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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概念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发展研究领域的过程可以认为是性别与发展理论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来自于一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经济学家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今天性别与发展的许多理论基础依然基于这些学者的先驱性贡献；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对发展实践效益的反思。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效益的反思大致始于7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产生比较一致的结论：（1 ）发达国家取得其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也就是说引起工业化过程的西方制度模式与技术模式，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其不适应性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2）当发展实践措施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和家庭时，性别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开始动摇了性别均一的假设。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是沿循其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模式而展开的。虽然工业化也对其家庭性别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工业化后产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性别模式在发达国家一直比较稳定地作为其社会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当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援助时，往往将这种中产阶级的家庭性别模式作为其发展措施的假设社会条件。而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效益的评价则恰恰推翻了这个假设。人们发现，男女不仅是生物性的不同体，而且在农业生产、就业、经济贡献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有不同的潜力。然而，女性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进而使她们对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远未得到发挥。也就是说由于忽视了性别的差异而导致了许多发展实践的低效化甚至失误。
事实上，在70年代以前，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已经相当活跃。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the U.N.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和美国妇女运动就是其突出的代表。这些妇女运动强调在法律面前的男女平等，就业机会均等，女性在社会中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等。可以说，这些主张与活动仍然是受女权主义思潮支配下的妇女运动，很少涉及经济发展问题。从70年代初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妇女与发展理论则将妇女的经济贡献作为其主要关注的领域，并且所探讨的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发展问题。这也就是说，虽然妇女与发展理论源于女权主义理论和世界妇女运动，但其在关注的问题和研究对象上又大大区别于70年代以前的理论与运动思潮。作为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性别与发展理论是当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的发展理论之一。该理论和实践包含了从性别概念到性别计划等一系列具有明确应用含义的理论要点。其产生和发展是在长期妇女运动，也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妇女研究等综合因素影响下而逐步形成的。 它经历了由70 年代开始的“妇女与发展”（Women inDevelopment）到90年代的“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发展理论在性别方面的理论升华和实践进步。
一、妇女与发展理论的起源
“妇女与发展”的思想与行动最初主要分别来自于两股力量的倡导与努力。一个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另一个是美国的妇女运动。而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这两股力量与世界各界妇女在联合国妇女十年（the U.N.Decade for Women，1976—1985），及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中的共同努力。
妇女与发展这一名词于70年代初期被美国的国际发展协会妇女委员会（SID/WID）正式采用。随后，被美国国际发展署（USARD）正式确定为妇女与发展方式的代名词，其主要理论来源是伊斯特·勃斯鲁普（Ester Boserup）及其追随者的研究与贡献。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虽早在1946年就设立了，然而其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却始于70年代初。其首要的成果和里程碑是在1972年的联合国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上确定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然而，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提议却未获通过。美国女权主义者将这一失败归于男性和女性在联合国系统内就业机会不均等和在联合国的高层领导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在媒体和美国及联合国内的女权主义活跃分子的推动下，芬兰律师希比拉（Sipila）被任命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在希比拉的推动下，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1975年在墨西哥召开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提议。其后，又通过了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提议。“平等、发展与和平”被确定为国际妇女年和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的主题。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分别召开了两次世界妇女大会（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内罗毕）。
