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战略的理论图景与历史逻辑——评阿特的《美国大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大战略论文,图景论文,阿特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学界中任何研究，都意在回答“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阿特教授(Robert J.Art)的《美国大战略》持中庸之道，既不为冷战胜利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地位沾沾自喜，也不垂头丧气。他从国际关系学与战略学的双重角度，理论联系历史，较有说服力地提出选择性干预战略，指出既不能像孤立主义与离岸平衡战略的战略家那样采取消极措施，又不能像小布什政府那样采取单边主义的反恐战略，强调美国与盟国的广泛军事合作，从而较为客观而正确的回答了“九一一后美国向何处去”这个根本性问题，而且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布什政府未发动单边主义战争之时就似乎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美国的前途在于多边主义军事活动，因此愈益受到了战略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重视。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再读阿特关于美国未来的论断，字里行间总能品味出他对于后九一一时代世界大势与美国大战略的深刻体认，这种体认充满了对当前国际格局入木三分的认知，对国际关系理论娴熟自如的把握，对美国崛起历史了如指掌的理解。本文重点分析阿特大战略研究中的理论与历史视野。
一、著者及观点概述
罗伯特·J.阿特是美国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赦脱(Christian A.Herter)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学家、国际安全研究专家，也是闻名于国际战略学界的杰出学者。阿特凭借其三种学科交叉的背景，以学术综合的独特优势，写出了《美国大战略》这本大战略著作。
阿特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此踏上了国际关系研究与战略研究的学术道路。他的学术踪影穿梭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布斯代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校之间。目前，他在布兰代斯大学里教授国际关系学，从事国家安全事务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美国大战略》是阿特独立完成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阿特在书中，提出了以下五个主要观点：
(1)目前国际形势的五大特点。阿特认为，目前国际环境有五个突出特点：（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19～20,27,31,36.）第一，当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势均力敌，对美国本土构成压倒性的直接军事威胁。第二，大规模恐怖主义正在兴起，一个跨国宗教恐怖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基地”组织代表了一种新式的恐怖主义，它具有宗教动机，组织上高度集中并富有效率，拥有高尖技术，在使用暴力上不受拘束，蓄意进行报复和惩罚性攻击，招募成员不分国籍，作战范围面向全球。第三，经济开放度与相互依赖出现了新的增长，世界富强的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且将其他国家逐渐而稳步地纳入这个相互依赖区中。第四，民主在民主大国中似乎地位十分稳固，从第一世界扩展到第三世界，民主不仅带来了政治自由，也带来了经济进步。第五，全球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
(2)美国当前有6项重要国家利益。阿特设定了国家利益的三个分析标准，即“利益受到保护有多少收益，利益未受保护有多大的损失；实现这些利益后有什么的后果；运用何种的方式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利益。”（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45.）根据这个标准，阿特给各种重要的国家利益排出了顺序，并对各种利益在九一一事件后面临的威胁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找出运用军事手段实现这些利益的方法。
(3)军事在大战略中占据主要地位。目前对于大战略至少有两种界定。第一种定义认为，大战略应当是超越军事手段的国家综合战略，是高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诸类战略之上的总体长远战略。这是一种对大战略较为宽泛的理解，虽然欧美学者都常有使用，但在东方社会尤为明显，目前中国学者大多采取这种定义方法；（注：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大战略就是‘富国强民’的战略。”见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另一种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大战略观念，认为军事战略之上还有更高级的战略，战争中除军事手段之外还有非军事手段，战略家的视线应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大战略主要是一种战争期间的战略模式。（注：钮先钟：《战略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阿特侧重于后一种定义，只不过他认为大战略不但可以用于战时，也可用于平时。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阿特的大战略概念作为第三种定义方法。他把大战略主要视为运用军事工具实现外交综合目标的战略，简言之就是“外交政策目标加军事战略”。具体地讲，大战略“集中关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军事工具使用方法。大战略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应当怎么样通过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注： 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42）
