。
回顾1949年—1995年的心理批评，有两大问题仍须注意：
一、我国文学批评要达到现代水平，需要有广阔的理论视角。对世界上各种理论流派，应当进行严肃认真的引进和消化。心理批评是一种综合性的批评方法，涉及到实验心理学、心理分析学说、社会心理学及其它有关学说，我国对弗洛依德主义的关心，固然推动了心理批评的演进，但应当看到，这仅仅是当代心理批评的一个分支，还有建立在其它学科之上的心理批评流派。例如，文化心理学、行为科学、存在主义哲学等均深深地融入当代心理批评之中，形成了相应的观念和方法。而我国在全面了解当代世界心理批评上，显然有不均衡之处。
二、新概念的推出，是文学思维创造性的体现。而在我国当代的心理批评中，概念上的创新显然不足。心理批评的概念，基本上是“拿来”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充分注意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联系。中国古代文论深厚的心理批评传统。例如，毛宗岗、李贽评点《水浒》，多为对人物的心理评判。再如，中国古代对“梦”的解说，也五彩缤纷。古人的弱点，是未能形成哲学化的心理概念体系，而这也正是当代批评家可以开拓的纵深地带。做好这项工作，有助于建立符合中国文化本性的心理批评术语、逻辑、观念和方法。
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长期而坚韧的基础性研究，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从这个角度看，心理批评在我国的发展仍然会处于实验阶段，在多向的探索中稳步前进。
标签：心理学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艺报论文; 人民文学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上海文学论文; 创业史论文; 文艺论文; 山乡巨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