联合国妇女十年与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1961—1970，1971—1980）相伴随，因此，联合国发展十年对“发展”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妇女与发展”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发展”作为全世界关注的主题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61年至1970年的第一个联合国十年提出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独立并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全球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将“发展”定义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其假设是，只要经济收入提高了，就会自然带动社会的进步。在这种假设占主导的情况下，妇女问题并没有成为第一个联合国十年关注的主题。因为在当时，主流的认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会使妇女受益。跨入7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和政治的进步，相反，在一些情况下，单纯的经济增长反而可能会引起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样，在联合国的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人们开始反思对“发展”的理解。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均等等社会问题得到了关注。“发展”的概念得以扩展和深化，其含指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基于这些思考背景，得益于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推动，联合国的第二个发展十年才可能把“将妇女全面综合到整体发展中”作为发展战略之一。
无论是各国的妇女实践还是联合国的有关妇女的行动，均受益于伊斯特·勃斯鲁普的理论贡献。1970年，勃斯鲁普发表了《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为妇女与发展理论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她的研究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显著的作用。其研究在方法论上基本摆脱了男性视角的主导。虽然她的基本理论仍局限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之中，然而她的结论动摇了现代化和西方化会自然解放妇女的传统观点。这也构成了其理论观点与自由女权主义的区别。在其后的10年中，勃斯鲁普和她的追随者对发展中国家妇女对经济的贡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第一次从量化的角度告诉我们妇女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力量。在非洲和亚洲，60—80%的农业劳动力是妇女；在拉丁美洲，40%的农业劳动力是妇女；世界上大约有1/3的家庭是妇女主导家庭，妇女的生产作用是大多数家庭的生存基础。然而，妇女的这些具体的、重要的作用在官方统计中未能得到体现，也被发展政策制订所忽视。这些研究同时也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比较集中地在家庭和非正式就业部门从事劳动。勃斯鲁普和她的同事们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欧洲殖民主义在殖民初期往往将技术、技能和教育优先给予男性，从而迫使女性不得不去从事低生产率的、对技能要求低的活动。
勃斯鲁普的研究一方面受自由女权主义影响。著名的自由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认为， 家庭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分离和妇女被局限于家庭的现象是妇女经济边缘化和社会依附化的根源。勃斯鲁普的研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说明，经济现代化过程正在导致妇女的经济边缘化，而且其根本原因在于妇女的非解放状态。另一方面勃斯鲁普的研究也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是由于其落后的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所致。因此，进一步发展就取决于西方价值、资本、技术和政治制度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妇女与发展理论完全同意这些观点。现代化理论与妇女与发展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发展受益群体的认识。妇女与发展理论认为，现代化模式不能确保妇女的最终受益。因此，妇女与发展理论的目标就是设法使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西方发展模式更趋向于使妇女受益。
二、妇女与发展理论评述
如上所述，妇女与发展理论是在自由女权主义及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当然，它与早期妇女运动要求法律的平等、教育、就业及妇女的自身解放都有着有机的联系。妇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是比较早得到联合国确认的基本权利。1951年，由于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努力，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妇女政治权利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Women），1979年又通过了《消除政治上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the Convention on the
Political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妇女与发展理论极力支持这些国际行动，以确保妇女的法律权利。尤其是地方妇女组织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律手段保护贫困妇女的权益。然而，该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妇女来说，妇女所拥有的经济能力往往比那些固定的法律更重要。另外，如何能使法律真正发挥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和怎样应用法律。教育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和美国妇女运动共同致力于改善妇女地位的工作内容。这些努力主要集中于使女童和妇女有机会受到正规教育和正规职业培训。妇女与发展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在获得正规教育方面的问题。由于农村妇女从事着非常繁忙的经济生产活动，不大可能参加白天的正规学习。她们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也常常要待在家里帮助劳动而出现很高的辍学率。因此，针对妇女的非正规教育成为促进提高妇女地位的有效和现实的手段。妇女与发展理论在就业问题上强调专业女性在发展组织中的比例。因为首先，在发展机构中要求性别比例的平衡本身就应是职业女性的基本权利；其次，女性比例的提高可以使发展项目能更好和更多地考虑项目区妇女的利益和参与。赋权这一概念来自于女权主义的主张，并得到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和民间组织的认可。当其中某些机构与组织从事发展工作时，它们运用发源于赋权概念的“意识唤起模式”（consciousness-raising model）来对当地妇女进行培训。 这个模式的假设是：旧的文化是阻碍妇女发展的根源，因此，唤起意识、改变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就是一个妇女的赋权过程，其结果会促进妇女发展。妇女与发展理论在运用赋权时，首先对用外来和西方的文化与价值去判断当地的系统存在疑问，另外，其更多地关注妇女在发展中的具体参与这一可能的赋权过程。