(4)选择性干预战略是美国现在最好的大战略选择。目前美国战略界经常讨论且有可能实施的大战略模式一般指以下八种：即霸权战略(dominion)、全球集体安全战略(global collective security)、地区集体安全战略(regional collective security)、合作安全战略(cooperative security)、遏制战略(containment)、孤立主义战略(isolationism)、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balancing)，以及选择性干预战略(selective engagement)。霸权战略的目标是统治世界；全球集体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维持世界各地的和平；地区集体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维持某些地区的和平；合作安全战略的目标是通过限制各国的进攻性军事实力而减少战争爆发的频率；遏制战略的目标是对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成包围；孤立主义战略的目标是从多数战争中摆脱出来，并使美国的行动不受约束；离岸平衡战略的目标是确保行动不受约束并打败任何崛起中的大国；选择性干预战略的目标是有选择地履行一些关键性任务。
美国国家利益排序（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46.）
数 美国国家利益排序
1
本土防御生死攸关利益
2
欧亚大陆大国间的稳固和平高度重要利益
3
波斯湾石油通道安全，石油价格合理高度重要利益
4
国际经济开放重要利益
5
巩固与扩展民主，尊重人权重要利益
6
保持没有严重的气候变化 重要利益
在阿特看来，霸权战略为美国的实力所不能及，全球集体安全战略是一种乌托邦。合作安全明显是大国的私有领地，小国无法问津。地区性集体安全战略需要一系列条件，也许只适用于欧洲，甚至在欧洲也未必能够实施。只有遏制战略有望获得成功。但必须在地区层次而不是全球层次上实施，可以将遏制战略纳入更为广泛的战略即选择干预战略之中。（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120.）选择性干预战略设定了一系列在当前时期最有效地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基本目标，将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集中投入到那些对美国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地区，维持了前沿配置的防御部署，并对发动战争的时机规定了一套明智的规则，而且主张美国领导世界，被阿特认为是综合了其他各种大战略优点的战略选择。至于孤立主义战略、离岸平衡战略，虽然从短期看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但从中长期来看，它们会对美国的利益带来更大的风险，特别会使美国在控制核生化武器扩散，防御大规模恐怖攻击，维持欧亚大陆的大国和平与稳定，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促进美国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等方面付出更大的成本。选择性干预战略因而成为最好的大战略模式。（注：Ibid.，pp.172，198～199.）
(5)实施美国大战略的主要措施。阿特认为，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实施，需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式的战略准备。具体地讲，美国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军事准备，从七个方面进行政治准备。从军事上讲，美国必须拥有一支数量大、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技术先进并且诸兵种合成的军事力量；美国要把实施本土防御作为首要任务，防止大规模恐怖袭击，依靠导弹防御对付拥有核洲际弹道导弹的不友好国家；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对由核生化武器武装起来的恐怖主义集团或者那些因谋求这类武器而出名的组织采取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美国应当继续在和平时期保持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存在；需要将强大而多样化的武装力量的15-20%部署在海外。
从政治上讲，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是选择性干预战略的两个最基本的政治要求；另外，美国还必须进一步锁定前苏联不安全的可裂变材料和生化武器，建设性地使用那些在这些领域有一技之长的科学家；进一步保护能源，特别是减轻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继续鼓励欧洲努力打造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并加强其防卫能力尤其是向欧洲外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努力消除国内不平等和国外资本的贪得无厌，防止当前反全球化力量破坏国际经济的开放性；美国不能允许反恐运动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设计出针对关键地区政治不满者的有效政策，削弱有全球影响的恐怖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二、美国大战略的理论图景
阿特的研究方法非常独特，他力图“运用历史、理论以及分析的方法来理解美国大战略的理想形态。”（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1.）。他不但有博富尔的分析力，还有着利德尔—哈特的历史感，亨廷顿的现实意识，（注：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的初版书名就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实质上是一部间接路线战略史，见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亨廷顿明确提出他的文明研究是针对“21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3页。）以及诸多战略学著作中少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之综合运用。囿于篇幅，我们重点阐述阿特的国际关系理论背景以及对于历史方法的重视。
（一）综合的理论背景
阿特有意识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学理论，但这种运用不是像纯粹的理论家那样完全从概念到概念，而是融于对于大战略的分析之中，让人感觉不出来理论的痕迹。
阿特的国际关系理论素养通常是以外交学的背景展现出来的。更准确地讲，阿特是一个外交学家。他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分析与分类，试图超越以往的纯粹现实主义或者纯粹自由主义的模式，而企图达到一种各种外交（或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运用。在本书的第一章列举的六项主要美国国家利益目标（见上表），“不仅涵盖了权力政治的目标，也涵盖了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前三项目标符合古典权力政治思想的旨趣，因为它们涉及安全、安全保障以及国家的基本经济健康。第四项目标体现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目标的某种融合，因为它不仅关涉美国的繁荣，还关涉美国价值观的海外输出。第五项目标是古典自由国际主义目标，因为它涉及美国价值观的海外推进。最后一项目标最难归类。它既可以归于现实主义目标，也可以归于自由主义目标，关键取决于人们对于全球气温变暖引起的气候变化严重程度怎么看。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全球气温变暖似乎最坏也不过是一种不方便而已，远未达到灾难的程度。所有六项目标不管如何分类，都符合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风格与实践。从美国传统看，外交政策总是综合运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路线。”（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8.）阿特的确给我们展现了一种综合理论背景的国家利益分析。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将六大主要国家利益进行了排序研究，分别冠之以生死攸关利益、高度重要利益以及重要利益。
（二）基本的现实主义立场
阿特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基本体现在下面一段精彩的话里：
“世界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因此，军事力量仍然是重要的权力工具。无政府状态的含义就是不存在世界政府。然而，我们不能把无政府状态错误理解为无秩序状态。事实上，国际政治表现出了大量的秩序、规律和合作。不幸的是，国际政治中同样大量存在着强权、不确定性和流血冲突。任何政治都是强权高压与合法统治的统一体。国内政治中，社会对规则的认同度高，政府治理的效率与合法性强，强权高压的程度就会低。国际政治中，没有政府治理，合法性资源稀缺，强权高压的程度就会高。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与政府状态下的政治有着天壤之别。国际政治中，国家要自我保护，因为没有国家会保护它。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军事力量均有助于国家的自我保护，它不仅可以为国家提供有形的防御，而且它的部署也会产生政治效果。”（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4.）
这里，阿特首先承认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强调自助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并合乎逻辑地认为，因为自助，国家才需要强调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这实际上就基本上站在了现实主义阵营里。这一点比较符合米尔斯海默关于现实主义假定的规定，他认为，重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阿特用较大笔墨强调国防与军事的力量，他不但重申亚当·斯密“国防比财富更重要”的那句名言，而且阐述出一种独特的政治军事学思想。他是注重历史事实说话的学者，在导论里铺陈军事力量的效用并非多余，而是表明自己的现实主义背景，并为其以军事战略定义大战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阿特的现实主义立场，还体现在他坚持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国，而不是那些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非政府组织。虽然大国可能建立或操纵国际组织，保护它们的利益，但是这些组织更多地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大国行动的障碍。”（注：Ibid.，p.158.）因此，阿特对于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能否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集体安全作用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一点，阿特又有一点像摩根索。（注：摩根索专门用一章论述了联合国，在该章尾部得出结论：“防止美苏间的战争，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在别处，不要指望联合国。”见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他在反驳全球集体安全战略模式时，先是引用了摩根索那句有名的话，“作为一种理想，集体安全是无懈可击的，”“它的确给出了主权国家共同体中法律执行问题的理想答案。”接着，阿特借题发挥地断言，“摩根索很清楚，全球集体安全战略的惟一问题是，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看，它无法实施。”集体安全战略必须经受上述高难度的检验，它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在阿特的眼里，国际组织即使大量存在，也不是实质性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对象。