经济发展是妇女与发展理论最初的和最主要关心的问题。从妇女与发展理论的起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妇女与发展理论认为：首先，绝大多数发展项目中存在对妇女的歧视，这使得妇女的经济参与受到忽视和削弱；其次，由于妇女的现实角色没有得到政策上和发展干预的重视，导致了“女性的贫困化”这一趋势；第三，妇女与发展理论在强调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并不赞同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将妇女做为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力，因为这样会加重她们已经非常繁重的劳动负担。尽管很多情况下，她们所从事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
通过福利途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妇女是最传统和最早期的发展援助方式。该途径的基本假设是：妇女的主要角色是母亲和妻子，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其活动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她们是弱者。在这样的假设下，福利途径的主要实践活动包括：（1 ）妇女儿童健康项目，例如：为儿童提供免费药品；（2）计划生育项目，例如：为妇女提供免费避孕工具；（3）粮食救济项目， 例如：给妇女发放救济食品；（4）受到妇女与发展理论影响的妇女专门项目，例如：支持妇女进行缝纫、刺绣、制衣等可获得少量经济收入的活动。虽然福利途径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在其框架下的活动在妇女与发展理论看来存在下列问题：（1）对妇女角色的认定存在偏差， 尤其是妇女的经济角色；（2）治标不治本；（3）增大了妇女的依赖性。
效率途径是在妇女与发展理论框架的支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最初的形成是源于对如何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的争论展开的。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不应通过福利途径解决问题而应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妇女与发展理论对自给自足的关注的含义在于：（1 ）只有受帮助的穷人被看做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发展项目的效果才有保证；（2）只有受援助的穷人理解和明白项目的做法与目标， 并真正受益于项目，项目才会避免无效和失败；（3 ）穷人的参与如果被认为是男人的参与那就错了一半，因为妇女在谋求自给自足中会起到关键作用。效率途径的实施往往与不同的产业部门的项目活动相结合。以能源和水源方面为例，妇女是收集家庭燃料和水供应的主要劳力，并为此占用了可能用于生产和经营的大量的劳动时间。一些妇女与发展项目希望用效率高的技术来代替妇女使用的费力耗时的传统技术。项目投入经费进行沼气池和高效炉灶的设计，还有改善水井和水泉，以期帮助妇女提高劳动效率。妇女在满足农村家庭对食物、水和燃料等基本生活需求所起的主导作用是妇女与发展项目在这些领域实施发展支持的主要理论依据。但在妇女与发展理论框架下的这类项目的目标并不是停留在满足基本需求本身上，而是希望提高妇女在这些方面的劳动效率，从而有时间参与市场活动以提高她们的经济参与水平和能力。当然，效率途径还关注妇女在农业、林业、信贷、小型企业发展等诸多产业领域的参与问题。
妇女与发展理论从70年代开始影响了活跃于妇女问题领域的不同群体，她（他）们分别是政治活动分子、女权主义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这里，实际工作者是指那些在发展机构和组织中工作，或以合同等其它形式为发展机构工作的人员。这些不同群体对上述妇女与发展理论关注的7个方面的问题呈现出不同的视角，如表1所示：
表1 妇女与发展理论的支持者的观点（Tinker,1990）
观点妇女与发展理论的支持者的观点
●传统经济发展项目对实际工作者
经济发展 妇女产生了负面影响 提高妇女的劳动效益
●将妇女综合到发展中去
平等 重视法律权利 重视经济收入
赋权 重视组建妇女组织 强调进行妇女项目
教育 使妇女能获得正规教育 强调非正规教育
就业 ●采取坚决的行动
●就业是地位的基础重视小型企业
福利 认为福利途径会加剧妇女妇女应参与健康、人口和住
的依赖性 房项目
效率 妇女应在发展中发挥更大开展与妇女相关的不同产
作用 业部门的项目
观点 妇女与发展理论的支持者的观点
女权主义学者
经济发展将妇女的经济活动与贡献纳入
统计系统
平等认为男权体制是最主要的障碍
赋权●全球的女权主义的联合
●落后的文化与价值观是障碍
教育●强调科学与技术
●扭转性别偏见
研究性别劳动分工
福利研究妇女的双重角色问题
效率与女权主义不相关
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投身于妇女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认识到该理论的局限性。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只要遵循西方模式，就可以走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从70年代开始已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价值体系、技术体系甚至政治制度均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妇女与发展理论虽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但由于其理论基础仍然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潮与现代化理论，因此，其许多理论与实践观点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社会组织制度、传统技术等均存在不相适应性。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被发达国家的妇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导如何认识自己在发展中的作用本身就是问题。所以，妇女与发展理论就其历史和现实意义来讲，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与发展中国家本土不相适应的局限性。
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局限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反映出了自由女权主义的局限性。妇女与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源于西方自由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是西方的中产阶级妇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深信占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和正确性。虽然它也认识到了在这个体系下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但它认为这些现象可以通过体系内部的法律程度和观念变化来加以克服（Bandarage，1984，497）。自由女权主义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依附性归结为对本应适用于每个自由人的一般标准的偏离。根源于自由女权主义的妇女与发展理论在论述妇女的贫困化现象和经济依附性时，把原因简单地归为社会系统的偏离，并认为这种偏离可以通过法制改革、价值观的变化以及有计划的干预而加以校正。然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干预的实践说明，有计划地干预并没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状况。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妇女所关注的发展权必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妇女。而妇女与发展理论最大的局限性恰恰在于立足西方中产阶级性别结构的理论来审视发展中国家的性别结构十分复杂多样的现象。
妇女与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妇女没能充分地综合在发展中。确实，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在生产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妇女也确实被广泛地边缘化。然而，这种边缘化并不意味着妇女没有被综合到经济发展中。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已经是其经济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其综合的程度如何，这种综合对妇女的就业、教育、生产效率等方面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妇女与发展理论认为现行的社会系统没能使妇女充分发挥她们的作用，并且认为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增强妇女的参与，妇女的作用是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这些观点虽然提出了妇女经济地位低下的一部分内在原因，但却忽视了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其理论指导意义也就存在操作上的局限性。
三、性别与发展理论的形成与观点
性别往往被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在中文中的性别主要是指男性与女性的生物学差异。而在英文中，则存在两个分别表示生物性别——即性（Sex），和表示社会性别——即性别（Gender）的不同名词。实际上，社会性别也包含了生物性的差异，但当性别这个名词被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妇女学等领域所采用以后，其含义就逐渐更多地表示男性及女性在社会中相互关连的、具有结构与功能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和。因此，当我们使用性别这个名词的时候，所指的主要是社会性别，即：男性、女性在社会中的特征与角色。
男性、女性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连构成了社会结构与功能体系中的性别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行社会的政治权力关系。通俗地说，男权现象——即，男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相对应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就是这种权力结构的主要体现。当今性别的概念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英国Sussex大学发展学院（IDS ）是早期将性别概念化的主要机构。1978年，安·怀特赫德（Ann Whitehead ）把性别定义为“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的持续的从属性。”她进一步就其定义做了解释：“对妇女的研究不可能只去研究妇女的问题，而必须同时研究男性和女性。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性别关系是由社会要素决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性别是社会科学的范畴，而性是生物学的范围。
性别是长期社会变迁及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形式的性别关系即性别模式。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例如，和平时期的性别劳动分工模式、家庭角色模式就不同于战争时期。当然，有些带有继承性的性别特点可能具有回复性。在同样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也会产生不同的性别模式。而且即便是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下，性别模式也会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要素的不同而不同。
总而言之，性别是一个社会属性的、历史的和动态的概念。
性别概念的应用不仅是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妇女运动的需要。当我们发现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男女同工不同酬、女童辍学、娼妓现象时，性别概念告诉我们如何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这里，性别的概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性别问题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女性生来就应该具有那样的命运。
当我们思考发展的效益时，我们往往容易只注意到投入—产出的经济指标。然而，当把发展放在微观水平进行评价时，发现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影响着发展的质量。当社会希望女性更好地完成社会所需要的工作而支付她们的工资却低于从事同样工作的男性时，妇女的价值被低估了。这种现象在男权化的社会结构中似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事实上，低估妇女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影响妇女潜力的发挥。而未能发挥妇女潜力则正是影响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性别的概念在70年代以后逐渐与发展领域相接轨，形成一整套促进妇女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可以说，性别的概念是本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同时也是80年代以后被社会各界广泛使用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概念。