（三）审慎的自由主义者
阿特的自由主义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赞同“民主和平论”，另一方面对于经济相互依赖对于国际合作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首先，“更民主的世界会更安全些”，民主政体及其理念能够带来或者促进和平，是自康德至威尔逊至多伊奇几代自由主义者的重要观点。（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阿特虽然是现实主义者，但他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关于“民主和平论”的大讨论中站到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他在《美国大战略》中指出，“有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民主巩固了和平，另一派观点认为民主与和平没有关系。我属于第一派观点。”阿特认为，民主政府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比起非民主政府在处理与民主政府或者非民主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更加具有协调性与和平性。非民主国家彼此之间或者与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诉诸大炮，而不是为黄油争吵；而民主国家彼此更容易为黄油争吵而不是诉诸于大炮。民主国家通过竞选和批评性的自由言论，能够比其他政治形式更多地关注人民的呼声，并由此限制了精英任意发动战争的能力。民主国家还对其他民主国家表现出一种“自由民主共鸣”，也就是说，它们在处理彼此间关系时将内部的协调与妥协的规范外部化。由于这种结构和对自由的同情规范，民主的扩展将增强全球和平的前景，而这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注：Robert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71.）阿特承认“民主和平论”有许多理论上的漏洞以及实证上的反证，它所受到的批评几乎都具有合理性，因而承认这种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还是指出该“理论的最强有力支持不是来自关于民主与战争的证据，而是来自民主与军事化争端的证据”。（注：Ibid.，p.73.）
其次，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特别是以基欧汉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与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国家关注相对获益还是绝对获益？（注：David 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新现实主义强调一国强于另一国的优势或者相对力量，相对力量越大，本国人越安全；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的发展，能够使各国享受一种绝对获益。阿特虽然不反对第一种逻辑，但也部分地接受了第二种逻辑。他在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特点时指出，“一国与他国经济互动越是深入，认识到的本国对他国相互依赖越大，这个国家就会越认为他国经济发展对本国利益攸关。在高度相互依赖的水平下，如果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话，一国倾向于希望他国繁荣发展，因为该国相信他国的繁荣会增强本国的繁荣。高度相互依赖由于能够导致一国相信能够从他国的繁荣中受益，因此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当然，阿特对相互依赖可以导致合作与和平的自由主义观点的认同是有保留的，“如果控制得好的话，这种‘市场进军’可以成为和平的强大动力。因为经济相互依赖可以产生出有益的政治效果。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话，相互依赖也可能引发国家间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冲突。”（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20.）因此，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审慎的自由主义者。
（四）最低限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
所谓“最低限度”是指，在阿特的理念里，合法性、认同与社会建构性有了一定的空间。阿特认为自己既是现实主义，也是理性主义者，甚至认为各种学派的分类都是相对的。阿特立志提出一种正确的美国大战略，不可能执极端或者片面之见，故不可避免地要体现着多元维度的国际政治与国家利益分析。总的看来，阿特“不自觉”的社会建构主义理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认定共有观念是共同体形成的前提。这显然是建构主义的基本内容。（注：Emanuel Alder and Michael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阿特在批评全球集体安全无法实施的现实条件时，第一点就讲到了共识问题。他说，“普遍的集体安全要求各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观念与共识，但在历史上没有实现。各国被要求以非常一致的方式，估计每一次以及所有危机形势的风险、成本和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集体安全的前提就是各国拥有全球共同体意识。这里遇到的障碍，与摩根索指出的阻碍世界国家形成的障碍如出一辙：‘世界共同体必须先于世界国家。’难就难在，各国观念上的差异以及各自对国家优势的追求，不利于培育一种共同的全球共同体意识。独立国家的体系的运作，是为了使独立国家的体系永久存在下去。”（注：Robert J.Art,A Grand S trate gy for America，p.92.）由于全球共识这一基础性的现实条件不存在，因此全球性集体安全战略无从实施，这正是说明了，培养全球共识是未来建设世界共同体的根本任务，它并没有排除全球共同体的前景。因此，阿特虽然得出了现实主义的悲观结论，但却承认了社会建构主义的逻辑。