70年代初期，正当妇女与发展理论诞生之时，西方的一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发展实践者开始把评估妇女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关注焦点。1972年，欧克利（Oakley）在其《性、性别与社会》一书中对性和性别做了前沿性的论述。1975年鲁宾（Rubin ）发表了《拐卖妇女：性的政治经济学札记》一书，也对性及性别问题进行了论述。她们认为，关注妇女问题的视角应该从生物性的差异转向社会性的。这些研究是在妇女与发展理论的主流中从性别视角研究妇女与发展问题的早期探索。这些研究在70年代虽然不是妇女与发展研究的主体，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90年代性别与发展理论的基础。在70年代众多研究妇女问题的机构中，英国Sussex大学发展学院是性别与发展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凯特·杨（K.Young）和安·怀特赫德等学者积极推动了这期间性别视角的妇女与发展理论的研究。怀特赫德在1978年发表了题为“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的持续的从属性”一文。在该文中，正式提出了性别与发展的理论的框架，她指出：“妇女与发展的研究不能仅从妇女问题的视角入手，而应从男性和女性，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是由社会性决定的而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因此，性别关系这一名词区分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特点与生物性关系的特点。就这个意义来讲，性是生物学的范畴，是固定的，不可变的性状。而性别则属于社会的范畴，性别的性状是在社会关系的长期相互运作下而形成的。”“这些相互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没有矛盾，相反，社会构建的性别关系的特点常常可能是对立的、矛盾的、相冲突的。对这些矛盾的分析不能只从生物学的角度而应从社会方面进行分析。男性的主导与女性的依附常常会被作为性别关系的基本形式。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中可以发现妇女不计收入的家庭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低工资、妇女对经济资源的低程度控制以及在社区决策中的低程度参与等一系列现象。”“从性别视角对上述这些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考虑女性与男性的差异，特别是把这样一种差异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Whitehead,1978:10,3,13）
性别视角的妇女与发展研究在80年代逐步演化成具有直接政策和战略意义的理论框架。1985年卡罗琳·摩塞（C.Moser ）发表了题为“妇女与住房政策：走向性别意识”一文，她在文中提出了性别计划的概念。1989年她继而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性别计划”这一概念以及战略性别需求与现实性别需求的理论观点。1992年思特加德（L.Stergaard ）、摩塞、 杨和怀特赫德等共同撰写了《性别与发展——实践指南》（Gender and Development:A Practical Guide）一书。该书在性别、统计、农业、就业、住房、交通、健康、家庭资源管理及实践操作这九个方面对性别与发展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1993年摩塞发表了《性别计划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培训》一书。她在书中系统阐述了性别计划的理论与方法，使之成为90年代后性别与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她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对国际发展机构和援助机构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别与发展的理论观点虽然与妇女与发展有许多方面的共同性，然而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实际上也反映了战后发展研究领域对妇女问题认识的不同理论阶段。杨就两者之间的不同进行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总结（K.Young,1997,51—55）：
第一，性别与发展理论并不就妇女问题而谈妇女问题，而是关注性别关系，即在不同条件下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往往是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归属关系，即基于人在家属和亲戚系统中的位置而确定的关系（如：亲子关系或婚姻关系）；也有些则是那些在经济、社会或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又在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作用下相互关连。
第二，性别与发展理论把妇女看作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发展的接受者，但是并不假设妇女对她们的社会地位有着全面的知识与理解。也就是说，该理论假设妇女也许很清楚她们的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就一定理解歧视与从属的根源。作为推论，该理论也不假设男性知道什么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基础，也不假设所有男性都努力促进男性的主导地位。该理论不假设妇女的所有行为和目标都是不容置疑地正确，也不假设男性一律是邪恶的。但该理论仍然假设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劝导，受惠于男权体系的男性不太可能与妇女进步事业站在一起。
第三，该理论具有整体观。它从社会组织、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去理解社会某一特定方面的构型。举例来说，为了了解妇女的特定生活模式，它并不单单关注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生育角色，如：母亲／抚育孩子。再如，当去分析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基础时，它也不单单关注某一工作单元，如工厂或医院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相反，它关注家庭、家庭事务和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从性别视角来看，只有认识到家庭领域的存在才能理解生产领域每天工作得以完成的结构基础。
第四，发展被看做是个人与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的复杂过程。在这里，进步指的是社会及其成员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满足其物质、情感和创造需求的能力。为了检验经济发展（计划干预的或非计划干预的）对某一社会或社会群体的影响，性别与发展理论的支持者会关注下列问题：谁受益？谁受损失？进行什么样的交易？在权利与义务、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与特权，还有特定社会群体之间的平衡结果如何？
第五，该理论并不认为福利、反贫困或者平等是三个相对立的不同选择。相反，它认为福利和反贫困方式往往是平等的必要前提。这样接下来的关键思考就是如何使福利方式能够服务于平等的实现。这就进一步提出了下面的思考：是通过改革就可足够实现上面的目的，还是必须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无论做出上述哪个选择，都需要进行一系列其它决策与选择，而这些都会受到特定历史和地理政治环境的影响。
第六，战略上，妇女与发展理论集中关注妇女做为个体或集体对于现金收入的获得（通常通过市场）。性别与发展理论对市场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不抱积极态度，对手中攫到钱所带来的权力也不抱乐观态度。妇女与发展理论强调妇女需要组织起来，尤其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组织以提高她们在经济系统中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举例来说，组织起来的妇女更容易获得信贷，因为借款方认为这样降低了风险。性别与发展理论也强调组织，但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妇女的自我组织以提高她们在经济体系中的政治权力。
性别计划是性别与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妇女问题与发展问题相结合，特别是把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案操作化的具体实践指南。这也是80—90年代以来以性别与发展形式体现出的妇女与发展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现代性别与发展理论把妇女问题的视角从妇女角度扩张到了社会中的两性及影响两性关系的各种社会属性。不仅如此，性别与发展理论还将解决妇女问题的途径从政治、法律等角度引入到了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发展计划过程。性别与发展理论认为，发展计划中缺乏性别计划是影响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促进妇女的潜在作用发挥的主要根源。因此推动性别计划导入到国家发展计划中就成为了妇女与发展实践运动在90年代的主要主张。
性别计划的理论假设是，社会的经济系统是由男性与女性的经济行为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简单地由“人”的经济行为构成的。而发展计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在制订发展政策、实施发展计划时所具有的假设则普遍缺乏性别意识。因此，不论是发展计划还是发展项目均在执行方面呈现出性别盲视，或称性别不敏感。这种不敏感性在发展实践的微观层次上尤为突出。例如：在我国农村实施的很多技术推广项目就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性别敏感性，这是由于技术推广的假设认为技术是性别中性的。而实际上，技术采用率低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技术不适应妇女的基本情况。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性别的问题综合到发展计划中去，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将性别或妇女的概念移植到现有的计划框架中。这一观点被很多表面愿意接受性别和妇女问题的计划者所接受。然而，第二种的观点认为现有计划的框架及议程不论从目标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无法容纳性别计划。因此，需要探索如何制定和实施专门的性别发展计划。作为这一主张的主要倡导者，摩塞概括了性别计划的理论观点（Moser,1993,87—88）：传统的计划理论假设计划过程的政治中性原则，计划者在计划过程中一般不影响被计划对象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而实际上，当把性别需求引入到计划过程中的时候，计划过程的政治中性特征就随之受到质疑了。因为，在计划中如何体现性别的需求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程序的问题，而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妇女解放问题。事实上，不仅在理论框架方面，即使在方法和程序方面，传统计划体系也与性别计划所要求的方法与框架不相适应。
性别计划的方法与框架主要受两种计划思想的影响：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其注重于结构变动过程中的资源再分配，并认为资源的不均等分配是来源于阶级冲突的产物。并进一步认为国家机器是一种综合的设置，但不是中性的，它可以应用其计划手段干扰资源分配。赫利（P.Healey）于1989年在“90年代的计划”一文中将计划的政治性与技术性相结合，强调多元化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与协调。这是影响计划理论的第二个方面的思想。多元化社会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冲突应该通过协商和民主的方式在争议中予以解决，这个过程也恰恰是计划的过程。所以，计划也就是争议。上述思想为性别计划提供了政治方向及方法论两个方面的指导。因为性别计划恰恰强调社会中不同的群体，特别是男性和女性的需求和问题如何有效地反应在计划过程中并付诸于实施。
性别需求的概念是性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部分。性别与发展理论认为，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不仅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且他（她）们的实际利益也有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性别利益（gender interests）。性别利益反应到计划框架中就成为了所谓的性别需求（gender needs）。莫林诺克斯（M.Molyneux,1985,232）提出了妇女利益与性别利益的概念。她认为应该将妇女利益与性别利益区分开来。妇女利益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具有相对的一致性。而性别利益则是由性别属性在社会影响下发育而成的。
她进一步将性别利益区分为战略性别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与现实性别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 ）。 莫林诺克斯对性别利益的区分为性别分析（ gender analysis）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摩塞于1989 年在莫林诺克斯工作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战略性别需求（strategic gender needs）和现实性别需求（practical gender needs）的概念（Moser,1989,39—40）。所谓战略性别需求是指由于妇女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依附地位而形成的需求类型，如：法律权力的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和同等工资问题等。满足这类需求将意味着帮助妇女获得更大范围的平等地位，同时将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所谓现实性别需求是指在妇女已有的社会角色下所产生的实际需求，如：饮水条件的改善、卫生保健的改善及就业的促进等。
由此可见，性别需求的划分为性别分析进而最终为性别计划提供了具体的方法指南。性别计划框架以性别为中心，以妇女与发展理论和性别与发展理论为基础，通过性别计划的方式满足战略性别需求和现实性别需求，来实现性别的平等、公平与赋权。
性别计划的倡导者认为发展计划本身就应该是性别发展计划。这是因为，当发展开始以人为中心的时候，男性与女性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自然就应该成为发展的中心议题。不适应寻求社会中性别公平与平等的传统经济发展计划方式应该逐渐转变为能促进性别平等与公平的性别计划方式。就如同环境与资源保护者们推崇的那样，资源与环境问题应该成为发展的中心，性别问题或者说妇女问题也应该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妇女问题与环境资源问题并列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中心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