其次，强调国家利益、国家行动与军事力量的国际认同。阿特坚持现实主义的路线，但不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他像华尔兹那样重视国际结构与权力政治的主要作用，但又不是唯结构主义者，也不是权力至上主义者。相反，他还提醒决策者们注意制订外交政策者的国际认同影响，要求在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时，适当考虑国际利益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只有这样美国的国际地位才能得到其他国家包括盟国的支持与认可，才能更好地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他承认文化与认同的冲突是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阿特与亨廷顿是“和而不同”的学术同仁，尽管两者在国防建设、政治发展以及外交研究上有着一些共同观念，但在国际政治冲突分析上存在基本的歧见，总体上阿特认识到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化与文明冲突才是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无视文化冲突的存在，相反，他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权力、军事、利益并不能解释冲突的一切原因。他认识到国际身份差异与文化冲突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他的立场与温特是多么的相近！
三、《美国大战略》中的历史逻辑
《美国大战略》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重视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演变
战略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历史方法，从政治谋略家俾斯麦、到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再到外交战略家基辛格，莫不如此。
以遏制战略为例。阿特首先将遏制战略定义为“目标是防止侵略国家的领土征服。与集体安全战略不同之处是，集体安全针对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遏制战略针对特定的潜在侵略者。”接着，将遏制区分为全球性遏制与地区性遏制，简单遏制与复合遏制，而在复合遏制的门类中，阿特强调了经济封锁特别是战略禁运的概念。然后，阿特重点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经济封锁与战略禁运的合理性。他从19世纪初拿破仑为了打击英国经济而建立“大陆封锁体系”(continental system)讲起，涉及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对德国的经济封锁和德国的对英国的潜艇战，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对日本的封锁对于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意义，并简单追述了1945年以来美国很长时期内对苏联、中国、朝鲜、越南、伊朗、伊拉克、古巴、尼加拉瓜和利比亚等9个国家实施的复合遏制战略情况，后又针对苏联和伊拉克两个典型个案，以“采取经济战与战略禁运方式的遏制的历史”为题，用4页的篇幅回顾了当时美国实施遏制战略时的方式、绩效以及历史教训，认为“不管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现代大国在寻求遏制敌人的扩张时，总是综合使用经济封锁与军事措施。美国在未来采取的任何遏制行动，最有可能是复合遏制。”（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p.114.）
又比如孤立主义战略。阿特把孤立主义战略视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执行时间最长的大战略，除了几次短暂的例外，孤立主义战略从1789年到1947年一直垄断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了证明这种大战略模式的缺失，阿特重叙了其历史演变，从《告别演说》到《门罗宣言》，从威尔逊的国联失败再到罗斯福的《中立法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信奉地缘政治的时期大致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789到1815年，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的中立政策立场，努力摆脱欧洲的权力争斗，但这种尝试失败了。从1815到1890年，孤立主义战略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得以繁荣，领土得以扩张。从1890到1945年，孤立主义战略在保护美国利益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注：Ibid.，p.192.）美国必须重视150年间孤立主义战略与离岸平衡战略之间带来的经验与教训，三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欧亚大陆的每一场战争美国不可能置身其外，无论何种情况美国都是欧亚大陆事务的平衡者，美国在海外的安全与繁荣都有赖于美国的力量投送。换言之，美国的地位、实力与利益本质上国际性的，国际环境与国际秩序与美国息息相关，美国不能采取消极而应采取积极的做法去预防大国间战争，去平衡各种力量。这正是选择性干预战略的主旨。
（二）注重战略研究中的历史实证分析
阿特在《美国大战略》书中对于历史资料分析研究的借重。书中，数字与图表比比皆是，几乎每一个大的论点都有相应的历史陈述。阿特在本书中在历史资料分析运用方面有三个部分，最大的一块是拟制了24个图表，其中有20个图表是量化分析与数据比较，平均第一章有3个。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是历史数据的分析，涉及“1830年至1913年与1950年至2000年的世界出口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份额”、“1945年至2000年的战争爆发频数”、“1960年至1994年存款银行中的外国资产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等等。此外，大量的注释是本书的又一特点。《美国大战略》的注释非常多，注释的说明性文字与数据冗长繁琐，有中国考据学之风格，有的注释占去了一项的篇幅，这些注释大多是一些历史数据的分析比较。第三块是正文中除图表以外的其他历史数据研究，这一部分数量也很大。阿特在论证全球集体安全战略模式的缺陷时，运用了许多历史数据分析。他对国联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记录进行了统计，并得出结论，“在过去75年国际战争8%的情况下，国联与联合国尝试实施了集体行动(75次中有3次），成功率仅有2.7%(37场战争中成功了1场）。（37场战争中，有8场发生在国联存在期间〔1920～1946年〕，29场发生在联合国时期〔1948～2000年〕。）这很难说是对全球集体安全的一个有力支持。”（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Comrnll University Press，2002.p.97.）这种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方法，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时比理论更有说服力。
（三）钟爱并娴熟运用历史比较方法
历史比较是历史方法的宠儿，对于笃信国际政治现实不过是历史某一种形式再现的学者来说，离开了历史比较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近代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只有英国堪与之比肩，因此，英美国际地位的比较成为《美国大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在谈到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时，阿特拿英国19世纪的势力与美国现在的情况进行了很有意思的对比。“英国曾经千方百计地为其海军维持了一种‘双强’标准：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等同于并最好超过第二大海军和第三大海军的力量总和。我们同样可以这么说，美国今天似乎有意无意地奉行了一种‘六强标准’或‘九强标准’。1996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为2660亿美元，几乎分文不差地等同于居后的俄中日法英德这六大国的国防预算总和。到1999年，美国国防预算为2830亿美元，超过了居后的七大国的国防预算总和（上述六国加上意大利）。到2000年，美国国防预算为2950亿美元，超过了居后的九大国的国防预算总和。”（注：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15.）由此，阿特认为，美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就传统的标准而言是历史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从传统的权力对比角度讲处于最安全的历史时期。当然，从非传统的角度讲，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这种比较，令人感觉阿特的战略分析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四）推崇甚至服从历史的逻辑
阿特不时地从历史中收集论证，通过历史比较来研究历史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对此，阿特甚至有一种历史逻辑的崇拜，即任何行为如果不尊重历史教训，都逃脱不出历史经验的制约。这种崇拜意识，在他论证欧亚大陆和平作为美国高度重要利益的合理性时体现得非常充分。他先是总结了历史规律，“任何一场大规模（以及若干小规模）的欧亚大国间战争都把美国卷了进去，虽然美国非常希望也竭力争取做一个置身其外的国家。1812年的情况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是如此。每逢欧亚大陆饱受大战之苦时，美国总是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卷入其中，不是为了保护贸易，就是为了维护公海自由，或者支持与其有着强大文化与历史纽带的国家，或是为了反对侵略，反抗邪恶政府体制压迫美国认同的民族，以及防止大国操纵欧亚大陆的经济与军事权力。”然后，他强调了历史逻辑对国家行为的深刻影响，“从历史上看，大国要想置身于这些大灾难之外是不容易的。人们难以预测美国会不会避免卷入未来此类战争，也难以预测美国究竟以何种具体的方式被拖入战争泥潭。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能指望美国有能力避免卷入战争，也不能仅仅争辩几句美国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有关经验就匆匆了事。大国之间的大战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力场，这会吸引着各国卷入其中而不管这些国家是否愿意。”阿特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根本在于设计出一种正确的大战略，“最好是首先预防这场战争的爆发，而不要等到战争不可避免时不得已而参战。”（注：Ibid.，p.56.）换言之，美国大战略的要义在于预防这么一种欧亚大陆的大国间战争的爆发。
标签：国际政治论文; 孤立主义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大战略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